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16-星期日文學‧孔慧怡：譯家的回憶，文人的交往
星期日文學‧孔慧怡：譯家的回憶，文人的交往
2020年2月16日星期日
孔慧怡於大埔綠匯學苑。（黃志東攝）
【明報專訊】第十五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於去年尾揭曉，散文組雙年獎由孔慧怡奪得，得獎作《不帶感傷的回憶》記錄了作者與不同文化人交往的故事，她在一九八○年代初期認識了一些文化和出版界的前輩，後來加入中文大學，出掌翻譯研究中心，與上一代的學者建立深厚的友誼。
訪問地點約在大埔的綠匯學苑，由孔慧怡推介，她笑說：「我想讓多點人認識這個地方，所以常常約朋友在這裏碰頭。」綠匯學苑的前身是舊大埔警署，建築物保留了眾多特色，包括用作降溫的遊廊和百葉窗設計，採用筒瓦及片瓦、以本地建築方法興建的中式木屋頂結構等。我們在「慧食堂」餐廳坐下來，點了兩杯有機茶，開始聊天。
以文字傳遞人物個性
問到孔慧怡的得獎感受，她說非常驚訝，皆因當初寫成一本書，算是無心插柳。她引用了希拉里．曼特爾（Hilary Mantel）的話：「動筆寫作以前，我們不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麼，只能努力嘗試；到看出了潛能，願景就會隨着變大。但只要把願景訴諸文字，還是得一口氣接一口氣地寫，一行又一行。」
她說，本來只打算寫兩三篇，觸動她寫作的原因是幾個同輩的朋友意外早逝，後來稿子在《城市文藝》發表後，主編梅子不斷勸她寫下去，這就成了她回顧與那些老前輩交往的誘因。除了梅子，另一個要多謝的人，是出版社編輯林道群，二人在一次書展偶然相遇，他提議將她的文章結集成書。成書後，孔慧怡特別請來張曼儀為她寫序，張曼儀是她在香港大學念書時最熟悉的導師，也是她極為敬佩的人。張曼儀在代序上寫到：「這本書憶念當代十六位已逝去的文化人……這些人物都是一時俊彥，其中十位是殿堂級的翻譯家：從庚子賠款留美的前清旗人楊宗翰到本港翻譯界熟悉的喬志高、宋淇、劉殿爵，到美國的漢學家華茲生，到前幾年離世的張佩瑤，全是現當代翻譯史不能遺漏的角色。」
「我記得頭兩篇寫的是也斯和黃兆傑，一開始寫的篇幅較短，後來知道要長時間寫下去，我便想它的作用是什麼，既然有這個機會，我想把人物的個性傳遞出來，於是在每一章也添加了不少內容。」以劉殿爵為例，在孔慧怡的筆下，其鬼馬調皮的個性躍然紙上。
D.C. Lau的幽默與頑皮
在〈劉殿爵：金雞獨立〉一章中，孔慧怡甫開首便把劉教授孩子氣的一面呈現出來：「一個初秋的傍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大門外站着兩個人，男的六十多歲，世界知名學者，女的剛三十出頭，學術界的初生之犢。兩人一起倒數：『三、二、一，開始』，每人提起一隻腳，比賽誰的金雞獨立能耐更強。」（頁一○一）
根據書中所述，但凡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香港大學念翻譯的學生，都會知道D. C. Lau的名字，因為他的英譯《孟子》和原文一起高高列在一年級學生的書單中。戴着「知名學者」這頂光環，不免會被人當作是不苟言笑的嚴肅書生，然而，透過孔慧怡的文字紀錄，我們得以窺探鼎鼎大名的D. C. Lau鮮為人知的一面。例如他很喜歡跟別人說學術界的趣聞，其中一宗是這樣的：
「英國的垃圾桶有四尺高，放在屋外，便於政府垃圾車收集。愛丁堡大學John Scott的太太身材嬌小，但說話比較囉嗦。有一天不知何事，他忽然覺得煩不過來，把太太抱起來，走到屋外，拉開垃圾桶蓋，雙手把太太舉起，放進桶裏，把蓋蓋上，說一句：『這才是你的地方。』自己跑回屋裏去。」（頁一二○）
