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921-練乙錚：九二八一周年．安倍贏安保．日本自衞隊
練乙錚：九二八一周年．安倍贏安保．日本自衞隊
2015年9月21日
佔領運動轉眼一周年，發生過的事還歷歷在目。印象深刻的一個主要原因，當是記者日以繼夜在前線做了大量優質的現場採訪工作；所讀出的新聞、寫成的文字和拍下的影像，在在都成為香港開埠以來最曠日持久震撼人心的社會運動的永恒印記。於事實與歪曲、記憶與遺忘之間，記者起着真正的中流砥柱作用。
一、中流砥柱是記者
報道普通事件，記者的如實報道，會影響民眾作為旁觀者對事件的看法，但不會直接影響事件的進程；但是，如果事件是像佔運那樣的如歌似泣的大規模群眾運動，情況就不一樣。無論一個記者作業如何客觀平實，如教科書上說的當一隻既在地、又抽離的「鬼眼」，但是她的受眾當中，肯定不少人卻因為看了報道而無法抽離，不僅情緒上投入，身體也不期然要參與，走向現場。
也就是說，忠實報道大型社會運動的記者，同時會直接影響運動。佔運是群眾的，也是記者的。這就是為什麼社運所針對的政府及其背後的支持者或黑惡勢力，一般都對履行專業職責的記者有一種本能的討厭乃至仇恨，鎮壓群眾的大棒，於是會非常「意外」地打在記者身上。
佔運已經無可轉圜地把政治記者的工種變成一個特殊的高危行業。之前並不是那樣的，政治記者比較安全，風災火災雨災人禍一般都無關，不像跑突發；災害嚴重到學校停課、機關停運的時候，就放假。政治記者的傳統本事，在於看破官員政客的誇誇其談，掌握背後不為人知的實況，揭示政事發展的來龍去脈，困難在於，那些實況，正正是官員政客最不喜歡透露的。不過，佔運改變一切，工作除了這些困難，還有危險；在未來的日子裏，遇上政治大事，政治記者很可能還要面對槍林彈雨，要冒遭防暴警察的棍打得頭破血流，還要捱一些政治流氓的騷擾乃至鐵拳。
這不是唯一的改變。就算不是遇上高危的事件，平時的採訪活動也比以前辛苦，因為要跑的範圍，不再是小小的金鐘、中環、維園（以及近年多了去的西環、北京人民大會堂），而是逐漸遍及全香港。當「插紅旗」與「反赤化」的矛盾在社會的每一角落冒煙、燃燒，政治記者便得上山下鄉，早上爬般咸道的象牙塔，下午就要趕上水的車站市街。
採訪的對象也因而更多元化，從以前的官員、議員、政黨、個別學者，到現在那些名目繁多的政治和鄉里社團、學生和專業組織，甚至還包括黑社會、大商家、藝人、球員。工作內容，除了跑政府記招讀新聞稿查資料問看法這幾道板斧，還得真正去認識社會各階層群體裏湧現的新對象，與他們建立關係，研究他們的政治取態、利益所在和背後的力量網絡，等等。
與此同時，他們任職的一些傳媒機構，由於受到更大的來自政府的壓力和恐怖組織的威脅，轉嫁到他們身上，成為或多或少的政治審查或限制，輕的影響他們的專業滿足感，嚴重的減少晉升機會，甚或導致失去職位。這些因素，導致一些主流媒體記者轉到非主流媒體工作，經濟收益或因而降低。
換句話說，佔運之後，政治新聞採訪已經成為高風險行業，人身安全和事業前途都更缺乏保障，體力和心力須付出更多，學問、IQ和EQ等各方面的要求卻更高。然而，此時的香港社會，卻比任何時候更需要他們的專業投入和個人奉獻。這的確是艱難的年代裏的一個需要苦撐的局面。
記者協會的朋友要出版一本從新聞從業角度去記錄佔領運動的書，希望筆者寫序，但受限於自身既弱且狹的觸覺和視野，筆者恐怕沒有那個資格和能力，惟唇亡齒寒，對記者群體的處境，卻能夠有一些體會。「泉涸，魚相與處於陸，不相忘於江湖，則相呴以濕，相濡以沫。」如此把莊子的一句話倒過來說，於今也許更為合適。
二、安倍安保與北京錯誤解讀日本「買島」
