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09-懵懂少年的生命課堂 — 專訪紀錄片《伴生》導演黃肇邦
懵懂少年的生命課堂 — 專訪紀錄片《伴生》導演黃肇邦
2016/12/9 — 19:41
立場報道
關於生與死，《伴生》導演黃肇邦，想起兩件事。
第一件在他兒時居住的葵涌邨上演。這屋邨出了名是老人邨。那年黃肇邦還在念小學，有次在樓下空地踢波，大腳一抽，皮球劃過天際，飛入三樓某單位。他記得單位主人是個獨居婆婆，於是跑上樓，拍門。裡面好像有點聲音氣息，卻沒人應門。「點解咁嘅？」小黃肇邦並不明白。
幾天後，街角傳來警號，白車駛至樓下。原來那單位的婆婆已死去多時，只因獨居，無人發現。
第二件事發生在黃肇邦廿來歲的時候。他的爺爺嫲嫲先後患上重病，接連離世。兩老彌留那段日子，家人圍著病床，忙於照料，黃肇邦因為年輕，不懂世情，只得躲在長輩後面，默默觀察。「面對生離死別，我們這些年紀的人，通常唔識講嘢。」對於生死，他不得不承認：
「我是很懵懂，很無知的。」
既懵懂又無知的他，偏偏用兩年時間拍了《伴生》，一齣走過病患與死亡的紀錄片。
黃肇邦
困局與窗口
《伴生》說了三個家庭的故事：松哥一家、沛叔阿金和女兒、慕嚴與兒子。鏡頭穿過院舍、病房與靈堂，探索生死課題，呈現照顧者與長者之間的複雜關係。
電影早前在「香港亞洲電影節」上映五場，場場爆滿。漆黑的影院裡，不時傳來開紙巾袋的聲音。映後分享環節上，觀眾踴躍舉手發言，內容卻大多與電影無關。大家哽咽說著的，盡是自己的感受 — 譬如獨力照顧長者的痛苦、被迫告別摯愛的傷疤。
「香港真的有很多人面對這樣的困局，只是大家平日找不到窗口抒發。」
黃肇邦腦海裡第一次浮現這想法，正是祖父母相繼離世的日子。站在一角的他，望著父母和親友每日在病床前勞碌奔波，突然發現，原來要面對病痛死亡的，不單是床上的長者，還有床邊的家庭。
如果每張病床前都有一個家庭的故事，若將目光擴大至整間病房、整間醫院、整個社會……老去、患病、死亡，其實每天都在拉扯無數平民的日常心情。下班時間，與你擦身而過的陌生人，匆匆忙忙，可能就在探病的路上。
「就算探完病，返工返學，你又會知道有個人在醫院，那種心情、那種壓力，是否一定要到對方離開了，才解決到呢？」少年黃肇邦愈想愈多。「但這樣，是不是很殘忍，很矛盾？」
這些觀察，這些疑問，在黃肇邦腦海悄悄積累，拍攝老人家紀錄片的念頭，由此萌生。
直至 2014 年，他碰巧認識了東華三院一位社工，對方得知其想法，便介紹黃肇邦做義工，探訪獨居長者，從閒談裡尋找靈感。那幾個月，在老人院舍、醫院、社區，他邂逅了無數長者，當中有三個的故事，他特別好奇。
像慕嚴，一個智障的婆婆，說話童真滿溢，又畫得一手好畫，很討人喜歡。
又像松哥，一個手掌厚大的男人，初次見面便滔滔不絕地說他怎樣愛老婆。步入晚年，他仍堅持每天都要吻太太一下。
還有沛叔，一個經常愁眉不展的伯伯。導演問他為何不開心，他說著說著，竟掉下男兒淚。「他說他很擔心老婆，但是……他老婆好地地坐在他隔離。」黃肇邦覺得好笑，又好奇。「原來他是那種很深情，卻不懂表達的男人。都做了八十年人，對住老婆咁多年，都唔識得表達愛。」
「這兩個男人（松哥和沛叔）都幾得意。一個好識得愛，每日都要 kiss；一個好驚個老婆，但又好愛佢。」
他決定要記錄這三個老人家的生活。
