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25-黎恩灝：政府在抗疫還是誅逆？
黎恩灝：政府在抗疫還是誅逆？
2020年2月25日
有報章一連兩日揭露林鄭月娥向中央政府呈交報告，力斥醫護罷工並要求醫管局清算之餘，更不點名指摘建制派和行會成員「沒有站在同一陣線」，等於和執政伙伴「割席」。特首辦至日前仍然拒絕回應報道，在平常情况，政府一向立即澄清，指控報道抹黑、散佈謠言和假新聞云云，但政府反常的沉默，反而增加報道內文的可信性。
筆者假設報道屬實──林鄭月娥果真向中央提交關乎香港大局的小報告（下稱「小報告」），那麼看官除了「食花生」，看看建制陣營和林鄭不咬弦外，還有什麼亮點呢？我們從威權管治的角度分析，「亮點」其實簡單不過：林鄭政府志不在抗疫，而在誅逆──打壓異己、親疏有別。
「打壓」、「籠絡」、「消耗」策略 相互牽引
傳統而言，研究威權政體的學者會將威權政府的管治手段分為「籠絡」（co-optation）與「打壓」（repression），前者關乎統治者如何吸納社會精英以鞏固統治的穩定性和正當性，後者則以直接或間接手段，掃除異見力量，保住政權的生命。用傳統中國政治的語言，就是「懷柔」與「高壓」之別。但近年來，研究威權政體下社會運動的論者提出，政權手段有剛有柔以外，也可能有第三條路，就是在不力施壓迫手段的同時，也不走向與對手妥協之路。這條路就是「消耗」（attrition）。政權透過不同的策略──不管是有為或無為──消耗抗爭者的資源、政治機會、士氣、道德基礎，最理想是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次之則為對手知難而退（參考延伸閱讀）。「消耗」的好處，是政權兵不血刃，亦毋須負鎮壓污名；同時亦不必讓步，減低政權內部分化甚至倒戈的可能。
倘把林鄭的「小報告」和京港官員近期的表現結合來看，「打壓」、「籠絡」與「消耗」策略三者均相互牽引，而且變本加厲，令官府的抗疫工作，頓變為對抗民眾的鬥爭。
林鄭政府打壓民間社會不遺餘力。第一，該報章引述的「小報告」，指政府會要求醫管局「嚴肅處理組織罷工的員工」，續說「不應容許害群之馬留在醫院工作」，意即清算合法罷工者以至阻嚇「三罷」，將會是未來政權打壓公民社會的議程。然而，罷工權利受香港《基本法》保障，醫管局員工陣線一連5日罷工的訴求，既合乎公益，也關係到員工個人安危，罷工合法合憲，倘若林鄭月娥清算態度明確，豈不是踐踏保障勞工權益的基本法？
第二，面對各區反對增設隔離營和指定診所的和平遊行集會，執法的警察仍然是繼續截查參加者和途人、以胡椒噴霧對付遊行人士和記者。儘管警察並未動用催淚彈、橡膠子彈和水炮車等具殺傷力武器，但驅散和平集會、以公權力阻止民眾行使遊行集會權利表達異見的做法已成常態，政權過去容讓、協助和平集會的取態不再，市民的公民權利繼續被壓縮。
第三，政權對新聞界的打壓並未休止。警務處長鄧炳強在香港電台《頭條新聞》播出諷刺警察的片段後去信廣播處長梁家榮，投訴節目內容，要求梁家榮跟進。香港警察自去年6月起儼如香港領導，對政務司長、立法會議員、區議員的野蠻及濫權行徑比比皆是；警察在抗爭現場刻意動武阻礙，甚至攻擊採訪記者的行為，亦有不少現場紀錄佐證；如今更直接干預香港電台節目的編輯自主，即便是飽受揶揄的林鄭月娥，也未曾公開要求廣播處長跟進節目內容，鄧炳強作為在香港能夠「合法殺人」部隊的領頭，其做法就是要「槍指揮咪」，與外國軍政府試圖干預、控制傳媒的手段如出一轍。
打壓民間之餘 繼續親疏有別
政權打壓民間之餘，繼續親疏有別，籠絡既得利益集團，試圖重獲共謀者的支持。政府公布300億元抗疫基金，當中只有47億撥入醫管局，小部分支援基層；100多億用來支持在功能組別和特首選舉有票可投的批發零售、飲食業界、工商、旅遊、漁農和航運界等，抗疫基金頓變為酬庸商界老闆，小市民難以分霑；加上政府資助本地口罩生產之前，親中工聯會就宣布設立口罩工場，就予人利益輸送之嫌；加上前述「小報告」，林鄭表明心迹，希望藉抗疫扭轉9月立法會選舉的建制派選情，抗疫基金是否流向本地工商界以爭取支持，穩住官商同謀的利益網絡，很快就可見一斑。
