20180729-安徒行傳：誠實的抵抗：短評《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
安徒行傳：誠實的抵抗：短評《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
2018年7月29日
圖3之1 - （資料圖片）
【明報專訊】程翔的新書《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面世只有十日，已經宣布再版，足見「六七暴動」的議題仍然受到廣泛關注。坊間雖然已經有張家偉、余汝信、金堯如、李後、周奕及葉健民等著作可供引介及研究之用，不過程翔今次親自仔細解讀吳荻舟的筆記，並且以「綜論」的形式提出多項作者本人對「六七暴動」研究的心得，內容非常豐富。這本書的出版，標誌着「六七暴動」研究的一個新里程。
「六七暴動」的議題受到關注，固然是因為近年出現了一種聲音，要求中共對「六七暴動」重新定性。這種聲音也不單是一種意見，而是化成一種慢慢地匍匐進行的宣傳行動和文化操作，令人不無憂慮，戰後香港人最重要的歷史經驗，是否悄然地被「修正」或者「改寫」。這種擔憂之所以出現，正好因為香港從來都不是一個正視「歷史」的社會，我們的生活處於一種「讓歷史消失的文化」——也就是說，在我們中間，一直以來都默默接受「歷史」只是一種可以供操弄、偽作的「故事」，甚至以輕忽的態度去質疑歷史究竟有沒有真相。更甚的是，我們身邊總有巨大的誘因，讓「遺忘」或者「淡化」成為我們「靈活轉身」、重塑「身分」的巧妙工具。
「六七暴動」真相謎團待解
當然，無論是什麼篡改歷史的企圖，都要面對歷史真實記錄的挑戰。沒有人重視歷史真相的研究，讓歷史回憶變成只是人言人殊的「觀點與角度」問題，正是「讓歷史消失的文化」大行其道的原因。關於「六七暴動」的記憶之所以成為社會焦慮的焦點，正因為我們對「六七暴動」的真相，還是有甚多未解的謎團，就算是已有的基礎認識，也未有廣泛普及，以為過去了的，我們就只能無奈地讓它過去。
在既有的六七暴動言說當中，論者都會討論什麼是導致「六七暴動」出現的成因。「戰後初期社會經濟矛盾」、「本地左派領導方式」，以及「中國文革因素」都被提及，只是不同的人對於三大因素各自應佔多大的比例，存在着不少爭論。
程翔在新書中，既按吳荻舟的筆記，也按自己對各方文獻材料的評比，對「六七暴動」有相當清晰的分析和論斷。作者本人在討論會上，特別突出書中資料可以佐證五大新發現，其中，中共和英國早在1945年已有密約，決定香港在戰後維持作為英國殖民地，以及中共在香港原來存在兩個地下黨系統兩點，尤其令人矚目。
不過以我看來，吳荻舟的筆記和遺文最值得留意的地方，是具體地把當年文革中某些「極左派」的人物指認出來，甚至提及他們曾經在哪些事情上影響過當年由周恩來主理的對港決策。這將有助後來的研究者，更清晰地去了解究竟「六七暴動」中的「文革因素」究竟是什麼。
事實上，早在七十年代末期隨文革之結束，中共已經對「六七暴動」達成（大體上是）「否定」的結論，可是對於所謂在「極左思潮」下誰究竟犯了什麼「錯誤」，卻一直未有清晰的交代，於是留下不少歷史認識上之空白，難以嚴肅地追究責任，好像把一切問題推到「四人幫」身上便了事。今天吹出的「重新評價六七暴動」之風，也是習近平重新肯定「毛時代」事物這股風氣下的產物，當年留下的含糊歷史，便成為一個缺口。
翻案須先釐清文革因素
「六七暴動」之所以隱隱然出現「翻案風」，與「文革」真相沒有被全面公開，是事情的一體兩面。很多與文革相關的重要歷史文件沒有解封，歷史認識的黑洞處處，大量香港「六七暴動」的相關檔案也神秘消失，使得真正公允評估「六七暴動」中的「文革因素」非常困難。「文革因素」有時是指一般的左派思想，激進主義態度，有時是指大陸高層所發生的變化和混亂，放在香港六七暴動的語境，就變成定義含糊的所謂「外因」。
