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120-練乙錚：攻有時，守有時
練乙錚：攻有時，守有時
2014年11月20日
信報
《信報》時事評論：舉世注目的滬港通開黑，而且每下愈況，三天就差不多乾塘。梁特管治香港兩年，香港社會出現前所未有的困境，衰運卻遠未見底。今天這篇文章一開三，題目卻只反映最短的第三部分。
一、滬港通為何開黑？
被特府及大陸政壇極端派政治化了的滬港通本周啟動，頭一天就開黑；第二、三天更不濟，竟導致了沽空成為贏得最大利潤的手段之一。南水北調的額度利用率，更從首日的100%急跌到前天的29%到昨天的20%；而北水南調則從17%減到4%再減到2.4%。如此表現令一眾「愛國愛銀」的港陸投資者損手爛腳非常失望，有關的官員和黨國喉舌更十分尷尬，只得埋怨佔中壞了國家給港人送大禮的好事，把投資者的胃口都倒了。《環時》更在開通首個交易日完結的第二天這樣挖苦說：「中央政府並無法把送上門的飯再餵到香港嘴裏」，並揶揄港人是「扶不起的阿斗」。如今滬港通雙向都快要「乾塘」，這話就顯得滑稽了。要不要找某人來「幫港托市」好呢？
滬港通從構思的第一天開始，便是大陸從香港吸金的機器，並不是什麼中央送香港的大禮。光看這個就該明白：南北向的每天投資額度（以人仔算）分別是南向105億、北向130億。若當局的如意算盤打得響、額度天天都用盡的話，則每天北向投資比南向多130億－105億 = 25億；按此以每年240個交易日粗略計算，則滬港通運作一年，大陸便可從香港吸入6000億元的金融資本，差不多等於9月、10月份大陸央行大手救經濟 的印鈔「放水量」（兩次共7700億元）。由此可見，滬港通的設計，本身就說明它是大陸的一件金融維穩工具，「惠港」只不過是副作用之一。
其實，中共這方面的政策早就三番四次講清楚了：「滬港通……是黨中央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和《國務院關於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的重大改革舉措」【註1】。這個講法，佔中發生之後就幾乎從港陸當權派口中完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惠港」說。後者，就如「『東江水』是大陸送給香港的大禮」一樣無稽（港人買東江水的價錢，是新加坡買馬來水價錢的200餘倍；連淨化成本的話，是台灣海水化淡的差不多雙倍）。
滬港通開黑，有其原因。開通之際炒短線之不可為，曹Sir上周已經一再解釋了：滬港通高唱入雲七個月才開通，滬指早已被陸資炒高，港股亦如是，現在才入市，無異跳進已經被別人燒得通紅的大油鑊，必死。其實，頭一天的北向130億的額度「爆棚」，主要是境外機構資本的H換A套利盤，新錢進場其實不多；那是因為同一隻大陸藍籌股在香港的價格比在大陸的高，即H╱A股價比 > 1，故兩地股市一開通，沽H買A即可不改變投資組合而套利，但恒指卻會連帶受壓。
長期而言，滬港通能起到什麼作用很難說。中期的狀況是，大陸經濟轉型困難，國企問題尤其多，最近開放接受民間注資，但大陸投資界不少認為那是國資找民資「陪葬」，故港資外資不會太過「動心」。反而是，無論是大陸公家的私家的還是境外過去投進的資金，現在都轉勢改投境外；不過，這些「聰明錢」，連呆在香港也沒太大興趣，因為香港經濟已太過依賴大陸。至於大陸的不法錢要離境，有多種隱蔽途徑；灰水走暗渠，怎會繞滬港通曝光呢？因此，中期無論是哪個方向的資金流動，滬港通也載搭不了多少。
