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526-黃偉豪：民主從來不是賜予的——從六四和中國政改看香港
黃偉豪：民主從來不是賜予的——從六四和中國政改看香港
8:19 26/5/2014
【明報專訊】在「六四」25周年的前夕，回看「六四」對香港人的最大衝擊之一，莫過於使香港人深切及濃烈地感受到自己「中國人」的身分，及了解到中國和香港已慢慢地連成一線，成為了命運的共同體。
香港人非常擔心「八九六四」的中國，將會是九七之後的香港。25年後，這一種憂慮和恐懼不單止沒有消失，反而是變得更加強烈和真實。九七回歸後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在不斷地印證了這預言。就如這一刻，當中央及特區政府正聯合絕不手軟地打壓「佔領中環」運動的時候，我們便開始擔心「八九六四」的北京天安門，會變成不久將來的中環。手無寸鐵及和平示威的市民和學生，被流血清場的場面，不期然地在腦海中浮現。
「六四」的源起和爆發的主因之一，是中國的政治改革，嚴重地滯後於經濟改革，使國內由改革所帶來的貪污腐敗和社會矛盾，到達了失控的地步。這種由政治改革滯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矛盾，也在今日的香港社會中浮現。而在中港命運連線下，分析香港的政改，已不再能一廂情願地只是分析香港的內部因素，而忽略了中央的立場及誘因，和國內的政治形勢及發展。
究竟是否要「中國先有民主，香港才可以有民主」，這個原先類似「有雞先，還是有蛋先」，看來較為知識性的問題，在「一國兩制」的界線已日趨模糊，中央愈來愈直接及毫不避忌地介入香港的事務和管治下，已變成了一個香港人要迫切去思考的實際問題。 既然「一國兩制」已逐漸退化至「一國一制」的可悲地步，在分析上，我們無妨「將錯就錯」，來一個還原基本步。
從以上的邏輯出發，要理解中央如何看待民主及處理香港的政改，一個至佳的方法，莫過於觀察中國內地的政治改革，及中央在面對國內嚴重的管治壓力下，有多大的誠意透過民主制度，來化解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矛盾。
說到這裏，不得不先和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還記起在香港的高級程度會考仍未被取消的年代，筆者曾參與「政府與公共事務」科的出題工作。在有關中國政治的部分，我和同事最害怕出的問題，就是有關中國的政治改革。主要原因是害怕考生會在這一條問題上「交白卷，拿零分」。
最諷刺和令人感到嘆息的是，學生之所以會「交白卷」，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懶惰或蠢鈍，而是中國在「八九六四」後，根本沒有進行過任何實質和有意義的重大政治改革。真正在這問題上「交白卷」的，是中央，而非學生。
中國為何缺乏政治改革？
中國的政治改革，或更正確地說，解釋中國為何缺乏政治改革，便成為了研究中國問題的老牌學者、波士頓大學的Joseph Fewsmith，在他去年出版的新書《中國政治改革的邏輯和局限》（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見參考資料），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
首先，中國缺乏政治改革，並非因為中國不需要政治改革。而是一如Fewsmith在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是統治中國的共產黨因害怕自己的權力受約束和制衡，黨及幹部的利益受損，而一路拒絕改革的結果。
Fewsmith又發現，中國即使有推行政治改革，也離不開兩個負面的特色。首先，改革往往是細規模，及在較邊緣及經濟發展較低的地方進行。理由是這些改革只是實驗及宣傳性質的政治政績工程，不是認真的改革。原先只是用來「做樣」的改革，萬一被認真起來，也不會失控而威脅黨和幹部的利益。