上周六19日凌晨2時許，日本執政聯盟（自民黨、公明黨）及3個在野小黨聯合推動的《安保法案》通過了日本參議院，走完立法的最後一步。以日本民主黨為首的5個反對黨阻止無力，惟有寄望立法過程爭議帶來的反安倍民意，在下一次大選中推翻自民黨帶頭的執政聯盟，再把法律改寫一次。的確，儘管在參議院的最後投票，安倍的執政聯盟以148：90的大比數通過法案，但年來的多次民調，結果絕大多數都顯示反對法案的民眾佔一半以上，比贊成的高出一二十個百分點；故若民氣不散，自民黨下台非不可能，尤其如果「安倍經濟」無法令日本振興。
民氣散不散，見仁見智，但筆者不看好，因為日本人尤其年輕的，幾十年來已經養成「太乖」的國民性，對政府的各種政策容或有意見，但大多數人也是罵兩句就算；像這次引發出的示威抗議，偌大的東京都，只幾萬人參與（數字最高的一次是12萬），已經是破了八十年代以來的紀錄。更值得留意的，也許是知識分子特別是法律界的態度。
全日本這次有200多名憲法學者站出來反對安保法，認為安倍主導的對日本《和平憲法》第9條的新詮釋完全違憲；會員人數高達36000的日本律師公會亦發表了反對聲明。據此，一些示威團體表示會提出違憲訴訟。不過，日本的司法傳統裏，違憲訴訟的門檻很高，特別是對訴訟資格（standing to sue）的要求非常嚴格，不是違憲行為的直接受害者，幾乎都不能興違憲訴訟。明治大學的一位日本憲法學者甚至認為，若要就已然通過的兩條《安保法》採取法律行動，大概只有日本自衞隊的成員才有訴訟資格；而且，訴訟的贏面很低，因為一直以來日本最高法院在國安問題上一般都尊重行政系統的決定【註1】。
大局已定，米已成炊，安倍起碼是暫時改變了東亞軍事平衡，促進了美日聯防力量，同時引發新的一輪軍備競賽；中國在20日午前，即安倍《安保法案》通過之後不足12小時，即發射了新型的「長征6號」火箭，展示一舉把20枚衞星送上軌道的能力，無疑是向日本亮牌show hand。
然而，儘管日本國內大部分民眾反對，但在國際上，除了中、韓有強烈負面反應，不同程度表示支持新的《安保法》的國家，美國之外，還有不少歐盟和東協的成員國，一共40多個，包括越南、菲律賓、印度、馬來西亞、澳洲……很多都是二戰時的日本敵對國【註2】。越共總書記剛巧這幾天在日本訪問，聲言要全面深化兩國「維護亞洲和平的深層次廣領域戰略夥伴關係」，並簽訂了多項技術和戰略物資轉移協議，親日態度明確。此外，親中的俄羅斯對《安保法》的通過也沒有微言，反而於20日邀請日本外相到莫斯科商討北方四島和最終簽訂拖了70年的《日俄和約》問題。可以說，除了中、韓兩國，國際上對安倍《安保法》的態度是「冇問題，收貨」。
三、小不忍、亂大謀
日本這次通過了兩條有區域涵義甚或更廣泛影響的「戰爭法案」，而竟能在國際上立於不敗之地，原因之一固然是和該國70年來建立了良好的國際聲譽有關【註3】；然而，中國近年的若干外部做法不當，也是重要因素。安倍提出要重新詮釋日本憲法第9條的理由是：日本周邊形勢改變了，來自北韓和中國的軍事壓力遽然激增，不得不作非常的對應。有來自中國的強大壓力，近因是2012年中日之間關於釣魚島問題的衝突。
2009年，日本政黨輪替，親中韓的日本民主黨人鳩山由紀夫當首相，中日關係變得十分好，後來到了野田佳彥上台（還是民主黨），開始也不過是發生一些諸如參拜靖國神社之類的例牌小摩擦，卻不期然發生2012年日本政府「買島」事件——極右派攪局，中國對日方做法的性質研判錯誤，導致中日關係高度緊張。
大家記得，當時極右派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要籌款買起釣魚島列島的大部分；野田政府估計如果事成，極右派勢將借發展釣魚島挑起中日矛盾，於是決定由日本政府先發制人把島嶼買下，免生麻煩。怎料北京雷霆大發，絕對不能接受野田對日本政府「買島」之舉的善意解釋，派出兩艘艦艇直駛釣魚島，中日關係從此一落千丈。翌年，北京進一步宣布成立東海防空識別區，更把美國直接拉入更複雜的對抗關係裏。其實，釣魚島的實際控制權在日本手上（去年日本在島嶼上建了碼頭、燈塔，還掛了旗），中國一天未能取回的話，由日本哪一方面擁有，都沒有分別，因為就算是私人擁有，日本政府也一樣視之為日本領土。