慕嚴婆婆（圖片來源：《伴生》）
生命的意義
最初黃肇邦也未想好紀錄片的主題。他所做的，是緊隨主角生活，將每一瑣碎片段，通通記下。
旁人看來當然奇怪。有醫護人員便問他：「公公婆婆每次複診都係咁㗎啦，做咩每次都跟？無分別㗎喎。」每天在醫院、院舍進進出出，甚至有人誤會，他在拍《歡樂滿東華》。
黃肇邦也經常跟幾位老人家主角說，這紀錄片不一定拍得成。「因為你不能夠屈一些故仔給他們嘛。所以一路拍，都是當認識朋友咁拍。」但作為紀錄片導演，他深信，每個人都有其故事。
正式開始拍攝一個月後，松哥心愛的太太阿梅因急病突然離世。黃肇邦既手足無措，同時又發現紀錄片其中一個主題，無可避免，是「死亡」。
阿梅的喪禮上，松哥在棺木旁抽泣：「第二世一定會搵你，阿梅。我同你講過三世姻緣，知嘛？你在屋企等我，知嘛？」晶瑩淚珠盡是愛與不捨。辦好妻子後事才一個月，壯健開朗的松哥又因重病被送進醫院。不到半年，原本健碩的他日漸枯瘦，奄奄一息。
「感覺很似曾相識。像我爺爺嫲嫲，又是忽然患病，又是這樣的過程。見到松哥的家人，又想起自己家人以前那種頻撲、那種徬徨。」導演有感而發。
為松哥奔波的，有他的大兒子 Paul。他對鏡頭感嘆：「人們常說希望父母長命百歲，但這應該是數十年前的人的話。以前的人六十歲做大壽、七十歲已經古來稀，但我爸媽已經八十多歲。現在醫學很發達，人愈來愈長命……這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一個老人家走到晚年，重病纏身，活著還有沒有意義？拍攝期間，黃肇邦不停反思。有段日子他周圍問人，你想活到多少歲？出奇地，沒多少答「長命百歲」。人人都說，在失去自理能力前離開，已經足夠。
有《伴生》 觀眾甚至說，「呢套戲令我覺得，人不需要咁長命。」
黃肇邦倒想起做義工期間認識的一個 104 歲的婆婆，孤苦伶仃，監護人只有一位牧師。廿多年來她行動不便，每天就在牀上呼叫：『我想走，想返天國。』導演旁觀著婆婆的痛苦，難免想問：「係咪真係無價值，無意義呢？」
後來牧師女兒結婚，黃肇邦帶婆婆出席婚禮。「婚禮上，人人見到一個一百零幾歲的老人家祝福一對新人，都好驚訝。」同一時間，婆婆也笑得開懷，從沒如此開心過。
旁邊的黃肇邦像想通了什麼：「其實有些價值是存在的，只是我們太計算，未發掘到。」像 104 歲的婆婆，活著固然要與痛苦糾纏，但誰能料到，她的存在原來可以為人帶來祝福？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牽絆，不一定是理性頭腦可以計算、解釋。
誰說人老了，生命就沒有意義？
松哥與太太阿梅（圖片來源：《伴生》）
照顧的苦痛
松哥最後離開了世界。黃肇邦本打算以此作為紀錄片的結尾，但後來又想，假如電影以死亡開始（松哥妻子的喪禮），卻又以死亡作結，那究竟能否為觀眾帶來新的視野、新的想法呢？
「我們都知道（生老病死）是這樣。入戲院九十分鐘，是否就是要證實所想是對的 — 係呀，真係好慘，好悲涼……要這樣嗎？」
在教人絕望的「死亡」以外，《伴生》有另一更重要的命題，在於「照顧」。
不懂表達愛的沛叔，一家有太太阿金，還有獨生女兒陳小姐。黃肇邦起初接觸這一家三口，以為他們關係緊密，充滿了愛，但細談才發現，家庭關係既是牽絆，有時亦如束縛。「我不知道他們咁大壓力，不知道他們女兒咁繃緊。」
