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28-楊渡：二二八事件67周年：我們沒有仇恨的本錢
楊渡：二二八事件67周年：我們沒有仇恨的本錢
7:22 28/2/2014
明報
編按：今天，是台灣二二八事件67周年。回顧逾半世紀前的傷痕，台灣著名詩人、作家楊渡記錄一個個受害者的故事，為香港讀者梳理史料，經編輯精選內容載錄，鑑古知今。
67年過去了，台灣也歷經了兩次政黨輪替，政治的作用已不再，我們反而能從更遠的歷史的距離，用安靜而理解的眼光，重新凝視這一段歷史。因為在長遠的「時間之鏡」下，我們都只是大歷史的一個倒影，我們沒有仇恨的本錢，只有互相悲憫的觀照。發生於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延續台灣光復後所有社會矛盾的總合，也是反映出一個殖民地社會如何回歸轉型的艱難歷程。它既有兩種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如何重新融合的課題，更有各種階級矛盾、族群衝突，以及殖民文化之殘留如何轉化等的交纏糾葛。
1930年日本政府全面鎮壓社會運動，1931年全面整肅完畢，台灣的反抗組織的領導者幾乎全部入獄。許多台灣反抗者死於暗殺、刑求、牢獄折磨、嚴刑烤打等。隨後，日本發動對華戰爭、大東亞戰爭。台灣反抗運動一片沉寂。直到1940年左右，台灣反抗運動包括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台灣共產黨等組織的領導者陸續出獄。直到1945年，日本宣告投降為止。對台灣人來說，這50年時間，只能做二等公民：讀次等的公學校，在學校被日本老師歧視，被日本學生欺負；社會上被日本警察侮辱。光復之初，台灣人內心之驕傲與歡欣，做一個自主自尊公民的渴望之高，自是難以形容。但台灣人未曾料到的是，來到的國民政府是一個落後的管理者。
二二八受難者陳明忠形容，光復初期，台灣人成群結隊，拉紅布條，以迎王師的心情，興高采烈，在基隆港歡迎國軍來接收；但看見上岸來的國軍，卻感到非常驚訝。他們只見一群拖破包袱，扛舊槍、後面帶鐵鍋碗瓢，腳纏破布綁腿的國軍，垂頭喪氣的走上基隆海港。他們簡直無法相信就是這個軍隊打敗了日軍。當年在現場迎接國軍的許金玉說：「那時，看見部隊髒成那樣，有人就說，這樣怎麼能打仗？可是我心裏想，八年抗戰真艱苦，把他們磨成那個樣子，阿兵哥真可憐，又乾又瘦又髒，他們為國家受苦了……」然而，善意的解釋很快破滅。現實是一個缺乏紀律與法治觀念的行伍、公務員、特務們，以及充滿互為矛盾鬥爭的政治群體，來統治台灣。
台灣光復初期的衝突
其實全中國都一樣，接收問題百出，否則國民黨不會那麼快丟了中國政權。來台灣接收的人，帶勝利者的傲慢，也帶大陸「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所有惡習，包括欺壓人民、貪污腐敗、缺乏法治等。起初台灣人驚訝得不知所措，隨後即開始冷嘲熱諷。台灣光復初期的衝突，根源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陸」，來統治「現代化的殖民地台灣」，即由社會發展階段較落後的一方，去統治發展階段較為現代化的一方，這是二二八悲劇發生的結構性根源。即使蔣介石派來擔任行政長官的陳儀，請來相當多優秀的知識分子（如臺靜農、許壽裳等），參與台灣的教育重建，但他仍無法管理整個腐敗貪污、霸道橫行的官僚與軍隊。接收後的腐敗惡行，民怨之高漲，兩岸皆然，而台灣社會發展較好，教育素質較高，反應尤烈。