但是，隨之而來的中日關係惡化及半軍事對峙，令日本國民對民主黨主理國家大事失去不少信心，自民黨於是乘勢捲土重來，安倍遂得以二度當政，施展他之前未得及的抱負，即所謂通過更改或重新解釋日本憲法中的第9條，重建武裝力量，讓國家「正常化」。
安倍這次重新解釋日本憲法第9條，早有不止一次的先例。1946年日本戰後新憲法實行之初，舉國上下對第9條的理解是非常理想主義的；國家採取和平主義，任何武裝力量，包括自衞性的，也不能擁有。可是，由於1950年發生韓戰，美國方面主動要求日本成立8000人的「警察予備隊」，實質上就是一支軍隊。當時日本百廢待興，東京方面非常不願意花資源重整軍備，但在美國壓力之下，不得不從命。韓戰打完之後，區域形勢依然緊張，「警察予備隊」不是解散而是升格，正式成為「日本自衞隊」。如今這支小而精的「準軍隊」已經成為區域中的最強大武裝力量之一【註4】。
因此，今年發生的事，可說是1954年發生的事的翻版加強本。有史而不知鑑，更而在日本「買島」事上小不忍而亂大謀，讓安倍找到機會進行「國家正常化」，乃是北京的過失也。當然，也許中國的鷹派和黨政軍工綜合體正是求之不得，不會認為是什麼過失；大家看昨天《環時》評論的口氣，不僅不在乎，還真有點高興。
練乙錚
註1：參考批評安倍《安保法》甚烈的明治大學法學教授Lawrence Repeta的論文Japan's Proposed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Will This Be the End of Article 9?The Asia-Pacific Journal, Vol. 13, Issue. 24, No. 3, June 22, 2015。在線閱讀：http://japanfocus.org/-Lawrence-Repeta/4335/article.html；以及Japan Times8月8日的報道文章http://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5/08/08/commentary/abes-security-laws-nothing-like-sex-marriage/#.Vf5ecvmqqkr。
註2：見《產經新聞》8月20日報道〈安保法案44カ国が支持 政府資料、欧米．アジア主要国が賛同〉：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50820/plt1508200003-n2.html，以及中文維基「日本和平安全法制」條：https://zh.wikipedia.org/wiki/日本和平安全法制#cite_note-sankei820page1-56。
註3：見《英文中國郵報》9月15日Frank Ching文章Japan Ahead In Popularity Contest：http://www.chinapost.com.tw/commentary/the-china-post/frank-ching/2015/09/16/445924/Japan-ahead.htm；此文19日在新加坡官報《海峽時報》轉載，與之平排的是一篇評論亞洲特別是南海勢力平衡的文章，矛頭直指中國；由此或可窺見新加坡政府的態度。
註4：美國國會法律圖書館撰寫的一篇文章深入論述了日本憲法面世以來第9條的解釋沿革，其中一部分詳細記述了日本自衞隊成立的背景：http://www.loc.gov/law/help/japan-constitution/japan-constitution-article9.pdf。