除了和別人談笑風生外，劉殿爵不時會和作者討論文學，有一回他問她怎麼看晏幾道的「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臨江仙》最後兩句；這首詞是作者追憶他第一次和歌伎小蘋相見的情况）。她回答說：「是說當月亮很好，小蘋三更半夜才離開他家。」沒想到劉殿爵反問：「如果『明月』和『彩雲』都是人名呢？」這席話猶如當頭棒喝，令她想深了一層：「十多歲的歌伎獨來獨往，在當時的社會說得過去嗎？假如是明月、彩雲和小蘋三人應邀到晏家，筵席過後明月提着燈籠和彩雲一起離開，那就是說小蘋當晚沒有走。」（頁一一七）與劉殿爵相識一場，孔慧怡從他身上深深地體會到「做學問要博大精深，過日子要簡簡單單」的生活哲理。
用三個字改變她一生
十六人當中，影響作者最深的人，非黃兆傑莫屬。
那時候，孔慧怡念中六，還不知道有黃兆傑這個人的存在。那年，她們學校的戲劇表演選了一部名為《萬世師表》的中文戲，內容講一個中文老師在抗日戰爭中彰顯氣節的故事。學校要求這部戲要有個英文名字，然而，「萬世師表」四個字包含兩千多年儒家傳統和讀書人的理念，一眾老師都不敢輕舉妄動，只出了一個臨時劇名：「An Ideal Teacher」，這三個字顯然難登大雅之堂，有人便建議找外援，把難題送到港大中文系的翻譯專家那兒。（頁一八八）
這道難題最後落到黃兆傑博士的手中，他將「萬世師表」妙譯成「An Undefiled Heritage」，令孔慧怡驚喜萬分，把它比喻成一道「文化魔法」。馮睎乾後來發現，這道神來之筆可能內有乾坤：黃兆傑出身男拔萃，「An Undefiled Heritage」則是來自校歌的一句歌詞。不論如何，少女時代的孔慧怡，就這樣得知大學有一門叫「翻譯」的學科，後來她考入翻譯系，走上翻譯研究的路，短短三個英文字影響了她的一生，難怪她形容黃兆傑是一隻輕拍翅膀的蝴蝶，把她推往事業的起點。（頁一九一）
提起黃兆傑，孔慧怡帶點惋惜地說：「他從不知道這個小故事，我第一次提起，是他彌留之際。我和他一個後來成了我同事的學生，一起去醫院探望他，那時他已經昏迷了，同場還有兩個他比較後期的學生，大家一起分享如何認識他，我才說起這件事。」
學習翻譯的法則
孔慧怡是一個很喜歡學習法則的人，她說：「所有遊戲的玩法，我都願意去學，但之後我便會很快失去興趣，因為我對輸贏沒太大感覺。當年劉教授說要教我捉圍棋，我常在一旁看他和其他人捉棋，卻覺得這個遊戲沒有樂趣。」翻譯這一門學科，雖然有很多規則，偏偏能令她樂此不疲。
念了翻譯科後，孔慧怡發現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比較好玩，她說：
「很多東西不能直接對譯，例如顏色。在中國文化中，紅色象徵吉祥，但在西方文化中，紅色卻是代表危險。但是，我們要留意文化也會隨着時代而改變，像很多唐朝的鬼古中，裏面的美女是穿着青衣來結婚的，因此紅色也並非向來都是屬於喜慶的顏色。此外，古人眼中的黃色，在我們現在的角度來看，可能是啡色，因為當時他們沒有啡色這個字來表達。」她又補充：「香港是一個雙語城市，一說翻譯容易令人直接聯想到中英對譯，但其實早期香港與國內開會也需要即時傳譯，就是廣東話與普通話。」
