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129-鄭煒、袁瑋熙：後雨傘運動：告別政治冷感的年代
鄭煒、袁瑋熙：後雨傘運動：告別政治冷感的年代
21:08 29/11/2014
【明報專訊】「雨傘運動」持續兩個月，帳篷、標語、街站、討論小組和民間藝術，依然滿佈佔領區。無疑，佔領行動衝擊了固有的制度和價值，亦阻礙了部分市民的生計和規律，但這次佔領的模式、訴求及論述，卻是香港社會史上彌足珍貴的資料，值得仔細研究。單單指摘外國勢力介入、泛民主派煽動、或年輕人因缺乏向上流動而躁動，不足以解釋為何大批人甘於犯法、冒被捕的風險走上街頭、風餐露宿，也難以梳理觸發這場運動的深層矛盾。
故此，我們團隊於10月20日至26日，在金鐘、旺角和銅鑼灣佔領區以問卷形式訪問了1562人，回應率為97%。我們首先劃分數個區域，分早、午、晚3個時段，要求助手按指定間隔隨機取樣，確保樣本涵蓋佔領區內的長期留守者、義工和日間參與者。我們亦按組別進行了30多個深入訪談，尤其針對物資站、防線的長期留守者，以彌補量化研究的不足。
年輕一代的覺醒
初步結果令我們相信雨傘運動將成為香港政治生態的分水嶺。首先，參與者以年輕一代為骨幹，61%為29歲或以下，24%介乎30至39歲，相比政府公布的人口統計數據，參與者明顯年輕一大截（表一）。另外，雨傘運動雖被認定為學生運動，學生組織的確也在運動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但學生其實只佔26％，反而白領和自僱人士佔58%，構成參與者的大多數（註一）。教育方面（表二），有逾五成受訪者擁有學士或研究院學歷（55%），比例大幅超越全港的平均數（16%）。這印證了運動主體是廣義的中產和高學歷的青年。
佔領運動的另一特點是吸納了一批社運生力軍：有15%受訪者此前從未參與示威、集會或請願。鑑於2003年以來的社運已動員了不少市民，這個增幅頗為驚人。（註二）這批生力軍以年輕人為主，當中24歲以下的佔大多數（56%）。與此同時，社運史顯示他們絕大部分曾參與七一遊行、六四集會和佔中投票（表三）。值得留意的是，他們有63%曾參加反國教科運動；相比傳統示威，那是一個民間自發、要求持續投入的「類佔領」運動。這反映出現佔領運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既動員了新血加入，承繼了過往社運的骨幹。
去中心的組織形態
佔領運動展現出新的組織形式和論述。首先，參與者對這場運動的忠誠度和投入度極高，有着持續抗爭的傾向。我們的問卷於10月下旬進行，但近四成人在9月22日罷課周已參與運動，逾五成則在9月28日警方使用催淚彈後一周加入。參與者往佔領區的次數也頗頻繁，11至20天的佔37%，21天以上佔22%；平均逗留時間頗久，停留1至6小時有近七成，超過6小時則有三成，更有逾五成人曾留守過夜，留守8晚以上也佔了當中的27%。另一方面，佔領行動雖然造就了政治動員的優勢，但同時也帶來局限。在10月4日後新加入佔領的人數不斷下降，說明了當公權力不再向現場直接施壓後，佔領本身無法透過持續動員補充新血。
再者，佔領的空間造就了多樣化的參與，並打破傳統的抗爭模式。最突出的是有五成受訪者曾捐獻物資，而物資站也詳細記錄物資的來源和數量。換言之，現場民調顯示熱心市民自發捐獻才是佔領區出現大量物資的主因。除了小部分人是閒逛外（7%），其他人均以不同方式投入運動：如閱讀、討論、聽講座（58%）、說服親戚朋友（45%）、藝術創作（35%）、參與義務工作（35%）及鞏固防線、衝擊（19%）。這些自發、橫向、多元的參與形式與以往遊行集會截然不同——佔領所創造的空間和時間維度，不單引發了群眾的高度投入和持續參與，同時亦減低了參與者對領導和組織的依賴，衍生「沒有大會，只有群眾」的現象。
