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18-經濟日報：不忘追求真實的初心～譚蕙芸
經濟日報：不忘追求真實的初心～譚蕙芸
2019/07/18
記者是現場的記錄者，也是間接的歷史書寫者，如何落筆用字，是否客觀持平，事關重大。中大講師譚蕙芸出新書《文字欲》，除了輯錄自己的特寫文章之外，更加分享特寫新聞的採訪及撰寫之道。她認為現在的新聞界失去追求真實的初心，並指這是傳媒和香港的共業，記者必須要抱有開放的態度、堅持報道真實，才可改變行業風氣。
譚蕙芸2002年畢業後曾在《明報》及有線新聞台做記者，入行多年，採訪過SARS、四川大地震，2008年卻因多年前的車禍誘發後遺症，左耳剩下三成聽力和出現耳鳴，曾一度患上抑鬱，吃了1年的抗抑鬱藥，病好後卻無法再做全職記者。「我知道35歲後的自己很幸運。35歲之前的我是一貧如洗，因為我做記者做到病、銀行只剩下幾萬塊錢，之後發生的事都不是我計劃出來的。你要遇到多少的幸運，才可以得到這一切？」之後的事情說的是沒有想過修讀碩士課程後，她進入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一邊教書，一邊採訪寫文章，前段時間更擔任香港電台節目《鏗鏘說》的主持人。回顧過去，譚蕙芸收起一貫的大情大性，眉間流露感恩之情。
記者的人文關懷
譚蕙芸笑說：「現在與我聚舊的同學都很羨慕我在做自己喜歡的工作，雖然他們有很多車子、物業，可是卻過得不快樂，也不知道社會發生甚麼事情。他們都跟我說：起碼你對社會有貢獻。我當時的反應是……」她誇張地瞪大眼睛、倒抽一口氣續道：「原本是這樣……」的確，這些年譚蕙芸把智障人士、露宿者等弱勢社群故事放在鎂光燈下，希望能以文字影響社會。例如2017年政府暫停智障人士的牙科保健計劃撥款，譚蕙芸在聽電台時得知蘇太的故事。蘇太的兒子是智障人士，因牙齒長得「三尖八角」，導致出門常遭受異樣目光，所以母子只敢坐巴士，這樣別人就不會看到兒子的正面。
譚蕙芸難忘蘇太面對逆境仍能自嘲的樂觀態度，不過更重要的是，她希望能夠幫弱勢社群發聲。她低頭放慢語速說：「這麼想寫蘇太故事是因為我自己都幫不了家人太多。」她家裏也有一個患了嚴重精神分裂的家人，不過其他家庭成員對於此事不想提及太多，她一方面覺得無奈，一方面也明白當中的難處。「如果有這樣的家庭願意走出來，一個母親這麼勇敢，不介意讓別人知道自己的兒子是智障；她們一家人又這麼正直，所以很想幫這些人的聲音傳遞出去。」於是她將蘇太的故事寫成〈只敢和兒子搭巴士的媽媽〉文章，後來加上其他傳媒的廣泛報道，2018年食物及衞生局宣布推出為期3年的免費牙科服務給智障人士。
新聞寫作的可能性
這篇〈只敢和兒子搭巴士的媽媽〉也有收錄在《文字欲》中，書中一共收錄了24篇文章舊稿，分為8個章節。有講述市民對主流媒體的不滿情緒的，也有採訪名人如廖啟智和蘇玉華等，還有談及性別議題的A&F男模特兒專訪。每篇文章均有前言和後記，具體呈現採訪前因和幕後故事，行詳細文中更有註腳解釋相關的新聞事件或名詞等。譚蕙芸正色道：「我覺得隨便把自己的文章輯錄是對不起樹木。」
書中開端的3篇文章探討特寫新聞的寫作技巧，是譚蕙芸遍觀美國普立茲特寫得獎作品、中港台等地的特寫報道，得出既實用又具啟發性的採訪心法。「我想告訴別人，新聞寫作是怎樣一回事、可以是怎樣一回事；特寫是有人味的故事，背後的製作可以花多少心思。」例如美國記者為了寫好一篇墨西哥漁民童遭遇海難的故事，曾親身在惡劣天氣下落海體驗，才能寫得出如此具現場感的文字。「書裏面談到很多技巧，可以讓採訪的人、讀者更欣賞好的新聞寫作；也想勉勵行家自愛，我們去做人物專訪的準備做得是否足夠。」
追求真實的初心
譚蕙芸覺得，新聞很講求現場感和代入感。「現在的新聞為甚麼不痛不癢不好看，就是因為記者沒有代入。」她自言最喜歡到現場「尋寶」。「『現場』在記者行業中是神聖的，我很喜歡到現場找有甚麼打動我。例如蘇太在電台中自嘲自己的兒子像殭屍、色魔，為甚麼？露宿者為甚麼穿皮褸、西裝這麼有趣？」譚蕙芸個性敏銳，一旦找到打動自己的個案，便會思考報道的角度，希望也可以打動讀者。