孔慧怡出道不久就進駐中大翻譯研究中心，以她三十出頭之齡來說可謂非同凡響。書中提到，在一九八七年的春天，她戰戰兢兢地踏入宋家，與中心的前主管宋淇見面。在作者眼中，宋淇是個厲害的人物，他在創校校長李卓敏時代影響力甚大，因為他的職位不在一般編制中，只需直接向校長負責。見面時，宋淇問了她一句：「你覺得Jane Austen怎麼樣？」孔慧怡回答：「她倒真的可以用『愛』字來形容：我十五歲看完了她所有作品。」宋先生聽罷眼睛一亮說：「我是如假包換的『珍迷』，怎麼你比我還早看完她的書！」一開始緊張不安的氣氛頓時煙消雲散，二人如覓知音般，講了一個鐘頭Jane Austen。
「很多人看完這本書，看到裏面記錄了許多對話，便以為我的記性很好。其實不是的。我以前常常嘗試寫日記，每次寫了兩天就停，我在文章中引用的對話，其實都引起了我一系列的情緒，如開心、感動、驚訝、憤怒等，這些感覺和場景我必定記得，我的腦袋就像一部照相機，將一個個畫面定格。」
寫過投訴信給校長
談到在中大的二十年工作生涯，孔慧怡說一開始就像打仗一般。「我的職位有點麻煩，身兼多職，除了要教書，又是研究中心的主管，更是《譯叢》的主編，當時《譯叢》嚴重脫期，加上在翻譯系教書又遇到不少行政、學生問題。」說到這裏，她哭笑不得地說：「學生的問題很有趣，我試過連續兩三年都有學生跟我說，老師我上不到你九時半的課，因為我住得遠，坐車會遲到啊。我聽完呆了，當年我住大埔，還不是準時上在香港大學八時半的課！」
第一年做三份工，孔慧怡忙到透不過氣，試過寫一首英文詩作投訴信給校長高錕，其中一句的意思是「我現在的時薪只比菲律賓傭人好一點點而已」（On an hourly basis I am paid/ just a little better than a Filipina maid）。校長看了那首詩，孔慧怡才開始「甩難」，學校減輕了她教學上的職務，她也為自己定下目標，在十年內完成已經開展的中國翻譯史研究，推動國際交流，然後在五十歲生日以前遞交辭職信。
孔慧怡說到做到，遞了辭職信以後，自二○○七年起，她便隨丈夫移居英國，兩人於小鎮梳士巴利（Salisbury）買了一間房子，過着悠閒的退休生活。然而，他們都對香港依依不捨，於是決定未來的日子兩邊走，每逢冬天就會回香港探望親友。談到退休生活，她說：「一開始我覺得自己做牛做馬了二十年，很想純粹地去旅行，體驗一下作為一個遊人看到的風景，而不是我做學者時，被人指派我去看特定的景點。」頭幾年，她和丈夫去了歐洲不同地方旅遊，又閱讀了大量偵探書、歷史書，後來覺得悶了，二人又分別寫書。
不帶感傷的回憶
《不帶感傷的回憶》這個書名，意味着這本書「不是哀傷的追悼，而是快樂光影的回味」，孔慧怡說：「這個世界有那麼多人，如果兩個人能夠相遇而且做到朋友，就已經是一件很開心的事。」然而，她始終心存遺憾：「我覺得我跟每位朋友都見得不夠多，每次想起馬悅然過世，我都很後悔那時沒有飛過去見他一面，如果我再努力一點，就能見到他了。近年我的母親身體變差，我每次來香港都要照顧母親，與朋友碰頭的機會也少了。」
詩人北島曾說：「人在的時候，以為總有機會，其實人生是減法，見一面少一面。」慶幸孔慧怡以文字如照相機般，近距離為昔日的文壇明星以及他們的時代，拍下一張張大特寫。目前，她已開展了另一個寫作計劃，寫大埔社區的歷史，期望在二○二一年完成著作，出版一本屬於香港的故事。
info：孔慧怡
香港出生，倫敦大學哲學博士。一九八六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出掌翻譯研究中心，兼任國際刊物《譯叢》主編，歷時二十年，其間推動國際學人研究亞洲翻譯傳統，又以史料先行的方針重寫兩千多年的中國翻譯史，同時亦以英譯中國文學見重於漢學界，並多年從事文藝創作。十年前離開學術界，尋找個人空間。著有《不帶感傷的回憶》、《五四婚姻：女方的故事》、《遨遊江海：郵輪、河輪文化之旅》等。
文//柯美君
編輯//關曉陽
