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09-星期日文學‧回歸之後：香港不能重來，文學可以重讀
星期日文學‧回歸之後：香港不能重來，文學可以重讀
2020年2月9日
【明報專訊】遙望九七，回歸至今已有二十三年，儘管港人經歷過無數次的天災人禍金融風暴，惟對於香港歷史、文化和社會生態的改變，都可能不及過去一年來得激烈。從反修例浪潮引發的兩百萬人黑衣遊行，到催淚煙火遍地開花，警民衝突成為每日頭條，民怨尚未平息，轉眼間新的一年卻又不幸遇上致命肺炎肆虐，說是一波三折也不為過。死亡陰霾下，雷厲風行的《禁蒙面法》和所謂「暴徒論」已被遺忘，變為全城爭相搶購口罩，人人自危。置身危城年代，政局動盪、民心失落的風口浪尖，回望猶似「大後方」的香港文學，既無法抵擋子彈，亦難以充當抗體，還能扮演怎樣的角色？這二十三年間，不同世代的香港作家相互書寫我城，然而，當文字作為歷史的觀照，或自由意志的延伸註腳，而現實世界的一切沉降得那麼快、那麼壞，昔日難免已然遠去，蓋不可追，留下來的文學作品，該如何重讀？
若以一九九七年為出版界線，此後的文學創作約略可分幾個主題，有後殖民的思潮，有庶民基層生活的描畫，亦有城市異化或倫理情感的冷漠，有科幻、紀實，政治當然亦從不缺席。總有些文學作品值得當下再讀，問過幾位文壇前輩與好友，讓他們各自選書，而有趣的是，選書固然不同，選之重讀的原因亦有不同的出發點。
《盧麒之死》：香港社運的躁動與奮進
寫文化評論，亦寫小說和經營文學出版的譚以諾認為，自九十年代至今一直書寫香港的黃碧雲，不但於香港文學佔重要一席，其作品本身就是回歸後文學創作如何對照社會流變的重要參考。「黃碧雲向來以其暴烈與溫柔，呼應歷史的麻木與不仁。如在《失城》寫香港人面對九七主權移交的精神錯亂；在《烈女圖》中以三代本土女性書寫女性在大歷史中面對殘酷；在《後殖民誌》和《血卡門》中離開香港，游走世界，想像小人物如何以肉身在國族和性別的夾縫中生存；在《沉默．暗啞．微小》則窺探香港勞動階層之於資本主義社會如何變成微塵。」不過，最令譚以諾念念不忘的是其近作，於二○一八年出版並以香港社運為題的《盧麒之死》。「此書之中，黃碧雲透過歷史的碎片觀看社會運動中的躁動與奮進，並關注了壓迫者輾壓下沒有可疑的死亡。」《盧麒之死》本是回溯半世紀前的香港歷史，暗喻兩年前政局始見動盪不安的香港，如譚以諾所言：「透過盧麒這個被吊死卻『沒有可疑』的工人，黃碧雲以此追溯六六暴動的歷史。她運用不同報章的片段，配以敘事者不斷自我質疑的聲音，寫出一個純真地參與社會運動的青年。盧麒並不精英，名氣不及蘇守忠，卻更像是各種社會運動中無名無姓的熱血青年。」
「當時黃碧雲在這本小說中，就將盧麒這個人物聯繫到當代社運的梁天琦身上。」然而，時隔兩年，香港變天，《盧麒之死》的文本意義已然不一樣。梁天琦已然入獄，但曾被視為過度激進的「時代革命」吶喊口號，過去半年已成社會主流聲音，彷彿人人都是下一個梁天琦。「在二○二○年的今天，此書又不無諷刺地呼應了某些疑似『被自殺』的社運青年，使這小說穿越其出版時空，呼應着當下的社會情勢。」
《短衣夜行紀》：璀璨香港下的暗影
同為八十後文化評論者的查映嵐，則提到黃碧雲以外，還有更積極關注香港社運的作家李維怡。「李維怡在香港作家之中是特異的存在，既持續以左翼視角進行『文字耕作』，發表及結集出版小說、散文和詩，同時一直通過集體創作的紀錄片介入市民運動。」而事實上，過去一直投身基層平權及社運工作的李維怡筆耕多年，已出版的著作不多，查映嵐所選之書，正是李維怡繼《行路難》和《沉香》之後，於二○一三年出版的第三部作品《短衣夜行紀》。
