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13-詹宏志：【片刻凝視】秋蟹歷險記（一）
詹宏志：【片刻凝視】秋蟹歷險記（一）
2019年01月13日
在上了初中的某一刻，我突然決定，我再也不要吃魚了。至今我其實並不完全明白這樣的決定是怎麼發生的……。
出生於海邊漁村的父親，每餐飯是無魚不歡的，而父親所謂的魚指的大多是海魚，河鮮湖鮮都不算數（就連台灣人最愛的虱目魚，我們家也不吃的），所以母親也總是想盡辦法讓每餐飯都有一點海魚料理在桌上。雖然此時我們已經搬到全台灣唯一不靠海的縣分南投縣，在這裡，山珍易覓，海鮮難得；再加上限於經濟拮据情況，能買得起的魚並不是什麼高貴魚種。即使如此，乾煎的肉魚、小赤、白帶魚或者四破魚，這些物美價廉的豐沛近海魚種仍然經常出現在我們家的餐桌上。我本來也都是愛吃的，直到有一天，少年的我下了決心告訴自己，我再也不要吃魚了，我根本是不愛吃魚的……。
叛逆反抗的青春少年心思難以捉摸，也許否定一切大人的威權（包括父母、老師、訓導主任）是建立自我的重要途徑（雖然我也疑心有一個我已不記得的衝突事件做為導火線）。當母親指著桌上的乾煎赤說：「你正在轉大人，要多吃一點。」我就突然找到了自我，否定了大人，堅定地說：「我不吃魚！」母親感到詫異：「你昨天還吃的呀！」我用力搖頭：「我不吃魚，我根本不愛吃魚。」母親沒有再說話，家中食指浩繁，如何變出食物餵飽眾人，是她頭痛的問題；但出現一個偏食搗亂的倔強小孩，她是沒有力氣管他了。
肉身肌理鮮甜無比
就這樣，我拒絕吃魚十幾年，連帶大部分的海鮮也不吃了。我並不拒絕在什錦麵裡有一隻帶殼的蝦子或兩顆開口的蛤蜊，也技巧地把我最喜歡的花枝、小卷排除在黑名單外；但成長期間，我總是對外宣稱：「我，不吃海鮮。」而我自己，也完全相信自己所聲稱的。
這樣奇怪的心理狀態一直伴隨我走到高中、大學，畢業又就業，一直持續到1982年，這時我已經工作多年，成為一個力爭上游的新聞工作者，而且已經被我所屬報社派到紐約長駐。不多時，楓紅乍起，秋天來臨，朋友說在紐約海邊釣螃蟹是多麼容易的事呀，一根釣線一隻雞腿就足以釣起整簍螃蟹，他說：「不然，周末我找大家來家裡吃螃蟹。」我本來想跟他說：「我不吃海鮮。」但覺得太掃興，就把話吞了回去，心想：「到時候就吃一點周邊的東西吧？」
到了周末，朋友果然在家開了個「螃蟹派對」，邀了五六位朋友一起來，但螃蟹並不是釣來的，而是唐人街魚攤買來的，朋友振振有詞說：「你看，這麼大一簍子，恐怕有三十幾隻，個頭都這麼大，也才19塊9毛。」整簍螃蟹分次下了滾水鍋，桌上舖了報紙，紅通通的螃蟹就整堆倒在報紙上，撒滿整張餐桌，朋友說：「快來吃，這邊有啤酒，自己拿。」
原來「螃蟹派對」真的只有螃蟹，大家手抓螃蟹不顧儀態就大嚼起來，這時候我再要說「我不吃海鮮」，恐怕就是不識相了。我心中忐忑不安，十幾年遠離海鮮，連怎麼吃都不會了；朋友看出我的笨拙與徬徨，拿了鎚子和蟹箝給我，一面示意我敲開蟹殼，取蟹肉與蟹黃來吃。我跟著大眾裂解螃蟹，挖取殼中內容，放入口中，出我意料之外，這些面容醜惡的鐵甲怪物，肉身肌理卻是鮮甜無比，也一無我所擔心的腥臊之氣，不知不覺竟然也吃了好幾隻，手上沾滿螃蟹味道，一整天都洗不掉。