從經濟學的供需均衡範式看，之前滬港兩地金融交易縱有體制及時空隔閡，但整體市場的陸股供需很可能已經達到平衡，以致H與A股的價差，只反映陸股在 滬港兩市之間的總量分配不平衡。於是，一旦滬港通開通了，投資者只須把股量的分配按H╱A價差逐步一面套利一面調整。這個調整一兩天就完成，之後兩個市的買賣，就基本上各歸各的，滬港通除了幫助兩地同一機構發行的股票的價格趨同之外，平常沒有特殊作用。如是者，「乾塘」的現象就會持續；開局不旺，就更難算到佔中頭上了。
如果像《環時》那樣非要把滬港通政治化不可，那麼，可以怎樣理解「乾塘」呢？很簡單：港人當然不喜吃嗟來之食，看來也不太願意無端把肥肉往黨國的嘴裏送。
二、極端意識形態治港的惡果陸續浮現
選擇一個領導人，不僅要看他的外表（眉頭眼額望之似不似人君）、內在（德與才），還要看他與社會上各群體之間可能生出的關係。這好比布置一個客廳，考慮要不要擺放一件新飾物的時候，除了要看物件本身的外觀和質素，還要看能否與空間裏其他現存物件共融。考慮錯了，到頭來或是要把飾物拿走，或是要把現存的其他物件大量置換，都會引致金錢和時間的損失。
如果領導人選錯了，中途撤換的政治震盪很大，不換的話，問題惡化；餘下的選項—把社會上與之不共融的群體置換，大體上是不可能的事。魯平要那些十分 不滿港事的市民走佬當移民，是意圖把與領導不共融的群體置換的一個例子，但顯然是不可能做到的。董伯當年與高層公務員群體合不攏，代之以「問責官員」（曾氏年代又輔之以副局政助），雖然做得到，但好處沒多少，帶來的消極因素卻至今難除，以致有些當朝問責官員幾乎只有政權鐵票支持者的認可。
領導人是創造歷史的，但馬克思說過，這不等於你拿着一整塊全新的布任意剪裁；相反，不管好的壞的，「世世代代遺留下來的東西，都像阿爾卑斯山那樣壓在人們的意識裏」【註2】。但是，毛澤東卻認為：「六億人口一窮二白……；像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結果，他一意孤行搞文革，最後幾乎跟所有的群體都對立起來了。毛是超人，結果卻導致生靈塗炭，整個國家奄奄一息，文化更像那塊土地一樣受盡污染荼毒。
梁特相貌英俊，國字面口高個子，說話溫吞淡定，衣着一絲不苟，過外表關一點問題也沒有。德和能的方面，兩年來一直到今天，坊間包括一些當權派對他這兩方面的言說不絕，筆者不必在此重複。第三個方面，即他與社會上各群體之間一直以來的關係，才最值得留意。這個方面，與外表無甚關係，德與才卻會有一定影響，其大小視乎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意識形態。任何一個領導人，如果把自己的與多數人不同的意識形態推到幾乎每一重大政策的起點上面，就會出問題。我們看看以前的例子。
董伯的意識形態有兩個嚴重傾斜：一是向北京，一是向大財團。向北京某種程度的傾斜，任何港人都可以接受，但以大石壓死蟹的辦法強行通過23條立法，大部分港人包括資本家便接受不了。港人也可以忍受大財團某種程度操控經濟，但當政府的一切重要政策也以大財團的利益為依歸，錢權結合，小市民就忍受不了。董伯其他條件都不錯，錯的就是他把自己的、不是大部分市民能夠認同的意識形態過分地政策化了。
曾蔭權是另外一回事。曾的賣相不太差，能力也不錯。他當了三十年的公務員，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識形態，有的話，就是「聽話」。某種程度的聽阿爺話，絕大部分市民也是接受的，可惜他曾經許諾過的「政改玩鋪勁」沒有兌現，反而處處遷就北京，大家期望的2007年就過去了。港人特別是泛民失望之餘，他的性格和品德上的一些瑕疵就化得很大，到頭來得不到任何人同情，黯然離任。
