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628- 報導者：林夏如──守望香港價值，與年輕人同行
報導者：林夏如──守望香港價值，與年輕人同行
2017/6/28
文字 李雪莉
攝影 余志偉 陳朗熹
文字整理 陳潔
林夏如14歲從台灣到美國，當了留學生，哈佛畢業後在華爾街工作一年，24歲時她隻身到香港打拼；在這裡她成了投資銀行界最年輕的亞洲合夥人，是阿里巴巴、新浪先期的重要投資者，目前任教於香港與美國的大學。
原本只想在香港工作、當個過客的她，卻意外在香港生活了25年。
她有豐富的國際經驗。在投資銀行時期，她經歷香港1997年回歸前後十多年，見著港人摩拳擦掌進攻大中國的壯志，目睹2003年因《更緊密經貿關係》（CEPA）香港一味的中國熱；近年她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更強烈感受到這塊土地快速的大陸化，年輕人一輩子供不起房而有著滿腹悲憤。她說只有了解這些，才能理解「港獨」興起背後的心理與社會因素。
48歲的她在訪談中多次強調：「我是台灣人，我也是香港人！」她在這成家、立業、養育3位女兒，她說了一口流利的粵語，透過語言和香港的愛戀，她在訪談裡揭開許多不為一般人理解的香港：那種不許插隊的守法、市井小民仍保有的家族生活傳統，而香港不只有中環文化。
香港給了林夏如各種見識和養分。她分析香港25年來被侵蝕的3個面向，以及仍保有的3大優勢。究竟，那個曾經的香港夢，還有多少？
以下為林夏如接受《報導者》專訪內容，以第一人稱表述：
我在台北出生，住過紐約、波士頓、馬德里、東京，在紐約華爾街的摩根史丹利工作兩年多後，在1992年的3月，我24歲那一年飄洋過海，搬到了香港。這一住就25年，是我一輩子住最久的地方。在我不到50年的人生，香港佔據了一半。
其實香港並不是外頭人想像的只有中環。如果到新界的圍村，還是很多大家庭住在一起，我以前在餐館打過工，有個好朋友家是在沙田賣臘腸的，她有7個兄弟姊妹，她們三代、十幾個人住在一起，沒有人在中環工作，而且香港人的文化是家庭優先。過去英國人並沒給香港人很多福利，跟我們以前在國民黨統治之下是一樣的，看醫生要包紅包，所以家裡不照顧你就沒有人會照顧你的。香港人有濃厚的家庭味，讓你在禮拜天很難約人吃飯，他們一定是跟家裡吃飯的。
我在買房子後發生一件事，讓我更認同香港。有次我新買的房子漏水，漏水一般在其他國家都是很難搞定的，樓上漏下來，我就天天寫單子給樓上屋主說，「我們做好鄰居吧，你家漏水，但你理都不理我」。香港同事跟我說，「妳得打電話給政府」。那時我覺得這是開玩笑，政府有什麼用？
後來事情難解，我只好打電話給政府，屋宇署第二天就來看，看了之後，屋宇署連同食物環境衞生署居然前後來了18次，測試後正式判斷是樓上漏水造成的，我於是提告了鄰居，這事情就被解決了。對一個20幾歲，買了一個房子的年輕人，如果因為漏水倒霉，那可是我一輩子的積蓄。居然，法律追著這事情就解決了，是非常法治的地方。現在你去等計程車，你站在有黃線的地方是誰也不停，死也不停，你拿著1,000塊港幣在那邊搖，也沒人會停，這是很特別的。
這是香港人覺得他們跟大陸人很不一樣的。只要看到插隊的、看到黃線在招計程車的，他們就覺得一定是大陸人，而且猜的幾乎都是對的 。
你想，家庭向心力強的地方，應該很容易利己或貪污？但是香港卻不是一個中國人的社會，因為貪污在這裡幾乎沒有。其實香港人的法治精神，也不一直都這麼好的，香港的精神就是她可以一直變，越變越好。你看1970年代在有廉政公署之前，它是多麼腐敗的地方，所有警察就像電影 《歲月神偷》 裡的英國警察，從上貪到下。但香港能夠一直改進，這是重點，而法治的精神，如同任何價值觀念都一樣，是很難隨便複製的。關鍵在它這個社會有沒有在改進？還是在墮落之中？
