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17-譚蕙芸：有燈就有人
譚蕙芸：有燈就有人
11月17日
中文大學被防暴警察攻入那個下午，引發晚上萬人空巷衝進校園支援的場面，警察於11月12日深夜撤退，校園經歷了4日3夜的動盪，山城由一間學校變成了抗爭者與警察對峙的留守陣地。
中文大學地理上獨特，它位處郊外沙田，佔地過百公頃，相等於二百五十個足球場那麼大，面向海靠向山，地勢險要，與世隔絕，平日校內通行也有多條巴士線，校內更住了很多學生與教職員，中大人愛形容這是「山城」，我在這裡工作十多年，也可能迷路。
如此校園，經歷了一夜激戰後，抗爭者為了抵抗警察再入侵，於各個出入口設置了路障，封掉了多個校門，並連日留守。這種「留守」抗爭模式，與五個月來反修例運動採用的流水戰、野貓式突襲有明顯差別，令人想起2014年的雨傘運動，佔領街道。
但今次情勢更複雜，勇武式抗爭涉及使用汽油彈、武器，校方處於十分尷尬的位置。警察衝入來再行動必定激化矛盾，但抗爭者以校園作為「堡壘」，也讓熱愛中大的師生感到擔憂。
還記得最初防暴警察衝入校園心臟，於學生運動場內發放催淚彈和橡膠子彈，學生以焚燒物件反擊，場面震撼得很。我當時內心激動，很想大聲告訴警察：「這裡不是外面的街道，你們踐蹈校園，一定有後果，因為中大人愛學校的感情之深，你們不可能明白。」
說時遲那時快，我旁邊的電視台女記者跌倒了，我們立即扶她到一旁坐下，最初以為她腳部受傷，但很快就發現，她的透明防毒面罩凝滿霧氣，我知道她在哭泣，這位記者是我在中大教過的舊生，下午在衝突前我倆還在談論舊日班房裡的趣事，我立刻明白，她痛心得沒法採訪下去，這時，我擁着她，在咆吼的防暴警察聲音旁邊，師生兩人抱頭痛哭了一會兒。
中大人之間有一種無形的凝聚力，即使是責備校長們做得不夠好，也是那種「愛之深責之切」的期望，被拘捕學生早前於對話中把校長罵得狗血淋頭，但最後學生們還是跌坐地上抱着副校長痛哭，像孩子摟着爸媽撒嬌，場面令全港動容。「中大是我們的家，校長你不配做我們的爸爸」，這種情感依戀的說話出自學生的口中，有時造成互相傷害，但還歸根究底，還是因為學生對校方還有一種情感期望。
這幾天校園的狀態奇異，抗爭者堵塞了出入口，設立檢查站，入內的人要經抗爭者檢查，因為擔心喬裝警察進入校園，但這裡的師生也要被檢查，令不少原本住在大學的教職員家屬感到不滿。
山城變成戰略據點，校園的面貎漸漸改變，千計抗爭者自行把校園內的一草一木一物挪用，開動校園車輛運輸人和物，進入教學辦公室拿取物資，到餐廳開火煮食。有些時候，畫面趣緻浪漫，例如黑衣人自行營運校巴「自由號」上下山，我也乘坐過一次，但也曾有多宗車禍發生，幸好都不算嚴重。
中大人對一草一木皆有感情，後山有幾棵老松樹，被抗爭者斬下來變成路障，引起中大人一陣嘩然，令人想起中大多年前有「保樹立人」社會運動，學生校友反對校方因為發展原因而斬去老樹。也有人爬在山坡收拾警方射出來的那過千粒催淚彈殼，我聽到學生說：「山坡上除了彈殼，也有很多乾了的蝸牛屍體」，語氣裡有婉惜。
中大人情感細膩，愛惜校園的漂亮環境，中大名物包括多隻「中大貓」，這些放養貓咪在校園生活，學生會輪班餵貓，各貓均有名字，大家視牠們為中大家庭一份子。如此可見，中大山城變成了抗爭據點，珍視的校園變成了戰略物資，如此轉化，引發了中大人和從校外進入校園留守的抗爭者的矛盾。