不幸的是，「文革因素」的語義愈混沌，暴動的歷史當事人就愈容易找到推御責任的藉口——因為，如果「文革」只是一種思潮，好像是一種傳染病，文革當中的「加害人」也可以自稱是「受害者」。又如果「文革」只是「外因」，誤以為香港的「左派」只是回應本地狀况的「自治」組織、「工運」團體，也會在有意與無意之間模糊了焦點，為文革改頭換面的悄悄「回潮」預備了條件。
程翔花了這麼大的氣力去註釋吳荻舟，正好補白了關於六七暴動中「文革因素」的泛泛之論。當年吳荻舟身為香港左派系統的領導，位居北京權力中心與香港的左派組織之間，具有無可比擬的權威性去說明他如何理解和實踐中共中央對港政策。他也佔有不可替代的位置，見證在文化大革命急風暴雨當中，是誰在領導和指揮着香港這場暴動。他的遺文更通過當時和事後的檢討與反思，折射出他周遭環境出現了什麼反覆和變化。當中涉及的不單是「路線」和「理念」，更是有名有字的人物，而非抽象的所謂「極左思潮」。
一分材料說一分話
筆者在閱讀程翔這本書的時候，除了敬佩作者駕馭大量資料、爬梳細節、鋪陳以及對比各種不同詮釋的那份史家功力之餘，也特別留意到程翔對於資料限制的高度意覺。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是史家忠於歷史事實所必需要的嚴謹態度。程翔作為資深新聞記者的歷練與嚴格求真的態度，充盈於500多頁的書稿，令人信服。
其實《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一書並不易讀，因為它的編排並非按照編年史的體裁，而是大量橫跨時間與地點的註解和闡釋。而為了區分清楚「程翔的見解」和「吳荻舟筆記」的註釋，本書又分成甲、乙兩部，最後的丙部則是吳荻舟遺文的選輯。因為材料和論說需要互相徵引，所以不少地方出現重複的文字和段落，考驗讀者的耐心。這本書雖然對習慣於暢順地閱讀一個完整敘事的讀者帶來挑戰，但正好是這種有着福柯（Foucault）味道的檔案考古研究，要求讀者反覆遲疑，卻正好讓人可以斟酌文本中間的非連貫性，意覺「六七暴動」的故事還未完整，有待更多真相呈現。
當然，本書的重點是註釋吳荻舟，局限在於吳的《筆記》記錄的時間未能涵蓋整個六七暴動的前後，也未能觸及大量的其他具體細節，這可要留待其他的最新研究來補足。不過，有一處可以商榷的是在254-256頁之間關於詮釋學討論，作者認為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和狄爾泰（Dilthey）持的是「客觀論」，而伽達默爾（Gadamer）持的是「主觀論」，作者認為「主觀論」較為可取，因為「主觀論」不會全然否定在詮釋工作上的「主觀」和「成見」。歷史不是純然客觀，成見反是歷史理解的基本「視域」。作者接着認為，正是因為他和吳荻舟對六七暴動都持負面的態度（「成見」），所以可以「貼切地表達原著所要表達的立場」。
開啟對話可能 反抗操弄歷史
不過筆者認為，詮釋者的「成見」與被詮釋者的「成見」是否相同和靠近，並非好的詮釋的充足條件，也非必要條件。這也不是伽達默爾的「視野融合」論的要旨。相反地，伽達默爾提出「視野融合」論，要說的是雖然不同人因為受制於各自不同的歷史視野，所以一定具有不同的「成見」，但透過「對話」的互相理解仍是可能的，猶如不同視野也可以慢慢互相融合。
事實上，程翔為吳荻舟《筆記》作詮釋，貢獻不在於他寫下了無瑕的版本，而是在於他打開了對話和爭辯的可能，邀請甚至是不同意見的研究者，在以史學探究為本的基礎上，開展辯論和對話。我以為，這是一種守護歷史真相，扺禦「工具性」地操弄歷史記憶的一種誠實的抵抗。
文//安徒