梁特的意識形態是他的特點中的特點。比起董伯，他更愛國愛黨，那是不言而喻的；但他同時缺少了（亦不屑有）董伯那樣的國際觀點，致力的是把香港這個幾十年來以國際性馳名天下的城市北向強扭，政府官員工作的主調的是搞「內交」、港陸全方位融合；他心目中特府的任務，不再是實現董、曾都曾經強調的「亞洲的世界城市」，而是只想香港成為大陸經濟金融的幫工、附庸。
他搞滬港通，主要目的與中央一致，就是幫助大陸搞金融國際化；在過程中讓香港青年「也得到好處」，顯然就是次要的。董伯強調「兩文三語」，實施的時 候卻客觀上偏重英語（因為當時有來自商界對畢業生英語水準下降的強烈不滿）。梁特上台以來，特別重視的是「普教中」，從幼童做起，違反母語教學原則也在所 不惜。如此等等。
這些作為，正好與本土意識裏日漸興起的「香港優先」相衝突。以一人的意識形態對抗民眾當中廣泛存在、日益濃厚的思潮，調動港陸黨國力量把數以百十萬 計的市民打成「西奴」、「餘孽」、「裏通外國」、「心理不平衡」，這對整個香港而言也是危險的。說到底，就是恨港人的頭腦不是一張白紙，不能讓他替黨在上 面寫上「最新最美的文字，畫最新最美的圖畫」，於是要通過港陸全面融合來實行「思想改造」；那就和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差不了多少。意識形態治港，梁特超越 了前兩任特首，引致的反對，因而也空前強烈。
其實，港人無論派別，喜歡不喜歡北京，主要發自內心，就看你中共治國治得好不好。2006至09那幾年，大陸搞京奧、載人航太、經濟穩定，於是港人 認同中國、對大陸有信心的多；這在港大、中大等民調都顯示得十分清楚。不過其後大陸管治露出問題，腐敗加劇，思想卻加緊箝制，對內部反對聲音使出法西斯手 段、打港記、封互聯網，醜事層出不窮，港人失望，再度離心。這不是什麼「十七年還未真正回歸」的問題，而是港人覺得你不僅未把管治搞好，還愈來愈惡劣、愈 來愈腐敗了，卻要伸手過來管香港，在香港僭建大陸那一套政法體制。老者已矣，年輕人焉能不造反？
梁特上台兩年多，他的意識形態，得到了北京當時得令的極端管治手法配合，極速把香港帶到今天的艱難境地，惡果陸續浮現。往後還有兩年多，你道衰運已經見底？
三、佔中：收斂和發散
特府發功，利用法律資源、警力、民意，可能還加上一些「特異功能」，成功迫使佔領區收縮。面對這種不可抗力，社運只能求變。在目前的客觀條件底下， 原地升級已經不可能。狹義地說，運動之勢是收斂；客觀而言，轉攻為守此其時。筆者分析過，這個情況一定出現，運動者須欣然變陣，另作圖謀。
所謂「攻」，就是爭取公平開放的普選；所謂守，就是守護香港。「爭民主、護我城」，本來就是運動的一體兩面，運動者遊刃於其間，當機立斷，攻有時、守有時。
此時收斂、言退，有成果了嗎？有人說，「階段性成果」，是沒有的。這個說法對又不對。比如人做運動，身體健康了，意志堅強了，的確是成果，卻無法分階段。佔中亦然。何況，在漫長的社運途中，成果並不重要，運動就是一切。這是進步者的思維根本。
筆者估計，佔中的空間規模很快會收斂到若干個只具象徵意義的點上，而發散出去的力量「遍地開花」，乃是在社區之內、民眾中間，特別是在年輕人的群體裏。那裏有做不完的工作，收割不完的果實，社會進步的無限可能。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大陸《證監會答覆關於滬港通的相關問題（全文）》裏第一問的答案http://kuaixun.stcn.com/2014/1118/11856329.shtml
【註2】馬克思1982年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1851-1852/index.htm正文第一節第二段。
2014年11月20日