電郵// literature@mingpao.com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20年2月16日星期日
孔慧怡於大埔綠匯學苑。（黃志東攝）
【明報專訊】第十五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於去年尾揭曉，散文組雙年獎由孔慧怡奪得，得獎作《不帶感傷的回憶》記錄了作者與不同文化人交往的故事，她在一九八○年代初期認識了一些文化和出版界的前輩，後來加入中文大學，出掌翻譯研究中心，與上一代的學者建立深厚的友誼。
訪問地點約在大埔的綠匯學苑，由孔慧怡推介，她笑說：「我想讓多點人認識這個地方，所以常常約朋友在這裏碰頭。」綠匯學苑的前身是舊大埔警署，建築物保留了眾多特色，包括用作降溫的遊廊和百葉窗設計，採用筒瓦及片瓦、以本地建築方法興建的中式木屋頂結構等。我們在「慧食堂」餐廳坐下來，點了兩杯有機茶，開始聊天。
以文字傳遞人物個性
問到孔慧怡的得獎感受，她說非常驚訝，皆因當初寫成一本書，算是無心插柳。她引用了希拉里．曼特爾（Hilary Mantel）的話：「動筆寫作以前，我們不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麼，只能努力嘗試；到看出了潛能，願景就會隨着變大。但只要把願景訴諸文字，還是得一口氣接一口氣地寫，一行又一行。」
她說，本來只打算寫兩三篇，觸動她寫作的原因是幾個同輩的朋友意外早逝，後來稿子在《城市文藝》發表後，主編梅子不斷勸她寫下去，這就成了她回顧與那些老前輩交往的誘因。除了梅子，另一個要多謝的人，是出版社編輯林道群，二人在一次書展偶然相遇，他提議將她的文章結集成書。成書後，孔慧怡特別請來張曼儀為她寫序，張曼儀是她在香港大學念書時最熟悉的導師，也是她極為敬佩的人。張曼儀在代序上寫到：「這本書憶念當代十六位已逝去的文化人……這些人物都是一時俊彥，其中十位是殿堂級的翻譯家：從庚子賠款留美的前清旗人楊宗翰到本港翻譯界熟悉的喬志高、宋淇、劉殿爵，到美國的漢學家華茲生，到前幾年離世的張佩瑤，全是現當代翻譯史不能遺漏的角色。」
「我記得頭兩篇寫的是也斯和黃兆傑，一開始寫的篇幅較短，後來知道要長時間寫下去，我便想它的作用是什麼，既然有這個機會，我想把人物的個性傳遞出來，於是在每一章也添加了不少內容。」以劉殿爵為例，在孔慧怡的筆下，其鬼馬調皮的個性躍然紙上。
D.C. Lau的幽默與頑皮
在〈劉殿爵：金雞獨立〉一章中，孔慧怡甫開首便把劉教授孩子氣的一面呈現出來：「一個初秋的傍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大門外站着兩個人，男的六十多歲，世界知名學者，女的剛三十出頭，學術界的初生之犢。兩人一起倒數：『三、二、一，開始』，每人提起一隻腳，比賽誰的金雞獨立能耐更強。」（頁一○一）
根據書中所述，但凡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香港大學念翻譯的學生，都會知道D. C. Lau的名字，因為他的英譯《孟子》和原文一起高高列在一年級學生的書單中。戴着「知名學者」這頂光環，不免會被人當作是不苟言笑的嚴肅書生，然而，透過孔慧怡的文字紀錄，我們得以窺探鼎鼎大名的D. C. Lau鮮為人知的一面。例如他很喜歡跟別人說學術界的趣聞，其中一宗是這樣的：
「英國的垃圾桶有四尺高，放在屋外，便於政府垃圾車收集。愛丁堡大學John Scott的太太身材嬌小，但說話比較囉嗦。有一天不知何事，他忽然覺得煩不過來，把太太抱起來，走到屋外，拉開垃圾桶蓋，雙手把太太舉起，放進桶裏，把蓋蓋上，說一句：『這才是你的地方。』自己跑回屋裏去。」（頁一二○）