當傳統組織的認受性備受質疑，佔領運動又未能迫使政府讓步，參與者大多願意付出更大成本，投入持續而自發的日常抗爭（everyday resistance）。一方面，近四成意見認同繼續議會抗爭（38%）及遊行示威（37%），說明訴諸代議政制的抗爭模式仍有一定市場，未因激進的行動而被揚棄。另一方面，亦有多數意見認同將抗爭帶進社區（52%）、發動不合作運動（60%），部分更傾向以佔領不同目標爭取未達成的訴求（17%至27%）。屆時公民抗命和不合作運動將走進生活，公民覺醒和社會分化也將交替出現；一旦日常抗爭成為常態，亦必然會挑戰傳統組織如政黨和社團的角色。
是「下流社會」，更是民主政制
回到根本問題，是什麼原因令一些人從不參與政治活動或間歇示威的人，一下子走出來「非法」佔領？流行說法是年輕人欠缺向上流機會，因難以置業、就業或創業而感到躁動不安，驅使他們參與佔領。誠然，受訪者中自認為中產階級下層或基層的構成了最大群體，佔樣本近七成（69%），結果與早前中文大學陳韜文教授和李立峯教授的觀察脗合。另外，有近五成的受訪者是租住（14%）或自置（33%）私人樓宇，但他們當中卻有逾五成自認為屬於中產下層或基層。由於私人樓宇一直是量度中產的重要指標，當住屋條件和階級認同出現錯置，反映受訪者正在或預測向下流動，而這種迹象不單出現在學生組別，在白領和自僱人士、高學歷人士當中也相當普遍。
然而，民生問題是否「雨傘運動」的起因？我們的問卷嘗試梳理箇中複雜而重疊的誘因，結果顯示政治訴求依然是參與運動的主因：首要原因是爭取真普選（87%），其次是認為政府未有正視示威者訴求（68%）。雖然催淚彈是佔領運動的導火線，但不滿警方處理手法卻不是令參與者持續下去的主因（51%）；改善民生和擴大政策討論空間亦非參與者看重的訴求。
為何這個向下流的社群會着重民主，而非民生？在深入訪談中，雖然不少人對前途感到悲觀、認為個人欠缺發展機會、對置業困難、中港融合帶來的種種問題感到無力，但他們普遍認為「派糖」不是治本的辦法。他們指出民主政制才是解決民生議題的關鍵，必須爭取民主公平的政治制度，才有機會討論徹底的社會改革。一位長期留守的學生對我們說：他以前從不關注政治，但反國教科運動令他體會到公共政策的深遠影響；過後他經常旁聽諮詢會，也嘗試在網上提交意見書。但這些參與反過頭來令他希望改變一個保障特定利益的體制。「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政府是不會聆聽市民意見的，諮詢只是『做秀』而已，市民根本沒有影響決策的能力」，他如是說。
無論結局如何，「雨傘運動」已為香港政治運動揭開了新一頁，其成因、發展和影響，均有待我們一一發掘和探討；這幾十天的經歷，也將大大改變參與者對政治參與的看法。佔領運動固然為本地經濟民生帶來一定成本，亦產生了種種複雜的法律爭議，但若果我們漠視佔領所透視的政治經濟學問題，抗爭運動不見得會就此消失，香港也只能繼續內耗。
註一： 練乙錚先生曾引述「公民議會」於金鐘的現場民調，其結果是學生只佔受訪者15%，專業人員佔26%、經理及行政人員佔16%、教師佔5%，反映參與者具專業及中產背景。
註二：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發現18%受訪者曾參加佔領運動，顯示被動員的參與者不在少數。
作者鄭煒是倫敦政經學院 政治學博士候選人；袁瑋熙是牛津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博士候選人