中大學生情感極度糾結，一方面對校園面目全非感揪心，另一方面，又對校外人在抗爭中並肩作戰懷有感激之情，混雜着時刻擔心警方會再次入侵的焦慮，這幾天校園像一個高壓窩，分分秒秒都像隨時要爆炸。
更要命的是，中大的存亡不只是一間大學的命運，而是牽連到全香港局勢。中大衝突那晚之後，引發骨牌效應，其他大學，浸大、理大、港大都發生大型堵路、對峙、佔領。幾間大學把附近幹道堵塞，全港交通大混亂，政府宣佈全港所有學校停課數天，又成為反修例運動以來另一項第一次。可以說，中大的蝴蝶效應，牽連到全港命運。
但幸好，中大和其他大學有一樣明顯的不同。其他大學的管理層，幾近消失，但中大的師生由於感情深厚，結成了一張網，低調地守護校園，於它最脆弱的數天，疲於奔命地四處奔走。校園垂危，力挽狂瀾的，是多年來中大師生校友積存下來的一份中大精神和底氣。
十數老師，於交通大混亂的狀態下堅持回到校園，用腳走遍這個山城，安慰學生，聆聽抗爭者的想法，並聚頭商討校園如何可以走下去。老師們沒有住宿，我和幾個同事皆是睡在自己辦公室的地毯上，大教授個個蓬頭垢面，滿身臭汗，露宿者生涯也沒有介懷。我覺得，或許這幾天，是我十多年來教學生涯裡最重要的幾天。
這場運動的精神是，手足，而手捉的定義是，我們一起在，一起經歷。老師在這幾天於校園的存在，是萬分重要的，因為一間大學最重要的不是死物，而是師生之間的一份感情。老師把從學生和抗爭者那裡了解到的情況，向校方反映，我們都希望大家安全，校園有重回正軌之日。
有一次，我走到大學正門「四條柱」看看，有幾個黑衣人大叫我的名字，脫下面罩，原來他們是我的學生，他們在做瑣碎的支援工作，收拾垃圾，打掃乾淨環境。
幾位女孩，脫下面罩，各喊出自己的名字：「你記得我嗎？我在班房裡坐在最前排左邊的位置呀！」面前的頽垣敗瓦之中，我忽然思緒回到一個星期前，我還是老師的角色，學生們頑皮、遲到、在課堂上不留心，上課睡覺，他們孩子氣。
我們聚在校門，他們穿上黑衣，我也一副戰地記者的裝備，但瞬間我們像時空轉移，回到班房的空間。女孩們七嘴八舌：「沒法想妳的課，我很失望呀！」「我們好想好想上妳的課！」「從小到大，我都渴望不用上課，這一次停課真是傷心到極！」
現在原訂十一月，課程進入最深入討論，我還有很多採訪心得想跟她們分享。學生們說，看到校園這狀態，心痛得不得了。我問她們：「你們記得我說過嗎？每一次在班房相遇也是緣份，未必再有下一次。」我那時說這話，只是指全港情況危急，交通影響或許會停課，但萬萬沒想過，校園也變了戰場。
她們大力點頭，「我記得你說過呀，要珍惜每一次課堂，沒想過...... 」我眼眶開始忍不住淚水，我問這幾個學生：「想不想再上我的課？」女孩們衝前摟抱着我，大喊：「想！」我抱着她們，一起激動地流淚。我再大喊：「想不想在課堂給我痛罵？」女孩們哭得更厲害：「想！」我們抱作一團，哭得死去活來，把這幾天壓抑了的情緒，一次再抒緩出來。
我們抱着哭的畫面，讓旁邊的勇武抗爭者看得傻了眼。老師和學生之間的羈絆，定義了一間學校，而不是校園的硬件。
另外兩個也是中大別個學系的男學生，也一起圍上來，大夥兒都說，很希望明年一月可以開課。但面對如戰場的校園，複雜的抗爭狀態，痛苦得很。