國軍素質在大陸已經是惡名昭彰，在台灣也未曾稍有改善，加以行政長官公署陳儀手下有所謂「四兇」，以統制物資之名，行橫征暴歛之實，惡行惡狀，大至金融匯率、所有貿易、米糧物料，小至民間小小煙酒營生販賣，都要以統制管理為名，剝幾層皮。再加上工業經濟崩潰，戰後由南洋回台的原台籍士兵失業，流落街頭，只能做做街頭小販，卻還得被取締抽稅，查緝沒收，簡直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
賣香煙的婦人林江邁只是一點星火，不料她卻點燃了整個火藥庫。林江邁長得瘦小，丈夫早逝，婆家貧困，從桃園來台北賣香煙，賺取微薄的生活費用。她的孩子都留在鄉下讀書，唯有女兒林明珠因為重男輕女觀念，覺得不必讓她讀書，於是帶來台北作伴。日本統治時代，台灣實施煙酒專賣制度，所有煙酒皆由政府專賣，民間不得私營。1945年光復後，管制一度放鬆，民間開始私自經營，小做小賣，以渡過失業的難關。不料國民政府竟維持舊規，不僅實行煙酒專賣，還加強取締民間小販，這引起很大民怨。林江邁是在重慶北路、圓環一帶兜售香煙為生。當時私煙是用一個木盒子裝，以一條帶子兩頭拉住，捧在胸前，到處走動兜售。2月27日這一天傍晚，緝私煙警到處查緝，到了萬里紅酒家附近，煙警五六個人從一輛卡車上跳下來，機警的煙販都跑了，只有林江邁手腳較慢，被抓了。抓住她的人叫葉得根，沒收香煙盒，準備整個拿走。取走煙盒子等於沒收了她的營生，她大哭起來，跪在地上，拉住煙盒子不放手。這煙警竟用槍柄一把打倒她。林江邁當場噴出鼻血，昏倒在地，她女兒在一旁哭泣，呼叫媽媽。旁邊圍觀的人群，眼看如此欺侮可憐孤兒寡母，莫不激憤，群情激動的圍住煙警，想搶回香煙。幾個煙警更緊張了，一心只想掙脫包圍，就向前衝，往淡水河的方向跑。群眾在後面追。其中一煙警叫傅學通怕被追上，回手就開了兩槍。不料其中一槍竟打死一個當地20歲青年陳文溪。群眾更加激憤了，一起喊「打死人了」。延平北路一帶的人群呼喊起來，整個衝突就爆發了。
台灣早已像一個憤怒的火藥庫
煙警逃向延平北路的警察局，人群隨後衝入，但他們已把煙警轉移到警察總局。群眾再追到警察總局，他們又轉移至憲兵隊。人群憤憤吶喊「嚴懲兇手」，無效，只能在憲兵隊外抗議。次日，由死者家屬和抗議民眾所組成的遊行隊伍，約有兩三千人，從南京西路的天馬茶房附近出發，沿路大鼓助陣，高喊「嚴懲兇手」。先至太平町警察派出所抗議，再轉至台北煙酒專賣分局，他們衝入其中，毆打數名職員，有二人致死，再拿出煙酒存貨，焚燒抗議。高喊「打倒陳儀腐敗政權，嚴懲兇手」。隨後，轉往煙酒專賣總局，由於大門緊閉，人群在外牆貼上標語，就轉往現在位於忠孝東路的行政長官公署抗議。不料人群才剛剛在行政長官公署站定，架設在公署樓上的幾挺機關槍就開始掃射了。有七八個人中槍倒地，有人受傷驚逃，群眾潰逃散開。有些群眾憤怒難平，無處發泄，開始在街頭尋找外省人，加以毆打。另有一股群眾，較有頭腦，向位於新公園的台灣廣播電台出發，想突破新聞封鎖，向全台灣廣播。
廣播電台的台長林忠一看群眾如此之多，不敢多說，很快放棄對抗。此時一個原本在廣播電台工作的台灣人職員，協助他們使用電台設備，向全台灣放送，並號召全台灣民眾起來反抗。廣播一放送，全台怒火齊發，大暴動就此開始了！
暴動是由台北開始的。28日行政院前的機槍掃射後，民間死了許多台灣人，民怨大爆發，衝突立即升高為報復性的省籍衝突。商店罷市，工廠停工，學生罷課，群眾三五成群，在街頭圍堵外省人，只要不會講台語或日語者，即加以毆打報復。許多外省人紛紛走避，找台灣人朋友家躲起來。當夜陳儀下戒嚴令，警察趁這個機會出來鎮壓群眾，在卡車上架機槍，沿街掃射，不少無辜民眾被射殺，暴屍街頭。