編輯// 王翠麗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8年7月29日
圖3之1 - （資料圖片）
【明報專訊】程翔的新書《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面世只有十日，已經宣布再版，足見「六七暴動」的議題仍然受到廣泛關注。坊間雖然已經有張家偉、余汝信、金堯如、李後、周奕及葉健民等著作可供引介及研究之用，不過程翔今次親自仔細解讀吳荻舟的筆記，並且以「綜論」的形式提出多項作者本人對「六七暴動」研究的心得，內容非常豐富。這本書的出版，標誌着「六七暴動」研究的一個新里程。
「六七暴動」的議題受到關注，固然是因為近年出現了一種聲音，要求中共對「六七暴動」重新定性。這種聲音也不單是一種意見，而是化成一種慢慢地匍匐進行的宣傳行動和文化操作，令人不無憂慮，戰後香港人最重要的歷史經驗，是否悄然地被「修正」或者「改寫」。這種擔憂之所以出現，正好因為香港從來都不是一個正視「歷史」的社會，我們的生活處於一種「讓歷史消失的文化」——也就是說，在我們中間，一直以來都默默接受「歷史」只是一種可以供操弄、偽作的「故事」，甚至以輕忽的態度去質疑歷史究竟有沒有真相。更甚的是，我們身邊總有巨大的誘因，讓「遺忘」或者「淡化」成為我們「靈活轉身」、重塑「身分」的巧妙工具。
「六七暴動」真相謎團待解
當然，無論是什麼篡改歷史的企圖，都要面對歷史真實記錄的挑戰。沒有人重視歷史真相的研究，讓歷史回憶變成只是人言人殊的「觀點與角度」問題，正是「讓歷史消失的文化」大行其道的原因。關於「六七暴動」的記憶之所以成為社會焦慮的焦點，正因為我們對「六七暴動」的真相，還是有甚多未解的謎團，就算是已有的基礎認識，也未有廣泛普及，以為過去了的，我們就只能無奈地讓它過去。
在既有的六七暴動言說當中，論者都會討論什麼是導致「六七暴動」出現的成因。「戰後初期社會經濟矛盾」、「本地左派領導方式」，以及「中國文革因素」都被提及，只是不同的人對於三大因素各自應佔多大的比例，存在着不少爭論。
程翔在新書中，既按吳荻舟的筆記，也按自己對各方文獻材料的評比，對「六七暴動」有相當清晰的分析和論斷。作者本人在討論會上，特別突出書中資料可以佐證五大新發現，其中，中共和英國早在1945年已有密約，決定香港在戰後維持作為英國殖民地，以及中共在香港原來存在兩個地下黨系統兩點，尤其令人矚目。
不過以我看來，吳荻舟的筆記和遺文最值得留意的地方，是具體地把當年文革中某些「極左派」的人物指認出來，甚至提及他們曾經在哪些事情上影響過當年由周恩來主理的對港決策。這將有助後來的研究者，更清晰地去了解究竟「六七暴動」中的「文革因素」究竟是什麼。
事實上，早在七十年代末期隨文革之結束，中共已經對「六七暴動」達成（大體上是）「否定」的結論，可是對於所謂在「極左思潮」下誰究竟犯了什麼「錯誤」，卻一直未有清晰的交代，於是留下不少歷史認識上之空白，難以嚴肅地追究責任，好像把一切問題推到「四人幫」身上便了事。今天吹出的「重新評價六七暴動」之風，也是習近平重新肯定「毛時代」事物這股風氣下的產物，當年留下的含糊歷史，便成為一個缺口。
翻案須先釐清文革因素
「六七暴動」之所以隱隱然出現「翻案風」，與「文革」真相沒有被全面公開，是事情的一體兩面。很多與文革相關的重要歷史文件沒有解封，歷史認識的黑洞處處，大量香港「六七暴動」的相關檔案也神秘消失，使得真正公允評估「六七暴動」中的「文革因素」非常困難。「文革因素」有時是指一般的左派思想，激進主義態度，有時是指大陸高層所發生的變化和混亂，放在香港六七暴動的語境，就變成定義含糊的所謂「外因」。
