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27-余杰：習近平比朱元璋狠毒嗎？
余杰：習近平比朱元璋狠毒嗎？
23:29 27/10/2015
■明史學者吳晗本以為能夠以批判朱元璋的獨裁暴政的《朱元璋傳》取悅毛澤東。
習近平的反腐運動，效仿的對象除了毛澤東以外，還有明太祖朱元璋。而毛澤東生前也最為欣賞跟他一樣從農民和草莽變成皇帝的朱元璋。
一九四八年，明史學者吳晗到河北西柏坡拜見毛澤東，呈送《朱元璋傳》手稿。吳晗的著作以批判朱元璋的獨裁暴政來影射毛的對頭蔣介石，以為能夠以此取悅毛。誰知毛澤東最欣賞的就是朱元璋，對吳晗的書不以為然，並命令其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觀點加以修改。一九五五年，毛審閱該書的修改稿時，再次對吳說：「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應該肯定的，應該寫的好點，不要寫得那麼壞。」
一九六四年五月，毛在一次談話中又說：「《明史》我看了最生氣。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識字的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還稍好些以外，其餘的都不好，盡做壞事。」朱元璋以一個落魄的和尚，經十五載奮鬥而成帝業，讓毛聯想到自己的豐功偉業而深有感觸，並得出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的結論。
朱元璋迷信的特務統治、洗腦教育和苛法酷刑，更是被毛發揚光大。朱元璋奠定了用特務控制百官和百姓的統治方式，後來由錦衣衞又發展出東廠和西廠；毛的警察國家則更為隱匿而精緻，甚至讓家人之間亦彼此監視和告發。朱元璋認為對貪官使用酷刑可以根除腐敗，在各級官府公座兩側各懸掛一個塞滿草的人皮袋，也是首個對貪官使用凌遲的處決方式的帝王；毛則處決了劉青山和張子善兩名涉嫌貪污的高級官員，但這並不妨礙他本人聲色犬馬、荒淫無度。
在加拿大學者卜正民、布魯和法國學者鞏濤合著的《殺千刀：中西視野下的凌遲處死》一書中，有專門的章節分析朱元璋及明朝皇帝對凌遲這一酷刑的迷戀。凌遲是在遼代進入中國的刑罰實踐，在北宋被用來處罰最嚴重的犯罪，在元代進入成文法典，但直到明朝才變得常見。朱元璋認為，皇帝必須讓人恐懼，懷有邪惡企圖的人終會敗露，會受到皇帝所能設計的最嚴酷懲罰。他突破《大明律》，以彙集眾多案件的《御製大誥》頒佈天下、警示官僚。
對貪官不敢用死刑
在凌遲處決大小貪官的判決中，朱元璋承認，在他治下的不幸的墮落的時代，酷刑不可避免，凌遲是實現天下太平的一種工具。然而，他始終無法解決長期困擾司法制度的問題：腐敗並未被酷刑嚇阻，他只能逐步加重刑罰。《大誥》三編的序言結尾暗示了日益嚴峻的形勢：「嗚呼！良民君子之心，言不在多，其心善矣。兇頑之徒，雖數千萬言，終不警省，是其自取也。」
習近平向朱元璋學習，只能「畫虎不成反類犬」。習不是親自打天下的帝王，其創設和破壞制度的能力及空間都不如朱元璋那麽大。習不敢在反腐運動中對貪官使用死刑，即便是他痛恨的周永康都能免於一死，周永康的爪牙們更是獲得輕判：李春城判囚十三年、蔣潔敏判囚十六年、王永春判囚二十年、郭永祥判囚二十年。民眾普遍感到這些判決是「雷聲大雨點小」，貪官坐牢三五年就能保外就醫，這樣的懲罰對其他貪官毫無震懾作用。如果連朱元璋的凌遲、剝皮等酷刑都不能根除腐敗，習近平的輿論醜化、司法審判又怎麼能讓腐敗官員洗心革面呢？
余杰
旅美作家