2015年9月21日
佔領運動轉眼一周年，發生過的事還歷歷在目。印象深刻的一個主要原因，當是記者日以繼夜在前線做了大量優質的現場採訪工作；所讀出的新聞、寫成的文字和拍下的影像，在在都成為香港開埠以來最曠日持久震撼人心的社會運動的永恒印記。於事實與歪曲、記憶與遺忘之間，記者起着真正的中流砥柱作用。
一、中流砥柱是記者
報道普通事件，記者的如實報道，會影響民眾作為旁觀者對事件的看法，但不會直接影響事件的進程；但是，如果事件是像佔運那樣的如歌似泣的大規模群眾運動，情況就不一樣。無論一個記者作業如何客觀平實，如教科書上說的當一隻既在地、又抽離的「鬼眼」，但是她的受眾當中，肯定不少人卻因為看了報道而無法抽離，不僅情緒上投入，身體也不期然要參與，走向現場。
也就是說，忠實報道大型社會運動的記者，同時會直接影響運動。佔運是群眾的，也是記者的。這就是為什麼社運所針對的政府及其背後的支持者或黑惡勢力，一般都對履行專業職責的記者有一種本能的討厭乃至仇恨，鎮壓群眾的大棒，於是會非常「意外」地打在記者身上。
佔運已經無可轉圜地把政治記者的工種變成一個特殊的高危行業。之前並不是那樣的，政治記者比較安全，風災火災雨災人禍一般都無關，不像跑突發；災害嚴重到學校停課、機關停運的時候，就放假。政治記者的傳統本事，在於看破官員政客的誇誇其談，掌握背後不為人知的實況，揭示政事發展的來龍去脈，困難在於，那些實況，正正是官員政客最不喜歡透露的。不過，佔運改變一切，工作除了這些困難，還有危險；在未來的日子裏，遇上政治大事，政治記者很可能還要面對槍林彈雨，要冒遭防暴警察的棍打得頭破血流，還要捱一些政治流氓的騷擾乃至鐵拳。
這不是唯一的改變。就算不是遇上高危的事件，平時的採訪活動也比以前辛苦，因為要跑的範圍，不再是小小的金鐘、中環、維園（以及近年多了去的西環、北京人民大會堂），而是逐漸遍及全香港。當「插紅旗」與「反赤化」的矛盾在社會的每一角落冒煙、燃燒，政治記者便得上山下鄉，早上爬般咸道的象牙塔，下午就要趕上水的車站市街。
採訪的對象也因而更多元化，從以前的官員、議員、政黨、個別學者，到現在那些名目繁多的政治和鄉里社團、學生和專業組織，甚至還包括黑社會、大商家、藝人、球員。工作內容，除了跑政府記招讀新聞稿查資料問看法這幾道板斧，還得真正去認識社會各階層群體裏湧現的新對象，與他們建立關係，研究他們的政治取態、利益所在和背後的力量網絡，等等。
與此同時，他們任職的一些傳媒機構，由於受到更大的來自政府的壓力和恐怖組織的威脅，轉嫁到他們身上，成為或多或少的政治審查或限制，輕的影響他們的專業滿足感，嚴重的減少晉升機會，甚或導致失去職位。這些因素，導致一些主流媒體記者轉到非主流媒體工作，經濟收益或因而降低。
換句話說，佔運之後，政治新聞採訪已經成為高風險行業，人身安全和事業前途都更缺乏保障，體力和心力須付出更多，學問、IQ和EQ等各方面的要求卻更高。然而，此時的香港社會，卻比任何時候更需要他們的專業投入和個人奉獻。這的確是艱難的年代裏的一個需要苦撐的局面。
記者協會的朋友要出版一本從新聞從業角度去記錄佔領運動的書，希望筆者寫序，但受限於自身既弱且狹的觸覺和視野，筆者恐怕沒有那個資格和能力，惟唇亡齒寒，對記者群體的處境，卻能夠有一些體會。「泉涸，魚相與處於陸，不相忘於江湖，則相呴以濕，相濡以沫。」如此把莊子的一句話倒過來說，於今也許更為合適。
二、安倍安保與北京錯誤解讀日本「買島」
上周六19日凌晨2時許，日本執政聯盟（自民黨、公明黨）及3個在野小黨聯合推動的《安保法案》通過了日本參議院，走完立法的最後一步。以日本民主黨為首的5個反對黨阻止無力，惟有寄望立法過程爭議帶來的反安倍民意，在下一次大選中推翻自民黨帶頭的執政聯盟，再把法律改寫一次。的確，儘管在參議院的最後投票，安倍的執政聯盟以148：90的大比數通過法案，但年來的多次民調，結果絕大多數都顯示反對法案的民眾佔一半以上，比贊成的高出一二十個百分點；故若民氣不散，自民黨下台非不可能，尤其如果「安倍經濟」無法令日本振興。