過了幾天，又有另一位朋友邀吃生蠔，我平日說的那句：「我，不吃海鮮。」來到嘴角又吞了下去，我又跟著去了「生蠔吧」（Oyster Bar）；一杯香檳，一打生蠔，加酸豆、檸檬和塔巴斯科辣醬，我竟然也吃得津津有味。再過也許一個月，一位前輩作家請吃飯，選在小意大利區的意式餐館，點了「龍蝦麵」，一面說：「試試看，紐約最好的龍蝦麵就在這裡了。」所以，還來不及說「我不吃海鮮」，我又試了龍蝦。最後，挑戰我心中最後的禁地，我在一家法國館子主菜選了奶油煎魚，這是少年到成人的第一次，煎得焦脆噴香的鱸魚端上桌，我鼓足勇氣吃了一口，天哪，這太好吃了，我內心暗想：「這些年來我究竟在幹嘛？」
停止憂慮轉愛海鮮
就這樣，從60年代到80年代我內心暗黑的禁忌，在紐約不到半年，全部打破了；而且我也開始「停止憂慮，轉愛海鮮」，如今，我也不能想像桌上沒有鮮魚的生活了。
一切都是從那桌堆積如山的螃蟹開始的，現在回想起來，那螃蟹應該是大西洋盛產的「藍蟹」（blue crab）；後來我又在美國東岸吃過幾回，華人家裡煮螃蟹通常只在滾水中加薑片、青蔥，或者一點老酒去腥，但在美國餐廳裡常常用了大量辛香料，或者是所謂的「開瓊綜合香料」（Cajun spices）去調味，變成了「香辣蟹」風味的路數。隔年秋天我準備回台灣，先到舊金山，來到漁人碼頭，看到遊客在吃「黃金蟹」（Dungeness crab），我也興沖沖買了一隻壓力鍋裡撈出來的大蟹，抱著蟹坐在碼頭吃將起來。來美國才一年，就「海鮮」這件事，我已經是變成另一個人了。
賓客們也心事重重
然後又過了一年，也是接近年底的時分，我第一次「獲准」入境香港（那是港英時代，我申請香港簽證，即使有大咖金庸先生擔任我的保證人，港府仍然審了快兩年才給我簽證，我都已經忘了本來要去香港做什麼了）；我想機會難得，決定專心去旅行。我和我太太王宣一兩人在香港待了兩星期，到處去吃去看，大巴小巴地鐵渡輪都坐了。當時正是《中英聯合聲明》公布之際，我的香港朋友全都憂心忡忡，無心說笑。信報老闆林行止先生很客氣要請初次到港的我吃飯，他說：「來我家裡吃大閘蟹吧。」
那應該是大閘蟹季節的尾聲了，大閘蟹聞名遐邇，但我這個土包子從未嘗過；這也不奇怪，當時兩岸嚴禁接觸，陽澄湖大閘蟹尚有「匪籍」，在台灣是看不到也吃不到的。當晚赴宴，賓客皆是文化界名人，胡菊人和李怡都在座；林行止先生本身是美食家，當晚宴席其實是極其精緻的。但我不曾試過大閘蟹，吃得頗為狼狽，完全不知該吃哪些部位。而賓客們也心事重重，話題幾乎都環繞著《中英聯合聲明》以及香港的何去何從，也提到香港人的「大出走潮」。林太太指著維多利亞港的點點燈火說：「我每天晚上，都覺得城中滅去了好幾盞燈。」我順著她的手指望過去，看到的卻是全世界最璀璨的「百萬石夜景」……。
回想起來，那天晚上的大閘蟹體型碩大、個頭飽滿，顯然是上等貨色，可惜我新手上路，其他客人又憂心國事，那些極品螃蟹很可能是被我們辜負了……。（待續）
撰文：詹宏志
PChome創辦人、台灣作家