鄭煒、袁瑋熙
21:08 29/11/2014
【明報專訊】「雨傘運動」持續兩個月，帳篷、標語、街站、討論小組和民間藝術，依然滿佈佔領區。無疑，佔領行動衝擊了固有的制度和價值，亦阻礙了部分市民的生計和規律，但這次佔領的模式、訴求及論述，卻是香港社會史上彌足珍貴的資料，值得仔細研究。單單指摘外國勢力介入、泛民主派煽動、或年輕人因缺乏向上流動而躁動，不足以解釋為何大批人甘於犯法、冒被捕的風險走上街頭、風餐露宿，也難以梳理觸發這場運動的深層矛盾。
故此，我們團隊於10月20日至26日，在金鐘、旺角和銅鑼灣佔領區以問卷形式訪問了1562人，回應率為97%。我們首先劃分數個區域，分早、午、晚3個時段，要求助手按指定間隔隨機取樣，確保樣本涵蓋佔領區內的長期留守者、義工和日間參與者。我們亦按組別進行了30多個深入訪談，尤其針對物資站、防線的長期留守者，以彌補量化研究的不足。
年輕一代的覺醒
初步結果令我們相信雨傘運動將成為香港政治生態的分水嶺。首先，參與者以年輕一代為骨幹，61%為29歲或以下，24%介乎30至39歲，相比政府公布的人口統計數據，參與者明顯年輕一大截（表一）。另外，雨傘運動雖被認定為學生運動，學生組織的確也在運動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但學生其實只佔26％，反而白領和自僱人士佔58%，構成參與者的大多數（註一）。教育方面（表二），有逾五成受訪者擁有學士或研究院學歷（55%），比例大幅超越全港的平均數（16%）。這印證了運動主體是廣義的中產和高學歷的青年。
佔領運動的另一特點是吸納了一批社運生力軍：有15%受訪者此前從未參與示威、集會或請願。鑑於2003年以來的社運已動員了不少市民，這個增幅頗為驚人。（註二）這批生力軍以年輕人為主，當中24歲以下的佔大多數（56%）。與此同時，社運史顯示他們絕大部分曾參與七一遊行、六四集會和佔中投票（表三）。值得留意的是，他們有63%曾參加反國教科運動；相比傳統示威，那是一個民間自發、要求持續投入的「類佔領」運動。這反映出現佔領運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既動員了新血加入，承繼了過往社運的骨幹。
去中心的組織形態
佔領運動展現出新的組織形式和論述。首先，參與者對這場運動的忠誠度和投入度極高，有着持續抗爭的傾向。我們的問卷於10月下旬進行，但近四成人在9月22日罷課周已參與運動，逾五成則在9月28日警方使用催淚彈後一周加入。參與者往佔領區的次數也頗頻繁，11至20天的佔37%，21天以上佔22%；平均逗留時間頗久，停留1至6小時有近七成，超過6小時則有三成，更有逾五成人曾留守過夜，留守8晚以上也佔了當中的27%。另一方面，佔領行動雖然造就了政治動員的優勢，但同時也帶來局限。在10月4日後新加入佔領的人數不斷下降，說明了當公權力不再向現場直接施壓後，佔領本身無法透過持續動員補充新血。
再者，佔領的空間造就了多樣化的參與，並打破傳統的抗爭模式。最突出的是有五成受訪者曾捐獻物資，而物資站也詳細記錄物資的來源和數量。換言之，現場民調顯示熱心市民自發捐獻才是佔領區出現大量物資的主因。除了小部分人是閒逛外（7%），其他人均以不同方式投入運動：如閱讀、討論、聽講座（58%）、說服親戚朋友（45%）、藝術創作（35%）、參與義務工作（35%）及鞏固防線、衝擊（19%）。這些自發、橫向、多元的參與形式與以往遊行集會截然不同——佔領所創造的空間和時間維度，不單引發了群眾的高度投入和持續參與，同時亦減低了參與者對領導和組織的依賴，衍生「沒有大會，只有群眾」的現象。
