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21-楊森：港人團結面向中共中央的全面管治
楊森：港人團結面向中共中央的全面管治
2019年11月21日
中共中央和特區政府對本港止暴制亂手法，異常強硬，這與剛發表的四中全會治港方針有密切關係。日前剛結束的中共四中全會發表的治港方針，再加上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就治港方針的進一步說明，即所謂十權的說法，已清楚說明，中共中央已經具體提出全面管治本港的方案了，因此對港止暴制亂的方針很強硬。總括來說是主要（1）從加強法制的規管，包括對《基本法》的解釋權，和要求法院、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的相互合作；（2）加強對特區的高度自治監管權；（3）制度化對特首和官員的直接指令和任免；（4）加強執法的手法，去止暴制亂；和（5）打擊外國勢力的干預。整體來說，所謂落實對港的全面管治，就是從多途徑加強一國的規範和管治，輕視兩制的高度自治。從中共中央角度看，本港社會的不穩定，不是中央近年對港的干預太多，將本港推向一國一制的路徑而引起港人不滿，而是本港自回歸20多年，中央對港過分寬鬆所致，例如基本法23條的立法，至今仍是懸空，未能落實；所以，本港社會的不穩主因，是中共中央對港規管不足，加上外國干預，有所謂顏色革命所致。筆者想在此指出，對中共中央對本港落實全面管治的方針，是不敢苟同的。
「全面管治」違一國兩制初衷
為什麼筆者不贊同上述對本港全面管治的方針呢？有以下原因：（1）違背了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當年提出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50年不變的初衷。基本法於1990年頒布，而基本法是由《中英聯合聲明》衍生而來，對本港移民的衝擊比想像低，主因是中方在中英談判時明白和體會，本港與內地的體制有別。鄧小平當年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思，基本上反映了中方對中港兩地制度有異的了解和尊重。故此在中英談判時，中方是同意《逃犯條例》在1997年後是不適用於本港以外的中國地方。另一例子，當年中方是同意九七後，本港的終審庭是設於本港而非北京。當年中共中央對中港兩地體制之不同，是了解和尊重的，因此造就了本港回歸初期的安定。但近年本港形勢急變，主因是中國大國崛起，並向外推廣中國模式的體制，亦對本港本地事務不斷干預，漠視「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實令港人愈來愈對前途擔心，移民之聲因而四起。
漠視港體制特別之處 漠視年輕人訴求
（2）剛宣布的全面管治本港的方針，根本是漠視本港體制特別之處，而這正是國際社會對本港重視的地方，例如賦予本港特殊的關稅地位。再者，就算內地對外的投資，或外地對內地的投資，很多也是經本港進行的。本港體制經過多代人的努力，建立許多特殊的地方，造就了本港在國際社會的認可和競爭力。國際的政治和經濟都很現實，無基本實力本港是難以出人頭地的。本港的競爭力，就是建立在多方面的社會制度和文化特質，例如獨立和專業的法治制度、知識普及、勤奮勞動力、開放及多元化的文化、持續的政治中立的官僚科層制度、資訊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等等。日前，港澳協調小組組長韓正提出，為了止暴制亂，要求法庭、立法和行政機關配合。大律師公會隨即發表聲明提出異議。內地雖算話依法治國，但奉行的仍是人治，非港人尊重的法治。三權分立在內地至今仍受質疑，中國模式被視為較自由民主制度更優越。故法院被要求與政府施政配合。但這樣做法，本港法治制度就面臨崩潰，法治精神便會蕩然無存。本港回歸以來，中共中央聲明多次指出，支持本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今次反而是加強監視本港高度自治的權力，進一步制度化特首和官員的指令和任免，對法官任免進行備案。老實說，在多途徑加強對本港的全面管治，表面上是維護國家安全和打擊外國勢力，但實質上是無視本港社會的特質和優勢。中共中央可能相信，治亂世用重典，對港政策寧左勿右，但卻對本港形勢、社會不穩的現象，作了錯誤的判斷。很多領導人上台時，多數會說保持謙卑。但這些初衷，很多人上任後就忘記了。