撐到了第三天，氣氛變得越來越緊張。下午，校長段崇智發表聲明，呼籲校內外人士離開，但澄清並沒有報警。他說：「大學是求學問的地方，而不是解決政治紛爭，甚至是製造武器、使用武力的戰場。」
聲明一出，宿舍老師安排同學緊急撤離，抗爭前線氣氛忽然急轉直下，抗爭者感到被撇棄，中大學生也覺得難過，因為他們對外來人士協助抵擋警方懷有感懷之心，但如此大批撤離好像是對非中大抗爭者的背叛和離棄。我和不同老師奔走在校園，安慰痛哭的少年人，有些是中大學生，也有其他抗爭者。有中大學生哭着自責：「我們很不想留下手足，但我們不走，他們也不肯走。」萬念俱灰，大家都極擔心校園內會有終極一戰。
然而事實是，仍有在前線的中大學生，努力地遊說校外抗爭者離開。可惜傍晚隨着政府宣佈不回應中大二號橋抗爭者開出的訴求，抗爭者把原來一度局部開通的公路再堵塞。
此時二號橋上氣氛非常危急，只餘下十數示威者堅持死守，橋下的交通大混亂，有私家車嘗試衝過路障，示威者向路面扔燃燒彈：「我不是想傷害你們的，是政府不回應我們訴求，你們把車駛去吧！求求你們。」警車出現在遠處發出警告，氣氛如箭在弦，我的心情掉到冰點。
此時，我收到留守到這一刻的學生訊息，「我們撤退了，老師，你也小心，我希望下學期上你的課。」我的心像被挖空了。抗爭者有喊出一些話，讓人更情緒崩潰：「我們要打到死為止！」
但評估過留守人數不夠，最後校園只剩數十肯頑強抵抗的人，大隊在引爆了橋尾的一輛廢車後，決定撤退。「澎！澎！澎！澎！」火球幾次升上來，幸好附近沒有人。
數十人在漆黑的校園內狂奔，有人開來小貨車和電單車，讓女孩們坐上去，終於跑到大門，我的心跳得很厲害。大夥兒決定撤退校園，有人不甘心，罵着：「為甚麼撤退？」「為甚麼那麼早引爆那輛車？不等警察追上來？」他們認為那車是最後擊退警察的武器。擾攘一會，最後一個黑衣人離開了中大的校門。
就在他們撤退的那個校門旁邊的教學樓外牆上，有人用噴漆噴了塗鴉：「心心，段校長；心心，沈校長；心心，吳副校。」
即使段校長姍姍來遲，但他是全香港唯一一個走到警方防線吃催淚彈的大學校長；前校長沈祖堯是醫生在衝突後回到校內探視受傷學生；吳副校長戴着防毒面具在槍林彈中之中到警方前線喊話指警方要按協議立即停火。而有其他大學管理層不諱言，有就校園情況報警。
或許這些大人做得不夠快不夠多，但一間大學最可貴的是，老師對學生還有愛，只要有情，無論多絕望也有轉機。無論是中大學生，還是外來的抗爭者，在由周三至周五，亦即11月13日至15日那留守的幾天內，大家均能安全回到家裡。
至於周一至二11月11及12日於中大衝突而被拘十人，逾百人受傷，本人更被射中了胡椒噴霧及水炮車，詳見上一篇文章[當香港中文大學的校長也吃了催淚彈]。
校園回歸寧靜後，我在二橋的殘垣敗瓦中，遇到一位精神科教授，一位體育老師，他們堅持留在校園，送走學生，並於示威者撤退後，出來察看校園，看到個別不捨得離開的示威者，大教授拍拍黑衣人的肩膊，鼓勵他們：「回家吧！辛苦了。」那個黑衣人點一點頭，在昏黃街燈下離開。
我們幾個老師，在二橋那爆炸後的廢車旁圍坐閒聊：「其實整場運動，即使有幾大的分歧，只要有同理心，讓對方感到被關心，危機就有可能被化解。」中大可以，香港可不可以？
譚蕙芸
11月17日
