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28-譚蕙芸：用別人的十年來換回自己的十年
譚蕙芸：用別人的十年來換回自己的十年
28/11/2019
理大圍城十多天，千人被困，先後有人逃脫、被抓、死守。機緣巧合下，我遇到一位曾經被困理大的女生，她詳述自己逃生的經歷，十二小時內三度逃脫失敗，最後成功以游繩離開，現在回想，她深感僥倖，卻遺下滿腔內疚。她形容，千人被困，有千種心情，她只能敘述自己看到和感受到的事。
女生叫阿詩（化名），她在11月17日星期日傍晚進入理大，她說，數月來，她有幾位相熟的示威者，成立了一個小隊，經常一起行動，她入理大時，戰況已激烈，裝甲車被燒，水炮車沒法向前，勇武示威者人數多，士氣高昂，基本上所有作戰點她都擠不進去，「夠人」之說響徹理大校園。
她一度只在一條炸了的橋邊行行企企，跟警察對罵，「很老套地，我當晚除了遞火魔（汽油彈），只跟警察宣讀了抗爭宣言。」
她記得大家意志高昂，飯堂裏遇上隊友，大家還談論當晚戰蹟，她形容該晚為多月「首次把水炮車擊退」。的確，那天在漆咸道南十字路口，筆者目睹水炮車向人群射水射了整個晚上，示威者全身染藍，即使水裡含令皮膚焯熱的化學成份，但抗爭者仍以汽油彈及磚進攻，水炮車沒法前進。
我問那種作戰心態是怎麼？阿詩想一想形容：「是憤怒，也是忟憎（受夠了），覺得每一次都是我們後退，能不能有一次我們想辦法進攻？是退無可退的心態。」
跟阿詩談，你會發現抗爭者和外界，出現一種資訊落差。我問，11月17日傍晚警方清楚警告，理大是暴動現場，警員有機會開實彈，記者也拍攝得警員手持自動步槍，她知道嗎？
她說，17日那個晚上，大家未感受到有機會圍城：「腦海裡沒有想過被圍，因為之前每一次，我們都可以成功離開。」
她形容，整個晚上，前線以外，校園裡氣氛其實輕鬆。我也目睹外圍在燒車燒橋，校園裡有人還癱軟在椅子上打瞌睡。
阿詩說，整個晚上，校園裡飯堂、體育館作為的休息室，百計人席地睡覺，翌日凌晨五時許，她還在刷牙，忽然聽到有人大喊：「起牀啦！起牀啦！打到來了！速龍衝進來了！」氣氛一度緊張，她說，當時校園裡還是可以，大家覺得外面設了重重路障，有大量汽油彈待命，感覺警察不會那麼易進攻入來。
其實凌晨五時半，直播新聞的畫面嚇人，速龍已一度衝進校門，揮棍抓人，抗爭者焚毁雜物，校園門口陷入一片火海，阿詩說：「那個畫面我當時看不到，後來才看到」。顯然，市民安坐家中接收的資訊，有可能比圍城內的人更快更多。
阿詩當時一心只找路走，她跟隊員商討，凌晨六時試一試逃走，一度走到學校後面的公路邊，然而其中一個中學生隊員好像仍未睡醒，沒有躡手躡腳走路，給防暴警發現了，唬嚇他們，整隊人後退回校舍。後來再看新聞，知道義務救護員及記者均被捕，「此時知道走不了，被重重圍困。」
晨光初現，迎來了校園凝重的氣氛，阿詩說，校園仍有百計人在走來走去，大家都卸下全副黑色衣物，丟棄了保護裝備，好以一個普通人的裝束準備離開。「校園氣氛尚算平靜，但你感覺到小小緊張，大家都盡量找路走。」她們聽到有提議，到平台集合，一起衝出校園。