2019年01月13日
在上了初中的某一刻，我突然決定，我再也不要吃魚了。至今我其實並不完全明白這樣的決定是怎麼發生的……。
出生於海邊漁村的父親，每餐飯是無魚不歡的，而父親所謂的魚指的大多是海魚，河鮮湖鮮都不算數（就連台灣人最愛的虱目魚，我們家也不吃的），所以母親也總是想盡辦法讓每餐飯都有一點海魚料理在桌上。雖然此時我們已經搬到全台灣唯一不靠海的縣分南投縣，在這裡，山珍易覓，海鮮難得；再加上限於經濟拮据情況，能買得起的魚並不是什麼高貴魚種。即使如此，乾煎的肉魚、小赤、白帶魚或者四破魚，這些物美價廉的豐沛近海魚種仍然經常出現在我們家的餐桌上。我本來也都是愛吃的，直到有一天，少年的我下了決心告訴自己，我再也不要吃魚了，我根本是不愛吃魚的……。
叛逆反抗的青春少年心思難以捉摸，也許否定一切大人的威權（包括父母、老師、訓導主任）是建立自我的重要途徑（雖然我也疑心有一個我已不記得的衝突事件做為導火線）。當母親指著桌上的乾煎赤說：「你正在轉大人，要多吃一點。」我就突然找到了自我，否定了大人，堅定地說：「我不吃魚！」母親感到詫異：「你昨天還吃的呀！」我用力搖頭：「我不吃魚，我根本不愛吃魚。」母親沒有再說話，家中食指浩繁，如何變出食物餵飽眾人，是她頭痛的問題；但出現一個偏食搗亂的倔強小孩，她是沒有力氣管他了。
肉身肌理鮮甜無比
就這樣，我拒絕吃魚十幾年，連帶大部分的海鮮也不吃了。我並不拒絕在什錦麵裡有一隻帶殼的蝦子或兩顆開口的蛤蜊，也技巧地把我最喜歡的花枝、小卷排除在黑名單外；但成長期間，我總是對外宣稱：「我，不吃海鮮。」而我自己，也完全相信自己所聲稱的。
這樣奇怪的心理狀態一直伴隨我走到高中、大學，畢業又就業，一直持續到1982年，這時我已經工作多年，成為一個力爭上游的新聞工作者，而且已經被我所屬報社派到紐約長駐。不多時，楓紅乍起，秋天來臨，朋友說在紐約海邊釣螃蟹是多麼容易的事呀，一根釣線一隻雞腿就足以釣起整簍螃蟹，他說：「不然，周末我找大家來家裡吃螃蟹。」我本來想跟他說：「我不吃海鮮。」但覺得太掃興，就把話吞了回去，心想：「到時候就吃一點周邊的東西吧？」
到了周末，朋友果然在家開了個「螃蟹派對」，邀了五六位朋友一起來，但螃蟹並不是釣來的，而是唐人街魚攤買來的，朋友振振有詞說：「你看，這麼大一簍子，恐怕有三十幾隻，個頭都這麼大，也才19塊9毛。」整簍螃蟹分次下了滾水鍋，桌上舖了報紙，紅通通的螃蟹就整堆倒在報紙上，撒滿整張餐桌，朋友說：「快來吃，這邊有啤酒，自己拿。」
原來「螃蟹派對」真的只有螃蟹，大家手抓螃蟹不顧儀態就大嚼起來，這時候我再要說「我不吃海鮮」，恐怕就是不識相了。我心中忐忑不安，十幾年遠離海鮮，連怎麼吃都不會了；朋友看出我的笨拙與徬徨，拿了鎚子和蟹箝給我，一面示意我敲開蟹殼，取蟹肉與蟹黃來吃。我跟著大眾裂解螃蟹，挖取殼中內容，放入口中，出我意料之外，這些面容醜惡的鐵甲怪物，肉身肌理卻是鮮甜無比，也一無我所擔心的腥臊之氣，不知不覺竟然也吃了好幾隻，手上沾滿螃蟹味道，一整天都洗不掉。