（3）中共中央提出的全面管治本港的方針，根本漠視了本港年輕人的訴求。本港社會是經濟發展的地方，而政治學者朗奴．英高赫（R.Inglehart, 1997；註）根據他在40多個國家經濟體系進行的研究指出，當一個國家、社會，經過經濟發展，解決了多數人的物質需要階段，年輕一輩會有文化價值的轉移，改為追逐非物質的生活（postmaterialized），要求民主、自由，和對宗教、性別議題的容忍程度會提高。韓國1980年代的光州事件，到本港5年前的佔中運動，爭取真普選，到今夏的「反送中條例」，經歷了5個多月，五大訴求，因政府無積極回應，至今仍未停息。港澳協調小組韓正，對特首林鄭耳提面命，囑咐她與各界對話，改善民生，和致力處理本港年輕人的住屋問題。今年夏天，自反送中條例示威開始，警方除採取不合比例的暴力外，亦拘捕了數千個示威者，其中大部分是年輕的示威者。根據本地調查，大部分年輕人，均不信任中央政府，而主要的要求是爭取民主、自由等。可是中共中央對本港全面管治的方針，是注重止暴制亂，處理社會不穩的現象，而非處理導致社會不穩的原因。中共中央只懂治亂世用重典，但不要忘記大禹治水，是着重疏導，而不是建築堤壩。更令人傷感的，是特區政府只是馬首是瞻，跟隨中央將本港逐步推向一國一制，而漠視兩制的高度自治。可以說，無論特首林鄭主辦多少場與年輕人的對話會，若不理會本港年輕人的訴求，結果將會是無功而還的。
爭民主護法治保人權 促進社會公義
本港自今年夏天，如何走下去呢？本港是大部分港人的家，面對中共中央全面管治本港的方針，港人唯有加強團結，竭力維護港人的核心價值，爭取民主政制、普選特首和全部立法會議席，維護法治，保障人權自由，更要促進社會公義，關注弱勢社群，和使本港社會持續發展，保護環境等。
另方面，中共中央最好做些調查研究，而較有效的做法，是由特區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探討本港社會不穩的因素，及提出解決方法。基本上若缺乏真相，是難言社會和解的。最近監警會聘用的外國專家小組成員，也對監警會的權責有意見，認為蒐證和調查權力不足。故此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已故領導人毛澤東曾言，沒有調查研究，便沒有發言權。相信中共中央和特首林鄭，是明白箇中道理的。
港府要獨立調查、重啟政改
其次，特區政府應尊重民意重啟政制改革。筆者強調，本港推行普選特首和立法會全部議席，目的並非推行港獨，而是藉此加強特首和立法議會的認受性，以此協調社會利益和矛盾。事實可見，本港回歸至今已經歷4個特首，包括被認為「最打得」的特首林鄭。但政府管治每况愈下，市民信任日益走下坡，近月社會不安情緒日深，移民之聲又起，而主因是政治制度不民主，政府缺乏認受性所致。政府要止暴制亂的方針，不是加強警力去打壓示威者，如日前用不合比例的武力闖入中大校園，拘捕設置路障的同學，而是進行政治改革，推行真普選。
最後，本港本月底將舉行區議會選舉。筆者希望政府能中立地推行本月底的區議會選舉。本港區議會選舉自1982年起，至今仍是和平地如期地進行。本港不同政見人士，不論建制、中間或泛民的支持者，都應有機會行使投票權利。在和平競爭下，讓市民行使手中一票，表達民意。
這是自發民主運動 中央不應上綱上線
筆者想指出，本港是開放和多元化社會，不同政見和膚色的人士，均能彼此互相尊重。於困難時刻，港人更應盡量保持本港多元文化。筆者誠意希望，本港市民對已有的文化和制度，珍而重之，而對應得但仍未得的權益，如真普選，則繼續鍥而不捨地爭取。最近的調查顯示，縱使特首林鄭最新的支持度已經低過20%，支持港獨的則只有11%。因此中共中央應關注，是否仍推行高壓手段，迫令本港年輕一代，更加走向分離的邊緣，抑或尊重中港兩地的文化和社會體制的差異，繼而落實一國兩制的高度自治和生命力。很清楚的，中港關係是互動的，有高度自治、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本港共同體更有生命力，發揮一國兩制的特性，亦減少本港的分離主義，反之則加強。本港已有多名年輕人，為本港民主自由付出性命，中共中央實不應將本港社會運動上綱上線，而將之定性為受外國干預的所謂顏色革命，因為這是港人為維護法治和自由的自發民主運動。無論如何，港人會循民主、自由、法治和公義的路走下去，縱使是崎嶇一片。港人是不會放棄的。
註：Ronald Inglehart,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作者是香港大學榮譽助理教授