「《短衣夜行紀》聚焦於香港的新移民、底層勞工、單親劏房戶、工殤的巴籍少女、舊區被逼遷戶——那些社會不被看見的部分、無法向資本與官僚『證明自己存在』的都市殘渣。」如查映嵐所形容，李維怡之於香港文學，有着其獨特而紀實、貼地的筆觸。「在此書之中，她就以寫實手法書寫他們的生命故事，並記錄了二○一○年前後璀璨香港底下的暗影。」
《山上來的人》：勾勒混雜的社會輪廓
作為香港文壇年輕一代的詩人和小說家，梁莉姿的選書亦相當有趣，意外是伍淑賢的《山上來的人》，亦即上一輩香港作家筆下描寫的那個她從未在現實中見過的舊香港。某程度上亦可能意味着兩輩文學創作者的世代觀承接。《山上來的人》一書是伍淑賢的首本小說集，收錄作者自七十年代末至二○一○年代所發表的作品，創作年期橫跨半個世紀。梁莉姿解釋：「我是在二○一五年，即小說集出版的一年後讀到作品的。其時作品剛獲得首屆『香港文學季』推薦獎，評審們的評語是『輕描數句、很少的文字，寫出這麼雋永的味道，意義深遠，很睿智』、『絕對是寫本土題材，絕對邊緣』，讓我對此書很有興趣。」亦因此而認識了伍淑賢。
「《山上來的人》各個短篇之間雖無關連，卻交織出香港自殖民時期走向回歸，港人的生活狀况。每個人都可能是：六七十年代的寮屋區出生的孩童，被修女帶到教會學校接受教育；或是八十年代乘着夜行電車回家，於城市血管間穿梭，滿懷心事的上班族女子；也可能是帶着女兒逛工展會的病弱父親、負責監視工人俱樂部卻又權當優差的『間諜』；千禧年代，回首已白頭的中產已婚父親，卻在麵店意外碰上昔日有所牽纏的女子……」梁莉姿形容，伍淑賢以其細緻及輕盈的筆觸，淡淡幾筆已勾勒了複雜、混雜的香港社會輪廓。「整部書就像一幅擁簇街頭裏的尋常眾生相，卻以小人物角度，側面記錄了許多與香港相關歷史事件，如『金禧事件』、『六四』等。書中普遍作品多為數千字篇幅，就已點出六七十年代到近年的城市人情物態。作為成長於後殖民時期的青年，在閱讀過程中，亦不由得思考香港歷史脈絡，與自身之身分認同關係。」
而事實上，伍淑賢與梁莉姿亦確實有着真正的傳承關係，兩人不但都在大學時期出道寫作，甚至相隔多年，都先後擔任過青年文學獎主席。梁莉姿又說：「但伍淑賢與香港文學的關係卻『若即若離』，她七十年代就在香港文學雜誌發表作品，但畢業後未有投身文學事業，而是從事公關及傳訊工作。但商界與文藝創作間的轉換，反留給她『轉身』空間。她在專訪中說過：『其實我覺得工作和寫作相輔相成，因為有不同的世界出入，時間當然少了，但好處是可以轉台，有不同刺激。』」
《生長的房子》：城市衰敗推進生活思考
至於相識多年的香港詩人周漢輝，則推薦另一詩人鍾國強的作品《生長的房子》。「詩人鍾國強在私密緬懷之中，也道出城市共感，以詩橫探時代的內裏，同時縱挖兒時的鄉野回憶，《生長的房子》可說是香港新詩史踏入後回歸階段的重要詩集。」周漢輝形容，《生長的房子》揭示了一種寫作的嘗試，扣連到社會變遷與詩人生活的緊密關係：「此詩集書寫回歸後香港被多重的天災人禍籠罩，將七一遊行、SARS時期等社會大事，直接化入詩中成為意象，或成為日常的氛圍，與個人生命時而糾結、時而並行，香港的衰敗反過來推進詩人對生活的思考。」