報道令自己動容的故事，卻不等於沒要求。「我的敏銳就是當我感覺到是『假』的時候，我不會收貨。」她斬釘截鐵地說。那甚麼才是「假」呢？她提高聲調解釋：「許多記者未去現場就已經知道稿件會怎樣寫，因為只是在重複已知的事，這個一定不是真相！」就像報道一宗車禍，傳媒往往只從煽情角度入手，「不是好爸爸被車撞，而是撞死之前已經知道他好爸爸了。」既然一早知寫作套路，她質疑：「那為甚麼還要做採訪？」
新聞千篇一律，逐漸變成陳腔濫調，譚蕙芸認為是由於記者從業後變成行家，過度執着於拍攝、報道的技巧和工序所致。「因為新聞趕時間，繁複的工序令記者的開放性減少，漸漸忘記要追求真實、貼近真實的初心，變相自行將新聞行業推上絕路。」面對如此困境，記者應如何是好？譚蕙芸總結：「懷着開放的心，綜合思考，找新的角度和取材，那就是『真實』。」她在〈記者的共業〉一文的後記也有提到：「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把不同觀點的背景脈絡鋪陳，讓人看到互相諒解的可能性。簡而言之，如何令不同立場的人看完你的文章，仍覺得『公道』，也是特寫新聞記者的使命。」
走過抑鬱，雖然無法繼續前綫記者工作，但譚蕙芸對於自己至今的經歷和際遇都十分感恩。（湯炳強攝）
譚蕙芸曾任記者多年，儲下許多出自不同機構和場合的記者證。（湯炳強攝）
《文字欲》，中文大學出版社。譚蕙芸花了 1 年半時間籌備新書，當中還要兼顧教學工作，令她搞笑地高呼出書是慘絕人寰。（湯炳強攝）
譚蕙芸的辦公室有林林總總的書本，當中台灣記者房慧真的《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和美國記者 Gene Weingarten 的《The Fiddler in the Subway》是啟發譚蕙芸這次出書的作品。（湯炳強攝）
2019/07/18
記者是現場的記錄者，也是間接的歷史書寫者，如何落筆用字，是否客觀持平，事關重大。中大講師譚蕙芸出新書《文字欲》，除了輯錄自己的特寫文章之外，更加分享特寫新聞的採訪及撰寫之道。她認為現在的新聞界失去追求真實的初心，並指這是傳媒和香港的共業，記者必須要抱有開放的態度、堅持報道真實，才可改變行業風氣。
譚蕙芸2002年畢業後曾在《明報》及有線新聞台做記者，入行多年，採訪過SARS、四川大地震，2008年卻因多年前的車禍誘發後遺症，左耳剩下三成聽力和出現耳鳴，曾一度患上抑鬱，吃了1年的抗抑鬱藥，病好後卻無法再做全職記者。「我知道35歲後的自己很幸運。35歲之前的我是一貧如洗，因為我做記者做到病、銀行只剩下幾萬塊錢，之後發生的事都不是我計劃出來的。你要遇到多少的幸運，才可以得到這一切？」之後的事情說的是沒有想過修讀碩士課程後，她進入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一邊教書，一邊採訪寫文章，前段時間更擔任香港電台節目《鏗鏘說》的主持人。回顧過去，譚蕙芸收起一貫的大情大性，眉間流露感恩之情。
記者的人文關懷
譚蕙芸笑說：「現在與我聚舊的同學都很羨慕我在做自己喜歡的工作，雖然他們有很多車子、物業，可是卻過得不快樂，也不知道社會發生甚麼事情。他們都跟我說：起碼你對社會有貢獻。我當時的反應是……」她誇張地瞪大眼睛、倒抽一口氣續道：「原本是這樣……」的確，這些年譚蕙芸把智障人士、露宿者等弱勢社群故事放在鎂光燈下，希望能以文字影響社會。例如2017年政府暫停智障人士的牙科保健計劃撥款，譚蕙芸在聽電台時得知蘇太的故事。蘇太的兒子是智障人士，因牙齒長得「三尖八角」，導致出門常遭受異樣目光，所以母子只敢坐巴士，這樣別人就不會看到兒子的正面。