過了幾天，又有另一位朋友邀吃生蠔，我平日說的那句：「我，不吃海鮮。」來到嘴角又吞了下去，我又跟著去了「生蠔吧」（Oyster Bar）；一杯香檳，一打生蠔，加酸豆、檸檬和塔巴斯科辣醬，我竟然也吃得津津有味。再過也許一個月，一位前輩作家請吃飯，選在小意大利區的意式餐館，點了「龍蝦麵」，一面說：「試試看，紐約最好的龍蝦麵就在這裡了。」所以，還來不及說「我不吃海鮮」，我又試了龍蝦。最後，挑戰我心中最後的禁地，我在一家法國館子主菜選了奶油煎魚，這是少年到成人的第一次，煎得焦脆噴香的鱸魚端上桌，我鼓足勇氣吃了一口，天哪，這太好吃了，我內心暗想：「這些年來我究竟在幹嘛？」
停止憂慮轉愛海鮮
就這樣，從60年代到80年代我內心暗黑的禁忌，在紐約不到半年，全部打破了；而且我也開始「停止憂慮，轉愛海鮮」，如今，我也不能想像桌上沒有鮮魚的生活了。
一切都是從那桌堆積如山的螃蟹開始的，現在回想起來，那螃蟹應該是大西洋盛產的「藍蟹」（blue crab）；後來我又在美國東岸吃過幾回，華人家裡煮螃蟹通常只在滾水中加薑片、青蔥，或者一點老酒去腥，但在美國餐廳裡常常用了大量辛香料，或者是所謂的「開瓊綜合香料」（Cajun spices）去調味，變成了「香辣蟹」風味的路數。隔年秋天我準備回台灣，先到舊金山，來到漁人碼頭，看到遊客在吃「黃金蟹」（Dungeness crab），我也興沖沖買了一隻壓力鍋裡撈出來的大蟹，抱著蟹坐在碼頭吃將起來。來美國才一年，就「海鮮」這件事，我已經是變成另一個人了。
賓客們也心事重重
然後又過了一年，也是接近年底的時分，我第一次「獲准」入境香港（那是港英時代，我申請香港簽證，即使有大咖金庸先生擔任我的保證人，港府仍然審了快兩年才給我簽證，我都已經忘了本來要去香港做什麼了）；我想機會難得，決定專心去旅行。我和我太太王宣一兩人在香港待了兩星期，到處去吃去看，大巴小巴地鐵渡輪都坐了。當時正是《中英聯合聲明》公布之際，我的香港朋友全都憂心忡忡，無心說笑。信報老闆林行止先生很客氣要請初次到港的我吃飯，他說：「來我家裡吃大閘蟹吧。」
那應該是大閘蟹季節的尾聲了，大閘蟹聞名遐邇，但我這個土包子從未嘗過；這也不奇怪，當時兩岸嚴禁接觸，陽澄湖大閘蟹尚有「匪籍」，在台灣是看不到也吃不到的。當晚赴宴，賓客皆是文化界名人，胡菊人和李怡都在座；林行止先生本身是美食家，當晚宴席其實是極其精緻的。但我不曾試過大閘蟹，吃得頗為狼狽，完全不知該吃哪些部位。而賓客們也心事重重，話題幾乎都環繞著《中英聯合聲明》以及香港的何去何從，也提到香港人的「大出走潮」。林太太指著維多利亞港的點點燈火說：「我每天晚上，都覺得城中滅去了好幾盞燈。」我順著她的手指望過去，看到的卻是全世界最璀璨的「百萬石夜景」……。
回想起來，那天晚上的大閘蟹體型碩大、個頭飽滿，顯然是上等貨色，可惜我新手上路，其他客人又憂心國事，那些極品螃蟹很可能是被我們辜負了……。（待續）
撰文：詹宏志
PChome創辦人、台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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