除了和別人談笑風生外，劉殿爵不時會和作者討論文學，有一回他問她怎麼看晏幾道的「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臨江仙》最後兩句；這首詞是作者追憶他第一次和歌伎小蘋相見的情况）。她回答說：「是說當月亮很好，小蘋三更半夜才離開他家。」沒想到劉殿爵反問：「如果『明月』和『彩雲』都是人名呢？」這席話猶如當頭棒喝，令她想深了一層：「十多歲的歌伎獨來獨往，在當時的社會說得過去嗎？假如是明月、彩雲和小蘋三人應邀到晏家，筵席過後明月提着燈籠和彩雲一起離開，那就是說小蘋當晚沒有走。」（頁一一七）與劉殿爵相識一場，孔慧怡從他身上深深地體會到「做學問要博大精深，過日子要簡簡單單」的生活哲理。
用三個字改變她一生
十六人當中，影響作者最深的人，非黃兆傑莫屬。
那時候，孔慧怡念中六，還不知道有黃兆傑這個人的存在。那年，她們學校的戲劇表演選了一部名為《萬世師表》的中文戲，內容講一個中文老師在抗日戰爭中彰顯氣節的故事。學校要求這部戲要有個英文名字，然而，「萬世師表」四個字包含兩千多年儒家傳統和讀書人的理念，一眾老師都不敢輕舉妄動，只出了一個臨時劇名：「An Ideal Teacher」，這三個字顯然難登大雅之堂，有人便建議找外援，把難題送到港大中文系的翻譯專家那兒。（頁一八八）
這道難題最後落到黃兆傑博士的手中，他將「萬世師表」妙譯成「An Undefiled Heritage」，令孔慧怡驚喜萬分，把它比喻成一道「文化魔法」。馮睎乾後來發現，這道神來之筆可能內有乾坤：黃兆傑出身男拔萃，「An Undefiled Heritage」則是來自校歌的一句歌詞。不論如何，少女時代的孔慧怡，就這樣得知大學有一門叫「翻譯」的學科，後來她考入翻譯系，走上翻譯研究的路，短短三個英文字影響了她的一生，難怪她形容黃兆傑是一隻輕拍翅膀的蝴蝶，把她推往事業的起點。（頁一九一）
提起黃兆傑，孔慧怡帶點惋惜地說：「他從不知道這個小故事，我第一次提起，是他彌留之際。我和他一個後來成了我同事的學生，一起去醫院探望他，那時他已經昏迷了，同場還有兩個他比較後期的學生，大家一起分享如何認識他，我才說起這件事。」
學習翻譯的法則
孔慧怡是一個很喜歡學習法則的人，她說：「所有遊戲的玩法，我都願意去學，但之後我便會很快失去興趣，因為我對輸贏沒太大感覺。當年劉教授說要教我捉圍棋，我常在一旁看他和其他人捉棋，卻覺得這個遊戲沒有樂趣。」翻譯這一門學科，雖然有很多規則，偏偏能令她樂此不疲。
念了翻譯科後，孔慧怡發現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比較好玩，她說：
「很多東西不能直接對譯，例如顏色。在中國文化中，紅色象徵吉祥，但在西方文化中，紅色卻是代表危險。但是，我們要留意文化也會隨着時代而改變，像很多唐朝的鬼古中，裏面的美女是穿着青衣來結婚的，因此紅色也並非向來都是屬於喜慶的顏色。此外，古人眼中的黃色，在我們現在的角度來看，可能是啡色，因為當時他們沒有啡色這個字來表達。」她又補充：「香港是一個雙語城市，一說翻譯容易令人直接聯想到中英對譯，但其實早期香港與國內開會也需要即時傳譯，就是廣東話與普通話。」
孔慧怡出道不久就進駐中大翻譯研究中心，以她三十出頭之齡來說可謂非同凡響。書中提到，在一九八七年的春天，她戰戰兢兢地踏入宋家，與中心的前主管宋淇見面。在作者眼中，宋淇是個厲害的人物，他在創校校長李卓敏時代影響力甚大，因為他的職位不在一般編制中，只需直接向校長負責。見面時，宋淇問了她一句：「你覺得Jane Austen怎麼樣？」孔慧怡回答：「她倒真的可以用『愛』字來形容：我十五歲看完了她所有作品。」宋先生聽罷眼睛一亮說：「我是如假包換的『珍迷』，怎麼你比我還早看完她的書！」一開始緊張不安的氣氛頓時煙消雲散，二人如覓知音般，講了一個鐘頭Jane Austen。