3月1日，民眾開始進攻政府機關與外省人所開的商店，乃至於一些外省公務員的宿舍，也成為攻擊目標。許多外省人尋求台灣朋友的保護，偷偷藏匿起來，全台各地都有此種案例。例如，抗日知名的台灣義勇隊長李友邦的家，成為義勇隊同志的避難所；霧峰林家則在房子的夾層中，保護了嚴家淦。陳儀當場接受「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要求：解除戒嚴，釋放被拘捕民眾，飭令軍憲警不得開槍不得濫捕濫打民眾，官民合組處理委員會等，並以廣播宣布3月1日晚12時起解除戒嚴，也同意合組處理委員會，並派員參加。但衝突事態並未緩和。
全台灣各地的暴動不斷爆發。基隆靠近台北，很快發生衝突，民眾想攻佔基隆要塞，佔領碼頭。要塞司令部下令開槍還擊，無情射殺，群眾死傷慘重。嘉義由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部主任陳復志領導，組成隊伍；同時原農民運動領袖簡吉、張志忠、陳纂地等人，也組成「嘉南縱隊」，攻打飛機場和軍械庫，以進行武裝。
二二八之後的肅清
阿里山的原住民也衝下山來，憑他們的勇武善戰，參與反抗軍，幫助攻打機場，維護社會秩序。高雄則以攻打高雄要塞司令部為主，雙方激戰，由於要塞擁有強大武力，群眾死傷慘重。二二八事件不是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而是偶發性的暴動。然而，一場偶發性暴動竟能攻佔各個政府機關、軍事基地、機場公路等，政府部門中有許多台籍警察、公務員等，他們平日即看不慣貪污腐敗的統治，更因身為台灣人受歧視的待遇而不滿，事變一發生，即作為內應，內外夾攻。也正因為它是偶發性暴動，無組織、無計劃，各地狀混亂，北中南消息不通，武力支援不明，無法即時組織起來。
更慘的是二二八之後的肅清，許多參與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知識精英、民意代表、抗日領袖、地方士紳，甚至文學作家、醫生、藝術家都遭到毒手。嘉義畫家陳澄波突然被抓走槍決，就是一例。參與反抗的各地領袖，有不少人被逮捕槍決，其餘參與者則遭到通緝。台中的領袖謝雪紅及其幹部，台北市處理委員會的一些領導者，有多人流亡至香港，再轉大陸，投靠旅居大陸的台灣人。人們開始思考如何反抗暴政，打倒國民政府。整個台灣反抗運動，於是走向下一個階段。
台灣民眾認知到有「兩個祖國」，一個是國民黨的「白色祖國」，一個是共產黨的「紅色祖國」。台灣自日據時期即有農民組合、文化協會、台共等左翼社會運動組織，雖然有一些領導者流亡大陸，但台灣的社會基礎仍在，在反抗暴政的前提下，台灣的反抗運動與大陸合流，成為國共內戰的一環。像農民組合領袖簡吉，就擔任中共地下黨的山地委員會負責人。二二八的結果，是讓反抗運動徹底走入地下，並與國共內戰合流。到了1949年底，國民政府從大陸潰敗遷台，為了保住台灣，蔣介石展開新一輪的清鄉，大量逮捕所謂「匪諜」嫌疑者。在「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人」的原則下，所有與地下黨有往來的人，不管知情與否，一律牽連逮捕。舉凡青年讀書會、被密告思想有問題的人、嫌疑人連絡過的親戚朋友等，都被逮捕入獄，株連之廣，手段之殘忍，讓整個社會陷入恐怖。有些青年只是閱讀1930年代魯迅、沈從文小說，被密告，即被判感化3年，期滿再加3年，坐了6年的牢，連一個罪名都沒有。