20年來，香港被侵蝕的面向
很多人說，台北人都是外來的，但我就是個台北人，是世代的艋舺人。但是香港真的是個移民社會，很少世世代代的香港人。近幾年我住新界西貢，開始認識了老香港人，就是新界的客家人。但大部分的香港人是大陸陸陸續續過來的，1974年前沒什麼限制，之後也不難，在 「抵壘政策」下，只要有辦法偷渡到香港並抵達市區，就變成香港人了。那為什麼現在這座移民城市變得這麼反移民？我想是因為以前的移民都要接受香港獨特的價值跟文化，現在是新移民——無論菁英或基層——來改變香港的價值跟文化。對香港人來說是不太能接受的。
我自己觀察，97後，香港的確有些不一樣，而其中有幾個重大的改變。
侵蝕一，香港漸漸被「大陸化」（mainlandization）。大陸化有好幾方面，有移民的、經濟政策的、有透過資金的。
移民上，每天透過單程證過來的大陸人是150位，20年過去了，已有90萬大陸人過來，佔香港人八分之一，而且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女性配偶為主，很多沒有工作能力，住在像天水圍這些地方，被本來也是移民的香港人所鄙視。好比西藏，大陸用人數來壓過，很多香港人覺得2047之前可能大陸人就會比香港人多了。那麼也改變了香港的文化與價值。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大陸化」。
經濟政策上，2003年的特首董建華因為SARS經濟不好，跟大陸商談要了CEPA，開放觀光客和其他經濟政策，但結果就像台灣之前不停去跟大陸要東西一樣，香港一面倒的傾向，就是，「有事就找老闆（中共）」。如果找老闆能讓大陸復甦香港經濟當然很好，但也要看到前頭的難處，像大陸經濟也面臨瓶頸，發生很多很多的問題，一路上都有困難，那這些困難香港是否要全盤接受？不一定。
香港的改變可從香港上市公司中有半數是大陸控權企業這一事實反映出來。過去殖民時代，香港最大及最重要的公司都是英國集團，現在香港證交所的上市公司中一半是大陸股權的控權公司，不但如此，其他香港大企業也大部分在大陸有資產。所以從香港人的角度看，北京首先從金融來控制香港。
侵蝕二，貧富差距加劇，香港年輕人感覺不到希望。
香港是所有最發達經濟型態的個體裡，貧富最懸殊的，跟紐約、華盛頓DC不相上下， 吉尼指數和大陸差不多。
我開始教書以後發現，香港學生越來越辛苦。剛開始教書時，滿多研究生說30歲以前要結婚生小孩買房子，但是這一、兩年，沒一個學生敢想像未來。一個在機場附近的小房子，也要大概5百萬、1千萬港幣吧，小到廁所跟廚房是同一個地方。
最近有一個學生要結婚，他已經考上律師，進了很好的律師行，太太也有工作，他們每個週末看一棟，基本條件就是半個鐘頭之內能到一個地鐵站，是到地鐵站，不是在地鐵旁喔。看了一年以後他說沒有一棟買得起，他說沒有辦法，決定租房子。
97年之前，我覺得香港明天會更好，每個人都覺得明天會更好，現在就是有錢人跟沒有錢的人兩個社會，這跟美國很相近。香港的貧富懸殊吉尼係數0.539，台灣才0.338，還是差很多的，你看台灣都已經感覺到那股怨氣。香港是在更小的地方，感覺更激烈。未來的香港，能夠好好過日子，好好的培養下一代嗎？我覺得這個是很難的。
侵蝕三，實用主義變成物質主義、專業主義被關係主義侵蝕