當傳統組織的認受性備受質疑，佔領運動又未能迫使政府讓步，參與者大多願意付出更大成本，投入持續而自發的日常抗爭（everyday resistance）。一方面，近四成意見認同繼續議會抗爭（38%）及遊行示威（37%），說明訴諸代議政制的抗爭模式仍有一定市場，未因激進的行動而被揚棄。另一方面，亦有多數意見認同將抗爭帶進社區（52%）、發動不合作運動（60%），部分更傾向以佔領不同目標爭取未達成的訴求（17%至27%）。屆時公民抗命和不合作運動將走進生活，公民覺醒和社會分化也將交替出現；一旦日常抗爭成為常態，亦必然會挑戰傳統組織如政黨和社團的角色。
是「下流社會」，更是民主政制
回到根本問題，是什麼原因令一些人從不參與政治活動或間歇示威的人，一下子走出來「非法」佔領？流行說法是年輕人欠缺向上流機會，因難以置業、就業或創業而感到躁動不安，驅使他們參與佔領。誠然，受訪者中自認為中產階級下層或基層的構成了最大群體，佔樣本近七成（69%），結果與早前中文大學陳韜文教授和李立峯教授的觀察脗合。另外，有近五成的受訪者是租住（14%）或自置（33%）私人樓宇，但他們當中卻有逾五成自認為屬於中產下層或基層。由於私人樓宇一直是量度中產的重要指標，當住屋條件和階級認同出現錯置，反映受訪者正在或預測向下流動，而這種迹象不單出現在學生組別，在白領和自僱人士、高學歷人士當中也相當普遍。
然而，民生問題是否「雨傘運動」的起因？我們的問卷嘗試梳理箇中複雜而重疊的誘因，結果顯示政治訴求依然是參與運動的主因：首要原因是爭取真普選（87%），其次是認為政府未有正視示威者訴求（68%）。雖然催淚彈是佔領運動的導火線，但不滿警方處理手法卻不是令參與者持續下去的主因（51%）；改善民生和擴大政策討論空間亦非參與者看重的訴求。
為何這個向下流的社群會着重民主，而非民生？在深入訪談中，雖然不少人對前途感到悲觀、認為個人欠缺發展機會、對置業困難、中港融合帶來的種種問題感到無力，但他們普遍認為「派糖」不是治本的辦法。他們指出民主政制才是解決民生議題的關鍵，必須爭取民主公平的政治制度，才有機會討論徹底的社會改革。一位長期留守的學生對我們說：他以前從不關注政治，但反國教科運動令他體會到公共政策的深遠影響；過後他經常旁聽諮詢會，也嘗試在網上提交意見書。但這些參與反過頭來令他希望改變一個保障特定利益的體制。「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政府是不會聆聽市民意見的，諮詢只是『做秀』而已，市民根本沒有影響決策的能力」，他如是說。
無論結局如何，「雨傘運動」已為香港政治運動揭開了新一頁，其成因、發展和影響，均有待我們一一發掘和探討；這幾十天的經歷，也將大大改變參與者對政治參與的看法。佔領運動固然為本地經濟民生帶來一定成本，亦產生了種種複雜的法律爭議，但若果我們漠視佔領所透視的政治經濟學問題，抗爭運動不見得會就此消失，香港也只能繼續內耗。
註一： 練乙錚先生曾引述「公民議會」於金鐘的現場民調，其結果是學生只佔受訪者15%，專業人員佔26%、經理及行政人員佔16%、教師佔5%，反映參與者具專業及中產背景。
註二：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發現18%受訪者曾參加佔領運動，顯示被動員的參與者不在少數。
作者鄭煒是倫敦政經學院 政治學博士候選人；袁瑋熙是牛津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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