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321-李立峯：從《流浪地球》看大陸電影在香港的票房
李立峯：從《流浪地球》看大陸電影在香港的票房
2019年3月21日
中國「第一部科幻大片」《流浪地球》在農曆年間於內地上映，成為賣座冠軍。到3月中，該片累計票房達46億人民幣以上，成為中國大陸歷史上票房第二高的電影，僅次於前年的《戰狼2》。不過，跟《戰狼2》一樣，《流浪地球》的票房成績在大陸和香港有很大反差。根據網站資料，《戰狼2》的香港票房只有約700萬港元。《流浪地球》在香港上映首兩個星期，票房收入為300多萬港元左右。
本月初，《環球時報》一篇評論文章討論這個現象，文章指向香港電影院的放映安排，例如《流浪地球》在香港沒有跟隨大陸在新年期間同步上映。上映日期和安排，的確是影響電影票房的眾多因素之一。但現在問題不是為什麼《流浪地球》和《戰狼2》在香港收不了幾千萬票房，而是連1000萬元的關口也過不了，那就不能單從放映安排解釋了。
電影生產者設法應對「文化折扣」
《環球時報》的文章也提到「文化差異」。籠統地說，這當然是對的。媒體經濟學者提出過「文化折扣」這個概念。媒體內容是文化產物，當來自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媒體內容被出口至另一個國家或地區時，因着文化價值觀的差異、口味的差異、語言、缺乏理解內容所需的背景知識等因素，其受歡迎程度往往要打上折扣。這文化折扣可大可小，例如理解一個笑話，往往需要相關的文化背景知識；欣賞一個拳來腳往或槍林彈雨的場面，卻不太受文化背景左右。所以一般而言，喜劇面對的文化折扣比動作片大。這也是為什麼在1990年代，成龍、吳宇森甚至周潤發，要到荷李活發展，都比周星馳容易。
對電影生產者來說，若想提升電影在世界市場上的表現，就要想辦法應對文化折扣，其中一種做法是減低電影內容的文化特性：美國電影不要「太美國」，香港電影不要「太香港」。這對電影作為一種藝術或社會文化載體而言，不一定是好事。例如早在1990年代，就有美國學者批評荷李活電影，為求在全球市場有更佳表現，在內容上變得愈來愈空洞。但無論如何，減低電影內容的文化特性，可以是一種全球化下有效的商業策略。
另外，如果電影生產者特別在意某個外國市場，在內容上加入一些跟該外國市場相關的元素，也是減低文化折扣的方法之一。例如，近年一些美國電影刻意地加入一些「中國元素」。若論大陸電影在香港的表現，著名香港演員在電影的位置，往往直接影響票房：周星馳執導的《美人魚》就收了5600萬港元；《新喜劇之王》在大陸票房未如理想，但在香港也收超過2000萬港元。梁朝偉主演的《捉妖記2》，大陸票房達22億人民幣，香港則收約1600萬港元，不算很高，但它的中港票房比例的極端程度，仍遠低於《流浪地球》和《戰狼2》。
問題是面對什麼樣的文化差異
但話說回來，放在全球比較的背景下，我們其實很難說大陸和香港之間有太大的「文化差異」。若談《流浪地球》，比起美國或歐洲的觀眾，香港觀眾至少會較有可能直接聽得懂普通話，以及對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的地理位置有點基本概念。所以，很籠統地說文化差異是個問題，大概也解釋不了什麼；問題是我們面對的，是什麼樣的文化差異。
若要具體一點，對《流浪地球》和《戰狼2》在香港遭冷待的其中一種解讀，是這兩部電影太有愛國主義或「大中國主義」色彩，而港人不受這套。筆者沒有看過《戰狼2》；至於《流浪地球》，其愛國或大中國主義色彩不算濃厚，甚至可以說「很有節制」。對，在電影中，各種機緣之下，一批中國人成為了拯救地球的主角，但任何一個國家拍一齣以科幻為背景的災難或戰爭片，故事大概都會這樣發展。如果我們看一些荷李活出品，例如1996年的Independence Day，一個退休空軍機師當上了總統，帶領美軍以及全世界反擊外星入侵者，並剛好在7月4日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才叫做自我膨脹吧。