陳小姐在片中提到，自己因獨力照顧父母而飽受壓力，生活莫不圍繞兩老而轉，情緒莫不被他們牽扯，失去私人的空間，連簡單看齣電影，也是奢侈。「我覺得我好像是為了他們而生活，好多自己想做的事都做不到……」
黃肇邦一邊拍一邊想：「其實他們一家好有愛吖，點解會咁呢？原來相處得太緊密，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問題是香港土地問題嚴重。一個個家庭擠在狹小空間裡，儼如困獸鬥。加上人口老化，出生率下降，陳小姐這樣的經歷在城裡不停上演，肩膀很重的照顧者就在你我身邊。
「我相信香港有好多照顧長者、爸媽的人，只不過他們無渠道、空間跟人分享。希望《伴生》令他們有個窗口，覺得身邊的人放工可能都係要照顧爸媽，會有一種同行者的感受。」
的確，很多照顧者要求的，不是肩上重擔忽然消失；大家可能只需要有同樣經歷的人，能明白自己，並肩而行。
「《伴生》說的東西好簡單，都是老生常談，但正正是老生常談，更想大家重新正視一次。」這是導演的小小心願。
沛叔一家三口（圖片來源：《伴生》）
少年的成長
《伴生》拍了兩年，期間黃肇邦進出醫院、院舍幾百次，這個曾經對生命、對死亡懵懂無知的男生，應該學懂許多了吧？
「唔係呀，這些事我還在消化當中。好多嘢都唔識。」他說自己依然無知。
黃肇邦喜歡看書，關於生命，關於成長。但這兩年的經歷讓他察見，人生有太多的事情，就算你讀過萬卷書，單靠知識是無法應對。「拍紀錄片經常令我有這想法。」
例如要拍攝松哥一家如何面對生死，黃肇邦當時只是個廿幾歲的小伙子，「成件事我一直是最細個，連松哥個孫都大過我。」松哥臨終前在隔離病房彌留，黃肇邦站在床邊，根本不知道該拍什麼。「在這氣氛之下，都是適量地拍。」其餘時間，就在旁邊默默感受、聆聽、觀察，一如當日那懵懂少年。
但他也發現，自己比送別祖父母時已有長進。「當年很懵懂，不懂怎溝通。這次跟一個認識的伯伯，會在耳邊跟他說話，開始知道怎去應對。」他更記得松哥臨終前的教誨：「阿邦，你要好好完成你的工作。」
「那刻會覺得，不要辜負老人家的犧牲和付出。」
（圖片來源：《伴生》）
兩年過去，對於生死，黃肇邦自問懵懂依然。但至少，他學了兩件事。
第一是勇氣。「當一個認識的人在病床上，你可以只是望著佢，就當探咗，令個心安樂啲，我有嚟㗎。還是，你有勇氣行前一步，摸吓佢，同佢傾吓計？」這是黃肇邦的親身體驗。「縱使你好膽小，縱使你不懂開口，但是否都可以嘗試呢？」
「有開口就是有開口，無就無。」與其追悔莫及，何不及鼓起勇氣，及時去愛？
第二件事，是要接受人生的不順利。
「我們每日起身，就想每件事都順利，順利食到個好吃的早餐，順利地巴士未開走。我們想付出好少，得到好多。」黃肇邦邊想邊說。「問題是，你會諗，人咁長命，係咪每時每刻都都可以咁順利呢？」
他之所以這樣想，全因拍攝期間碰過不知多少次釘。但套用在生命之上，道理亦相通。《伴生》的三個家庭，正正要面對人生的不順利。
「每日返工收到電話都好 down，明明想睇套戲，忽然間又要趕去醫院、老人院，你一定有好多怨氣，點解明明準備了成個禮拜的節目，又要因為咁而犧牲自己？」
「問題是，有些事你不能不做。你覺得是犧牲，但如果能換個角度，你只是犧牲了一套戲的時間，但換來的，是和最親的人的一段關係。這樣，你開始會安慰到自己之餘，又找到一個向前行的方法。」
面對人生，願我們都找到向前行的方法，和勇氣。