除了籠絡本地工商界和傳統左派勢力以外，政權籠絡屬下中資和社團的表現亦值得注意。新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本地商家頻頻出手「救港」──蒐羅、銷售口罩、生活必需品和清潔用品等等後，主動發布消息，視察中資連鎖超市和招商局倉庫，要求中資全力支持配合特區政府，不甘後人；後來駱氏又撰文指斥罷工醫護是政治「新冠病毒」，會見親中社團時又呼籲建制派團結一致應付9月選舉、力斥反對派要奪取香港管治權，更明言止暴制亂方針未止等等，總之是要鞏固建制派的凝聚力，為繼續與香港公民社會、民主派以至「分庭抗禮」的本地商家鬥爭作準備。
那麼林鄭政權又如何消耗民間力量呢？林鄭在疫症蔓延初期不作為，拒絕封關和調控必需品供應，客觀效果是散發社會恐慌，營造出社會混亂和蕭條的形象。在公營醫護罷工期間，一方面政府仍然否定全面封關，只願意作出局部封關舉措；另一方面搶米搶紙的信息瘋傳民間，反對罷工的輿論亦同時升溫。由於政府只願意局部封關，武漢肺炎在社區爆發的危機感無法熄滅，罷工的前線醫護最終以民主方式暫緩下一波罷工，既是小勝，也折射政府曠日消磨的手段奏效。
藉疫情整頓香港 似非易事
但說到底，威權政體能夠有效運用上述手段以維持管治權的前提之一，和抗爭者一樣，就是要內部不分化不割席。但林鄭並未堅決否認的小報告，正正觸犯此禁忌，當好勇鬥狠者把同路人都當成鬥爭對象時，連親疏有別也做不到，管治精英的分化（elite disunity）只會更加嚴重。而且，在國際格局下，美國即將發表新一份《香港政策法》報告，《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要求訂立制裁侵犯人權者名單，也會對迫着與林鄭政府「齊上齊落」的建制精英構成實質壓力。在林鄭因素和美國因素下，政權藉疫情來整頓香港，似乎並非易事。
延伸閱讀：
Samson Yuen and Edmund W Cheng （2017）. "Neither Repression Nor Concession? A Regime's Attrition against Mass Protests" Political Studies, Vol. 65（3） 611-630.
作者是倫敦大學亞非研究學院博士候選人、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兼任講師
2020年2月25日
有報章一連兩日揭露林鄭月娥向中央政府呈交報告，力斥醫護罷工並要求醫管局清算之餘，更不點名指摘建制派和行會成員「沒有站在同一陣線」，等於和執政伙伴「割席」。特首辦至日前仍然拒絕回應報道，在平常情况，政府一向立即澄清，指控報道抹黑、散佈謠言和假新聞云云，但政府反常的沉默，反而增加報道內文的可信性。
筆者假設報道屬實──林鄭月娥果真向中央提交關乎香港大局的小報告（下稱「小報告」），那麼看官除了「食花生」，看看建制陣營和林鄭不咬弦外，還有什麼亮點呢？我們從威權管治的角度分析，「亮點」其實簡單不過：林鄭政府志不在抗疫，而在誅逆──打壓異己、親疏有別。
「打壓」、「籠絡」、「消耗」策略 相互牽引
傳統而言，研究威權政體的學者會將威權政府的管治手段分為「籠絡」（co-optation）與「打壓」（repression），前者關乎統治者如何吸納社會精英以鞏固統治的穩定性和正當性，後者則以直接或間接手段，掃除異見力量，保住政權的生命。用傳統中國政治的語言，就是「懷柔」與「高壓」之別。但近年來，研究威權政體下社會運動的論者提出，政權手段有剛有柔以外，也可能有第三條路，就是在不力施壓迫手段的同時，也不走向與對手妥協之路。這條路就是「消耗」（attrition）。政權透過不同的策略──不管是有為或無為──消耗抗爭者的資源、政治機會、士氣、道德基礎，最理想是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次之則為對手知難而退（參考延伸閱讀）。「消耗」的好處，是政權兵不血刃，亦毋須負鎮壓污名；同時亦不必讓步，減低政權內部分化甚至倒戈的可能。
倘把林鄭的「小報告」和京港官員近期的表現結合來看，「打壓」、「籠絡」與「消耗」策略三者均相互牽引，而且變本加厲，令官府的抗疫工作，頓變為對抗民眾的鬥爭。
林鄭政府打壓民間社會不遺餘力。第一，該報章引述的「小報告」，指政府會要求醫管局「嚴肅處理組織罷工的員工」，續說「不應容許害群之馬留在醫院工作」，意即清算合法罷工者以至阻嚇「三罷」，將會是未來政權打壓公民社會的議程。然而，罷工權利受香港《基本法》保障，醫管局員工陣線一連5日罷工的訴求，既合乎公益，也關係到員工個人安危，罷工合法合憲，倘若林鄭月娥清算態度明確，豈不是踐踏保障勞工權益的基本法？