2019年11月21日
中共中央和特區政府對本港止暴制亂手法，異常強硬，這與剛發表的四中全會治港方針有密切關係。日前剛結束的中共四中全會發表的治港方針，再加上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就治港方針的進一步說明，即所謂十權的說法，已清楚說明，中共中央已經具體提出全面管治本港的方案了，因此對港止暴制亂的方針很強硬。總括來說是主要（1）從加強法制的規管，包括對《基本法》的解釋權，和要求法院、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的相互合作；（2）加強對特區的高度自治監管權；（3）制度化對特首和官員的直接指令和任免；（4）加強執法的手法，去止暴制亂；和（5）打擊外國勢力的干預。整體來說，所謂落實對港的全面管治，就是從多途徑加強一國的規範和管治，輕視兩制的高度自治。從中共中央角度看，本港社會的不穩定，不是中央近年對港的干預太多，將本港推向一國一制的路徑而引起港人不滿，而是本港自回歸20多年，中央對港過分寬鬆所致，例如基本法23條的立法，至今仍是懸空，未能落實；所以，本港社會的不穩主因，是中共中央對港規管不足，加上外國干預，有所謂顏色革命所致。筆者想在此指出，對中共中央對本港落實全面管治的方針，是不敢苟同的。
「全面管治」違一國兩制初衷
為什麼筆者不贊同上述對本港全面管治的方針呢？有以下原因：（1）違背了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當年提出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50年不變的初衷。基本法於1990年頒布，而基本法是由《中英聯合聲明》衍生而來，對本港移民的衝擊比想像低，主因是中方在中英談判時明白和體會，本港與內地的體制有別。鄧小平當年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思，基本上反映了中方對中港兩地制度有異的了解和尊重。故此在中英談判時，中方是同意《逃犯條例》在1997年後是不適用於本港以外的中國地方。另一例子，當年中方是同意九七後，本港的終審庭是設於本港而非北京。當年中共中央對中港兩地體制之不同，是了解和尊重的，因此造就了本港回歸初期的安定。但近年本港形勢急變，主因是中國大國崛起，並向外推廣中國模式的體制，亦對本港本地事務不斷干預，漠視「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實令港人愈來愈對前途擔心，移民之聲因而四起。
漠視港體制特別之處 漠視年輕人訴求
（2）剛宣布的全面管治本港的方針，根本是漠視本港體制特別之處，而這正是國際社會對本港重視的地方，例如賦予本港特殊的關稅地位。再者，就算內地對外的投資，或外地對內地的投資，很多也是經本港進行的。本港體制經過多代人的努力，建立許多特殊的地方，造就了本港在國際社會的認可和競爭力。國際的政治和經濟都很現實，無基本實力本港是難以出人頭地的。本港的競爭力，就是建立在多方面的社會制度和文化特質，例如獨立和專業的法治制度、知識普及、勤奮勞動力、開放及多元化的文化、持續的政治中立的官僚科層制度、資訊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等等。日前，港澳協調小組組長韓正提出，為了止暴制亂，要求法庭、立法和行政機關配合。大律師公會隨即發表聲明提出異議。內地雖算話依法治國，但奉行的仍是人治，非港人尊重的法治。三權分立在內地至今仍受質疑，中國模式被視為較自由民主制度更優越。故法院被要求與政府施政配合。但這樣做法，本港法治制度就面臨崩潰，法治精神便會蕩然無存。本港回歸以來，中共中央聲明多次指出，支持本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今次反而是加強監視本港高度自治的權力，進一步制度化特首和官員的指令和任免，對法官任免進行備案。老實說，在多途徑加強對本港的全面管治，表面上是維護國家安全和打擊外國勢力，但實質上是無視本港社會的特質和優勢。中共中央可能相信，治亂世用重典，對港政策寧左勿右，但卻對本港形勢、社會不穩的現象，作了錯誤的判斷。很多領導人上台時，多數會說保持謙卑。但這些初衷，很多人上任後就忘記了。