香港以至全世界的觀眾當年沒有對Independence Day裏那種大美國主義有多大的反感。3年前，Independence Day: Resurgence上畫，雖然沒有Will Smith助陣，劇本又差，但該片在香港也收了3000萬港元。這不代表香港或世界各地的觀眾很愚昧——傳播學有一個歷史悠久的概念，叫做「懷疑擱置」（suspension of disbelief），指的是人們在享受娛樂時，首先會把懷疑放到一邊，就像一般人看魔術表演，不會老是想拆穿魔術的手法。很多人看電影，不會老是去思考電影橋段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更不會去分析電影的意識形態。但擱置懷疑，不代表人們會對媒體內容裏的觀念照單全收。喜歡看Independence Day，不等於接受電影裏的世界觀。
港人難以把懷疑擱置
當然，現實中，一名觀眾會否或能否把懷疑擱置，也可以受到很多因素影響。例如如果一套電影的橋段真的不合理得太離譜，觀眾可能無法對不合理的地方視而不見。如果一齣電影改編自很有名的原著，原著的「粉絲」，可能會抱着特別批判的態度去看電影對原著的修改。所以，如果有香港觀眾覺得《流浪地球》在吹噓中國並因此反感，基礎就不止是電影的「客觀內容」，而是在大陸官方對電影製作有一定的管制或影響、中港關係本就緊張，以及不少港人對大陸的民族主義情緒本來就感到吃不消的狀態下，難以把懷疑擱置一旁，容易對一些內容產生反應。
至於對筆者個人而言，最「看不慣」的，其實是在電影後段，地球快要撞上木星時，聯合政府認為已經沒有希望，選擇放棄，叫工作站中的人員回家跟家人一起過最後時光，於是世界各地的工作人員紛紛開車回家，直至小女孩呼籲，大家才回頭作最後努力。看不慣不是小女孩的煽情或齊心救地球這種陳腔濫調，而是為什麼到了世界末日，全世界的人還會那麼單純地、整整齊齊地、聽聽話話地聽從政府的呼籲去開車回家。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2019年3月21日
中國「第一部科幻大片」《流浪地球》在農曆年間於內地上映，成為賣座冠軍。到3月中，該片累計票房達46億人民幣以上，成為中國大陸歷史上票房第二高的電影，僅次於前年的《戰狼2》。不過，跟《戰狼2》一樣，《流浪地球》的票房成績在大陸和香港有很大反差。根據網站資料，《戰狼2》的香港票房只有約700萬港元。《流浪地球》在香港上映首兩個星期，票房收入為300多萬港元左右。
本月初，《環球時報》一篇評論文章討論這個現象，文章指向香港電影院的放映安排，例如《流浪地球》在香港沒有跟隨大陸在新年期間同步上映。上映日期和安排，的確是影響電影票房的眾多因素之一。但現在問題不是為什麼《流浪地球》和《戰狼2》在香港收不了幾千萬票房，而是連1000萬元的關口也過不了，那就不能單從放映安排解釋了。
電影生產者設法應對「文化折扣」
《環球時報》的文章也提到「文化差異」。籠統地說，這當然是對的。媒體經濟學者提出過「文化折扣」這個概念。媒體內容是文化產物，當來自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媒體內容被出口至另一個國家或地區時，因着文化價值觀的差異、口味的差異、語言、缺乏理解內容所需的背景知識等因素，其受歡迎程度往往要打上折扣。這文化折扣可大可小，例如理解一個笑話，往往需要相關的文化背景知識；欣賞一個拳來腳往或槍林彈雨的場面，卻不太受文化背景左右。所以一般而言，喜劇面對的文化折扣比動作片大。這也是為什麼在1990年代，成龍、吳宇森甚至周潤發，要到荷李活發展，都比周星馳容易。
對電影生產者來說，若想提升電影在世界市場上的表現，就要想辦法應對文化折扣，其中一種做法是減低電影內容的文化特性：美國電影不要「太美國」，香港電影不要「太香港」。這對電影作為一種藝術或社會文化載體而言，不一定是好事。例如早在1990年代，就有美國學者批評荷李活電影，為求在全球市場有更佳表現，在內容上變得愈來愈空洞。但無論如何，減低電影內容的文化特性，可以是一種全球化下有效的商業策略。