「由鍾國強的首本詩集《圈定》，到獲得香港文學雙年獎的《門窗風雨》《城市浮游》，以至《生長的房子》後的《開在馬路上的雨傘》及最新詩集《雨餘中一座明亮的房子》，都有拜讀，從中可見他承接梁秉鈞、西西等前人的香港本土詩的明朗風格，也不抗拒自我突破的實驗嘗試，諸如散文詩的創作，從而形塑出一代人中幾近最沉實的詩風，影響了不少後來者。」當然，周漢輝自言也是其中之一。且說《生長的房子》出版於二○○四年，周漢輝其實是在十年前才讀到這本詩集。「當時是抱着作為寫詩的人，觀摩前輩詩人的學習心態。」那年剛開始寫詩的周漢輝，熱中投稿本地詩刊《秋螢》，鍾國強亦不時於該詩刊發表作品，如他所說：「他對我來說，是詩藝的示範。」
《13．67》：對香港政治的精神分析
純文學以外的選擇，作家鄧正健提到香港推理小說家陳浩基筆下一再重版，並已賣出多國版權的《13．67》。《13．67》的成功，不僅讓港產推理小說揚威海外，成為暢銷書的先例，鄧正健形容，它亦同時將類型小說和純文學的距離拉近。「《13．67》把本格派和社會派技法融合得相當圓熟，說明推理小說也有能力處理香港文學的本土性。」
當《13．67》在二○一五年摘下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備受海外書商注意的同時，也吸引了鄧正健的興趣。「我長年浸淫在香港文學的『正統』脈絡裏，很想知道香港類型文學這個『平行宇宙』已進化到什麼境地。」而他認為，《13．67》是推理技法與文學性兼具的作品，同時也稱得上是過去十年有關香港書寫的重要作品。「作品以切片呈現香港歷史，倒敘一對刑警師徒的事迹，從而隱喻『從二○一三回溯一九六七』這一命題，藉以作為對香港歷史政治的精神分析。」
「陳浩基的作品，說明了香港推理小說已能出產逼近台灣和日本水平的作品。」惟鄧正健亦指出：「在香港文學正典中，類型文學仍沒有清晰位置，像陳浩基、喬靖夫和譚劍等這批活躍而優秀的香港類型文學作家，依然被香港文學評論者所忽視。」
《媚行者》：追求自由與超越自由
以上選書不難看出，文學作品之所以值得一再重讀、超越其出版時空，是因為作品能夠緊扣當下的歷史脈絡。不過，潘國靈提出另外一點，重讀的意義，未必只在於呼應時勢。
「每隔一段時間，我都會重讀某位作家的全部作品。去年六月時，確實就在重讀黃碧雲。」潘國靈說：「自六月來，我們一直談自由，談的主要是民主政制上的自由。但其實，它只是自由的一個層次，甚至是世俗的。」然而，重讀黃碧雲的《媚行者》，二○○○年一部以探討自由為題的小說集，潘國靈認為，書中對自由的思考其實更深層寬廣，放在今日更是一番走出當局者迷的適時提醒。
「談自由不一定是抗爭狀態。自由也可以在破碎疲憊之中得到理解，例如小說裏寫及失憶者，喪失記憶會否觸及自由？喪失愛情會否觸及自由？對父親的背離如何觸及自由？或者從創傷中，如裏頭一篇寫飛行官失去了腿，有時更可以從身體殘缺的不自由去體悟自由，小說就是透過人物的命運去探問，卻不一定有答案。」
「另外，選這本書來重讀的原因，就是我不太想找一本完全對應香港的作品。」潘國靈又指：「此書所寫的流徙，包括南斯拉夫、匈牙利、薩拉熱窩、科索沃、紐約、香港、黃碧雲的客家梅縣等，如是媚行，或者也是一種自由。有時我們很難只以一個地方去理解自由。」
潘國靈進一步指出：「尤其過去這大半年，自由是一個很重要的思考軌迹，小說固然不會提出簡單的答案，但可以打開思考。例如，小說中寫到革命，寫到古巴、哲古華拉和卡斯特羅。但是，革命就代表了自由嗎？甚至在當下的反修例抗爭，或者也有自由的背向。例如抗爭者之中的『異見者』，就有可能失去了提出『異見的異見』的自由，即要嵌入主流抗爭鋪天蓋地的抗爭語言而失去了自己的聲音。」發聲與沉默之間，潘國靈形容，裏頭其實牽涉到需要更深亦更複雜地理解的自由。