（3）中共中央提出的全面管治本港的方針，根本漠視了本港年輕人的訴求。本港社會是經濟發展的地方，而政治學者朗奴．英高赫（R.Inglehart, 1997；註）根據他在40多個國家經濟體系進行的研究指出，當一個國家、社會，經過經濟發展，解決了多數人的物質需要階段，年輕一輩會有文化價值的轉移，改為追逐非物質的生活（postmaterialized），要求民主、自由，和對宗教、性別議題的容忍程度會提高。韓國1980年代的光州事件，到本港5年前的佔中運動，爭取真普選，到今夏的「反送中條例」，經歷了5個多月，五大訴求，因政府無積極回應，至今仍未停息。港澳協調小組韓正，對特首林鄭耳提面命，囑咐她與各界對話，改善民生，和致力處理本港年輕人的住屋問題。今年夏天，自反送中條例示威開始，警方除採取不合比例的暴力外，亦拘捕了數千個示威者，其中大部分是年輕的示威者。根據本地調查，大部分年輕人，均不信任中央政府，而主要的要求是爭取民主、自由等。可是中共中央對本港全面管治的方針，是注重止暴制亂，處理社會不穩的現象，而非處理導致社會不穩的原因。中共中央只懂治亂世用重典，但不要忘記大禹治水，是着重疏導，而不是建築堤壩。更令人傷感的，是特區政府只是馬首是瞻，跟隨中央將本港逐步推向一國一制，而漠視兩制的高度自治。可以說，無論特首林鄭主辦多少場與年輕人的對話會，若不理會本港年輕人的訴求，結果將會是無功而還的。
爭民主護法治保人權 促進社會公義
本港自今年夏天，如何走下去呢？本港是大部分港人的家，面對中共中央全面管治本港的方針，港人唯有加強團結，竭力維護港人的核心價值，爭取民主政制、普選特首和全部立法會議席，維護法治，保障人權自由，更要促進社會公義，關注弱勢社群，和使本港社會持續發展，保護環境等。
另方面，中共中央最好做些調查研究，而較有效的做法，是由特區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探討本港社會不穩的因素，及提出解決方法。基本上若缺乏真相，是難言社會和解的。最近監警會聘用的外國專家小組成員，也對監警會的權責有意見，認為蒐證和調查權力不足。故此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已故領導人毛澤東曾言，沒有調查研究，便沒有發言權。相信中共中央和特首林鄭，是明白箇中道理的。
港府要獨立調查、重啟政改
其次，特區政府應尊重民意重啟政制改革。筆者強調，本港推行普選特首和立法會全部議席，目的並非推行港獨，而是藉此加強特首和立法議會的認受性，以此協調社會利益和矛盾。事實可見，本港回歸至今已經歷4個特首，包括被認為「最打得」的特首林鄭。但政府管治每况愈下，市民信任日益走下坡，近月社會不安情緒日深，移民之聲又起，而主因是政治制度不民主，政府缺乏認受性所致。政府要止暴制亂的方針，不是加強警力去打壓示威者，如日前用不合比例的武力闖入中大校園，拘捕設置路障的同學，而是進行政治改革，推行真普選。
最後，本港本月底將舉行區議會選舉。筆者希望政府能中立地推行本月底的區議會選舉。本港區議會選舉自1982年起，至今仍是和平地如期地進行。本港不同政見人士，不論建制、中間或泛民的支持者，都應有機會行使投票權利。在和平競爭下，讓市民行使手中一票，表達民意。
這是自發民主運動 中央不應上綱上線
筆者想指出，本港是開放和多元化社會，不同政見和膚色的人士，均能彼此互相尊重。於困難時刻，港人更應盡量保持本港多元文化。筆者誠意希望，本港市民對已有的文化和制度，珍而重之，而對應得但仍未得的權益，如真普選，則繼續鍥而不捨地爭取。最近的調查顯示，縱使特首林鄭最新的支持度已經低過20%，支持港獨的則只有11%。因此中共中央應關注，是否仍推行高壓手段，迫令本港年輕一代，更加走向分離的邊緣，抑或尊重中港兩地的文化和社會體制的差異，繼而落實一國兩制的高度自治和生命力。很清楚的，中港關係是互動的，有高度自治、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本港共同體更有生命力，發揮一國兩制的特性，亦減少本港的分離主義，反之則加強。本港已有多名年輕人，為本港民主自由付出性命，中共中央實不應將本港社會運動上綱上線，而將之定性為受外國干預的所謂顏色革命，因為這是港人為維護法治和自由的自發民主運動。無論如何，港人會循民主、自由、法治和公義的路走下去，縱使是崎嶇一片。港人是不會放棄的。
註：Ronald Inglehart,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作者是香港大學榮譽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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