中午前，有約六至七百人嘗試從理大正門衝出去，阿詩是其中一人，她當時臉上只戴着防護力弱的N95口罩，雖然防暴警沒有衝前，但向人群發射了催淚彈，眾人沒法向前，唯有回到校園，阿詩仍未覺得太擔心：「那種心態是人夠多，一起互相掩護，都是漫無目的去衝，覺得要離開，不想坐以待斃。」
第二次逃離失敗，她又跟小隊回去休息，偶爾小睡，或吃點乾糧繼續籌謀：「吃了催淚彈根本沒胃口吃東西，但不吃東西又沒有體力。」她認識的長輩發訊息鼓勵她：「心存希望，靜待時機。」阿詩坦言，她沒看到有人寫遺書，大家情緒不是太激動，因為當時一心一意只專心想如何找路離開。
父母家人向她發出追魂訊息，讓她緊張。但同時亦有友人不斷提供逃走路線。她聽到有救護說，有人嘗試爬渠離開，於是隨大隊走到理工大學平台下幽暗的車道，只見十數人不斷圍在揭起的渠蓋討論，有人嘗試爬進去，但探過路後又爬出來，「有人說太臭，受不了，有些路是死巷，有些渠又不知道走去那裡。」
直至中午時份，另一批數百人，又聚在正門，決定再衝去一次。第三次逃走，令一直比較冷靜的阿詩情緒崩潰。
她回憶到：「走出正門之後，我向左轉，那條公路很長，警察開始發射催淚彈，煙霧非常濃密，我第一次發現，我們設計的路障令我們逃生更困難，我只戴着一個單嘴防毒面具，一個泳鏡，一邊爬路障一邊跑一邊吃催淚煙，我發現呼吸不了，覺得想窒息，鼻水跟汗水混在一起，最後我連防具也脫下來，發現沒法走了，唯有跟大家爬鐵絲網回來，怎知鐵絲網鉤爛了我的褲子，臂部皮膚刮了一道血痕，然後再抱着樹幹滑下來。」
筆者後來回到理大校園，可見校園外的鐵絲網上，掛着逃生者遺下的背包、運動鞋，可見眾人逃走時的驚險和慌亂。
「後來有人告訴我，煙霧之中，有防暴警在我旁邊伸手想抓我，幸好一個男生抓着磚頭給我擋了，我才沒有被抓。我一邊跑，一邊聽到後面有人喊：『救命呀！我想走呀！』，後來我在校園抱着隊員哭了，她說擔心我被捕，我也崩潰了一起哭。」
阿詩說，那一刻逃脫不成功，忽然悲中從來：「真切感覺到，好像經歷了一個死亡的關口，好貼身感覺到，那一刻像一個戰場。我覺得好像永遠鬥不過那班警察，因為他們有武器，我們沒有。我想到，為何政權要對我們這班年輕人趕盡殺絕呢？」
她打電話給最親的哥哥，崩潰地哭，說很絕望，怎樣也沒法逃出生天，也託哥哥跟父母說對不起。哥哥當天沒有上班，專心留在家裡幫她，掛線前哥哥說了一句：「現在沒有人可以幫你，只有你自己，你要堅強。」阿詩的家人一向支持運動，但沒有她走得前，阿詩說，現在回想哥哥的話，也覺得感動。
差不多黃昏了，那個星期一，香港人很多也沒有上班，走到街上抗爭，說要用不同方法「救理大」，阿詩說，有一刻，在理工大學校園裡，聽到遠遠傳來隱隱約約有人喊口號：「光復香港……聽到也是感動的，覺得真是有人想去救自己，但還是振作起來，自己先救自己。」
哭了十分鐘，阿詩與隊伍又小休了一陣，替電話充電，與大家交流逃走路線。很多路線有人成功逃離了，一會兒又被警察發現封鎖了，訊息混亂。阿詩從遠處觀察到，校園有一條天橋下是公路，有人聚集，後來更跨出欄杆站在狹窄的平台上，向下張望。天開始暗，不久見到有人從橋上沿繩索滑下公路，並有電單車接應。
「最初感覺這方法很不安全，這麼觸目，這麼張揚，怎可能呢？擔心是不是一個陷阱。」最奇怪的是，遠處有防暴警察駐守，肉眼是看到有人游繩離開的。她半信半疑，跟隊員走去查看其他逃走路線，後來還是折返，有隊員決定，大家一起以游繩離開。