民氣散不散，見仁見智，但筆者不看好，因為日本人尤其年輕的，幾十年來已經養成「太乖」的國民性，對政府的各種政策容或有意見，但大多數人也是罵兩句就算；像這次引發出的示威抗議，偌大的東京都，只幾萬人參與（數字最高的一次是12萬），已經是破了八十年代以來的紀錄。更值得留意的，也許是知識分子特別是法律界的態度。
全日本這次有200多名憲法學者站出來反對安保法，認為安倍主導的對日本《和平憲法》第9條的新詮釋完全違憲；會員人數高達36000的日本律師公會亦發表了反對聲明。據此，一些示威團體表示會提出違憲訴訟。不過，日本的司法傳統裏，違憲訴訟的門檻很高，特別是對訴訟資格（standing to sue）的要求非常嚴格，不是違憲行為的直接受害者，幾乎都不能興違憲訴訟。明治大學的一位日本憲法學者甚至認為，若要就已然通過的兩條《安保法》採取法律行動，大概只有日本自衞隊的成員才有訴訟資格；而且，訴訟的贏面很低，因為一直以來日本最高法院在國安問題上一般都尊重行政系統的決定【註1】。
大局已定，米已成炊，安倍起碼是暫時改變了東亞軍事平衡，促進了美日聯防力量，同時引發新的一輪軍備競賽；中國在20日午前，即安倍《安保法案》通過之後不足12小時，即發射了新型的「長征6號」火箭，展示一舉把20枚衞星送上軌道的能力，無疑是向日本亮牌show hand。
然而，儘管日本國內大部分民眾反對，但在國際上，除了中、韓有強烈負面反應，不同程度表示支持新的《安保法》的國家，美國之外，還有不少歐盟和東協的成員國，一共40多個，包括越南、菲律賓、印度、馬來西亞、澳洲……很多都是二戰時的日本敵對國【註2】。越共總書記剛巧這幾天在日本訪問，聲言要全面深化兩國「維護亞洲和平的深層次廣領域戰略夥伴關係」，並簽訂了多項技術和戰略物資轉移協議，親日態度明確。此外，親中的俄羅斯對《安保法》的通過也沒有微言，反而於20日邀請日本外相到莫斯科商討北方四島和最終簽訂拖了70年的《日俄和約》問題。可以說，除了中、韓兩國，國際上對安倍《安保法》的態度是「冇問題，收貨」。
三、小不忍、亂大謀
日本這次通過了兩條有區域涵義甚或更廣泛影響的「戰爭法案」，而竟能在國際上立於不敗之地，原因之一固然是和該國70年來建立了良好的國際聲譽有關【註3】；然而，中國近年的若干外部做法不當，也是重要因素。安倍提出要重新詮釋日本憲法第9條的理由是：日本周邊形勢改變了，來自北韓和中國的軍事壓力遽然激增，不得不作非常的對應。有來自中國的強大壓力，近因是2012年中日之間關於釣魚島問題的衝突。
2009年，日本政黨輪替，親中韓的日本民主黨人鳩山由紀夫當首相，中日關係變得十分好，後來到了野田佳彥上台（還是民主黨），開始也不過是發生一些諸如參拜靖國神社之類的例牌小摩擦，卻不期然發生2012年日本政府「買島」事件——極右派攪局，中國對日方做法的性質研判錯誤，導致中日關係高度緊張。
大家記得，當時極右派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要籌款買起釣魚島列島的大部分；野田政府估計如果事成，極右派勢將借發展釣魚島挑起中日矛盾，於是決定由日本政府先發制人把島嶼買下，免生麻煩。怎料北京雷霆大發，絕對不能接受野田對日本政府「買島」之舉的善意解釋，派出兩艘艦艇直駛釣魚島，中日關係從此一落千丈。翌年，北京進一步宣布成立東海防空識別區，更把美國直接拉入更複雜的對抗關係裏。其實，釣魚島的實際控制權在日本手上（去年日本在島嶼上建了碼頭、燈塔，還掛了旗），中國一天未能取回的話，由日本哪一方面擁有，都沒有分別，因為就算是私人擁有，日本政府也一樣視之為日本領土。