第二個負面特色是，改革的程度是十分之低，性質十分之表面，即使成功地被落實，對於推進中國民主化的實際效用也相當有限。例如中共所推行的黨內民主（inner-party democracy），最終仍停留在「差額選舉」的層次，未能增加黨在社會上的代表性和對人民的問責。鄉村選舉仍在黨的嚴密監控下進行，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仍是由黨員勝出。近年獲積極推行的所謂「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即在制定政策前要先吸納市民的意見，在Fewsmith眼中，在沒有競爭性選舉的一黨專政下，只是「掛羊頭賣狗肉」，虛有民主之名而無其實的「諮詢性獨裁主義」（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
當政治制度滯後，不能配合經濟發展步伐的時候，政府官員與人民的矛盾日深，民意及民情苦無出路，人民的訴求只有被迫透過制度以外的渠道來表達，包括遊行、示威和集會。日久積壓的不滿情緒和憤怒，更不時透過官民衝突的形式來爆發，當中往往涉及流血與暴力。根據Fewsmith在書中引用的統計數字，在1993年，符合以上描述的「群衆事件」（mass incident），中國全國只有8700宗。但到了2010年，「群衆事件」的數字已急升至約18萬宗，是1993年的20多倍。在設計自己的書的封面的時候，Fewsmith也特意地選擇了一張2008年貴州甕安縣騷亂的火燒公安局的照片，真的十分應景。
令人擔心又痛心的是，香港的政治制度也滯後於經濟發展，在中央和特區政府均沒有太大的誠意為香港帶來民主的時候，香港的情况正愈來愈似中國國內的局勢，社會與政府的衝突和矛盾正不斷地升級，恐怕不久便會到達爆發的臨界點。
香港的政制改革，本應是為香港逐漸升溫的社會矛盾，尋求制度化出路的良機。民主化是推動政治發展的最佳方法，而政治發展的主要目標就是尋求社會穩定。極權和封閉的政治制度可以帶來社會穩定，從來只是一個短暫的政治神話，只是把社會的矛盾壓抑和把多元性隱藏的掩眼法。
在中國本身也不重視自己的政治改革，寧願犧牲社會穩定，也不欲見到黨和幹部的權力被制衡，既得利益被挑戰的情况下，中央會主動為香港帶來民主的機會，可謂微乎其微，甚至等於零。因此，香港人更必須要透過今次政改的機會，來主動表達自己對民主的訴求。
從古至今，成功和持久的民主制度，從來不是被賜予的，而是靠主動爭取回來。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參考資料
Fewsmith, Joseph. (2013)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19 26/5/2014
【明報專訊】在「六四」25周年的前夕，回看「六四」對香港人的最大衝擊之一，莫過於使香港人深切及濃烈地感受到自己「中國人」的身分，及了解到中國和香港已慢慢地連成一線，成為了命運的共同體。
香港人非常擔心「八九六四」的中國，將會是九七之後的香港。25年後，這一種憂慮和恐懼不單止沒有消失，反而是變得更加強烈和真實。九七回歸後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在不斷地印證了這預言。就如這一刻，當中央及特區政府正聯合絕不手軟地打壓「佔領中環」運動的時候，我們便開始擔心「八九六四」的北京天安門，會變成不久將來的中環。手無寸鐵及和平示威的市民和學生，被流血清場的場面，不期然地在腦海中浮現。
「六四」的源起和爆發的主因之一，是中國的政治改革，嚴重地滯後於經濟改革，使國內由改革所帶來的貪污腐敗和社會矛盾，到達了失控的地步。這種由政治改革滯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矛盾，也在今日的香港社會中浮現。而在中港命運連線下，分析香港的政改，已不再能一廂情願地只是分析香港的內部因素，而忽略了中央的立場及誘因，和國內的政治形勢及發展。
究竟是否要「中國先有民主，香港才可以有民主」，這個原先類似「有雞先，還是有蛋先」，看來較為知識性的問題，在「一國兩制」的界線已日趨模糊，中央愈來愈直接及毫不避忌地介入香港的事務和管治下，已變成了一個香港人要迫切去思考的實際問題。 既然「一國兩制」已逐漸退化至「一國一制」的可悲地步，在分析上，我們無妨「將錯就錯」，來一個還原基本步。
從以上的邏輯出發，要理解中央如何看待民主及處理香港的政改，一個至佳的方法，莫過於觀察中國內地的政治改革，及中央在面對國內嚴重的管治壓力下，有多大的誠意透過民主制度，來化解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矛盾。