阿詩一生未嘗過滑游繩，她說，以前也有做運動，但體能一般，看到那個相等於幾層樓的高度，有點畏高，但也不能想太多，「其他人很好，說讓女孩先滑下去。」她就握着繩子，「瀡」一聲滑下去，她回憶道：「過程比想像中快，但當我滑下去時，臂部着地，幸好地上有雜物墊着，但附近有些玻璃碎，應該是示威者扔下去來嚇怕警察的。」
每一次聽到抗爭者發現，自己最初設置的路障、扔下的玻璃瓶，最終讓自己逃生更困難，聽着的人也感到揪心。當晚警察有向游繩發射催淚彈，但阿詩說幸好不太頻密，可以忍受。但由於游繩時她沒有戴手套，手掌皮膚被繩子割傷了。
她說，到達公路時，她奔向附近在待命的電單車。電單車上已載着另一名剛逃脫的男孩，她是第二名乘客，她說，自己沒有坐好，勉強夾着座椅被送到橋頂，又被轉送到另一輛私家車上。她回憶說，整個過程迷迷茫茫，都是家長們扶着她「小心一點」，那是唯一一句從陌生人口中不斷說出的話。
這些義務來接送的車子，在運動中被稱為「家長車」，開車的義務司機叫「家長」：「坦白說，到今天完全想不起家長的樣子，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很多人是中產，他們真是很疼錫我們，做到與我們同行。」
家長把她送到九龍鬧市，司機還叮囑：「我們很多人支持你們年輕人的，但下次真是要Be Water（更流動地抗爭了）。」阿詩說，直到車子入到市區，她的心才定下來，覺得真是離開了。
筆者當晚在另一處曾目睹逃脫者被家長接走的浩大場面，家長們憂心忡忡，逃脫出來的年輕人樣子迷茫，失魂落魄的，家長們把車子隨時準備好，也同時要避開警車，每當有一個年輕人走出來，家長們追着站也站不穩的孩子，把他們塞進車廂，遞上替換衣物，敏捷地送走，歷時十來秒，一切默契和信任，盡在不言中。
離開了，阿詩內心那五味翻滾的情緒，才開始浮現。
那一晚，千計市民走上街，營救理大被困的人。阿詩也是後來才看到新聞片段，看到市民在鬧市抗爭，或只是聚集，就被大舉拘捕，甚至立即被告上法庭，控以最高刑期十年的暴動罪。「覺得對不起他們，為了救我們這批人犧牲太多了，現在好像覺得是，別人的十年換了我們的十年，看到各區抗爭有人被捕的片段，我也忍不住流淚。」
阿詩覺得對不起的人太多。「看到有人逃走時被捕，打得頭破血流，看到有留守的人因為低溫症送去醫院，覺得每一個都有可能是我，我能夠逃脫，純粹幸運。」有些留守者出來，有人恭喜他們，阿詩知道，「不能恭喜大家成功脫，因為後來很多人走不了。」
「成功走出來的人，更加有內疚感。很多走出來的人，都有這種情緒，覺得對不起被捕的人。」後來她知道，游繩這條路，後來也被堵截，也知道有開車接走抗爭者的司機被捕。
阿詩說，作為被困理大的人，她不覺得被離棄，「好感動是，看到整條公路也是家長的車，很多在外面的人也不斷記掛着我們，覺得大家都想救我們，只是難過大家付了這麼高的代價，不值得呀。」
千人被困，對運動有一千種想法。阿詩記得，有勇武抗爭者當晚反對大家撤離，覺得應該留守再反攻，但她理解大部份人都認為反攻可能性低，她傾向先逃走。對於由正門走出去被捕，阿詩說她寧可逃走時被捕：「覺得不信他們（警方），行出去也不保證安全，也是被捕，有何分別？」。
