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17-孔誥烽：香港亂治的結構原因和中國模式神話的破滅

孔誥烽：香港亂治的結構原因和中國模式神話的破滅
2020年2月17日


【明報文章】武漢肺炎爆發，我本來以為，這是林鄭月娥政府迅速行動防疫、挽回民心的良機。結果政府的抗疫措施，不單沒有前瞻性，還是慢半拍、半桶水，引起更大的民憤。

大疫壓境，很多當年對抗沙士有經驗、有能力、有聲望的名醫，都呼籲政府封關，從源頭堵截瘟疫攻香港。民調顯示，絕大多數市民，都支持封關。連建制派政黨，都呼籲封關，但林鄭政府就是當耳邊風，用「封關是歧視不包容」作擋箭牌，到錯過了可以將瘟疫擋於關外的黃金時機之後，才半吊子地封部分關。對大陸來港人士的隔離要求，也是漏洞百出，敷衍無心。

關封不成，民怨沸騰，政府連在國際市場幫香港人找口罩也找不成，當台灣、新加坡和澳門政府都成功確保口罩供應，當泛民團體、便利店和電影明星都有辦法為市民張羅到口罩，堂堂一個特區政府竟然只用一句「口罩採購並不成功」，呼籲大家省點用，便將問題打發走。一個已經完全失去民心和合法性的政府，竟然還繼續讓警察濫捕暴打示威者。林鄭的這種能力和態度，相信任何正常的香港人，都會啃不下。


香港管治崩塌非源自個別特首的性格缺陷

很多人將現在香港管治的亂象，歸因於特首一人的個性。這個當然有一定道理。但除了特首本人的個性之外，香港的管治死局，還有結構性的因素。你找一個能力好一點、EQ高一點的人當特首，我敢肯定，不用幾個月，管治一定也會一塌糊塗。

香港主權移交之初，中央訂立了中聯辦為中方與特區政府唯一溝通渠道的政策，中國大陸各個地方和部門不得自行插手香港事務。但不消幾年，不單中聯辦干政愈來愈明顯，遠超越了其「聯絡」功能，我們更可從各式各樣的報道和曾在政府中人的陳述得知，特區政府各級上下，甚至是社會經濟各個領域的高層，都常常受到聲稱來自中國各省市部門單位人士的關心問候，人人都好像有從中央直接領旨、直接向中央打報告的渠道。連流落民間發福後只是在網台噴噴口水的前政府幕僚，都可以誇誇其談有中共國安朋友告訴他各種宮廷秘密、誰和誰其實是中共臥底，你便知道情况有多嚴重。

試想像，如果你是特首或一個司局長，你的同僚和下屬，每個都好像有自己聯繫中央的渠道，好像你作出什麼計劃和改革，都有可能遭到這些同僚下屬通過他們的內線向中央告密，你還會敢大開大合大膽施政嗎？抑或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寧左勿右？之前有一個特首和一個政務司長，卸任後便鋃鐺入獄，名譽掃地。你想到這些前車之鑑，會不會常常疑神疑鬼，精神異常？這是特區政府由特首到司局長的言行都愈來愈無稽錯亂的結構因素。這個結構不變，你將現政府領導全換為一眾能人，也於事無補。

或者有人會認為，既然這個結構令特區政府的施政注定癱瘓失效，那麼乾脆讓中央全面接手直接管治，不是更好嗎？中央政府管治下的中國模式，多年來不是被世界吹捧成高效決斷施政的表表者嗎？


中國抗疫亂作一團 中國模式並不存在

很不幸，所謂的高效果斷中國模式，本來就是一個謊言，也被這次瘟疫戳破了。多年來，中國吹噓中國模式的優越性，很多西方中國研究學者，也跟着吹奏。有「國師」地位的中國國家主義新「左派」代表人物，曾說中國沒有西洋代議民主，但卻有比西方代議民主更有效的政策調整機制，說中共黨內的路線之爭，讓中共能常常從歷史汲取教訓，撥亂反正，例如文革後的改革開放，和胡溫當政期間改善地域、城鄉和社會不平等的種種政策。相反，西方民主代議士受財團擺佈，無止境討論更難凝聚共識。中共體制，反而更容易令當政者吸收教訓，調整施政，比民主更民主。

這次武漢肺炎大爆發，揭露了這種講法有多荒謬。這次肺炎失控，原因正是中共完全沒有從當年的沙士爆發中吸收教訓。中共發現武漢出現神秘新病時，第一個反應不是承認問題並迅速動員將疾病控制在一地，而是像當年沙士剛爆發時一樣，遏制信息，裝沒事發生，結果白白浪費了能將病情封死在一個小地區的黃金時機。

有人說中共體制雖然不能及早控制病情，但當中央承認危機並認真全面動員起來後，處理問題的能力與效率比其他國家高。現在中國政府雖已承認了危機的存在，但其抗疫行動，仍亂作一團。全國各地，為了自保，都各自搶奪物資，媒體更不時報道地方政府為了搶奪物資而發生衝突。吹哨者李文亮醫生染病去世後，官方媒體對有關報道與網上評論的管理，也進入了不知道是鬆還是緊的無政府狀態。

中共喉舌及其在海外的影響力散播者，都在發放武漢肺炎並不嚴重、美國流感死得還多人的扭曲信息，指摘現在全球對中國的反應十分過度、種族歧視。但中共喉舌叫全世界不要過度反應時，北京卻不斷擴大封城名單，連有關措施對經濟的滅絕性打擊也不理。如果外國航空公司取消中國航班是無知導致的過度反應，那麼中共將全中國大部分大城市封閉，習近平又將抗疫提升到當年韓戰級別的「人民戰爭」層次，那又是什麼呢？這種有關肺炎和疫情本身到底多嚴重的前言不對後語，證明中共的宣傳機器甚至中共中央本身，對於應該怎樣向外談及武漢肺炎，還欠統一口徑。


中國崛起多得西方支持 已花光所有運氣

以往中國的高增長，遇到問題都好想能快速解決，其實很大程度與運氣有關。中共在1989年和蘇聯倒台後搖搖欲墜，剛好遇上美國和世界經濟轉型，發達國經濟金融化，急需廉價與受規訓的勞動力進行工序轉移，與中共一拍即合達成中國為世界提供廉價勞動力、西方幫助中共延續威權政體的魔鬼交易，令中國經歷二三十年的高增長。中共威權體制延續，是高增長的果，不是因。當年中共隱瞞沙士疫情，在終於承認、開始動員全國抗疫後，好像真能快速有效控制疫情。但這其實也與當時天氣回暖，病毒在高溫下散播力減弱有關。

今日中國經濟滑坡，處處美國封殺，又受瘟疫蹂躪，中國能否再憑運氣渡過難關？天網恢恢，因果相隨，那真是天有眼，天曉得了。


孔誥烽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韋森費特政治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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