其實香港的文化最受侵蝕，雖然他本來就是實用、務實的文化，但自從大陸帶來強大的物質主義，用錢來把人砸死，卻沒帶來什麼文化的或價值的優勢，香港慢慢接觸這樣的新文化後，很多規矩都變了。
現在香港就變成更是向錢看，你的房子多大、車子多好評斷一個人的價值，這是非常非常有侵蝕性的。這個結果也慢慢侵蝕香港人的專業化，以前討論的是專業和卓越，現在主要是討論你認識誰？你有什麼關係？不是這個人是最好的而聘請了他，而是在內地認識誰誰誰，有辦法拉到這個生意。這是公平競爭機制的破壞，會越來越侵蝕年輕人的動力。
早期到香港的外來人即使沒權勢，也因強大的法治精神，讓人才感到清楚遊戲規則，但是慢慢地，社會開始考慮走後門，思路不同了，這是思維的侵蝕。
香港的優勢與彈性
香港當然仍有三個重要的優勢，香港還算保持著。
法新社。香港專題。
香港要讓年輕人感到希望 。（AFP Photo／PHILIPPE LOPEZ）
優勢一，香港是一個低利率、低管制的城市。低管制是什麼呢？就是沒有遺產稅，沒有增值稅，幾乎應該有的稅都沒有，只有所得稅。所以香港的稅收只要不改變，大陸的有錢人、全世界的有錢人、東南亞需要在大陸做生意的，都會在香港落腳。
優勢二，香港一直有健全的法治，採用普通法又有獨立的司法。香港跟台灣不同，他是「普通法」（Common Law），跟倫敦紐約一樣，只要繼續不受干擾，它會繼續做金融中心。台北為什麼做不了金融中心？因為大陸法的國家像台灣和德國，只要沒有規定就是不能做。香港不是。而大陸有好幾個這種自由貿易區或金融區，但大陸的基本條件還要很久才能趕上，
優勢三，法治裡面要提出一個很重要的一點是財產法在香港是非常非常受保護的。就算有人三更半夜被綁架了，我的房子還是我的，就算我被判罪了，我被抓到大陸了，我在香港那一棟房子那還是我的，這是受保護的。
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侵蝕香港的三項優勢：低稅率、金融中心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獨立、財產保障，三個制度只要不改變，對大陸人來說還是很不同的。香港每天的現金流動量大到你不可思議的，不管是銀行或馬會的賭注，香港的金融中心還會持續很久，只是做得更好還是更不好。
香港要讓年輕人感到希望
從1997年到2008年京奧這段時間，香港人的認同都是往前走兩步，往後退一步，其實還是越來越靠近中國。但是2008年之後卻跟中國疏離，尤其是在回歸之後出生、沒有受過英國殖民教育的年輕人反而是最覺得自己不是中國人，為什麼呢？因為2008年之後，大陸的政局看起來要開放是越來越遙遠，不但如此，到了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後，民間力量的空間越來越小，然後媒體、學校還有社會的輿論自由越來越被控制，加上政治的一些控制包括反貪污等等，都是讓中共中央更加集權。
自由是很重要的。你看台灣過去30年來很大的問題，我在《台灣的中國兩難》一書裡有提到，台灣因為認同的爭執，讓所有的政策都淪於一談：就是你只要認同台灣人，就必須戒急用忍這一類，把認同跟政策面共為一談。但現在時間久了，台灣比較成熟了，可以把認同與政策分開。
但香港跟台灣剛好相反。過去香港一向都是把認同與政策分開的，例如，香港去大陸做生意，不表示自己是大陸人，所以香港人一直覺得台灣人不太理性，然後我們看香港則覺得不可思議，這麼理性去跟大陸人、日本人做生意。
但是現在的香港年輕人卻說：「我就是不去大陸工作，我就是不說普通話，我就是要港獨」，這些你聽起來就是不可思議，和台灣人走著相反的路，反而是台灣人現在說，「好，我可以去那裡工作，我們要怎麼樣跟大陸繼續走，然後我們還是要繼續民主」。