對於有少數人匿藏至今，阿詩認為匿藏者有不同想法，或者有些人逃走不了，也有人認為死守也是一種抗爭，她會尊重。
阿詩坦言，即使留守校園沒有起居飲食的問題，她自己最難承受，是家人壓力。被困理大一天，父母給她發了十幾條訊息。到她回到九龍鬧市，給父親打了一通電話，她一直以為父親是冷靜的大男人，怎之聽到爸爸以非常緊張的語氣問她身在那裡，知道女兒安全，呼了一口大氣。
「我跟爸爸談完電話，也忍不住流了一滴淚，我從來沒聽過父親那麼緊張的語氣，覺得對不起他。」後來才知道，父親為她擔心得一度哭了出來，嚇得母親不知怎樣安慰。
小妮子至今，仍堅持說：「我雖然對不起父母，但沒有後悔。」父親還是搖頭嘆息，覺得女兒輕視了十年監禁的代價。阿詩說，這一次也不是沒有值得檢討的地方，覺得此後抗爭更要思前想後：「此後打陣地戰還是要三思，出外抗爭更不能掉以輕心，要好了解地理環境。」
阿詩說，理大一役代價很大，多人被捕，對運動元氣大傷，但無奈是，如此巨大犧牲，又震驚了國際社會，得到外界同情。
到了今天，死裡逃生，阿詩還是沒法放下運動：「每次聽到那一個地方『要人』，我就按捺不住，好想去幫，尤其是看到比我年輕的中學生，前仆後繼付出，怎麼忍心呢？」
若有機會回到理工大學，她想做甚麼呢？「我想細看每一件留下的雜物，或許這些豬嘴、醫療用品對普通人是廢物，但對我來說，卻留下了一幕幕抗爭的回憶，我也想給所有仍在留守的人一個擁抱，到時，我想我會哭起來。」阿詩說。
譚蕙芸
28/11/2019
理大圍城十多天，千人被困，先後有人逃脫、被抓、死守。機緣巧合下，我遇到一位曾經被困理大的女生，她詳述自己逃生的經歷，十二小時內三度逃脫失敗，最後成功以游繩離開，現在回想，她深感僥倖，卻遺下滿腔內疚。她形容，千人被困，有千種心情，她只能敘述自己看到和感受到的事。
女生叫阿詩（化名），她在11月17日星期日傍晚進入理大，她說，數月來，她有幾位相熟的示威者，成立了一個小隊，經常一起行動，她入理大時，戰況已激烈，裝甲車被燒，水炮車沒法向前，勇武示威者人數多，士氣高昂，基本上所有作戰點她都擠不進去，「夠人」之說響徹理大校園。
她一度只在一條炸了的橋邊行行企企，跟警察對罵，「很老套地，我當晚除了遞火魔（汽油彈），只跟警察宣讀了抗爭宣言。」
她記得大家意志高昂，飯堂裏遇上隊友，大家還談論當晚戰蹟，她形容該晚為多月「首次把水炮車擊退」。的確，那天在漆咸道南十字路口，筆者目睹水炮車向人群射水射了整個晚上，示威者全身染藍，即使水裡含令皮膚焯熱的化學成份，但抗爭者仍以汽油彈及磚進攻，水炮車沒法前進。
我問那種作戰心態是怎麼？阿詩想一想形容：「是憤怒，也是忟憎（受夠了），覺得每一次都是我們後退，能不能有一次我們想辦法進攻？是退無可退的心態。」
跟阿詩談，你會發現抗爭者和外界，出現一種資訊落差。我問，11月17日傍晚警方清楚警告，理大是暴動現場，警員有機會開實彈，記者也拍攝得警員手持自動步槍，她知道嗎？
她說，17日那個晚上，大家未感受到有機會圍城：「腦海裡沒有想過被圍，因為之前每一次，我們都可以成功離開。」