當時「白色恐怖」這名詞還未出現，人們無以名之，更且這些被逮捕者大多與二二八有牽連，從民間角度看，這整個歷史是延續的。民間於是以「二二八事件」為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這一段歷史命名。這便是為什麼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被形容為數萬人的原因。因為和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相加，確實超過數萬人。
1950年代後，戒嚴體制鎮壓了所有異議的聲音，二二八成為一個禁忌的名詞，不許民間或任何媒體加以討論。然而這是一個暗傷，一個永遠無法痊癒的傷口，它是台灣人心中永遠的痛。只要召喚它，那百年來被壓抑在地底的無奈與悲苦便傾泄而出，召喚出集體的傷痛，進而凝聚出力量。乃至於1970年代的黨外運動，1980年代的民主運動，二二八事件都是反對運動的政治動力。
直到台灣的民主化逐步實現，二二八事件的真相逐步公開，整個社會終於直面了這一段歷史。1995年，當時的總統李登輝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公開道歉，同時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以公開立法賠償受難者和家屬。整個二二八事件的傷痛，才慢慢平息。
（篇幅所限，文章原文近萬字，經編輯選錄）
作者簡介﹕曾任《中國時報》副總主筆、輔仁大學講師、國民黨文傳會主委，現任國家文化總會秘書長。著作有十數種，近著詩集《刺客的歌》。
[文．楊渡編輯﹕袁兆昌mpcentury@mingpao.com]
7:22 28/2/2014
明報
編按：今天，是台灣二二八事件67周年。回顧逾半世紀前的傷痕，台灣著名詩人、作家楊渡記錄一個個受害者的故事，為香港讀者梳理史料，經編輯精選內容載錄，鑑古知今。
67年過去了，台灣也歷經了兩次政黨輪替，政治的作用已不再，我們反而能從更遠的歷史的距離，用安靜而理解的眼光，重新凝視這一段歷史。因為在長遠的「時間之鏡」下，我們都只是大歷史的一個倒影，我們沒有仇恨的本錢，只有互相悲憫的觀照。發生於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延續台灣光復後所有社會矛盾的總合，也是反映出一個殖民地社會如何回歸轉型的艱難歷程。它既有兩種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如何重新融合的課題，更有各種階級矛盾、族群衝突，以及殖民文化之殘留如何轉化等的交纏糾葛。
1930年日本政府全面鎮壓社會運動，1931年全面整肅完畢，台灣的反抗組織的領導者幾乎全部入獄。許多台灣反抗者死於暗殺、刑求、牢獄折磨、嚴刑烤打等。隨後，日本發動對華戰爭、大東亞戰爭。台灣反抗運動一片沉寂。直到1940年左右，台灣反抗運動包括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台灣共產黨等組織的領導者陸續出獄。直到1945年，日本宣告投降為止。對台灣人來說，這50年時間，只能做二等公民：讀次等的公學校，在學校被日本老師歧視，被日本學生欺負；社會上被日本警察侮辱。光復之初，台灣人內心之驕傲與歡欣，做一個自主自尊公民的渴望之高，自是難以形容。但台灣人未曾料到的是，來到的國民政府是一個落後的管理者。