香港人現在變得不要被大陸同化。兩邊最大的差別在於香港沒有民主的機制，不像台灣有基礎跟制度，香港年輕人沒有地方去表達他的意見，不覺得有人在聽他們說的話，他只好很極端地讓你知道，「我反對國民教育、要普選、支持港獨、我不去大陸工作、我不說普通話」。年輕人要讓香港政府官員知道：「我這個不做那個不做，全部都是因為我要告訴你我是香港人」，香港人的意思就是「我吃魚蛋、我講廣東話、我愛香港，我要支持街坊鋪頭」。
香港新特首林鄭月娥最近接受大陸官媒採訪時說，一上任就要培養幼稚園小朋友的中國人認同，這其實非常沒有必要，只會引發社會更強烈反感。身份認同是勉強不來也壓制不住的。
你如果去看一些民間調查，雖然大家對香港價值是什麼還沒有很清晰的共識，但老一輩覺得香港最珍貴的是法治，《基本法》當初就是要保護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年輕人則覺得香港的定位是民主的追求，他們注重的是普選。但是這很奧妙，香港沒有很深厚的民主的基礎，但年輕人現在最渴望的就是民主。
香港的年輕人已不相信政治人物了，他就覺得「我要港獨」，但去問支持港獨的大部分年輕人，覺得是可實行的嗎？大部分人都覺得不可能，但卻堅持著，就像香港的電影《十年》裡的故事，年輕人要極端，到受到注意，希望自己的聲音被聽到。但是香港沒有地方讓你去說話，沒有地方讓你去覺得被聽到。
所以香港的下一步，還是要靠香港的政府跟北京做出一套好的機制，能夠吸納年輕人的聲音，如果他們的意見被聽到，我覺得香港人還是有希望的。
25年前，香港是個讓人清晰覺得，人有無窮可能的地方，應該把這樣的香港精神找回來，支持香港的年輕人，讓他們能繼續在這裡，走人生的下一步。
林夏如
2017/6/28
文字 李雪莉
攝影 余志偉 陳朗熹
文字整理 陳潔
林夏如14歲從台灣到美國，當了留學生，哈佛畢業後在華爾街工作一年，24歲時她隻身到香港打拼；在這裡她成了投資銀行界最年輕的亞洲合夥人，是阿里巴巴、新浪先期的重要投資者，目前任教於香港與美國的大學。
原本只想在香港工作、當個過客的她，卻意外在香港生活了25年。
她有豐富的國際經驗。在投資銀行時期，她經歷香港1997年回歸前後十多年，見著港人摩拳擦掌進攻大中國的壯志，目睹2003年因《更緊密經貿關係》（CEPA）香港一味的中國熱；近年她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更強烈感受到這塊土地快速的大陸化，年輕人一輩子供不起房而有著滿腹悲憤。她說只有了解這些，才能理解「港獨」興起背後的心理與社會因素。
48歲的她在訪談中多次強調：「我是台灣人，我也是香港人！」她在這成家、立業、養育3位女兒，她說了一口流利的粵語，透過語言和香港的愛戀，她在訪談裡揭開許多不為一般人理解的香港：那種不許插隊的守法、市井小民仍保有的家族生活傳統，而香港不只有中環文化。
香港給了林夏如各種見識和養分。她分析香港25年來被侵蝕的3個面向，以及仍保有的3大優勢。究竟，那個曾經的香港夢，還有多少？
以下為林夏如接受《報導者》專訪內容，以第一人稱表述：
我在台北出生，住過紐約、波士頓、馬德里、東京，在紐約華爾街的摩根史丹利工作兩年多後，在1992年的3月，我24歲那一年飄洋過海，搬到了香港。這一住就25年，是我一輩子住最久的地方。在我不到50年的人生，香港佔據了一半。