另外，如果電影生產者特別在意某個外國市場，在內容上加入一些跟該外國市場相關的元素，也是減低文化折扣的方法之一。例如，近年一些美國電影刻意地加入一些「中國元素」。若論大陸電影在香港的表現，著名香港演員在電影的位置，往往直接影響票房：周星馳執導的《美人魚》就收了5600萬港元；《新喜劇之王》在大陸票房未如理想，但在香港也收超過2000萬港元。梁朝偉主演的《捉妖記2》，大陸票房達22億人民幣，香港則收約1600萬港元，不算很高，但它的中港票房比例的極端程度，仍遠低於《流浪地球》和《戰狼2》。
問題是面對什麼樣的文化差異
但話說回來，放在全球比較的背景下，我們其實很難說大陸和香港之間有太大的「文化差異」。若談《流浪地球》，比起美國或歐洲的觀眾，香港觀眾至少會較有可能直接聽得懂普通話，以及對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的地理位置有點基本概念。所以，很籠統地說文化差異是個問題，大概也解釋不了什麼；問題是我們面對的，是什麼樣的文化差異。
若要具體一點，對《流浪地球》和《戰狼2》在香港遭冷待的其中一種解讀，是這兩部電影太有愛國主義或「大中國主義」色彩，而港人不受這套。筆者沒有看過《戰狼2》；至於《流浪地球》，其愛國或大中國主義色彩不算濃厚，甚至可以說「很有節制」。對，在電影中，各種機緣之下，一批中國人成為了拯救地球的主角，但任何一個國家拍一齣以科幻為背景的災難或戰爭片，故事大概都會這樣發展。如果我們看一些荷李活出品，例如1996年的Independence Day，一個退休空軍機師當上了總統，帶領美軍以及全世界反擊外星入侵者，並剛好在7月4日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才叫做自我膨脹吧。
香港以至全世界的觀眾當年沒有對Independence Day裏那種大美國主義有多大的反感。3年前，Independence Day: Resurgence上畫，雖然沒有Will Smith助陣，劇本又差，但該片在香港也收了3000萬港元。這不代表香港或世界各地的觀眾很愚昧——傳播學有一個歷史悠久的概念，叫做「懷疑擱置」（suspension of disbelief），指的是人們在享受娛樂時，首先會把懷疑放到一邊，就像一般人看魔術表演，不會老是想拆穿魔術的手法。很多人看電影，不會老是去思考電影橋段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更不會去分析電影的意識形態。但擱置懷疑，不代表人們會對媒體內容裏的觀念照單全收。喜歡看Independence Day，不等於接受電影裏的世界觀。
港人難以把懷疑擱置
當然，現實中，一名觀眾會否或能否把懷疑擱置，也可以受到很多因素影響。例如如果一套電影的橋段真的不合理得太離譜，觀眾可能無法對不合理的地方視而不見。如果一齣電影改編自很有名的原著，原著的「粉絲」，可能會抱着特別批判的態度去看電影對原著的修改。所以，如果有香港觀眾覺得《流浪地球》在吹噓中國並因此反感，基礎就不止是電影的「客觀內容」，而是在大陸官方對電影製作有一定的管制或影響、中港關係本就緊張，以及不少港人對大陸的民族主義情緒本來就感到吃不消的狀態下，難以把懷疑擱置一旁，容易對一些內容產生反應。
至於對筆者個人而言，最「看不慣」的，其實是在電影後段，地球快要撞上木星時，聯合政府認為已經沒有希望，選擇放棄，叫工作站中的人員回家跟家人一起過最後時光，於是世界各地的工作人員紛紛開車回家，直至小女孩呼籲，大家才回頭作最後努力。看不慣不是小女孩的煽情或齊心救地球這種陳腔濫調，而是為什麼到了世界末日，全世界的人還會那麼單純地、整整齊齊地、聽聽話話地聽從政府的呼籲去開車回家。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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