中文大學被防暴警察攻入那個下午，引發晚上萬人空巷衝進校園支援的場面，警察於11月12日深夜撤退，校園經歷了4日3夜的動盪，山城由一間學校變成了抗爭者與警察對峙的留守陣地。
中文大學地理上獨特，它位處郊外沙田，佔地過百公頃，相等於二百五十個足球場那麼大，面向海靠向山，地勢險要，與世隔絕，平日校內通行也有多條巴士線，校內更住了很多學生與教職員，中大人愛形容這是「山城」，我在這裡工作十多年，也可能迷路。
如此校園，經歷了一夜激戰後，抗爭者為了抵抗警察再入侵，於各個出入口設置了路障，封掉了多個校門，並連日留守。這種「留守」抗爭模式，與五個月來反修例運動採用的流水戰、野貓式突襲有明顯差別，令人想起2014年的雨傘運動，佔領街道。
但今次情勢更複雜，勇武式抗爭涉及使用汽油彈、武器，校方處於十分尷尬的位置。警察衝入來再行動必定激化矛盾，但抗爭者以校園作為「堡壘」，也讓熱愛中大的師生感到擔憂。
還記得最初防暴警察衝入校園心臟，於學生運動場內發放催淚彈和橡膠子彈，學生以焚燒物件反擊，場面震撼得很。我當時內心激動，很想大聲告訴警察：「這裡不是外面的街道，你們踐蹈校園，一定有後果，因為中大人愛學校的感情之深，你們不可能明白。」
說時遲那時快，我旁邊的電視台女記者跌倒了，我們立即扶她到一旁坐下，最初以為她腳部受傷，但很快就發現，她的透明防毒面罩凝滿霧氣，我知道她在哭泣，這位記者是我在中大教過的舊生，下午在衝突前我倆還在談論舊日班房裡的趣事，我立刻明白，她痛心得沒法採訪下去，這時，我擁着她，在咆吼的防暴警察聲音旁邊，師生兩人抱頭痛哭了一會兒。
中大人之間有一種無形的凝聚力，即使是責備校長們做得不夠好，也是那種「愛之深責之切」的期望，被拘捕學生早前於對話中把校長罵得狗血淋頭，但最後學生們還是跌坐地上抱着副校長痛哭，像孩子摟着爸媽撒嬌，場面令全港動容。「中大是我們的家，校長你不配做我們的爸爸」，這種情感依戀的說話出自學生的口中，有時造成互相傷害，但還歸根究底，還是因為學生對校方還有一種情感期望。
這幾天校園的狀態奇異，抗爭者堵塞了出入口，設立檢查站，入內的人要經抗爭者檢查，因為擔心喬裝警察進入校園，但這裡的師生也要被檢查，令不少原本住在大學的教職員家屬感到不滿。
山城變成戰略據點，校園的面貎漸漸改變，千計抗爭者自行把校園內的一草一木一物挪用，開動校園車輛運輸人和物，進入教學辦公室拿取物資，到餐廳開火煮食。有些時候，畫面趣緻浪漫，例如黑衣人自行營運校巴「自由號」上下山，我也乘坐過一次，但也曾有多宗車禍發生，幸好都不算嚴重。
中大人對一草一木皆有感情，後山有幾棵老松樹，被抗爭者斬下來變成路障，引起中大人一陣嘩然，令人想起中大多年前有「保樹立人」社會運動，學生校友反對校方因為發展原因而斬去老樹。也有人爬在山坡收拾警方射出來的那過千粒催淚彈殼，我聽到學生說：「山坡上除了彈殼，也有很多乾了的蝸牛屍體」，語氣裡有婉惜。
中大人情感細膩，愛惜校園的漂亮環境，中大名物包括多隻「中大貓」，這些放養貓咪在校園生活，學生會輪班餵貓，各貓均有名字，大家視牠們為中大家庭一份子。如此可見，中大山城變成了抗爭據點，珍視的校園變成了戰略物資，如此轉化，引發了中大人和從校外進入校園留守的抗爭者的矛盾。