譚蕙芸難忘蘇太面對逆境仍能自嘲的樂觀態度，不過更重要的是，她希望能夠幫弱勢社群發聲。她低頭放慢語速說：「這麼想寫蘇太故事是因為我自己都幫不了家人太多。」她家裏也有一個患了嚴重精神分裂的家人，不過其他家庭成員對於此事不想提及太多，她一方面覺得無奈，一方面也明白當中的難處。「如果有這樣的家庭願意走出來，一個母親這麼勇敢，不介意讓別人知道自己的兒子是智障；她們一家人又這麼正直，所以很想幫這些人的聲音傳遞出去。」於是她將蘇太的故事寫成〈只敢和兒子搭巴士的媽媽〉文章，後來加上其他傳媒的廣泛報道，2018年食物及衞生局宣布推出為期3年的免費牙科服務給智障人士。
新聞寫作的可能性
這篇〈只敢和兒子搭巴士的媽媽〉也有收錄在《文字欲》中，書中一共收錄了24篇文章舊稿，分為8個章節。有講述市民對主流媒體的不滿情緒的，也有採訪名人如廖啟智和蘇玉華等，還有談及性別議題的A&F男模特兒專訪。每篇文章均有前言和後記，具體呈現採訪前因和幕後故事，行詳細文中更有註腳解釋相關的新聞事件或名詞等。譚蕙芸正色道：「我覺得隨便把自己的文章輯錄是對不起樹木。」
書中開端的3篇文章探討特寫新聞的寫作技巧，是譚蕙芸遍觀美國普立茲特寫得獎作品、中港台等地的特寫報道，得出既實用又具啟發性的採訪心法。「我想告訴別人，新聞寫作是怎樣一回事、可以是怎樣一回事；特寫是有人味的故事，背後的製作可以花多少心思。」例如美國記者為了寫好一篇墨西哥漁民童遭遇海難的故事，曾親身在惡劣天氣下落海體驗，才能寫得出如此具現場感的文字。「書裏面談到很多技巧，可以讓採訪的人、讀者更欣賞好的新聞寫作；也想勉勵行家自愛，我們去做人物專訪的準備做得是否足夠。」
追求真實的初心
譚蕙芸覺得，新聞很講求現場感和代入感。「現在的新聞為甚麼不痛不癢不好看，就是因為記者沒有代入。」她自言最喜歡到現場「尋寶」。「『現場』在記者行業中是神聖的，我很喜歡到現場找有甚麼打動我。例如蘇太在電台中自嘲自己的兒子像殭屍、色魔，為甚麼？露宿者為甚麼穿皮褸、西裝這麼有趣？」譚蕙芸個性敏銳，一旦找到打動自己的個案，便會思考報道的角度，希望也可以打動讀者。
報道令自己動容的故事，卻不等於沒要求。「我的敏銳就是當我感覺到是『假』的時候，我不會收貨。」她斬釘截鐵地說。那甚麼才是「假」呢？她提高聲調解釋：「許多記者未去現場就已經知道稿件會怎樣寫，因為只是在重複已知的事，這個一定不是真相！」就像報道一宗車禍，傳媒往往只從煽情角度入手，「不是好爸爸被車撞，而是撞死之前已經知道他好爸爸了。」既然一早知寫作套路，她質疑：「那為甚麼還要做採訪？」
新聞千篇一律，逐漸變成陳腔濫調，譚蕙芸認為是由於記者從業後變成行家，過度執着於拍攝、報道的技巧和工序所致。「因為新聞趕時間，繁複的工序令記者的開放性減少，漸漸忘記要追求真實、貼近真實的初心，變相自行將新聞行業推上絕路。」面對如此困境，記者應如何是好？譚蕙芸總結：「懷着開放的心，綜合思考，找新的角度和取材，那就是『真實』。」她在〈記者的共業〉一文的後記也有提到：「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把不同觀點的背景脈絡鋪陳，讓人看到互相諒解的可能性。簡而言之，如何令不同立場的人看完你的文章，仍覺得『公道』，也是特寫新聞記者的使命。」
走過抑鬱，雖然無法繼續前綫記者工作，但譚蕙芸對於自己至今的經歷和際遇都十分感恩。（湯炳強攝）
譚蕙芸曾任記者多年，儲下許多出自不同機構和場合的記者證。（湯炳強攝）
《文字欲》，中文大學出版社。譚蕙芸花了 1 年半時間籌備新書，當中還要兼顧教學工作，令她搞笑地高呼出書是慘絕人寰。（湯炳強攝）
譚蕙芸的辦公室有林林總總的書本，當中台灣記者房慧真的《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和美國記者 Gene Weingarten 的《The Fiddler in the Subway》是啟發譚蕙芸這次出書的作品。（湯炳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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