其實香港並不是外頭人想像的只有中環。如果到新界的圍村，還是很多大家庭住在一起，我以前在餐館打過工，有個好朋友家是在沙田賣臘腸的，她有7個兄弟姊妹，她們三代、十幾個人住在一起，沒有人在中環工作，而且香港人的文化是家庭優先。過去英國人並沒給香港人很多福利，跟我們以前在國民黨統治之下是一樣的，看醫生要包紅包，所以家裡不照顧你就沒有人會照顧你的。香港人有濃厚的家庭味，讓你在禮拜天很難約人吃飯，他們一定是跟家裡吃飯的。
我在買房子後發生一件事，讓我更認同香港。有次我新買的房子漏水，漏水一般在其他國家都是很難搞定的，樓上漏下來，我就天天寫單子給樓上屋主說，「我們做好鄰居吧，你家漏水，但你理都不理我」。香港同事跟我說，「妳得打電話給政府」。那時我覺得這是開玩笑，政府有什麼用？
後來事情難解，我只好打電話給政府，屋宇署第二天就來看，看了之後，屋宇署連同食物環境衞生署居然前後來了18次，測試後正式判斷是樓上漏水造成的，我於是提告了鄰居，這事情就被解決了。對一個20幾歲，買了一個房子的年輕人，如果因為漏水倒霉，那可是我一輩子的積蓄。居然，法律追著這事情就解決了，是非常法治的地方。現在你去等計程車，你站在有黃線的地方是誰也不停，死也不停，你拿著1,000塊港幣在那邊搖，也沒人會停，這是很特別的。
這是香港人覺得他們跟大陸人很不一樣的。只要看到插隊的、看到黃線在招計程車的，他們就覺得一定是大陸人，而且猜的幾乎都是對的 。
你想，家庭向心力強的地方，應該很容易利己或貪污？但是香港卻不是一個中國人的社會，因為貪污在這裡幾乎沒有。其實香港人的法治精神，也不一直都這麼好的，香港的精神就是她可以一直變，越變越好。你看1970年代在有廉政公署之前，它是多麼腐敗的地方，所有警察就像電影 《歲月神偷》 裡的英國警察，從上貪到下。但香港能夠一直改進，這是重點，而法治的精神，如同任何價值觀念都一樣，是很難隨便複製的。關鍵在它這個社會有沒有在改進？還是在墮落之中？
20年來，香港被侵蝕的面向
很多人說，台北人都是外來的，但我就是個台北人，是世代的艋舺人。但是香港真的是個移民社會，很少世世代代的香港人。近幾年我住新界西貢，開始認識了老香港人，就是新界的客家人。但大部分的香港人是大陸陸陸續續過來的，1974年前沒什麼限制，之後也不難，在 「抵壘政策」下，只要有辦法偷渡到香港並抵達市區，就變成香港人了。那為什麼現在這座移民城市變得這麼反移民？我想是因為以前的移民都要接受香港獨特的價值跟文化，現在是新移民——無論菁英或基層——來改變香港的價值跟文化。對香港人來說是不太能接受的。
我自己觀察，97後，香港的確有些不一樣，而其中有幾個重大的改變。
侵蝕一，香港漸漸被「大陸化」（mainlandization）。大陸化有好幾方面，有移民的、經濟政策的、有透過資金的。
移民上，每天透過單程證過來的大陸人是150位，20年過去了，已有90萬大陸人過來，佔香港人八分之一，而且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女性配偶為主，很多沒有工作能力，住在像天水圍這些地方，被本來也是移民的香港人所鄙視。好比西藏，大陸用人數來壓過，很多香港人覺得2047之前可能大陸人就會比香港人多了。那麼也改變了香港的文化與價值。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大陸化」。
經濟政策上，2003年的特首董建華因為SARS經濟不好，跟大陸商談要了CEPA，開放觀光客和其他經濟政策，但結果就像台灣之前不停去跟大陸要東西一樣，香港一面倒的傾向，就是，「有事就找老闆（中共）」。如果找老闆能讓大陸復甦香港經濟當然很好，但也要看到前頭的難處，像大陸經濟也面臨瓶頸，發生很多很多的問題，一路上都有困難，那這些困難香港是否要全盤接受？不一定。