23:29 27/10/2015
■明史學者吳晗本以為能夠以批判朱元璋的獨裁暴政的《朱元璋傳》取悅毛澤東。
習近平的反腐運動，效仿的對象除了毛澤東以外，還有明太祖朱元璋。而毛澤東生前也最為欣賞跟他一樣從農民和草莽變成皇帝的朱元璋。
一九四八年，明史學者吳晗到河北西柏坡拜見毛澤東，呈送《朱元璋傳》手稿。吳晗的著作以批判朱元璋的獨裁暴政來影射毛的對頭蔣介石，以為能夠以此取悅毛。誰知毛澤東最欣賞的就是朱元璋，對吳晗的書不以為然，並命令其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觀點加以修改。一九五五年，毛審閱該書的修改稿時，再次對吳說：「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應該肯定的，應該寫的好點，不要寫得那麼壞。」
一九六四年五月，毛在一次談話中又說：「《明史》我看了最生氣。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識字的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還稍好些以外，其餘的都不好，盡做壞事。」朱元璋以一個落魄的和尚，經十五載奮鬥而成帝業，讓毛聯想到自己的豐功偉業而深有感觸，並得出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的結論。
朱元璋迷信的特務統治、洗腦教育和苛法酷刑，更是被毛發揚光大。朱元璋奠定了用特務控制百官和百姓的統治方式，後來由錦衣衞又發展出東廠和西廠；毛的警察國家則更為隱匿而精緻，甚至讓家人之間亦彼此監視和告發。朱元璋認為對貪官使用酷刑可以根除腐敗，在各級官府公座兩側各懸掛一個塞滿草的人皮袋，也是首個對貪官使用凌遲的處決方式的帝王；毛則處決了劉青山和張子善兩名涉嫌貪污的高級官員，但這並不妨礙他本人聲色犬馬、荒淫無度。
在加拿大學者卜正民、布魯和法國學者鞏濤合著的《殺千刀：中西視野下的凌遲處死》一書中，有專門的章節分析朱元璋及明朝皇帝對凌遲這一酷刑的迷戀。凌遲是在遼代進入中國的刑罰實踐，在北宋被用來處罰最嚴重的犯罪，在元代進入成文法典，但直到明朝才變得常見。朱元璋認為，皇帝必須讓人恐懼，懷有邪惡企圖的人終會敗露，會受到皇帝所能設計的最嚴酷懲罰。他突破《大明律》，以彙集眾多案件的《御製大誥》頒佈天下、警示官僚。
對貪官不敢用死刑
在凌遲處決大小貪官的判決中，朱元璋承認，在他治下的不幸的墮落的時代，酷刑不可避免，凌遲是實現天下太平的一種工具。然而，他始終無法解決長期困擾司法制度的問題：腐敗並未被酷刑嚇阻，他只能逐步加重刑罰。《大誥》三編的序言結尾暗示了日益嚴峻的形勢：「嗚呼！良民君子之心，言不在多，其心善矣。兇頑之徒，雖數千萬言，終不警省，是其自取也。」
習近平向朱元璋學習，只能「畫虎不成反類犬」。習不是親自打天下的帝王，其創設和破壞制度的能力及空間都不如朱元璋那麽大。習不敢在反腐運動中對貪官使用死刑，即便是他痛恨的周永康都能免於一死，周永康的爪牙們更是獲得輕判：李春城判囚十三年、蔣潔敏判囚十六年、王永春判囚二十年、郭永祥判囚二十年。民眾普遍感到這些判決是「雷聲大雨點小」，貪官坐牢三五年就能保外就醫，這樣的懲罰對其他貪官毫無震懾作用。如果連朱元璋的凌遲、剝皮等酷刑都不能根除腐敗，習近平的輿論醜化、司法審判又怎麼能讓腐敗官員洗心革面呢？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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