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23-朗天：我城真要接受恐怖倫理嗎？——讀《野性唯物主義》
朗天：我城真要接受恐怖倫理嗎？——讀《野性唯物主義》
7:41 23/2/2014
明報
http://news.mingpao.com/20140223/vzg1_image1.htm
【明報專訊】烏克蘭連月的反政府示威終演變為造成重大傷亡的「暴動」。全球網絡瘋傳一題為《我是烏克蘭人》的錄像，裏面一名相貌可人的少女眼泛淚光，對鏡頭聲稱這是一場由烏克蘭人民單純地要求民主自由的運動，希望世界支持他們對自私的政客繼續抗爭。錄像廣傳後不久，報道陸續浮面，烏克蘭事件的「真相」似乎一點也不簡單；美國中情局背後策動、法西斯團體介入、武裝反對派假扮警察向示威者開槍……相關錄像也被指是心戰工具，裝作是民眾自製博取國際同情云云。一時間，情緒反彈，本來義無反顧的熱血支持忽然顯得「愚蠢」，犬儒變得大有市場。
李慧玲被商台解僱，召開記者招待會聲稱事情百分百是政治打壓新聞自由。有人要求她交出指控的具體證據，並以她觸犯僱員「天條」（如有異心、無視警告公開指摘公司及其高層），被「炒魷」也毫不為奇。一時間，是否「撐」李慧玲捍衛新聞自由竟也令部分人難以抉擇。
本土右派周日到尖沙嘴發動「驅蝗行動」，以粗暴言行對待途經的「自由行」內地旅客，反對者認為此舉損害了香港和平、理性、包容這些「核心價值」；右派反指論者道德軟弱，不夠勇武，在新殖民主義下儼然「賣港賊」，得到不少年輕人認同，部分「和理非非派」立場動搖。
以上三件事有什麼共通點呢？不夠精明、不夠世故，不夠勇武，都指向道德及政治判斷難產，在當下政治論述語境，可以稱之為左翼（或所謂「左膠」）的實踐困境。
美國紐約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萊茲拉（JacquesLezra）撰著的《野性唯物主義》（WildMaterialism:TheEthicsofTerrorandModernRepublic）可助我們思考以上困境。書是「後九一一」論著，據說本來草稿寫好了，但發生了「九一一」事件，結果重新磨劍，延至2010年出版。萊茲拉的第一句便這樣道：「恐怖、判斷和城市之間有一種古老的親緣關係。」考察這關係，同時為當代共和主義倫理整理頭緒，是作者自定的全書主題。
應否向恐怖分子施加酷刑？
故此，當以下成為萊茲拉第一條向讀者提問的政治道德難題便毫不足怪了：
假設恐怖分子在紐約市中心埋下了核彈作勒索，在預定爆炸前當局擒拿了恐怖分子主腦，那麼我們是否應該向其施加人道主義所不容許的慘烈酷刑，套取核彈所在位置情報，以挽回千千萬萬無辜者的性命？
問題當然極之簡化，例如不考慮拆彈方法、酷刑會否帶來反效果，以及美帝早殘害第三世界國家億萬生靈等意識形態反題。萊茲拉要突出的是：明顯大部分人，尤其在「九一一」事件後，都會同意向恐怖分子施加酷刑——雖然那會損害西方世界所信奉的大多數「核心價值」。
古希臘城邦倫理vs.中世紀末世倫理
這種認為只要達到最終目的（救世），過程不必深究（因而不排除不擇手段）的政治倫理，《野性唯物主義》稱之為末世論影響下的觀點。對付窮兇極惡者不需和他們講江湖道義、殺人填命以眼還眼等看法皆同此類，中國人極之熟悉。
左翼信守的普世價值倫理並不來自這個系統，而是萊茲拉上溯的古希臘城邦！以大家熟讀的《伊底帕斯王》悲劇為例，僕人堅持不違反城邦民眾信守的效忠原則，即使瘟疫肆虐，根據神諭，必須找到誰殺害了故君才可消災，仍不肯向伊底帕斯透露端倪（讀者當然曉得兇手正是伊底帕斯本人）。整個邏輯是：如果違反了城邦賴以成立的原則，即使表面解除了災害，城邦也已變成不值得挽救。悲劇正好也是以伊底帕斯放逐（失去英雄），城邦從此人獸共居（失落人禽之辨）作結。