說到這裏，不得不先和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還記起在香港的高級程度會考仍未被取消的年代，筆者曾參與「政府與公共事務」科的出題工作。在有關中國政治的部分，我和同事最害怕出的問題，就是有關中國的政治改革。主要原因是害怕考生會在這一條問題上「交白卷，拿零分」。
最諷刺和令人感到嘆息的是，學生之所以會「交白卷」，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懶惰或蠢鈍，而是中國在「八九六四」後，根本沒有進行過任何實質和有意義的重大政治改革。真正在這問題上「交白卷」的，是中央，而非學生。
中國為何缺乏政治改革？
中國的政治改革，或更正確地說，解釋中國為何缺乏政治改革，便成為了研究中國問題的老牌學者、波士頓大學的Joseph Fewsmith，在他去年出版的新書《中國政治改革的邏輯和局限》（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見參考資料），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
首先，中國缺乏政治改革，並非因為中國不需要政治改革。而是一如Fewsmith在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是統治中國的共產黨因害怕自己的權力受約束和制衡，黨及幹部的利益受損，而一路拒絕改革的結果。
Fewsmith又發現，中國即使有推行政治改革，也離不開兩個負面的特色。首先，改革往往是細規模，及在較邊緣及經濟發展較低的地方進行。理由是這些改革只是實驗及宣傳性質的政治政績工程，不是認真的改革。原先只是用來「做樣」的改革，萬一被認真起來，也不會失控而威脅黨和幹部的利益。
第二個負面特色是，改革的程度是十分之低，性質十分之表面，即使成功地被落實，對於推進中國民主化的實際效用也相當有限。例如中共所推行的黨內民主（inner-party democracy），最終仍停留在「差額選舉」的層次，未能增加黨在社會上的代表性和對人民的問責。鄉村選舉仍在黨的嚴密監控下進行，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仍是由黨員勝出。近年獲積極推行的所謂「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即在制定政策前要先吸納市民的意見，在Fewsmith眼中，在沒有競爭性選舉的一黨專政下，只是「掛羊頭賣狗肉」，虛有民主之名而無其實的「諮詢性獨裁主義」（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
當政治制度滯後，不能配合經濟發展步伐的時候，政府官員與人民的矛盾日深，民意及民情苦無出路，人民的訴求只有被迫透過制度以外的渠道來表達，包括遊行、示威和集會。日久積壓的不滿情緒和憤怒，更不時透過官民衝突的形式來爆發，當中往往涉及流血與暴力。根據Fewsmith在書中引用的統計數字，在1993年，符合以上描述的「群衆事件」（mass incident），中國全國只有8700宗。但到了2010年，「群衆事件」的數字已急升至約18萬宗，是1993年的20多倍。在設計自己的書的封面的時候，Fewsmith也特意地選擇了一張2008年貴州甕安縣騷亂的火燒公安局的照片，真的十分應景。
令人擔心又痛心的是，香港的政治制度也滯後於經濟發展，在中央和特區政府均沒有太大的誠意為香港帶來民主的時候，香港的情况正愈來愈似中國國內的局勢，社會與政府的衝突和矛盾正不斷地升級，恐怕不久便會到達爆發的臨界點。
香港的政制改革，本應是為香港逐漸升溫的社會矛盾，尋求制度化出路的良機。民主化是推動政治發展的最佳方法，而政治發展的主要目標就是尋求社會穩定。極權和封閉的政治制度可以帶來社會穩定，從來只是一個短暫的政治神話，只是把社會的矛盾壓抑和把多元性隱藏的掩眼法。
在中國本身也不重視自己的政治改革，寧願犧牲社會穩定，也不欲見到黨和幹部的權力被制衡，既得利益被挑戰的情况下，中央會主動為香港帶來民主的機會，可謂微乎其微，甚至等於零。因此，香港人更必須要透過今次政改的機會，來主動表達自己對民主的訴求。
從古至今，成功和持久的民主制度，從來不是被賜予的，而是靠主動爭取回來。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參考資料
Fewsmith, Joseph. (2013)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