二二八受難者陳明忠形容，光復初期，台灣人成群結隊，拉紅布條，以迎王師的心情，興高采烈，在基隆港歡迎國軍來接收；但看見上岸來的國軍，卻感到非常驚訝。他們只見一群拖破包袱，扛舊槍、後面帶鐵鍋碗瓢，腳纏破布綁腿的國軍，垂頭喪氣的走上基隆海港。他們簡直無法相信就是這個軍隊打敗了日軍。當年在現場迎接國軍的許金玉說：「那時，看見部隊髒成那樣，有人就說，這樣怎麼能打仗？可是我心裏想，八年抗戰真艱苦，把他們磨成那個樣子，阿兵哥真可憐，又乾又瘦又髒，他們為國家受苦了……」然而，善意的解釋很快破滅。現實是一個缺乏紀律與法治觀念的行伍、公務員、特務們，以及充滿互為矛盾鬥爭的政治群體，來統治台灣。
台灣光復初期的衝突
其實全中國都一樣，接收問題百出，否則國民黨不會那麼快丟了中國政權。來台灣接收的人，帶勝利者的傲慢，也帶大陸「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所有惡習，包括欺壓人民、貪污腐敗、缺乏法治等。起初台灣人驚訝得不知所措，隨後即開始冷嘲熱諷。台灣光復初期的衝突，根源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陸」，來統治「現代化的殖民地台灣」，即由社會發展階段較落後的一方，去統治發展階段較為現代化的一方，這是二二八悲劇發生的結構性根源。即使蔣介石派來擔任行政長官的陳儀，請來相當多優秀的知識分子（如臺靜農、許壽裳等），參與台灣的教育重建，但他仍無法管理整個腐敗貪污、霸道橫行的官僚與軍隊。接收後的腐敗惡行，民怨之高漲，兩岸皆然，而台灣社會發展較好，教育素質較高，反應尤烈。
國軍素質在大陸已經是惡名昭彰，在台灣也未曾稍有改善，加以行政長官公署陳儀手下有所謂「四兇」，以統制物資之名，行橫征暴歛之實，惡行惡狀，大至金融匯率、所有貿易、米糧物料，小至民間小小煙酒營生販賣，都要以統制管理為名，剝幾層皮。再加上工業經濟崩潰，戰後由南洋回台的原台籍士兵失業，流落街頭，只能做做街頭小販，卻還得被取締抽稅，查緝沒收，簡直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
賣香煙的婦人林江邁只是一點星火，不料她卻點燃了整個火藥庫。林江邁長得瘦小，丈夫早逝，婆家貧困，從桃園來台北賣香煙，賺取微薄的生活費用。她的孩子都留在鄉下讀書，唯有女兒林明珠因為重男輕女觀念，覺得不必讓她讀書，於是帶來台北作伴。日本統治時代，台灣實施煙酒專賣制度，所有煙酒皆由政府專賣，民間不得私營。1945年光復後，管制一度放鬆，民間開始私自經營，小做小賣，以渡過失業的難關。不料國民政府竟維持舊規，不僅實行煙酒專賣，還加強取締民間小販，這引起很大民怨。林江邁是在重慶北路、圓環一帶兜售香煙為生。當時私煙是用一個木盒子裝，以一條帶子兩頭拉住，捧在胸前，到處走動兜售。2月27日這一天傍晚，緝私煙警到處查緝，到了萬里紅酒家附近，煙警五六個人從一輛卡車上跳下來，機警的煙販都跑了，只有林江邁手腳較慢，被抓了。抓住她的人叫葉得根，沒收香煙盒，準備整個拿走。取走煙盒子等於沒收了她的營生，她大哭起來，跪在地上，拉住煙盒子不放手。這煙警竟用槍柄一把打倒她。林江邁當場噴出鼻血，昏倒在地，她女兒在一旁哭泣，呼叫媽媽。旁邊圍觀的人群，眼看如此欺侮可憐孤兒寡母，莫不激憤，群情激動的圍住煙警，想搶回香煙。幾個煙警更緊張了，一心只想掙脫包圍，就向前衝，往淡水河的方向跑。群眾在後面追。其中一煙警叫傅學通怕被追上，回手就開了兩槍。不料其中一槍竟打死一個當地20歲青年陳文溪。群眾更加激憤了，一起喊「打死人了」。延平北路一帶的人群呼喊起來，整個衝突就爆發了。