信報
《信報》時事評論：舉世注目的滬港通開黑，而且每下愈況，三天就差不多乾塘。梁特管治香港兩年，香港社會出現前所未有的困境，衰運卻遠未見底。今天這篇文章一開三，題目卻只反映最短的第三部分。
一、滬港通為何開黑？
被特府及大陸政壇極端派政治化了的滬港通本周啟動，頭一天就開黑；第二、三天更不濟，竟導致了沽空成為贏得最大利潤的手段之一。南水北調的額度利用率，更從首日的100%急跌到前天的29%到昨天的20%；而北水南調則從17%減到4%再減到2.4%。如此表現令一眾「愛國愛銀」的港陸投資者損手爛腳非常失望，有關的官員和黨國喉舌更十分尷尬，只得埋怨佔中壞了國家給港人送大禮的好事，把投資者的胃口都倒了。《環時》更在開通首個交易日完結的第二天這樣挖苦說：「中央政府並無法把送上門的飯再餵到香港嘴裏」，並揶揄港人是「扶不起的阿斗」。如今滬港通雙向都快要「乾塘」，這話就顯得滑稽了。要不要找某人來「幫港托市」好呢？
滬港通從構思的第一天開始，便是大陸從香港吸金的機器，並不是什麼中央送香港的大禮。光看這個就該明白：南北向的每天投資額度（以人仔算）分別是南向105億、北向130億。若當局的如意算盤打得響、額度天天都用盡的話，則每天北向投資比南向多130億－105億 = 25億；按此以每年240個交易日粗略計算，則滬港通運作一年，大陸便可從香港吸入6000億元的金融資本，差不多等於9月、10月份大陸央行大手救經濟 的印鈔「放水量」（兩次共7700億元）。由此可見，滬港通的設計，本身就說明它是大陸的一件金融維穩工具，「惠港」只不過是副作用之一。
其實，中共這方面的政策早就三番四次講清楚了：「滬港通……是黨中央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和《國務院關於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的重大改革舉措」【註1】。這個講法，佔中發生之後就幾乎從港陸當權派口中完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惠港」說。後者，就如「『東江水』是大陸送給香港的大禮」一樣無稽（港人買東江水的價錢，是新加坡買馬來水價錢的200餘倍；連淨化成本的話，是台灣海水化淡的差不多雙倍）。
滬港通開黑，有其原因。開通之際炒短線之不可為，曹Sir上周已經一再解釋了：滬港通高唱入雲七個月才開通，滬指早已被陸資炒高，港股亦如是，現在才入市，無異跳進已經被別人燒得通紅的大油鑊，必死。其實，頭一天的北向130億的額度「爆棚」，主要是境外機構資本的H換A套利盤，新錢進場其實不多；那是因為同一隻大陸藍籌股在香港的價格比在大陸的高，即H╱A股價比 > 1，故兩地股市一開通，沽H買A即可不改變投資組合而套利，但恒指卻會連帶受壓。
長期而言，滬港通能起到什麼作用很難說。中期的狀況是，大陸經濟轉型困難，國企問題尤其多，最近開放接受民間注資，但大陸投資界不少認為那是國資找民資「陪葬」，故港資外資不會太過「動心」。反而是，無論是大陸公家的私家的還是境外過去投進的資金，現在都轉勢改投境外；不過，這些「聰明錢」，連呆在香港也沒太大興趣，因為香港經濟已太過依賴大陸。至於大陸的不法錢要離境，有多種隱蔽途徑；灰水走暗渠，怎會繞滬港通曝光呢？因此，中期無論是哪個方向的資金流動，滬港通也載搭不了多少。
從經濟學的供需均衡範式看，之前滬港兩地金融交易縱有體制及時空隔閡，但整體市場的陸股供需很可能已經達到平衡，以致H與A股的價差，只反映陸股在 滬港兩市之間的總量分配不平衡。於是，一旦滬港通開通了，投資者只須把股量的分配按H╱A價差逐步一面套利一面調整。這個調整一兩天就完成，之後兩個市的買賣，就基本上各歸各的，滬港通除了幫助兩地同一機構發行的股票的價格趨同之外，平常沒有特殊作用。如是者，「乾塘」的現象就會持續；開局不旺，就更難算到佔中頭上了。