據此，年來走俏的「香港城邦論」者，主張救港不惜勇武，不能和理非非，譏嘲普世價值，指摘左翼道德軟弱，走的路線其實不源於古希臘，反親近中世紀末世論。面對城市危難（例如香港被內地殖民，本土利益嚴重受損，原有生活文化快蕩然無存），快速行動，樹立敵人，並透過打倒他們，建立及延續共和神話（例如建立新中國邦聯，解殖歸華），似乎呼應了《野性唯物主義》所說的恐怖政治倫理方向。
死亡政治是真正的恐怖
恐怖和焦慮、害怕都不同。害怕有一個特定對象，焦慮則是對即將來的危險感到憂心忡忡，即使不具體知道危險其實是什麼。恐怖呢，卻是沒有心理預備底下出現的情緒。恐怖分子其實並不恐怖，因為人們一早已預定他們發動有時不顧性命的襲擊，傷害無辜者。真正的恐怖來自讓恐怖分子成為對立面的末世論「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
城市隨時會有危難，卻沒有對象沒有方向。萊茲拉認為，這種恐怖由兩種操作促成，一是公共的（包括種種城市形式制度），一是私人的（培育自我不穩定）。恐怖分子只是一時一地操作中實化了的對象，今天他們可以是塔利班、阿爾蓋達，明天可以是車臣、烏克蘭新納粹，甚至是「強國蝗蟲」。死亡政治令傳統左翼顯得無法與世情對應，無法「強而有力」地，有效地應付當前現實的「急切」課題。
左翼是否賣港？這似乎不比後設的問題來得必要：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左翼（可能）賣港？又或者更貼切點：為什麼我們需要設想左翼賣港？弔詭的是，《野性唯物主義》不是要把左翼置於恐怖的對面，事情恰好相反，真正激進／基進，從根本上改革之路，可能正正離不開恐怖（如那種永遠的不安，直面殘酷的不斷革命）。要解決左翼實踐的困境，也許不在製造「右膠」，把死亡政治推到自己反面，而是深入思考及掌握唯物主義中的野性，重新為左翼行動充權。不必通過攻擊及否定對立面而正面建立，難道不可能是最不似辯證法的辯證思維嗎？
文×朗天
編輯胡可欣
7:41 23/2/2014
明報
http://news.mingpao.com/20140223/vzg1_image1.htm
【明報專訊】烏克蘭連月的反政府示威終演變為造成重大傷亡的「暴動」。全球網絡瘋傳一題為《我是烏克蘭人》的錄像，裏面一名相貌可人的少女眼泛淚光，對鏡頭聲稱這是一場由烏克蘭人民單純地要求民主自由的運動，希望世界支持他們對自私的政客繼續抗爭。錄像廣傳後不久，報道陸續浮面，烏克蘭事件的「真相」似乎一點也不簡單；美國中情局背後策動、法西斯團體介入、武裝反對派假扮警察向示威者開槍……相關錄像也被指是心戰工具，裝作是民眾自製博取國際同情云云。一時間，情緒反彈，本來義無反顧的熱血支持忽然顯得「愚蠢」，犬儒變得大有市場。
李慧玲被商台解僱，召開記者招待會聲稱事情百分百是政治打壓新聞自由。有人要求她交出指控的具體證據，並以她觸犯僱員「天條」（如有異心、無視警告公開指摘公司及其高層），被「炒魷」也毫不為奇。一時間，是否「撐」李慧玲捍衛新聞自由竟也令部分人難以抉擇。
本土右派周日到尖沙嘴發動「驅蝗行動」，以粗暴言行對待途經的「自由行」內地旅客，反對者認為此舉損害了香港和平、理性、包容這些「核心價值」；右派反指論者道德軟弱，不夠勇武，在新殖民主義下儼然「賣港賊」，得到不少年輕人認同，部分「和理非非派」立場動搖。
以上三件事有什麼共通點呢？不夠精明、不夠世故，不夠勇武，都指向道德及政治判斷難產，在當下政治論述語境，可以稱之為左翼（或所謂「左膠」）的實踐困境。
美國紐約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萊茲拉（JacquesLezra）撰著的《野性唯物主義》（WildMaterialism:TheEthicsofTerrorandModernRepublic）可助我們思考以上困境。書是「後九一一」論著，據說本來草稿寫好了，但發生了「九一一」事件，結果重新磨劍，延至2010年出版。萊茲拉的第一句便這樣道：「恐怖、判斷和城市之間有一種古老的親緣關係。」考察這關係，同時為當代共和主義倫理整理頭緒，是作者自定的全書主題。