她形容，整個晚上，前線以外，校園裡氣氛其實輕鬆。我也目睹外圍在燒車燒橋，校園裡有人還癱軟在椅子上打瞌睡。
阿詩說，整個晚上，校園裡飯堂、體育館作為的休息室，百計人席地睡覺，翌日凌晨五時許，她還在刷牙，忽然聽到有人大喊：「起牀啦！起牀啦！打到來了！速龍衝進來了！」氣氛一度緊張，她說，當時校園裡還是可以，大家覺得外面設了重重路障，有大量汽油彈待命，感覺警察不會那麼易進攻入來。
其實凌晨五時半，直播新聞的畫面嚇人，速龍已一度衝進校門，揮棍抓人，抗爭者焚毁雜物，校園門口陷入一片火海，阿詩說：「那個畫面我當時看不到，後來才看到」。顯然，市民安坐家中接收的資訊，有可能比圍城內的人更快更多。
阿詩當時一心只找路走，她跟隊員商討，凌晨六時試一試逃走，一度走到學校後面的公路邊，然而其中一個中學生隊員好像仍未睡醒，沒有躡手躡腳走路，給防暴警發現了，唬嚇他們，整隊人後退回校舍。後來再看新聞，知道義務救護員及記者均被捕，「此時知道走不了，被重重圍困。」
晨光初現，迎來了校園凝重的氣氛，阿詩說，校園仍有百計人在走來走去，大家都卸下全副黑色衣物，丟棄了保護裝備，好以一個普通人的裝束準備離開。「校園氣氛尚算平靜，但你感覺到小小緊張，大家都盡量找路走。」她們聽到有提議，到平台集合，一起衝出校園。
中午前，有約六至七百人嘗試從理大正門衝出去，阿詩是其中一人，她當時臉上只戴着防護力弱的N95口罩，雖然防暴警沒有衝前，但向人群發射了催淚彈，眾人沒法向前，唯有回到校園，阿詩仍未覺得太擔心：「那種心態是人夠多，一起互相掩護，都是漫無目的去衝，覺得要離開，不想坐以待斃。」
第二次逃離失敗，她又跟小隊回去休息，偶爾小睡，或吃點乾糧繼續籌謀：「吃了催淚彈根本沒胃口吃東西，但不吃東西又沒有體力。」她認識的長輩發訊息鼓勵她：「心存希望，靜待時機。」阿詩坦言，她沒看到有人寫遺書，大家情緒不是太激動，因為當時一心一意只專心想如何找路離開。
父母家人向她發出追魂訊息，讓她緊張。但同時亦有友人不斷提供逃走路線。她聽到有救護說，有人嘗試爬渠離開，於是隨大隊走到理工大學平台下幽暗的車道，只見十數人不斷圍在揭起的渠蓋討論，有人嘗試爬進去，但探過路後又爬出來，「有人說太臭，受不了，有些路是死巷，有些渠又不知道走去那裡。」
直至中午時份，另一批數百人，又聚在正門，決定再衝去一次。第三次逃走，令一直比較冷靜的阿詩情緒崩潰。
她回憶到：「走出正門之後，我向左轉，那條公路很長，警察開始發射催淚彈，煙霧非常濃密，我第一次發現，我們設計的路障令我們逃生更困難，我只戴着一個單嘴防毒面具，一個泳鏡，一邊爬路障一邊跑一邊吃催淚煙，我發現呼吸不了，覺得想窒息，鼻水跟汗水混在一起，最後我連防具也脫下來，發現沒法走了，唯有跟大家爬鐵絲網回來，怎知鐵絲網鉤爛了我的褲子，臂部皮膚刮了一道血痕，然後再抱着樹幹滑下來。」
筆者後來回到理大校園，可見校園外的鐵絲網上，掛着逃生者遺下的背包、運動鞋，可見眾人逃走時的驚險和慌亂。
「後來有人告訴我，煙霧之中，有防暴警在我旁邊伸手想抓我，幸好一個男生抓着磚頭給我擋了，我才沒有被抓。我一邊跑，一邊聽到後面有人喊：『救命呀！我想走呀！』，後來我在校園抱着隊員哭了，她說擔心我被捕，我也崩潰了一起哭。」