香港的改變可從香港上市公司中有半數是大陸控權企業這一事實反映出來。過去殖民時代，香港最大及最重要的公司都是英國集團，現在香港證交所的上市公司中一半是大陸股權的控權公司，不但如此，其他香港大企業也大部分在大陸有資產。所以從香港人的角度看，北京首先從金融來控制香港。
侵蝕二，貧富差距加劇，香港年輕人感覺不到希望。
香港是所有最發達經濟型態的個體裡，貧富最懸殊的，跟紐約、華盛頓DC不相上下， 吉尼指數和大陸差不多。
我開始教書以後發現，香港學生越來越辛苦。剛開始教書時，滿多研究生說30歲以前要結婚生小孩買房子，但是這一、兩年，沒一個學生敢想像未來。一個在機場附近的小房子，也要大概5百萬、1千萬港幣吧，小到廁所跟廚房是同一個地方。
最近有一個學生要結婚，他已經考上律師，進了很好的律師行，太太也有工作，他們每個週末看一棟，基本條件就是半個鐘頭之內能到一個地鐵站，是到地鐵站，不是在地鐵旁喔。看了一年以後他說沒有一棟買得起，他說沒有辦法，決定租房子。
97年之前，我覺得香港明天會更好，每個人都覺得明天會更好，現在就是有錢人跟沒有錢的人兩個社會，這跟美國很相近。香港的貧富懸殊吉尼係數0.539，台灣才0.338，還是差很多的，你看台灣都已經感覺到那股怨氣。香港是在更小的地方，感覺更激烈。未來的香港，能夠好好過日子，好好的培養下一代嗎？我覺得這個是很難的。
侵蝕三，實用主義變成物質主義、專業主義被關係主義侵蝕
其實香港的文化最受侵蝕，雖然他本來就是實用、務實的文化，但自從大陸帶來強大的物質主義，用錢來把人砸死，卻沒帶來什麼文化的或價值的優勢，香港慢慢接觸這樣的新文化後，很多規矩都變了。
現在香港就變成更是向錢看，你的房子多大、車子多好評斷一個人的價值，這是非常非常有侵蝕性的。這個結果也慢慢侵蝕香港人的專業化，以前討論的是專業和卓越，現在主要是討論你認識誰？你有什麼關係？不是這個人是最好的而聘請了他，而是在內地認識誰誰誰，有辦法拉到這個生意。這是公平競爭機制的破壞，會越來越侵蝕年輕人的動力。
早期到香港的外來人即使沒權勢，也因強大的法治精神，讓人才感到清楚遊戲規則，但是慢慢地，社會開始考慮走後門，思路不同了，這是思維的侵蝕。
香港的優勢與彈性
香港當然仍有三個重要的優勢，香港還算保持著。
法新社。香港專題。
香港要讓年輕人感到希望 。（AFP Photo／PHILIPPE LOPEZ）
優勢一，香港是一個低利率、低管制的城市。低管制是什麼呢？就是沒有遺產稅，沒有增值稅，幾乎應該有的稅都沒有，只有所得稅。所以香港的稅收只要不改變，大陸的有錢人、全世界的有錢人、東南亞需要在大陸做生意的，都會在香港落腳。
優勢二，香港一直有健全的法治，採用普通法又有獨立的司法。香港跟台灣不同，他是「普通法」（Common Law），跟倫敦紐約一樣，只要繼續不受干擾，它會繼續做金融中心。台北為什麼做不了金融中心？因為大陸法的國家像台灣和德國，只要沒有規定就是不能做。香港不是。而大陸有好幾個這種自由貿易區或金融區，但大陸的基本條件還要很久才能趕上，
優勢三，法治裡面要提出一個很重要的一點是財產法在香港是非常非常受保護的。就算有人三更半夜被綁架了，我的房子還是我的，就算我被判罪了，我被抓到大陸了，我在香港那一棟房子那還是我的，這是受保護的。
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侵蝕香港的三項優勢：低稅率、金融中心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獨立、財產保障，三個制度只要不改變，對大陸人來說還是很不同的。香港每天的現金流動量大到你不可思議的，不管是銀行或馬會的賭注，香港的金融中心還會持續很久，只是做得更好還是更不好。