應否向恐怖分子施加酷刑？
故此，當以下成為萊茲拉第一條向讀者提問的政治道德難題便毫不足怪了：
假設恐怖分子在紐約市中心埋下了核彈作勒索，在預定爆炸前當局擒拿了恐怖分子主腦，那麼我們是否應該向其施加人道主義所不容許的慘烈酷刑，套取核彈所在位置情報，以挽回千千萬萬無辜者的性命？
問題當然極之簡化，例如不考慮拆彈方法、酷刑會否帶來反效果，以及美帝早殘害第三世界國家億萬生靈等意識形態反題。萊茲拉要突出的是：明顯大部分人，尤其在「九一一」事件後，都會同意向恐怖分子施加酷刑——雖然那會損害西方世界所信奉的大多數「核心價值」。
古希臘城邦倫理vs.中世紀末世倫理
這種認為只要達到最終目的（救世），過程不必深究（因而不排除不擇手段）的政治倫理，《野性唯物主義》稱之為末世論影響下的觀點。對付窮兇極惡者不需和他們講江湖道義、殺人填命以眼還眼等看法皆同此類，中國人極之熟悉。
左翼信守的普世價值倫理並不來自這個系統，而是萊茲拉上溯的古希臘城邦！以大家熟讀的《伊底帕斯王》悲劇為例，僕人堅持不違反城邦民眾信守的效忠原則，即使瘟疫肆虐，根據神諭，必須找到誰殺害了故君才可消災，仍不肯向伊底帕斯透露端倪（讀者當然曉得兇手正是伊底帕斯本人）。整個邏輯是：如果違反了城邦賴以成立的原則，即使表面解除了災害，城邦也已變成不值得挽救。悲劇正好也是以伊底帕斯放逐（失去英雄），城邦從此人獸共居（失落人禽之辨）作結。
據此，年來走俏的「香港城邦論」者，主張救港不惜勇武，不能和理非非，譏嘲普世價值，指摘左翼道德軟弱，走的路線其實不源於古希臘，反親近中世紀末世論。面對城市危難（例如香港被內地殖民，本土利益嚴重受損，原有生活文化快蕩然無存），快速行動，樹立敵人，並透過打倒他們，建立及延續共和神話（例如建立新中國邦聯，解殖歸華），似乎呼應了《野性唯物主義》所說的恐怖政治倫理方向。
死亡政治是真正的恐怖
恐怖和焦慮、害怕都不同。害怕有一個特定對象，焦慮則是對即將來的危險感到憂心忡忡，即使不具體知道危險其實是什麼。恐怖呢，卻是沒有心理預備底下出現的情緒。恐怖分子其實並不恐怖，因為人們一早已預定他們發動有時不顧性命的襲擊，傷害無辜者。真正的恐怖來自讓恐怖分子成為對立面的末世論「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
城市隨時會有危難，卻沒有對象沒有方向。萊茲拉認為，這種恐怖由兩種操作促成，一是公共的（包括種種城市形式制度），一是私人的（培育自我不穩定）。恐怖分子只是一時一地操作中實化了的對象，今天他們可以是塔利班、阿爾蓋達，明天可以是車臣、烏克蘭新納粹，甚至是「強國蝗蟲」。死亡政治令傳統左翼顯得無法與世情對應，無法「強而有力」地，有效地應付當前現實的「急切」課題。
左翼是否賣港？這似乎不比後設的問題來得必要：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左翼（可能）賣港？又或者更貼切點：為什麼我們需要設想左翼賣港？弔詭的是，《野性唯物主義》不是要把左翼置於恐怖的對面，事情恰好相反，真正激進／基進，從根本上改革之路，可能正正離不開恐怖（如那種永遠的不安，直面殘酷的不斷革命）。要解決左翼實踐的困境，也許不在製造「右膠」，把死亡政治推到自己反面，而是深入思考及掌握唯物主義中的野性，重新為左翼行動充權。不必通過攻擊及否定對立面而正面建立，難道不可能是最不似辯證法的辯證思維嗎？
文×朗天
編輯胡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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