阿詩說，那一刻逃脫不成功，忽然悲中從來：「真切感覺到，好像經歷了一個死亡的關口，好貼身感覺到，那一刻像一個戰場。我覺得好像永遠鬥不過那班警察，因為他們有武器，我們沒有。我想到，為何政權要對我們這班年輕人趕盡殺絕呢？」
她打電話給最親的哥哥，崩潰地哭，說很絕望，怎樣也沒法逃出生天，也託哥哥跟父母說對不起。哥哥當天沒有上班，專心留在家裡幫她，掛線前哥哥說了一句：「現在沒有人可以幫你，只有你自己，你要堅強。」阿詩的家人一向支持運動，但沒有她走得前，阿詩說，現在回想哥哥的話，也覺得感動。
差不多黃昏了，那個星期一，香港人很多也沒有上班，走到街上抗爭，說要用不同方法「救理大」，阿詩說，有一刻，在理工大學校園裡，聽到遠遠傳來隱隱約約有人喊口號：「光復香港……聽到也是感動的，覺得真是有人想去救自己，但還是振作起來，自己先救自己。」
哭了十分鐘，阿詩與隊伍又小休了一陣，替電話充電，與大家交流逃走路線。很多路線有人成功逃離了，一會兒又被警察發現封鎖了，訊息混亂。阿詩從遠處觀察到，校園有一條天橋下是公路，有人聚集，後來更跨出欄杆站在狹窄的平台上，向下張望。天開始暗，不久見到有人從橋上沿繩索滑下公路，並有電單車接應。
「最初感覺這方法很不安全，這麼觸目，這麼張揚，怎可能呢？擔心是不是一個陷阱。」最奇怪的是，遠處有防暴警察駐守，肉眼是看到有人游繩離開的。她半信半疑，跟隊員走去查看其他逃走路線，後來還是折返，有隊員決定，大家一起以游繩離開。
阿詩一生未嘗過滑游繩，她說，以前也有做運動，但體能一般，看到那個相等於幾層樓的高度，有點畏高，但也不能想太多，「其他人很好，說讓女孩先滑下去。」她就握着繩子，「瀡」一聲滑下去，她回憶道：「過程比想像中快，但當我滑下去時，臂部着地，幸好地上有雜物墊着，但附近有些玻璃碎，應該是示威者扔下去來嚇怕警察的。」
每一次聽到抗爭者發現，自己最初設置的路障、扔下的玻璃瓶，最終讓自己逃生更困難，聽着的人也感到揪心。當晚警察有向游繩發射催淚彈，但阿詩說幸好不太頻密，可以忍受。但由於游繩時她沒有戴手套，手掌皮膚被繩子割傷了。
她說，到達公路時，她奔向附近在待命的電單車。電單車上已載着另一名剛逃脫的男孩，她是第二名乘客，她說，自己沒有坐好，勉強夾着座椅被送到橋頂，又被轉送到另一輛私家車上。她回憶說，整個過程迷迷茫茫，都是家長們扶着她「小心一點」，那是唯一一句從陌生人口中不斷說出的話。
這些義務來接送的車子，在運動中被稱為「家長車」，開車的義務司機叫「家長」：「坦白說，到今天完全想不起家長的樣子，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很多人是中產，他們真是很疼錫我們，做到與我們同行。」
家長把她送到九龍鬧市，司機還叮囑：「我們很多人支持你們年輕人的，但下次真是要Be Water（更流動地抗爭了）。」阿詩說，直到車子入到市區，她的心才定下來，覺得真是離開了。
筆者當晚在另一處曾目睹逃脫者被家長接走的浩大場面，家長們憂心忡忡，逃脫出來的年輕人樣子迷茫，失魂落魄的，家長們把車子隨時準備好，也同時要避開警車，每當有一個年輕人走出來，家長們追着站也站不穩的孩子，把他們塞進車廂，遞上替換衣物，敏捷地送走，歷時十來秒，一切默契和信任，盡在不言中。