「很多人看完這本書，看到裏面記錄了許多對話，便以為我的記性很好。其實不是的。我以前常常嘗試寫日記，每次寫了兩天就停，我在文章中引用的對話，其實都引起了我一系列的情緒，如開心、感動、驚訝、憤怒等，這些感覺和場景我必定記得，我的腦袋就像一部照相機，將一個個畫面定格。」
寫過投訴信給校長
談到在中大的二十年工作生涯，孔慧怡說一開始就像打仗一般。「我的職位有點麻煩，身兼多職，除了要教書，又是研究中心的主管，更是《譯叢》的主編，當時《譯叢》嚴重脫期，加上在翻譯系教書又遇到不少行政、學生問題。」說到這裏，她哭笑不得地說：「學生的問題很有趣，我試過連續兩三年都有學生跟我說，老師我上不到你九時半的課，因為我住得遠，坐車會遲到啊。我聽完呆了，當年我住大埔，還不是準時上在香港大學八時半的課！」
第一年做三份工，孔慧怡忙到透不過氣，試過寫一首英文詩作投訴信給校長高錕，其中一句的意思是「我現在的時薪只比菲律賓傭人好一點點而已」（On an hourly basis I am paid/ just a little better than a Filipina maid）。校長看了那首詩，孔慧怡才開始「甩難」，學校減輕了她教學上的職務，她也為自己定下目標，在十年內完成已經開展的中國翻譯史研究，推動國際交流，然後在五十歲生日以前遞交辭職信。
孔慧怡說到做到，遞了辭職信以後，自二○○七年起，她便隨丈夫移居英國，兩人於小鎮梳士巴利（Salisbury）買了一間房子，過着悠閒的退休生活。然而，他們都對香港依依不捨，於是決定未來的日子兩邊走，每逢冬天就會回香港探望親友。談到退休生活，她說：「一開始我覺得自己做牛做馬了二十年，很想純粹地去旅行，體驗一下作為一個遊人看到的風景，而不是我做學者時，被人指派我去看特定的景點。」頭幾年，她和丈夫去了歐洲不同地方旅遊，又閱讀了大量偵探書、歷史書，後來覺得悶了，二人又分別寫書。
不帶感傷的回憶
《不帶感傷的回憶》這個書名，意味着這本書「不是哀傷的追悼，而是快樂光影的回味」，孔慧怡說：「這個世界有那麼多人，如果兩個人能夠相遇而且做到朋友，就已經是一件很開心的事。」然而，她始終心存遺憾：「我覺得我跟每位朋友都見得不夠多，每次想起馬悅然過世，我都很後悔那時沒有飛過去見他一面，如果我再努力一點，就能見到他了。近年我的母親身體變差，我每次來香港都要照顧母親，與朋友碰頭的機會也少了。」
詩人北島曾說：「人在的時候，以為總有機會，其實人生是減法，見一面少一面。」慶幸孔慧怡以文字如照相機般，近距離為昔日的文壇明星以及他們的時代，拍下一張張大特寫。目前，她已開展了另一個寫作計劃，寫大埔社區的歷史，期望在二○二一年完成著作，出版一本屬於香港的故事。
info：孔慧怡
香港出生，倫敦大學哲學博士。一九八六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出掌翻譯研究中心，兼任國際刊物《譯叢》主編，歷時二十年，其間推動國際學人研究亞洲翻譯傳統，又以史料先行的方針重寫兩千多年的中國翻譯史，同時亦以英譯中國文學見重於漢學界，並多年從事文藝創作。十年前離開學術界，尋找個人空間。著有《不帶感傷的回憶》、《五四婚姻：女方的故事》、《遨遊江海：郵輪、河輪文化之旅》等。
文//柯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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