相隔十九年後重讀《媚行者》，重點或不在選書，而是對於重讀，潘國靈有其見解——重讀本身就是為了超越眼前命題的嘗試。「《媚行者》亦有具體時空，如裏頭提到的科索沃戰爭，共產國家倒台（南斯拉夫解體）。我們以為這些是過去，但過去從來不止是過去，時間不是直線。要理解的也不止那特定事件，而是從中理解更普遍或形而上的命題。任何文學作品，都有其時空語境（context），但隔了時間重讀，一定有其超越性。」
「現在重讀這書，對我的觸發點，當然是對於自由的探討，對於坊間的自由話語不滿足，但也絕非實用性地要從小說中找答案。小說或者只會提供更多的疑問。」潘國靈形容，重讀《媚行者》，是用更隱晦的穿透眼光，追求（不止是政制上的）自由，想放棄，不絕望，但也包括了企圖超越所追求的。「現在追求的自由民主是重要的，但只是其中一個層次。當我們以為普選特首就是自由，當我們為香港影響到台灣選舉而高呼，是的，這些都值得慶賀，但若停於此維度，也許亦是我們對自由的一種盲視。」
文學是觀照、梳理與分析，而重讀文學，卻又意味着超越和拓闊的可能性。或者，這正顯露出文學既無力而又永續的特質，不一定背負着顛覆的任務，未必有推翻的力量，但就像完全符合史觀的大歷史教材裏，有人加以認真的筆記、眉批，也有不認真的塗鴉，有時代色彩濃厚的標語，同時有超脫當下文本意義的探尋。
在自由意志收緊、官僚體制難以令人寄望的現實日子裏，當大家都需要儀式般戴上口罩，失去聲音和面目，呼吸不順，到哪裏可以好好呼吸呢？是文學這一扇窗的功用，又或者，是歷史給予文學的挑戰。
文//紅眼
圖//資料圖片、網上圖片
編輯//關曉陽
電郵// literature@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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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9日
【明報專訊】遙望九七，回歸至今已有二十三年，儘管港人經歷過無數次的天災人禍金融風暴，惟對於香港歷史、文化和社會生態的改變，都可能不及過去一年來得激烈。從反修例浪潮引發的兩百萬人黑衣遊行，到催淚煙火遍地開花，警民衝突成為每日頭條，民怨尚未平息，轉眼間新的一年卻又不幸遇上致命肺炎肆虐，說是一波三折也不為過。死亡陰霾下，雷厲風行的《禁蒙面法》和所謂「暴徒論」已被遺忘，變為全城爭相搶購口罩，人人自危。置身危城年代，政局動盪、民心失落的風口浪尖，回望猶似「大後方」的香港文學，既無法抵擋子彈，亦難以充當抗體，還能扮演怎樣的角色？這二十三年間，不同世代的香港作家相互書寫我城，然而，當文字作為歷史的觀照，或自由意志的延伸註腳，而現實世界的一切沉降得那麼快、那麼壞，昔日難免已然遠去，蓋不可追，留下來的文學作品，該如何重讀？
若以一九九七年為出版界線，此後的文學創作約略可分幾個主題，有後殖民的思潮，有庶民基層生活的描畫，亦有城市異化或倫理情感的冷漠，有科幻、紀實，政治當然亦從不缺席。總有些文學作品值得當下再讀，問過幾位文壇前輩與好友，讓他們各自選書，而有趣的是，選書固然不同，選之重讀的原因亦有不同的出發點。
《盧麒之死》：香港社運的躁動與奮進