2016/12/9 — 19:41
立場報道
關於生與死，《伴生》導演黃肇邦，想起兩件事。
第一件在他兒時居住的葵涌邨上演。這屋邨出了名是老人邨。那年黃肇邦還在念小學，有次在樓下空地踢波，大腳一抽，皮球劃過天際，飛入三樓某單位。他記得單位主人是個獨居婆婆，於是跑上樓，拍門。裡面好像有點聲音氣息，卻沒人應門。「點解咁嘅？」小黃肇邦並不明白。
幾天後，街角傳來警號，白車駛至樓下。原來那單位的婆婆已死去多時，只因獨居，無人發現。
第二件事發生在黃肇邦廿來歲的時候。他的爺爺嫲嫲先後患上重病，接連離世。兩老彌留那段日子，家人圍著病床，忙於照料，黃肇邦因為年輕，不懂世情，只得躲在長輩後面，默默觀察。「面對生離死別，我們這些年紀的人，通常唔識講嘢。」對於生死，他不得不承認：
「我是很懵懂，很無知的。」
既懵懂又無知的他，偏偏用兩年時間拍了《伴生》，一齣走過病患與死亡的紀錄片。
黃肇邦
困局與窗口
《伴生》說了三個家庭的故事：松哥一家、沛叔阿金和女兒、慕嚴與兒子。鏡頭穿過院舍、病房與靈堂，探索生死課題，呈現照顧者與長者之間的複雜關係。
電影早前在「香港亞洲電影節」上映五場，場場爆滿。漆黑的影院裡，不時傳來開紙巾袋的聲音。映後分享環節上，觀眾踴躍舉手發言，內容卻大多與電影無關。大家哽咽說著的，盡是自己的感受 — 譬如獨力照顧長者的痛苦、被迫告別摯愛的傷疤。
「香港真的有很多人面對這樣的困局，只是大家平日找不到窗口抒發。」
黃肇邦腦海裡第一次浮現這想法，正是祖父母相繼離世的日子。站在一角的他，望著父母和親友每日在病床前勞碌奔波，突然發現，原來要面對病痛死亡的，不單是床上的長者，還有床邊的家庭。
如果每張病床前都有一個家庭的故事，若將目光擴大至整間病房、整間醫院、整個社會……老去、患病、死亡，其實每天都在拉扯無數平民的日常心情。下班時間，與你擦身而過的陌生人，匆匆忙忙，可能就在探病的路上。
「就算探完病，返工返學，你又會知道有個人在醫院，那種心情、那種壓力，是否一定要到對方離開了，才解決到呢？」少年黃肇邦愈想愈多。「但這樣，是不是很殘忍，很矛盾？」
這些觀察，這些疑問，在黃肇邦腦海悄悄積累，拍攝老人家紀錄片的念頭，由此萌生。
直至 2014 年，他碰巧認識了東華三院一位社工，對方得知其想法，便介紹黃肇邦做義工，探訪獨居長者，從閒談裡尋找靈感。那幾個月，在老人院舍、醫院、社區，他邂逅了無數長者，當中有三個的故事，他特別好奇。
像慕嚴，一個智障的婆婆，說話童真滿溢，又畫得一手好畫，很討人喜歡。
又像松哥，一個手掌厚大的男人，初次見面便滔滔不絕地說他怎樣愛老婆。步入晚年，他仍堅持每天都要吻太太一下。
還有沛叔，一個經常愁眉不展的伯伯。導演問他為何不開心，他說著說著，竟掉下男兒淚。「他說他很擔心老婆，但是……他老婆好地地坐在他隔離。」黃肇邦覺得好笑，又好奇。「原來他是那種很深情，卻不懂表達的男人。都做了八十年人，對住老婆咁多年，都唔識得表達愛。」
「這兩個男人（松哥和沛叔）都幾得意。一個好識得愛，每日都要 kiss；一個好驚個老婆，但又好愛佢。」
他決定要記錄這三個老人家的生活。
慕嚴婆婆（圖片來源：《伴生》）
生命的意義
最初黃肇邦也未想好紀錄片的主題。他所做的，是緊隨主角生活，將每一瑣碎片段，通通記下。
旁人看來當然奇怪。有醫護人員便問他：「公公婆婆每次複診都係咁㗎啦，做咩每次都跟？無分別㗎喎。」每天在醫院、院舍進進出出，甚至有人誤會，他在拍《歡樂滿東華》。
