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24-許寶強：黃色不止政見，經濟也是良知
許寶強：黃色不止政見，經濟也是良知
2020年2月24日
疫症持續擴散，公共活動減少，百業相繼萎縮。在蕭條的環境下，早前出現並快速擴展的「黃色經濟圈」，亦碰上了重大的挑戰，被迫放緩步伐。於社會生活全面減慢的時勢，或可善用危中之機，反思「黃色經濟」的一些根本問題，釐清願景，校正方向。
當我們談黃色經濟時，在談些什麼？
有關黃色經濟圈的討論，大多聚焦於「黃色」，而對於什麼是「經濟」，着墨並不太多。然而，儘管流行的論述，更關注「黃」「藍」的劃分，但如何設定準則，仍然並不十分精確。籠統地說，「黃色」大概是指一種特定的政見或道德取向，也就是支持逆權抗爭運動，反對政權和警察以至其同路人。於是，有沒有捐助抗爭者或抗疫醫護，或曾否參與「三罷」，又或是否願意張貼支持抗爭者／反對政權警察的文宣等等，就成了劃分黃藍的界線。
以政見或道德來區分經濟，涉及兩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首先，政見和道德的標準，難以精確無誤地設定。因此，黃藍的劃分，往往只能依靠表面可見的「證據」，例如商舖是否提供連儂牆，或曾否作公開的政治表態。然而，用這樣的表徵作為判別的依據，很有可能會忽略或忘記抗爭運動的初衷。如果「五大訴求」最終指向的願景，是建立一個讓所有人都可免於恐懼地生活的自由民主社會，那麼一家願意張貼反政權反警暴文宣的商舖，但同時卻「要求所有員工必須認同店主的黃色政治理念」，是否與我們一起走近與「五大訴求」一致的社會願景？能夠被看作為一家認同民主與尊重人權的「黃店」嗎？
其次，特定的政見或道德取向，並不觸及根本的政治經濟結構和制度層次的問題，包括由政治特權和經濟壟斷的體制所構成的排拒和剝削，又或政經結構向地產金融傾斜而造成的資源分配不平等。這些不利民眾百姓的經濟結構和政治制度，內設了對不同社群「親疏有別」的取態，系統地製造權力的差距，才是造成政見差異最終被轉化為不公義的根源。
要建立有助運動走向其終極願景的「黃色經濟」，這些嘗試以政見或道德區分「經濟」所引伸的問題，必須認真處理。一種可資參考的進路，是把思考的焦點從「黃色」移向「經濟」。
不少「黃店」的支持者，在認同一種依據政治身分的消費之餘，對「經濟」的想像往往仍然離不開既有的框架，例如希望在「黃色」之外，能夠同時「在商言商」、收回「成本」，使「黃店」得以永續。然而，商業是否真的外在於政治和道德？「成本」又應如何計算？只考慮工資、租金、原料？還是應加上對社會文化與自然環境造成的破壞？缺乏對「經濟」的深入思考，剩下的大概只是認為它是不證自明之物的簡單想法。
「黃色經濟」論述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恐怕是將「黃色」與「經濟」分割看待，偏重於判斷「黃色」與否的政治和道德準則，而非「經濟」的運作、功能、性質、效果及改造的方向等問題。然而，「政見」與「良知」，真的是外在於「經濟」嗎？
對經濟的尋根扣問
「黃色經濟」論述的真正基進（radical）之處，也許並不在於其所代表的「政見」或「良知」，而是它促使我們重新面對和思考什麼是「經濟」，以至於如何設計和打造一種能夠體現民眾理想生活願景的生產、分配和消費的制度。循這角度切入，我們可以理解眾多批評「黃色經濟」的論述，例如「政治不應該介入經濟」，或「良心杯葛不利效率」等套話，其實是建基於一種對「經濟」—— 一個能夠獨立運作、自我調節的系統——的僵化想像。
中文的「經濟」的原初意思，乃「經世濟民」，蘊含了透過經營管治天下，以求福澤萬民的政治和道德想像；而英語中economy的希臘詞源，則意指治理家庭（οἰκονόμος），於15至18世紀延伸至對身心、自然以至國家等範疇的規管經營。換句話說，視經濟為一個與政治和道德分割甚至無關的自我調節系統，只是人類史上十分晚近的一種認知轉變。更重要的是，這種將政治、道德和經濟割裂的認知框架，與現代社會運行中的「經濟」，其實差距甚大。