寫文化評論，亦寫小說和經營文學出版的譚以諾認為，自九十年代至今一直書寫香港的黃碧雲，不但於香港文學佔重要一席，其作品本身就是回歸後文學創作如何對照社會流變的重要參考。「黃碧雲向來以其暴烈與溫柔，呼應歷史的麻木與不仁。如在《失城》寫香港人面對九七主權移交的精神錯亂；在《烈女圖》中以三代本土女性書寫女性在大歷史中面對殘酷；在《後殖民誌》和《血卡門》中離開香港，游走世界，想像小人物如何以肉身在國族和性別的夾縫中生存；在《沉默．暗啞．微小》則窺探香港勞動階層之於資本主義社會如何變成微塵。」不過，最令譚以諾念念不忘的是其近作，於二○一八年出版並以香港社運為題的《盧麒之死》。「此書之中，黃碧雲透過歷史的碎片觀看社會運動中的躁動與奮進，並關注了壓迫者輾壓下沒有可疑的死亡。」《盧麒之死》本是回溯半世紀前的香港歷史，暗喻兩年前政局始見動盪不安的香港，如譚以諾所言：「透過盧麒這個被吊死卻『沒有可疑』的工人，黃碧雲以此追溯六六暴動的歷史。她運用不同報章的片段，配以敘事者不斷自我質疑的聲音，寫出一個純真地參與社會運動的青年。盧麒並不精英，名氣不及蘇守忠，卻更像是各種社會運動中無名無姓的熱血青年。」
「當時黃碧雲在這本小說中，就將盧麒這個人物聯繫到當代社運的梁天琦身上。」然而，時隔兩年，香港變天，《盧麒之死》的文本意義已然不一樣。梁天琦已然入獄，但曾被視為過度激進的「時代革命」吶喊口號，過去半年已成社會主流聲音，彷彿人人都是下一個梁天琦。「在二○二○年的今天，此書又不無諷刺地呼應了某些疑似『被自殺』的社運青年，使這小說穿越其出版時空，呼應着當下的社會情勢。」
《短衣夜行紀》：璀璨香港下的暗影
同為八十後文化評論者的查映嵐，則提到黃碧雲以外，還有更積極關注香港社運的作家李維怡。「李維怡在香港作家之中是特異的存在，既持續以左翼視角進行『文字耕作』，發表及結集出版小說、散文和詩，同時一直通過集體創作的紀錄片介入市民運動。」而事實上，過去一直投身基層平權及社運工作的李維怡筆耕多年，已出版的著作不多，查映嵐所選之書，正是李維怡繼《行路難》和《沉香》之後，於二○一三年出版的第三部作品《短衣夜行紀》。
「《短衣夜行紀》聚焦於香港的新移民、底層勞工、單親劏房戶、工殤的巴籍少女、舊區被逼遷戶——那些社會不被看見的部分、無法向資本與官僚『證明自己存在』的都市殘渣。」如查映嵐所形容，李維怡之於香港文學，有着其獨特而紀實、貼地的筆觸。「在此書之中，她就以寫實手法書寫他們的生命故事，並記錄了二○一○年前後璀璨香港底下的暗影。」
《山上來的人》：勾勒混雜的社會輪廓
作為香港文壇年輕一代的詩人和小說家，梁莉姿的選書亦相當有趣，意外是伍淑賢的《山上來的人》，亦即上一輩香港作家筆下描寫的那個她從未在現實中見過的舊香港。某程度上亦可能意味着兩輩文學創作者的世代觀承接。《山上來的人》一書是伍淑賢的首本小說集，收錄作者自七十年代末至二○一○年代所發表的作品，創作年期橫跨半個世紀。梁莉姿解釋：「我是在二○一五年，即小說集出版的一年後讀到作品的。其時作品剛獲得首屆『香港文學季』推薦獎，評審們的評語是『輕描數句、很少的文字，寫出這麼雋永的味道，意義深遠，很睿智』、『絕對是寫本土題材，絕對邊緣』，讓我對此書很有興趣。」亦因此而認識了伍淑賢。
「《山上來的人》各個短篇之間雖無關連，卻交織出香港自殖民時期走向回歸，港人的生活狀况。每個人都可能是：六七十年代的寮屋區出生的孩童，被修女帶到教會學校接受教育；或是八十年代乘着夜行電車回家，於城市血管間穿梭，滿懷心事的上班族女子；也可能是帶着女兒逛工展會的病弱父親、負責監視工人俱樂部卻又權當優差的『間諜』；千禧年代，回首已白頭的中產已婚父親，卻在麵店意外碰上昔日有所牽纏的女子……」梁莉姿形容，伍淑賢以其細緻及輕盈的筆觸，淡淡幾筆已勾勒了複雜、混雜的香港社會輪廓。「整部書就像一幅擁簇街頭裏的尋常眾生相，卻以小人物角度，側面記錄了許多與香港相關歷史事件，如『金禧事件』、『六四』等。書中普遍作品多為數千字篇幅，就已點出六七十年代到近年的城市人情物態。作為成長於後殖民時期的青年，在閱讀過程中，亦不由得思考香港歷史脈絡，與自身之身分認同關係。」