黃肇邦也經常跟幾位老人家主角說，這紀錄片不一定拍得成。「因為你不能夠屈一些故仔給他們嘛。所以一路拍，都是當認識朋友咁拍。」但作為紀錄片導演，他深信，每個人都有其故事。
正式開始拍攝一個月後，松哥心愛的太太阿梅因急病突然離世。黃肇邦既手足無措，同時又發現紀錄片其中一個主題，無可避免，是「死亡」。
阿梅的喪禮上，松哥在棺木旁抽泣：「第二世一定會搵你，阿梅。我同你講過三世姻緣，知嘛？你在屋企等我，知嘛？」晶瑩淚珠盡是愛與不捨。辦好妻子後事才一個月，壯健開朗的松哥又因重病被送進醫院。不到半年，原本健碩的他日漸枯瘦，奄奄一息。
「感覺很似曾相識。像我爺爺嫲嫲，又是忽然患病，又是這樣的過程。見到松哥的家人，又想起自己家人以前那種頻撲、那種徬徨。」導演有感而發。
為松哥奔波的，有他的大兒子 Paul。他對鏡頭感嘆：「人們常說希望父母長命百歲，但這應該是數十年前的人的話。以前的人六十歲做大壽、七十歲已經古來稀，但我爸媽已經八十多歲。現在醫學很發達，人愈來愈長命……這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一個老人家走到晚年，重病纏身，活著還有沒有意義？拍攝期間，黃肇邦不停反思。有段日子他周圍問人，你想活到多少歲？出奇地，沒多少答「長命百歲」。人人都說，在失去自理能力前離開，已經足夠。
有《伴生》 觀眾甚至說，「呢套戲令我覺得，人不需要咁長命。」
黃肇邦倒想起做義工期間認識的一個 104 歲的婆婆，孤苦伶仃，監護人只有一位牧師。廿多年來她行動不便，每天就在牀上呼叫：『我想走，想返天國。』導演旁觀著婆婆的痛苦，難免想問：「係咪真係無價值，無意義呢？」
後來牧師女兒結婚，黃肇邦帶婆婆出席婚禮。「婚禮上，人人見到一個一百零幾歲的老人家祝福一對新人，都好驚訝。」同一時間，婆婆也笑得開懷，從沒如此開心過。
旁邊的黃肇邦像想通了什麼：「其實有些價值是存在的，只是我們太計算，未發掘到。」像 104 歲的婆婆，活著固然要與痛苦糾纏，但誰能料到，她的存在原來可以為人帶來祝福？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牽絆，不一定是理性頭腦可以計算、解釋。
誰說人老了，生命就沒有意義？
松哥與太太阿梅（圖片來源：《伴生》）
照顧的苦痛
松哥最後離開了世界。黃肇邦本打算以此作為紀錄片的結尾，但後來又想，假如電影以死亡開始（松哥妻子的喪禮），卻又以死亡作結，那究竟能否為觀眾帶來新的視野、新的想法呢？
「我們都知道（生老病死）是這樣。入戲院九十分鐘，是否就是要證實所想是對的 — 係呀，真係好慘，好悲涼……要這樣嗎？」
在教人絕望的「死亡」以外，《伴生》有另一更重要的命題，在於「照顧」。
不懂表達愛的沛叔，一家有太太阿金，還有獨生女兒陳小姐。黃肇邦起初接觸這一家三口，以為他們關係緊密，充滿了愛，但細談才發現，家庭關係既是牽絆，有時亦如束縛。「我不知道他們咁大壓力，不知道他們女兒咁繃緊。」
陳小姐在片中提到，自己因獨力照顧父母而飽受壓力，生活莫不圍繞兩老而轉，情緒莫不被他們牽扯，失去私人的空間，連簡單看齣電影，也是奢侈。「我覺得我好像是為了他們而生活，好多自己想做的事都做不到……」