離開了，阿詩內心那五味翻滾的情緒，才開始浮現。
那一晚，千計市民走上街，營救理大被困的人。阿詩也是後來才看到新聞片段，看到市民在鬧市抗爭，或只是聚集，就被大舉拘捕，甚至立即被告上法庭，控以最高刑期十年的暴動罪。「覺得對不起他們，為了救我們這批人犧牲太多了，現在好像覺得是，別人的十年換了我們的十年，看到各區抗爭有人被捕的片段，我也忍不住流淚。」
阿詩覺得對不起的人太多。「看到有人逃走時被捕，打得頭破血流，看到有留守的人因為低溫症送去醫院，覺得每一個都有可能是我，我能夠逃脫，純粹幸運。」有些留守者出來，有人恭喜他們，阿詩知道，「不能恭喜大家成功脫，因為後來很多人走不了。」
「成功走出來的人，更加有內疚感。很多走出來的人，都有這種情緒，覺得對不起被捕的人。」後來她知道，游繩這條路，後來也被堵截，也知道有開車接走抗爭者的司機被捕。
阿詩說，作為被困理大的人，她不覺得被離棄，「好感動是，看到整條公路也是家長的車，很多在外面的人也不斷記掛着我們，覺得大家都想救我們，只是難過大家付了這麼高的代價，不值得呀。」
千人被困，對運動有一千種想法。阿詩記得，有勇武抗爭者當晚反對大家撤離，覺得應該留守再反攻，但她理解大部份人都認為反攻可能性低，她傾向先逃走。對於由正門走出去被捕，阿詩說她寧可逃走時被捕：「覺得不信他們（警方），行出去也不保證安全，也是被捕，有何分別？」。
對於有少數人匿藏至今，阿詩認為匿藏者有不同想法，或者有些人逃走不了，也有人認為死守也是一種抗爭，她會尊重。
阿詩坦言，即使留守校園沒有起居飲食的問題，她自己最難承受，是家人壓力。被困理大一天，父母給她發了十幾條訊息。到她回到九龍鬧市，給父親打了一通電話，她一直以為父親是冷靜的大男人，怎之聽到爸爸以非常緊張的語氣問她身在那裡，知道女兒安全，呼了一口大氣。
「我跟爸爸談完電話，也忍不住流了一滴淚，我從來沒聽過父親那麼緊張的語氣，覺得對不起他。」後來才知道，父親為她擔心得一度哭了出來，嚇得母親不知怎樣安慰。
小妮子至今，仍堅持說：「我雖然對不起父母，但沒有後悔。」父親還是搖頭嘆息，覺得女兒輕視了十年監禁的代價。阿詩說，這一次也不是沒有值得檢討的地方，覺得此後抗爭更要思前想後：「此後打陣地戰還是要三思，出外抗爭更不能掉以輕心，要好了解地理環境。」
阿詩說，理大一役代價很大，多人被捕，對運動元氣大傷，但無奈是，如此巨大犧牲，又震驚了國際社會，得到外界同情。
到了今天，死裡逃生，阿詩還是沒法放下運動：「每次聽到那一個地方『要人』，我就按捺不住，好想去幫，尤其是看到比我年輕的中學生，前仆後繼付出，怎麼忍心呢？」
若有機會回到理工大學，她想做甚麼呢？「我想細看每一件留下的雜物，或許這些豬嘴、醫療用品對普通人是廢物，但對我來說，卻留下了一幕幕抗爭的回憶，我也想給所有仍在留守的人一個擁抱，到時，我想我會哭起來。」阿詩說。
譚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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