我們難以想像，現代經濟的運作能夠完全脫離政治和文化道德因素。缺少了相關的規管、法例和倫理傳統，股市外匯恐怕很快就被各種欺詐違規行為攻陷；沒有美軍強力介入中東政局，發達地區的民眾也難以享用低廉的石油；香港的樓價之所以長期高企，與壟斷土地供應的特區政府的賣地政策，以及中國政權的「量化寬鬆」貨幣供應，難道沒有關係？借用已故的歷史社會學者I. Wallerstein的說法：「市場價格」往往是由政治決定的。
然而，更重要的是，在生產、消費、交換、流通等環節之中，不同的規管治理安排，本身就蘊含政治和道德的效果。例如，當一家企業經常要求員工加班又不補水，又或限制員工組織工會，與另一家容許員工參與管理、用合作社營運的企業，明顯是兩種不同的「經世濟民」取向、兩種不同的政治和道德選擇、兩種不同的治理進路——也就是兩種不同的「經濟」。
來一場黃色經濟的革命？
愈來愈多人意識到，黃色經濟圈充滿改革社會的潛能，也明白這是一項長遠而持續的抗爭大計。而不太為人意識的，是其基進之處（radicalness）並不在於鼓吹特定的政見和良知，而是邀請我們想像和設計一種本身就能體現被邊緣化了的政見和道德的另類生產、消費、交換、流通制度和過程。與政權建制只顧「自己友」的紅色經濟不一樣，追求「五大訴求」、自由民主的黃色經濟，並不會僅僅滿足於以政治身分或倫理準則界劃的商圈，圍爐取暖，而是願意擴大影響，建立令所有人都能夠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生活。
具體的實踐，除了於疫症蔓延時分享口罩、於「手足」有難時提供工作和支援以外，亦可同時構想如何於不公義的社會中，建立一種建基於自由民主和尊重基本人權、恪守開放和平等原則的生產、交換、流通和消費結構和制度。事實上，世界各地已持續地發展出各種相關的想法和實驗，從教會寺廟開創的宗教經濟，到社區及跨國的生產／消費合作社，再到當代嘗試改造產權、市場、企業、投票的各式建議（可參閱John McDonnell編的Economics for the Many和Eric Posner & Glen Weyl的Radical Markets）。透過認真審視、改進和落實這些創新想法和實驗，推動一場徹底改造「經濟」的革命，也許能夠為我們於危機中找到出路。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
2020年2月24日
疫症持續擴散，公共活動減少，百業相繼萎縮。在蕭條的環境下，早前出現並快速擴展的「黃色經濟圈」，亦碰上了重大的挑戰，被迫放緩步伐。於社會生活全面減慢的時勢，或可善用危中之機，反思「黃色經濟」的一些根本問題，釐清願景，校正方向。
當我們談黃色經濟時，在談些什麼？
有關黃色經濟圈的討論，大多聚焦於「黃色」，而對於什麼是「經濟」，着墨並不太多。然而，儘管流行的論述，更關注「黃」「藍」的劃分，但如何設定準則，仍然並不十分精確。籠統地說，「黃色」大概是指一種特定的政見或道德取向，也就是支持逆權抗爭運動，反對政權和警察以至其同路人。於是，有沒有捐助抗爭者或抗疫醫護，或曾否參與「三罷」，又或是否願意張貼支持抗爭者／反對政權警察的文宣等等，就成了劃分黃藍的界線。
以政見或道德來區分經濟，涉及兩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首先，政見和道德的標準，難以精確無誤地設定。因此，黃藍的劃分，往往只能依靠表面可見的「證據」，例如商舖是否提供連儂牆，或曾否作公開的政治表態。然而，用這樣的表徵作為判別的依據，很有可能會忽略或忘記抗爭運動的初衷。如果「五大訴求」最終指向的願景，是建立一個讓所有人都可免於恐懼地生活的自由民主社會，那麼一家願意張貼反政權反警暴文宣的商舖，但同時卻「要求所有員工必須認同店主的黃色政治理念」，是否與我們一起走近與「五大訴求」一致的社會願景？能夠被看作為一家認同民主與尊重人權的「黃店」嗎？
其次，特定的政見或道德取向，並不觸及根本的政治經濟結構和制度層次的問題，包括由政治特權和經濟壟斷的體制所構成的排拒和剝削，又或政經結構向地產金融傾斜而造成的資源分配不平等。這些不利民眾百姓的經濟結構和政治制度，內設了對不同社群「親疏有別」的取態，系統地製造權力的差距，才是造成政見差異最終被轉化為不公義的根源。
要建立有助運動走向其終極願景的「黃色經濟」，這些嘗試以政見或道德區分「經濟」所引伸的問題，必須認真處理。一種可資參考的進路，是把思考的焦點從「黃色」移向「經濟」。