而事實上，伍淑賢與梁莉姿亦確實有着真正的傳承關係，兩人不但都在大學時期出道寫作，甚至相隔多年，都先後擔任過青年文學獎主席。梁莉姿又說：「但伍淑賢與香港文學的關係卻『若即若離』，她七十年代就在香港文學雜誌發表作品，但畢業後未有投身文學事業，而是從事公關及傳訊工作。但商界與文藝創作間的轉換，反留給她『轉身』空間。她在專訪中說過：『其實我覺得工作和寫作相輔相成，因為有不同的世界出入，時間當然少了，但好處是可以轉台，有不同刺激。』」
《生長的房子》：城市衰敗推進生活思考
至於相識多年的香港詩人周漢輝，則推薦另一詩人鍾國強的作品《生長的房子》。「詩人鍾國強在私密緬懷之中，也道出城市共感，以詩橫探時代的內裏，同時縱挖兒時的鄉野回憶，《生長的房子》可說是香港新詩史踏入後回歸階段的重要詩集。」周漢輝形容，《生長的房子》揭示了一種寫作的嘗試，扣連到社會變遷與詩人生活的緊密關係：「此詩集書寫回歸後香港被多重的天災人禍籠罩，將七一遊行、SARS時期等社會大事，直接化入詩中成為意象，或成為日常的氛圍，與個人生命時而糾結、時而並行，香港的衰敗反過來推進詩人對生活的思考。」
「由鍾國強的首本詩集《圈定》，到獲得香港文學雙年獎的《門窗風雨》《城市浮游》，以至《生長的房子》後的《開在馬路上的雨傘》及最新詩集《雨餘中一座明亮的房子》，都有拜讀，從中可見他承接梁秉鈞、西西等前人的香港本土詩的明朗風格，也不抗拒自我突破的實驗嘗試，諸如散文詩的創作，從而形塑出一代人中幾近最沉實的詩風，影響了不少後來者。」當然，周漢輝自言也是其中之一。且說《生長的房子》出版於二○○四年，周漢輝其實是在十年前才讀到這本詩集。「當時是抱着作為寫詩的人，觀摩前輩詩人的學習心態。」那年剛開始寫詩的周漢輝，熱中投稿本地詩刊《秋螢》，鍾國強亦不時於該詩刊發表作品，如他所說：「他對我來說，是詩藝的示範。」
《13．67》：對香港政治的精神分析
純文學以外的選擇，作家鄧正健提到香港推理小說家陳浩基筆下一再重版，並已賣出多國版權的《13．67》。《13．67》的成功，不僅讓港產推理小說揚威海外，成為暢銷書的先例，鄧正健形容，它亦同時將類型小說和純文學的距離拉近。「《13．67》把本格派和社會派技法融合得相當圓熟，說明推理小說也有能力處理香港文學的本土性。」
當《13．67》在二○一五年摘下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備受海外書商注意的同時，也吸引了鄧正健的興趣。「我長年浸淫在香港文學的『正統』脈絡裏，很想知道香港類型文學這個『平行宇宙』已進化到什麼境地。」而他認為，《13．67》是推理技法與文學性兼具的作品，同時也稱得上是過去十年有關香港書寫的重要作品。「作品以切片呈現香港歷史，倒敘一對刑警師徒的事迹，從而隱喻『從二○一三回溯一九六七』這一命題，藉以作為對香港歷史政治的精神分析。」
「陳浩基的作品，說明了香港推理小說已能出產逼近台灣和日本水平的作品。」惟鄧正健亦指出：「在香港文學正典中，類型文學仍沒有清晰位置，像陳浩基、喬靖夫和譚劍等這批活躍而優秀的香港類型文學作家，依然被香港文學評論者所忽視。」
《媚行者》：追求自由與超越自由