中大學生情感極度糾結，一方面對校園面目全非感揪心，另一方面，又對校外人在抗爭中並肩作戰懷有感激之情，混雜着時刻擔心警方會再次入侵的焦慮，這幾天校園像一個高壓窩，分分秒秒都像隨時要爆炸。
更要命的是，中大的存亡不只是一間大學的命運，而是牽連到全香港局勢。中大衝突那晚之後，引發骨牌效應，其他大學，浸大、理大、港大都發生大型堵路、對峙、佔領。幾間大學把附近幹道堵塞，全港交通大混亂，政府宣佈全港所有學校停課數天，又成為反修例運動以來另一項第一次。可以說，中大的蝴蝶效應，牽連到全港命運。
但幸好，中大和其他大學有一樣明顯的不同。其他大學的管理層，幾近消失，但中大的師生由於感情深厚，結成了一張網，低調地守護校園，於它最脆弱的數天，疲於奔命地四處奔走。校園垂危，力挽狂瀾的，是多年來中大師生校友積存下來的一份中大精神和底氣。
十數老師，於交通大混亂的狀態下堅持回到校園，用腳走遍這個山城，安慰學生，聆聽抗爭者的想法，並聚頭商討校園如何可以走下去。老師們沒有住宿，我和幾個同事皆是睡在自己辦公室的地毯上，大教授個個蓬頭垢面，滿身臭汗，露宿者生涯也沒有介懷。我覺得，或許這幾天，是我十多年來教學生涯裡最重要的幾天。
這場運動的精神是，手足，而手捉的定義是，我們一起在，一起經歷。老師在這幾天於校園的存在，是萬分重要的，因為一間大學最重要的不是死物，而是師生之間的一份感情。老師把從學生和抗爭者那裡了解到的情況，向校方反映，我們都希望大家安全，校園有重回正軌之日。
有一次，我走到大學正門「四條柱」看看，有幾個黑衣人大叫我的名字，脫下面罩，原來他們是我的學生，他們在做瑣碎的支援工作，收拾垃圾，打掃乾淨環境。
幾位女孩，脫下面罩，各喊出自己的名字：「你記得我嗎？我在班房裡坐在最前排左邊的位置呀！」面前的頽垣敗瓦之中，我忽然思緒回到一個星期前，我還是老師的角色，學生們頑皮、遲到、在課堂上不留心，上課睡覺，他們孩子氣。
我們聚在校門，他們穿上黑衣，我也一副戰地記者的裝備，但瞬間我們像時空轉移，回到班房的空間。女孩們七嘴八舌：「沒法想妳的課，我很失望呀！」「我們好想好想上妳的課！」「從小到大，我都渴望不用上課，這一次停課真是傷心到極！」
現在原訂十一月，課程進入最深入討論，我還有很多採訪心得想跟她們分享。學生們說，看到校園這狀態，心痛得不得了。我問她們：「你們記得我說過嗎？每一次在班房相遇也是緣份，未必再有下一次。」我那時說這話，只是指全港情況危急，交通影響或許會停課，但萬萬沒想過，校園也變了戰場。
她們大力點頭，「我記得你說過呀，要珍惜每一次課堂，沒想過...... 」我眼眶開始忍不住淚水，我問這幾個學生：「想不想再上我的課？」女孩們衝前摟抱着我，大喊：「想！」我抱着她們，一起激動地流淚。我再大喊：「想不想在課堂給我痛罵？」女孩們哭得更厲害：「想！」我們抱作一團，哭得死去活來，把這幾天壓抑了的情緒，一次再抒緩出來。
我們抱着哭的畫面，讓旁邊的勇武抗爭者看得傻了眼。老師和學生之間的羈絆，定義了一間學校，而不是校園的硬件。
另外兩個也是中大別個學系的男學生，也一起圍上來，大夥兒都說，很希望明年一月可以開課。但面對如戰場的校園，複雜的抗爭狀態，痛苦得很。
撐到了第三天，氣氛變得越來越緊張。下午，校長段崇智發表聲明，呼籲校內外人士離開，但澄清並沒有報警。他說：「大學是求學問的地方，而不是解決政治紛爭，甚至是製造武器、使用武力的戰場。」