不少「黃店」的支持者，在認同一種依據政治身分的消費之餘，對「經濟」的想像往往仍然離不開既有的框架，例如希望在「黃色」之外，能夠同時「在商言商」、收回「成本」，使「黃店」得以永續。然而，商業是否真的外在於政治和道德？「成本」又應如何計算？只考慮工資、租金、原料？還是應加上對社會文化與自然環境造成的破壞？缺乏對「經濟」的深入思考，剩下的大概只是認為它是不證自明之物的簡單想法。
「黃色經濟」論述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恐怕是將「黃色」與「經濟」分割看待，偏重於判斷「黃色」與否的政治和道德準則，而非「經濟」的運作、功能、性質、效果及改造的方向等問題。然而，「政見」與「良知」，真的是外在於「經濟」嗎？
對經濟的尋根扣問
「黃色經濟」論述的真正基進（radical）之處，也許並不在於其所代表的「政見」或「良知」，而是它促使我們重新面對和思考什麼是「經濟」，以至於如何設計和打造一種能夠體現民眾理想生活願景的生產、分配和消費的制度。循這角度切入，我們可以理解眾多批評「黃色經濟」的論述，例如「政治不應該介入經濟」，或「良心杯葛不利效率」等套話，其實是建基於一種對「經濟」—— 一個能夠獨立運作、自我調節的系統——的僵化想像。
中文的「經濟」的原初意思，乃「經世濟民」，蘊含了透過經營管治天下，以求福澤萬民的政治和道德想像；而英語中economy的希臘詞源，則意指治理家庭（οἰκονόμος），於15至18世紀延伸至對身心、自然以至國家等範疇的規管經營。換句話說，視經濟為一個與政治和道德分割甚至無關的自我調節系統，只是人類史上十分晚近的一種認知轉變。更重要的是，這種將政治、道德和經濟割裂的認知框架，與現代社會運行中的「經濟」，其實差距甚大。
我們難以想像，現代經濟的運作能夠完全脫離政治和文化道德因素。缺少了相關的規管、法例和倫理傳統，股市外匯恐怕很快就被各種欺詐違規行為攻陷；沒有美軍強力介入中東政局，發達地區的民眾也難以享用低廉的石油；香港的樓價之所以長期高企，與壟斷土地供應的特區政府的賣地政策，以及中國政權的「量化寬鬆」貨幣供應，難道沒有關係？借用已故的歷史社會學者I. Wallerstein的說法：「市場價格」往往是由政治決定的。
然而，更重要的是，在生產、消費、交換、流通等環節之中，不同的規管治理安排，本身就蘊含政治和道德的效果。例如，當一家企業經常要求員工加班又不補水，又或限制員工組織工會，與另一家容許員工參與管理、用合作社營運的企業，明顯是兩種不同的「經世濟民」取向、兩種不同的政治和道德選擇、兩種不同的治理進路——也就是兩種不同的「經濟」。
來一場黃色經濟的革命？
愈來愈多人意識到，黃色經濟圈充滿改革社會的潛能，也明白這是一項長遠而持續的抗爭大計。而不太為人意識的，是其基進之處（radicalness）並不在於鼓吹特定的政見和良知，而是邀請我們想像和設計一種本身就能體現被邊緣化了的政見和道德的另類生產、消費、交換、流通制度和過程。與政權建制只顧「自己友」的紅色經濟不一樣，追求「五大訴求」、自由民主的黃色經濟，並不會僅僅滿足於以政治身分或倫理準則界劃的商圈，圍爐取暖，而是願意擴大影響，建立令所有人都能夠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生活。
具體的實踐，除了於疫症蔓延時分享口罩、於「手足」有難時提供工作和支援以外，亦可同時構想如何於不公義的社會中，建立一種建基於自由民主和尊重基本人權、恪守開放和平等原則的生產、交換、流通和消費結構和制度。事實上，世界各地已持續地發展出各種相關的想法和實驗，從教會寺廟開創的宗教經濟，到社區及跨國的生產／消費合作社，再到當代嘗試改造產權、市場、企業、投票的各式建議（可參閱John McDonnell編的Economics for the Many和Eric Posner & Glen Weyl的Radical Markets）。透過認真審視、改進和落實這些創新想法和實驗，推動一場徹底改造「經濟」的革命，也許能夠為我們於危機中找到出路。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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