以上選書不難看出，文學作品之所以值得一再重讀、超越其出版時空，是因為作品能夠緊扣當下的歷史脈絡。不過，潘國靈提出另外一點，重讀的意義，未必只在於呼應時勢。
「每隔一段時間，我都會重讀某位作家的全部作品。去年六月時，確實就在重讀黃碧雲。」潘國靈說：「自六月來，我們一直談自由，談的主要是民主政制上的自由。但其實，它只是自由的一個層次，甚至是世俗的。」然而，重讀黃碧雲的《媚行者》，二○○○年一部以探討自由為題的小說集，潘國靈認為，書中對自由的思考其實更深層寬廣，放在今日更是一番走出當局者迷的適時提醒。
「談自由不一定是抗爭狀態。自由也可以在破碎疲憊之中得到理解，例如小說裏寫及失憶者，喪失記憶會否觸及自由？喪失愛情會否觸及自由？對父親的背離如何觸及自由？或者從創傷中，如裏頭一篇寫飛行官失去了腿，有時更可以從身體殘缺的不自由去體悟自由，小說就是透過人物的命運去探問，卻不一定有答案。」
「另外，選這本書來重讀的原因，就是我不太想找一本完全對應香港的作品。」潘國靈又指：「此書所寫的流徙，包括南斯拉夫、匈牙利、薩拉熱窩、科索沃、紐約、香港、黃碧雲的客家梅縣等，如是媚行，或者也是一種自由。有時我們很難只以一個地方去理解自由。」
潘國靈進一步指出：「尤其過去這大半年，自由是一個很重要的思考軌迹，小說固然不會提出簡單的答案，但可以打開思考。例如，小說中寫到革命，寫到古巴、哲古華拉和卡斯特羅。但是，革命就代表了自由嗎？甚至在當下的反修例抗爭，或者也有自由的背向。例如抗爭者之中的『異見者』，就有可能失去了提出『異見的異見』的自由，即要嵌入主流抗爭鋪天蓋地的抗爭語言而失去了自己的聲音。」發聲與沉默之間，潘國靈形容，裏頭其實牽涉到需要更深亦更複雜地理解的自由。
相隔十九年後重讀《媚行者》，重點或不在選書，而是對於重讀，潘國靈有其見解——重讀本身就是為了超越眼前命題的嘗試。「《媚行者》亦有具體時空，如裏頭提到的科索沃戰爭，共產國家倒台（南斯拉夫解體）。我們以為這些是過去，但過去從來不止是過去，時間不是直線。要理解的也不止那特定事件，而是從中理解更普遍或形而上的命題。任何文學作品，都有其時空語境（context），但隔了時間重讀，一定有其超越性。」
「現在重讀這書，對我的觸發點，當然是對於自由的探討，對於坊間的自由話語不滿足，但也絕非實用性地要從小說中找答案。小說或者只會提供更多的疑問。」潘國靈形容，重讀《媚行者》，是用更隱晦的穿透眼光，追求（不止是政制上的）自由，想放棄，不絕望，但也包括了企圖超越所追求的。「現在追求的自由民主是重要的，但只是其中一個層次。當我們以為普選特首就是自由，當我們為香港影響到台灣選舉而高呼，是的，這些都值得慶賀，但若停於此維度，也許亦是我們對自由的一種盲視。」
文學是觀照、梳理與分析，而重讀文學，卻又意味着超越和拓闊的可能性。或者，這正顯露出文學既無力而又永續的特質，不一定背負着顛覆的任務，未必有推翻的力量，但就像完全符合史觀的大歷史教材裏，有人加以認真的筆記、眉批，也有不認真的塗鴉，有時代色彩濃厚的標語，同時有超脫當下文本意義的探尋。
在自由意志收緊、官僚體制難以令人寄望的現實日子裏，當大家都需要儀式般戴上口罩，失去聲音和面目，呼吸不順，到哪裏可以好好呼吸呢？是文學這一扇窗的功用，又或者，是歷史給予文學的挑戰。
文//紅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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