第二，面對各區反對增設隔離營和指定診所的和平遊行集會，執法的警察仍然是繼續截查參加者和途人、以胡椒噴霧對付遊行人士和記者。儘管警察並未動用催淚彈、橡膠子彈和水炮車等具殺傷力武器，但驅散和平集會、以公權力阻止民眾行使遊行集會權利表達異見的做法已成常態，政權過去容讓、協助和平集會的取態不再，市民的公民權利繼續被壓縮。
第三，政權對新聞界的打壓並未休止。警務處長鄧炳強在香港電台《頭條新聞》播出諷刺警察的片段後去信廣播處長梁家榮，投訴節目內容，要求梁家榮跟進。香港警察自去年6月起儼如香港領導，對政務司長、立法會議員、區議員的野蠻及濫權行徑比比皆是；警察在抗爭現場刻意動武阻礙，甚至攻擊採訪記者的行為，亦有不少現場紀錄佐證；如今更直接干預香港電台節目的編輯自主，即便是飽受揶揄的林鄭月娥，也未曾公開要求廣播處長跟進節目內容，鄧炳強作為在香港能夠「合法殺人」部隊的領頭，其做法就是要「槍指揮咪」，與外國軍政府試圖干預、控制傳媒的手段如出一轍。
打壓民間之餘 繼續親疏有別
政權打壓民間之餘，繼續親疏有別，籠絡既得利益集團，試圖重獲共謀者的支持。政府公布300億元抗疫基金，當中只有47億撥入醫管局，小部分支援基層；100多億用來支持在功能組別和特首選舉有票可投的批發零售、飲食業界、工商、旅遊、漁農和航運界等，抗疫基金頓變為酬庸商界老闆，小市民難以分霑；加上政府資助本地口罩生產之前，親中工聯會就宣布設立口罩工場，就予人利益輸送之嫌；加上前述「小報告」，林鄭表明心迹，希望藉抗疫扭轉9月立法會選舉的建制派選情，抗疫基金是否流向本地工商界以爭取支持，穩住官商同謀的利益網絡，很快就可見一斑。
除了籠絡本地工商界和傳統左派勢力以外，政權籠絡屬下中資和社團的表現亦值得注意。新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本地商家頻頻出手「救港」──蒐羅、銷售口罩、生活必需品和清潔用品等等後，主動發布消息，視察中資連鎖超市和招商局倉庫，要求中資全力支持配合特區政府，不甘後人；後來駱氏又撰文指斥罷工醫護是政治「新冠病毒」，會見親中社團時又呼籲建制派團結一致應付9月選舉、力斥反對派要奪取香港管治權，更明言止暴制亂方針未止等等，總之是要鞏固建制派的凝聚力，為繼續與香港公民社會、民主派以至「分庭抗禮」的本地商家鬥爭作準備。
那麼林鄭政權又如何消耗民間力量呢？林鄭在疫症蔓延初期不作為，拒絕封關和調控必需品供應，客觀效果是散發社會恐慌，營造出社會混亂和蕭條的形象。在公營醫護罷工期間，一方面政府仍然否定全面封關，只願意作出局部封關舉措；另一方面搶米搶紙的信息瘋傳民間，反對罷工的輿論亦同時升溫。由於政府只願意局部封關，武漢肺炎在社區爆發的危機感無法熄滅，罷工的前線醫護最終以民主方式暫緩下一波罷工，既是小勝，也折射政府曠日消磨的手段奏效。
藉疫情整頓香港 似非易事
但說到底，威權政體能夠有效運用上述手段以維持管治權的前提之一，和抗爭者一樣，就是要內部不分化不割席。但林鄭並未堅決否認的小報告，正正觸犯此禁忌，當好勇鬥狠者把同路人都當成鬥爭對象時，連親疏有別也做不到，管治精英的分化（elite disunity）只會更加嚴重。而且，在國際格局下，美國即將發表新一份《香港政策法》報告，《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要求訂立制裁侵犯人權者名單，也會對迫着與林鄭政府「齊上齊落」的建制精英構成實質壓力。在林鄭因素和美國因素下，政權藉疫情來整頓香港，似乎並非易事。
延伸閱讀：
Samson Yuen and Edmund W Cheng （2017）. "Neither Repression Nor Concession? A Regime's Attrition against Mass Protests" Political Studies, Vol. 65（3） 611-630.
作者是倫敦大學亞非研究學院博士候選人、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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