如果像《環時》那樣非要把滬港通政治化不可，那麼，可以怎樣理解「乾塘」呢？很簡單：港人當然不喜吃嗟來之食，看來也不太願意無端把肥肉往黨國的嘴裏送。
二、極端意識形態治港的惡果陸續浮現
選擇一個領導人，不僅要看他的外表（眉頭眼額望之似不似人君）、內在（德與才），還要看他與社會上各群體之間可能生出的關係。這好比布置一個客廳，考慮要不要擺放一件新飾物的時候，除了要看物件本身的外觀和質素，還要看能否與空間裏其他現存物件共融。考慮錯了，到頭來或是要把飾物拿走，或是要把現存的其他物件大量置換，都會引致金錢和時間的損失。
如果領導人選錯了，中途撤換的政治震盪很大，不換的話，問題惡化；餘下的選項—把社會上與之不共融的群體置換，大體上是不可能的事。魯平要那些十分 不滿港事的市民走佬當移民，是意圖把與領導不共融的群體置換的一個例子，但顯然是不可能做到的。董伯當年與高層公務員群體合不攏，代之以「問責官員」（曾氏年代又輔之以副局政助），雖然做得到，但好處沒多少，帶來的消極因素卻至今難除，以致有些當朝問責官員幾乎只有政權鐵票支持者的認可。
領導人是創造歷史的，但馬克思說過，這不等於你拿着一整塊全新的布任意剪裁；相反，不管好的壞的，「世世代代遺留下來的東西，都像阿爾卑斯山那樣壓在人們的意識裏」【註2】。但是，毛澤東卻認為：「六億人口一窮二白……；像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結果，他一意孤行搞文革，最後幾乎跟所有的群體都對立起來了。毛是超人，結果卻導致生靈塗炭，整個國家奄奄一息，文化更像那塊土地一樣受盡污染荼毒。
梁特相貌英俊，國字面口高個子，說話溫吞淡定，衣着一絲不苟，過外表關一點問題也沒有。德和能的方面，兩年來一直到今天，坊間包括一些當權派對他這兩方面的言說不絕，筆者不必在此重複。第三個方面，即他與社會上各群體之間一直以來的關係，才最值得留意。這個方面，與外表無甚關係，德與才卻會有一定影響，其大小視乎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意識形態。任何一個領導人，如果把自己的與多數人不同的意識形態推到幾乎每一重大政策的起點上面，就會出問題。我們看看以前的例子。
董伯的意識形態有兩個嚴重傾斜：一是向北京，一是向大財團。向北京某種程度的傾斜，任何港人都可以接受，但以大石壓死蟹的辦法強行通過23條立法，大部分港人包括資本家便接受不了。港人也可以忍受大財團某種程度操控經濟，但當政府的一切重要政策也以大財團的利益為依歸，錢權結合，小市民就忍受不了。董伯其他條件都不錯，錯的就是他把自己的、不是大部分市民能夠認同的意識形態過分地政策化了。
曾蔭權是另外一回事。曾的賣相不太差，能力也不錯。他當了三十年的公務員，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識形態，有的話，就是「聽話」。某種程度的聽阿爺話，絕大部分市民也是接受的，可惜他曾經許諾過的「政改玩鋪勁」沒有兌現，反而處處遷就北京，大家期望的2007年就過去了。港人特別是泛民失望之餘，他的性格和品德上的一些瑕疵就化得很大，到頭來得不到任何人同情，黯然離任。
梁特的意識形態是他的特點中的特點。比起董伯，他更愛國愛黨，那是不言而喻的；但他同時缺少了（亦不屑有）董伯那樣的國際觀點，致力的是把香港這個幾十年來以國際性馳名天下的城市北向強扭，政府官員工作的主調的是搞「內交」、港陸全方位融合；他心目中特府的任務，不再是實現董、曾都曾經強調的「亞洲的世界城市」，而是只想香港成為大陸經濟金融的幫工、附庸。