不幸的是，「文革因素」的語義愈混沌，暴動的歷史當事人就愈容易找到推御責任的藉口——因為，如果「文革」只是一種思潮，好像是一種傳染病，文革當中的「加害人」也可以自稱是「受害者」。又如果「文革」只是「外因」，誤以為香港的「左派」只是回應本地狀况的「自治」組織、「工運」團體，也會在有意與無意之間模糊了焦點，為文革改頭換面的悄悄「回潮」預備了條件。
程翔花了這麼大的氣力去註釋吳荻舟，正好補白了關於六七暴動中「文革因素」的泛泛之論。當年吳荻舟身為香港左派系統的領導，位居北京權力中心與香港的左派組織之間，具有無可比擬的權威性去說明他如何理解和實踐中共中央對港政策。他也佔有不可替代的位置，見證在文化大革命急風暴雨當中，是誰在領導和指揮着香港這場暴動。他的遺文更通過當時和事後的檢討與反思，折射出他周遭環境出現了什麼反覆和變化。當中涉及的不單是「路線」和「理念」，更是有名有字的人物，而非抽象的所謂「極左思潮」。
一分材料說一分話
筆者在閱讀程翔這本書的時候，除了敬佩作者駕馭大量資料、爬梳細節、鋪陳以及對比各種不同詮釋的那份史家功力之餘，也特別留意到程翔對於資料限制的高度意覺。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是史家忠於歷史事實所必需要的嚴謹態度。程翔作為資深新聞記者的歷練與嚴格求真的態度，充盈於500多頁的書稿，令人信服。
其實《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一書並不易讀，因為它的編排並非按照編年史的體裁，而是大量橫跨時間與地點的註解和闡釋。而為了區分清楚「程翔的見解」和「吳荻舟筆記」的註釋，本書又分成甲、乙兩部，最後的丙部則是吳荻舟遺文的選輯。因為材料和論說需要互相徵引，所以不少地方出現重複的文字和段落，考驗讀者的耐心。這本書雖然對習慣於暢順地閱讀一個完整敘事的讀者帶來挑戰，但正好是這種有着福柯（Foucault）味道的檔案考古研究，要求讀者反覆遲疑，卻正好讓人可以斟酌文本中間的非連貫性，意覺「六七暴動」的故事還未完整，有待更多真相呈現。
當然，本書的重點是註釋吳荻舟，局限在於吳的《筆記》記錄的時間未能涵蓋整個六七暴動的前後，也未能觸及大量的其他具體細節，這可要留待其他的最新研究來補足。不過，有一處可以商榷的是在254-256頁之間關於詮釋學討論，作者認為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和狄爾泰（Dilthey）持的是「客觀論」，而伽達默爾（Gadamer）持的是「主觀論」，作者認為「主觀論」較為可取，因為「主觀論」不會全然否定在詮釋工作上的「主觀」和「成見」。歷史不是純然客觀，成見反是歷史理解的基本「視域」。作者接着認為，正是因為他和吳荻舟對六七暴動都持負面的態度（「成見」），所以可以「貼切地表達原著所要表達的立場」。
開啟對話可能 反抗操弄歷史
不過筆者認為，詮釋者的「成見」與被詮釋者的「成見」是否相同和靠近，並非好的詮釋的充足條件，也非必要條件。這也不是伽達默爾的「視野融合」論的要旨。相反地，伽達默爾提出「視野融合」論，要說的是雖然不同人因為受制於各自不同的歷史視野，所以一定具有不同的「成見」，但透過「對話」的互相理解仍是可能的，猶如不同視野也可以慢慢互相融合。
事實上，程翔為吳荻舟《筆記》作詮釋，貢獻不在於他寫下了無瑕的版本，而是在於他打開了對話和爭辯的可能，邀請甚至是不同意見的研究者，在以史學探究為本的基礎上，開展辯論和對話。我以為，這是一種守護歷史真相，扺禦「工具性」地操弄歷史記憶的一種誠實的抵抗。
文//安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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