聲明一出，宿舍老師安排同學緊急撤離，抗爭前線氣氛忽然急轉直下，抗爭者感到被撇棄，中大學生也覺得難過，因為他們對外來人士協助抵擋警方懷有感懷之心，但如此大批撤離好像是對非中大抗爭者的背叛和離棄。我和不同老師奔走在校園，安慰痛哭的少年人，有些是中大學生，也有其他抗爭者。有中大學生哭着自責：「我們很不想留下手足，但我們不走，他們也不肯走。」萬念俱灰，大家都極擔心校園內會有終極一戰。
然而事實是，仍有在前線的中大學生，努力地遊說校外抗爭者離開。可惜傍晚隨着政府宣佈不回應中大二號橋抗爭者開出的訴求，抗爭者把原來一度局部開通的公路再堵塞。
此時二號橋上氣氛非常危急，只餘下十數示威者堅持死守，橋下的交通大混亂，有私家車嘗試衝過路障，示威者向路面扔燃燒彈：「我不是想傷害你們的，是政府不回應我們訴求，你們把車駛去吧！求求你們。」警車出現在遠處發出警告，氣氛如箭在弦，我的心情掉到冰點。
此時，我收到留守到這一刻的學生訊息，「我們撤退了，老師，你也小心，我希望下學期上你的課。」我的心像被挖空了。抗爭者有喊出一些話，讓人更情緒崩潰：「我們要打到死為止！」
但評估過留守人數不夠，最後校園只剩數十肯頑強抵抗的人，大隊在引爆了橋尾的一輛廢車後，決定撤退。「澎！澎！澎！澎！」火球幾次升上來，幸好附近沒有人。
數十人在漆黑的校園內狂奔，有人開來小貨車和電單車，讓女孩們坐上去，終於跑到大門，我的心跳得很厲害。大夥兒決定撤退校園，有人不甘心，罵着：「為甚麼撤退？」「為甚麼那麼早引爆那輛車？不等警察追上來？」他們認為那車是最後擊退警察的武器。擾攘一會，最後一個黑衣人離開了中大的校門。
就在他們撤退的那個校門旁邊的教學樓外牆上，有人用噴漆噴了塗鴉：「心心，段校長；心心，沈校長；心心，吳副校。」
即使段校長姍姍來遲，但他是全香港唯一一個走到警方防線吃催淚彈的大學校長；前校長沈祖堯是醫生在衝突後回到校內探視受傷學生；吳副校長戴着防毒面具在槍林彈中之中到警方前線喊話指警方要按協議立即停火。而有其他大學管理層不諱言，有就校園情況報警。
或許這些大人做得不夠快不夠多，但一間大學最可貴的是，老師對學生還有愛，只要有情，無論多絕望也有轉機。無論是中大學生，還是外來的抗爭者，在由周三至周五，亦即11月13日至15日那留守的幾天內，大家均能安全回到家裡。
至於周一至二11月11及12日於中大衝突而被拘十人，逾百人受傷，本人更被射中了胡椒噴霧及水炮車，詳見上一篇文章[當香港中文大學的校長也吃了催淚彈]。
校園回歸寧靜後，我在二橋的殘垣敗瓦中，遇到一位精神科教授，一位體育老師，他們堅持留在校園，送走學生，並於示威者撤退後，出來察看校園，看到個別不捨得離開的示威者，大教授拍拍黑衣人的肩膊，鼓勵他們：「回家吧！辛苦了。」那個黑衣人點一點頭，在昏黃街燈下離開。
我們幾個老師，在二橋那爆炸後的廢車旁圍坐閒聊：「其實整場運動，即使有幾大的分歧，只要有同理心，讓對方感到被關心，危機就有可能被化解。」中大可以，香港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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