台灣早已像一個憤怒的火藥庫
煙警逃向延平北路的警察局，人群隨後衝入，但他們已把煙警轉移到警察總局。群眾再追到警察總局，他們又轉移至憲兵隊。人群憤憤吶喊「嚴懲兇手」，無效，只能在憲兵隊外抗議。次日，由死者家屬和抗議民眾所組成的遊行隊伍，約有兩三千人，從南京西路的天馬茶房附近出發，沿路大鼓助陣，高喊「嚴懲兇手」。先至太平町警察派出所抗議，再轉至台北煙酒專賣分局，他們衝入其中，毆打數名職員，有二人致死，再拿出煙酒存貨，焚燒抗議。高喊「打倒陳儀腐敗政權，嚴懲兇手」。隨後，轉往煙酒專賣總局，由於大門緊閉，人群在外牆貼上標語，就轉往現在位於忠孝東路的行政長官公署抗議。不料人群才剛剛在行政長官公署站定，架設在公署樓上的幾挺機關槍就開始掃射了。有七八個人中槍倒地，有人受傷驚逃，群眾潰逃散開。有些群眾憤怒難平，無處發泄，開始在街頭尋找外省人，加以毆打。另有一股群眾，較有頭腦，向位於新公園的台灣廣播電台出發，想突破新聞封鎖，向全台灣廣播。
廣播電台的台長林忠一看群眾如此之多，不敢多說，很快放棄對抗。此時一個原本在廣播電台工作的台灣人職員，協助他們使用電台設備，向全台灣放送，並號召全台灣民眾起來反抗。廣播一放送，全台怒火齊發，大暴動就此開始了！
暴動是由台北開始的。28日行政院前的機槍掃射後，民間死了許多台灣人，民怨大爆發，衝突立即升高為報復性的省籍衝突。商店罷市，工廠停工，學生罷課，群眾三五成群，在街頭圍堵外省人，只要不會講台語或日語者，即加以毆打報復。許多外省人紛紛走避，找台灣人朋友家躲起來。當夜陳儀下戒嚴令，警察趁這個機會出來鎮壓群眾，在卡車上架機槍，沿街掃射，不少無辜民眾被射殺，暴屍街頭。
3月1日，民眾開始進攻政府機關與外省人所開的商店，乃至於一些外省公務員的宿舍，也成為攻擊目標。許多外省人尋求台灣朋友的保護，偷偷藏匿起來，全台各地都有此種案例。例如，抗日知名的台灣義勇隊長李友邦的家，成為義勇隊同志的避難所；霧峰林家則在房子的夾層中，保護了嚴家淦。陳儀當場接受「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要求：解除戒嚴，釋放被拘捕民眾，飭令軍憲警不得開槍不得濫捕濫打民眾，官民合組處理委員會等，並以廣播宣布3月1日晚12時起解除戒嚴，也同意合組處理委員會，並派員參加。但衝突事態並未緩和。
全台灣各地的暴動不斷爆發。基隆靠近台北，很快發生衝突，民眾想攻佔基隆要塞，佔領碼頭。要塞司令部下令開槍還擊，無情射殺，群眾死傷慘重。嘉義由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部主任陳復志領導，組成隊伍；同時原農民運動領袖簡吉、張志忠、陳纂地等人，也組成「嘉南縱隊」，攻打飛機場和軍械庫，以進行武裝。
二二八之後的肅清
阿里山的原住民也衝下山來，憑他們的勇武善戰，參與反抗軍，幫助攻打機場，維護社會秩序。高雄則以攻打高雄要塞司令部為主，雙方激戰，由於要塞擁有強大武力，群眾死傷慘重。二二八事件不是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而是偶發性的暴動。然而，一場偶發性暴動竟能攻佔各個政府機關、軍事基地、機場公路等，政府部門中有許多台籍警察、公務員等，他們平日即看不慣貪污腐敗的統治，更因身為台灣人受歧視的待遇而不滿，事變一發生，即作為內應，內外夾攻。也正因為它是偶發性暴動，無組織、無計劃，各地狀混亂，北中南消息不通，武力支援不明，無法即時組織起來。