黃肇邦一邊拍一邊想：「其實他們一家好有愛吖，點解會咁呢？原來相處得太緊密，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問題是香港土地問題嚴重。一個個家庭擠在狹小空間裡，儼如困獸鬥。加上人口老化，出生率下降，陳小姐這樣的經歷在城裡不停上演，肩膀很重的照顧者就在你我身邊。
「我相信香港有好多照顧長者、爸媽的人，只不過他們無渠道、空間跟人分享。希望《伴生》令他們有個窗口，覺得身邊的人放工可能都係要照顧爸媽，會有一種同行者的感受。」
的確，很多照顧者要求的，不是肩上重擔忽然消失；大家可能只需要有同樣經歷的人，能明白自己，並肩而行。
「《伴生》說的東西好簡單，都是老生常談，但正正是老生常談，更想大家重新正視一次。」這是導演的小小心願。
沛叔一家三口（圖片來源：《伴生》）
少年的成長
《伴生》拍了兩年，期間黃肇邦進出醫院、院舍幾百次，這個曾經對生命、對死亡懵懂無知的男生，應該學懂許多了吧？
「唔係呀，這些事我還在消化當中。好多嘢都唔識。」他說自己依然無知。
黃肇邦喜歡看書，關於生命，關於成長。但這兩年的經歷讓他察見，人生有太多的事情，就算你讀過萬卷書，單靠知識是無法應對。「拍紀錄片經常令我有這想法。」
例如要拍攝松哥一家如何面對生死，黃肇邦當時只是個廿幾歲的小伙子，「成件事我一直是最細個，連松哥個孫都大過我。」松哥臨終前在隔離病房彌留，黃肇邦站在床邊，根本不知道該拍什麼。「在這氣氛之下，都是適量地拍。」其餘時間，就在旁邊默默感受、聆聽、觀察，一如當日那懵懂少年。
但他也發現，自己比送別祖父母時已有長進。「當年很懵懂，不懂怎溝通。這次跟一個認識的伯伯，會在耳邊跟他說話，開始知道怎去應對。」他更記得松哥臨終前的教誨：「阿邦，你要好好完成你的工作。」
「那刻會覺得，不要辜負老人家的犧牲和付出。」
（圖片來源：《伴生》）
兩年過去，對於生死，黃肇邦自問懵懂依然。但至少，他學了兩件事。
第一是勇氣。「當一個認識的人在病床上，你可以只是望著佢，就當探咗，令個心安樂啲，我有嚟㗎。還是，你有勇氣行前一步，摸吓佢，同佢傾吓計？」這是黃肇邦的親身體驗。「縱使你好膽小，縱使你不懂開口，但是否都可以嘗試呢？」
「有開口就是有開口，無就無。」與其追悔莫及，何不及鼓起勇氣，及時去愛？
第二件事，是要接受人生的不順利。
「我們每日起身，就想每件事都順利，順利食到個好吃的早餐，順利地巴士未開走。我們想付出好少，得到好多。」黃肇邦邊想邊說。「問題是，你會諗，人咁長命，係咪每時每刻都都可以咁順利呢？」
他之所以這樣想，全因拍攝期間碰過不知多少次釘。但套用在生命之上，道理亦相通。《伴生》的三個家庭，正正要面對人生的不順利。
「每日返工收到電話都好 down，明明想睇套戲，忽然間又要趕去醫院、老人院，你一定有好多怨氣，點解明明準備了成個禮拜的節目，又要因為咁而犧牲自己？」
「問題是，有些事你不能不做。你覺得是犧牲，但如果能換個角度，你只是犧牲了一套戲的時間，但換來的，是和最親的人的一段關係。這樣，你開始會安慰到自己之餘，又找到一個向前行的方法。」
面對人生，願我們都找到向前行的方法，和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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