香港要讓年輕人感到希望
從1997年到2008年京奧這段時間，香港人的認同都是往前走兩步，往後退一步，其實還是越來越靠近中國。但是2008年之後卻跟中國疏離，尤其是在回歸之後出生、沒有受過英國殖民教育的年輕人反而是最覺得自己不是中國人，為什麼呢？因為2008年之後，大陸的政局看起來要開放是越來越遙遠，不但如此，到了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後，民間力量的空間越來越小，然後媒體、學校還有社會的輿論自由越來越被控制，加上政治的一些控制包括反貪污等等，都是讓中共中央更加集權。
自由是很重要的。你看台灣過去30年來很大的問題，我在《台灣的中國兩難》一書裡有提到，台灣因為認同的爭執，讓所有的政策都淪於一談：就是你只要認同台灣人，就必須戒急用忍這一類，把認同跟政策面共為一談。但現在時間久了，台灣比較成熟了，可以把認同與政策分開。
但香港跟台灣剛好相反。過去香港一向都是把認同與政策分開的，例如，香港去大陸做生意，不表示自己是大陸人，所以香港人一直覺得台灣人不太理性，然後我們看香港則覺得不可思議，這麼理性去跟大陸人、日本人做生意。
但是現在的香港年輕人卻說：「我就是不去大陸工作，我就是不說普通話，我就是要港獨」，這些你聽起來就是不可思議，和台灣人走著相反的路，反而是台灣人現在說，「好，我可以去那裡工作，我們要怎麼樣跟大陸繼續走，然後我們還是要繼續民主」。
香港人現在變得不要被大陸同化。兩邊最大的差別在於香港沒有民主的機制，不像台灣有基礎跟制度，香港年輕人沒有地方去表達他的意見，不覺得有人在聽他們說的話，他只好很極端地讓你知道，「我反對國民教育、要普選、支持港獨、我不去大陸工作、我不說普通話」。年輕人要讓香港政府官員知道：「我這個不做那個不做，全部都是因為我要告訴你我是香港人」，香港人的意思就是「我吃魚蛋、我講廣東話、我愛香港，我要支持街坊鋪頭」。
香港新特首林鄭月娥最近接受大陸官媒採訪時說，一上任就要培養幼稚園小朋友的中國人認同，這其實非常沒有必要，只會引發社會更強烈反感。身份認同是勉強不來也壓制不住的。
你如果去看一些民間調查，雖然大家對香港價值是什麼還沒有很清晰的共識，但老一輩覺得香港最珍貴的是法治，《基本法》當初就是要保護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年輕人則覺得香港的定位是民主的追求，他們注重的是普選。但是這很奧妙，香港沒有很深厚的民主的基礎，但年輕人現在最渴望的就是民主。
香港的年輕人已不相信政治人物了，他就覺得「我要港獨」，但去問支持港獨的大部分年輕人，覺得是可實行的嗎？大部分人都覺得不可能，但卻堅持著，就像香港的電影《十年》裡的故事，年輕人要極端，到受到注意，希望自己的聲音被聽到。但是香港沒有地方讓你去說話，沒有地方讓你去覺得被聽到。
所以香港的下一步，還是要靠香港的政府跟北京做出一套好的機制，能夠吸納年輕人的聲音，如果他們的意見被聽到，我覺得香港人還是有希望的。
25年前，香港是個讓人清晰覺得，人有無窮可能的地方，應該把這樣的香港精神找回來，支持香港的年輕人，讓他們能繼續在這裡，走人生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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