更慘的是二二八之後的肅清，許多參與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知識精英、民意代表、抗日領袖、地方士紳，甚至文學作家、醫生、藝術家都遭到毒手。嘉義畫家陳澄波突然被抓走槍決，就是一例。參與反抗的各地領袖，有不少人被逮捕槍決，其餘參與者則遭到通緝。台中的領袖謝雪紅及其幹部，台北市處理委員會的一些領導者，有多人流亡至香港，再轉大陸，投靠旅居大陸的台灣人。人們開始思考如何反抗暴政，打倒國民政府。整個台灣反抗運動，於是走向下一個階段。
台灣民眾認知到有「兩個祖國」，一個是國民黨的「白色祖國」，一個是共產黨的「紅色祖國」。台灣自日據時期即有農民組合、文化協會、台共等左翼社會運動組織，雖然有一些領導者流亡大陸，但台灣的社會基礎仍在，在反抗暴政的前提下，台灣的反抗運動與大陸合流，成為國共內戰的一環。像農民組合領袖簡吉，就擔任中共地下黨的山地委員會負責人。二二八的結果，是讓反抗運動徹底走入地下，並與國共內戰合流。到了1949年底，國民政府從大陸潰敗遷台，為了保住台灣，蔣介石展開新一輪的清鄉，大量逮捕所謂「匪諜」嫌疑者。在「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人」的原則下，所有與地下黨有往來的人，不管知情與否，一律牽連逮捕。舉凡青年讀書會、被密告思想有問題的人、嫌疑人連絡過的親戚朋友等，都被逮捕入獄，株連之廣，手段之殘忍，讓整個社會陷入恐怖。有些青年只是閱讀1930年代魯迅、沈從文小說，被密告，即被判感化3年，期滿再加3年，坐了6年的牢，連一個罪名都沒有。
當時「白色恐怖」這名詞還未出現，人們無以名之，更且這些被逮捕者大多與二二八有牽連，從民間角度看，這整個歷史是延續的。民間於是以「二二八事件」為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這一段歷史命名。這便是為什麼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被形容為數萬人的原因。因為和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相加，確實超過數萬人。
1950年代後，戒嚴體制鎮壓了所有異議的聲音，二二八成為一個禁忌的名詞，不許民間或任何媒體加以討論。然而這是一個暗傷，一個永遠無法痊癒的傷口，它是台灣人心中永遠的痛。只要召喚它，那百年來被壓抑在地底的無奈與悲苦便傾泄而出，召喚出集體的傷痛，進而凝聚出力量。乃至於1970年代的黨外運動，1980年代的民主運動，二二八事件都是反對運動的政治動力。
直到台灣的民主化逐步實現，二二八事件的真相逐步公開，整個社會終於直面了這一段歷史。1995年，當時的總統李登輝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公開道歉，同時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以公開立法賠償受難者和家屬。整個二二八事件的傷痛，才慢慢平息。
（篇幅所限，文章原文近萬字，經編輯選錄）
作者簡介﹕曾任《中國時報》副總主筆、輔仁大學講師、國民黨文傳會主委，現任國家文化總會秘書長。著作有十數種，近著詩集《刺客的歌》。
[文．楊渡編輯﹕袁兆昌mpcentury@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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