但是，隨之而來的中日關係惡化及半軍事對峙，令日本國民對民主黨主理國家大事失去不少信心，自民黨於是乘勢捲土重來，安倍遂得以二度當政，施展他之前未得及的抱負，即所謂通過更改或重新解釋日本憲法中的第9條，重建武裝力量，讓國家「正常化」。
安倍這次重新解釋日本憲法第9條，早有不止一次的先例。1946年日本戰後新憲法實行之初，舉國上下對第9條的理解是非常理想主義的；國家採取和平主義，任何武裝力量，包括自衞性的，也不能擁有。可是，由於1950年發生韓戰，美國方面主動要求日本成立8000人的「警察予備隊」，實質上就是一支軍隊。當時日本百廢待興，東京方面非常不願意花資源重整軍備，但在美國壓力之下，不得不從命。韓戰打完之後，區域形勢依然緊張，「警察予備隊」不是解散而是升格，正式成為「日本自衞隊」。如今這支小而精的「準軍隊」已經成為區域中的最強大武裝力量之一【註4】。
因此，今年發生的事，可說是1954年發生的事的翻版加強本。有史而不知鑑，更而在日本「買島」事上小不忍而亂大謀，讓安倍找到機會進行「國家正常化」，乃是北京的過失也。當然，也許中國的鷹派和黨政軍工綜合體正是求之不得，不會認為是什麼過失；大家看昨天《環時》評論的口氣，不僅不在乎，還真有點高興。
練乙錚
註1：參考批評安倍《安保法》甚烈的明治大學法學教授Lawrence Repeta的論文Japan's Proposed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Will This Be the End of Article 9?The Asia-Pacific Journal, Vol. 13, Issue. 24, No. 3, June 22, 2015。在線閱讀：http://japanfocus.org/-Lawrence-Repeta/4335/article.html；以及Japan Times8月8日的報道文章http://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5/08/08/commentary/abes-security-laws-nothing-like-sex-marriage/#.Vf5ecvmqqkr。
註2：見《產經新聞》8月20日報道〈安保法案44カ国が支持 政府資料、欧米．アジア主要国が賛同〉：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50820/plt1508200003-n2.html，以及中文維基「日本和平安全法制」條：https://zh.wikipedia.org/wiki/日本和平安全法制#cite_note-sankei820page1-56。
註3：見《英文中國郵報》9月15日Frank Ching文章Japan Ahead In Popularity Contest：http://www.chinapost.com.tw/commentary/the-china-post/frank-ching/2015/09/16/445924/Japan-ahead.htm；此文19日在新加坡官報《海峽時報》轉載，與之平排的是一篇評論亞洲特別是南海勢力平衡的文章，矛頭直指中國；由此或可窺見新加坡政府的態度。
註4：美國國會法律圖書館撰寫的一篇文章深入論述了日本憲法面世以來第9條的解釋沿革，其中一部分詳細記述了日本自衞隊成立的背景：http://www.loc.gov/law/help/japan-constitution/japan-constitution-article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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