他搞滬港通，主要目的與中央一致，就是幫助大陸搞金融國際化；在過程中讓香港青年「也得到好處」，顯然就是次要的。董伯強調「兩文三語」，實施的時 候卻客觀上偏重英語（因為當時有來自商界對畢業生英語水準下降的強烈不滿）。梁特上台以來，特別重視的是「普教中」，從幼童做起，違反母語教學原則也在所 不惜。如此等等。
這些作為，正好與本土意識裏日漸興起的「香港優先」相衝突。以一人的意識形態對抗民眾當中廣泛存在、日益濃厚的思潮，調動港陸黨國力量把數以百十萬 計的市民打成「西奴」、「餘孽」、「裏通外國」、「心理不平衡」，這對整個香港而言也是危險的。說到底，就是恨港人的頭腦不是一張白紙，不能讓他替黨在上 面寫上「最新最美的文字，畫最新最美的圖畫」，於是要通過港陸全面融合來實行「思想改造」；那就和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差不了多少。意識形態治港，梁特超越 了前兩任特首，引致的反對，因而也空前強烈。
其實，港人無論派別，喜歡不喜歡北京，主要發自內心，就看你中共治國治得好不好。2006至09那幾年，大陸搞京奧、載人航太、經濟穩定，於是港人 認同中國、對大陸有信心的多；這在港大、中大等民調都顯示得十分清楚。不過其後大陸管治露出問題，腐敗加劇，思想卻加緊箝制，對內部反對聲音使出法西斯手 段、打港記、封互聯網，醜事層出不窮，港人失望，再度離心。這不是什麼「十七年還未真正回歸」的問題，而是港人覺得你不僅未把管治搞好，還愈來愈惡劣、愈 來愈腐敗了，卻要伸手過來管香港，在香港僭建大陸那一套政法體制。老者已矣，年輕人焉能不造反？
梁特上台兩年多，他的意識形態，得到了北京當時得令的極端管治手法配合，極速把香港帶到今天的艱難境地，惡果陸續浮現。往後還有兩年多，你道衰運已經見底？
三、佔中：收斂和發散
特府發功，利用法律資源、警力、民意，可能還加上一些「特異功能」，成功迫使佔領區收縮。面對這種不可抗力，社運只能求變。在目前的客觀條件底下， 原地升級已經不可能。狹義地說，運動之勢是收斂；客觀而言，轉攻為守此其時。筆者分析過，這個情況一定出現，運動者須欣然變陣，另作圖謀。
所謂「攻」，就是爭取公平開放的普選；所謂守，就是守護香港。「爭民主、護我城」，本來就是運動的一體兩面，運動者遊刃於其間，當機立斷，攻有時、守有時。
此時收斂、言退，有成果了嗎？有人說，「階段性成果」，是沒有的。這個說法對又不對。比如人做運動，身體健康了，意志堅強了，的確是成果，卻無法分階段。佔中亦然。何況，在漫長的社運途中，成果並不重要，運動就是一切。這是進步者的思維根本。
筆者估計，佔中的空間規模很快會收斂到若干個只具象徵意義的點上，而發散出去的力量「遍地開花」，乃是在社區之內、民眾中間，特別是在年輕人的群體裏。那裏有做不完的工作，收割不完的果實，社會進步的無限可能。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大陸《證監會答覆關於滬港通的相關問題（全文）》裏第一問的答案http://kuaixun.stcn.com/2014/1118/11856329.shtml
【註2】馬克思1982年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1851-1852/index.htm正文第一節第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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