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22-在街上，有人給她擁抱，有人會哭，印尼記者Veby：我覺得很奇妙
在街上，有人給她擁抱，有人會哭，印尼記者Veby：我覺得很奇妙
2019年12月22日
【明報專訊】「有些朋友邀請我出席聖誕派對，這是我現在最不想做的事。」印尼語媒體SUARA記者Veby Mega Indah自9月29日在灣仔行人天橋上採訪示威期間右眼中彈失明，至今已接近3個月，她周二（12月17日）受訪時說患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我的朋友覺得困惑，因為他們不知道我有PTSD，會說你有什麼問題？為什麼不想外出，去些正常社交活動？」
「我一定要回復正常，不能永遠都這樣，要回復以前的生活，這是為了我自己。」她數算着自己克服了什麼、還懼怕什麼：受傷兩個月後，有次到超級市場買東西，朋友拍拍她的肩，讓她差點陷入驚恐；之前無法走入人群，也對任何行人天橋都產生恐懼，現在朋友陪她走得多了，只剩下出事的天橋不敢去，也不再怕人群；只見到警察在她樓下出現，便整個人無法動彈。
但近日投訴警察課來信要求她周一（12月16日）到灣仔警署落第二次口供，律師回信拒絕，並告知監警會人員可上律師樓聽取口供，監警會堅持稱為了其人員、監察員、翻譯員等人的安全，這項程序必須在警署進行，然而律師回信指監警會早前已因另一宗投訴派員上過同一間律師樓。「我周一全日都有時間，就坐在律師樓一間房內等他們」，結果是再度收信，指她缺席監警會指定的會面。律師隨後將會面約在周三、周四，都不見監警會人員現身，直到周五辦公時間過去，Veby提出在律師樓會面的邀約已六度被拒。Veby說：「這令人很沮喪，我不斷問律師，為什麼他們堅持要我去警署？我願意在這裏（律師樓）落口供，抱歉我無法到警署去，因為我做不到，見到警察我都會呆住（frozen），一些畫面會在腦內湧現。他們想我到警署，在那裏四周都是警員，我覺得我做不到，我不知道自己會怎樣，我真的做不到。」
「有武器的是他們，不是我」
她不明白為何自己要被當成疑犯一般，「中槍的是我，不是監警會人員，但他們寧願要我冒安全風險去警署也不過來。有武器的是他們，不是我」，「這該是很清楚的一單案，如果對方不是警察，是其他人的話，過程應該會很快，但現在連我無法到警署都要說明理由，這對我來說很可怕」。聽她一項項地數心內的checklist，天橋未克服、人群克服了……我問，三個月來復元的過程對你來說是不是十分緩慢？她說警方處理手法令事情不確定，復元亦更難。「射中我的警員還在外頭如常執行任務，他們甚至沒有證實那人已停職。」
Veby自6月報道香港這場社會運動，回想起來，當初只為一張頭版大相。「因為這是一件大事，不論是什麼人，每一個人都會受影響。」6月12日她去到已施放催淚彈的新聞現場，「原本打算拍些破傘，突然就被困住了」，警方邊向示威者推進邊放催淚彈，她拍攝過程，卻被「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察」問她的資料，「當我見到他們開始變得瘋狂時，然後拍攝，他們發現後對我吼叫、將電筒射向我，我說『Press! Press! Press!』以為可制止他們，對他們有點用，卻被噴胡椒噴霧。」看警察繼續追着示威者，她意識到這是比2014年佔領運動「更大的事」。
Veby說她工作的媒體讀者是印傭和印尼華人社群。自運動爆發之後，從印尼來港工作的家傭有很多不解，「他們會說很基本的廣東話，發音不太好，不會閱讀中文，很多也不懂得說英語」，報館收到很多問題，「有些人問僱主說我的月薪會因示威減到3000港元；又有人問是不是會因此停請外地家傭？更甚是只問些簡單的問題，下次示威在哪裏？遇到催淚彈怎麼辦？他們很多來自偏遠村莊，突然發現被許多人圍住，不懂得怎麼辦」。
在銅鑼灣流水集會現場，她見過一些印傭在哭，「我意識到我有必要去報道這些事，要報道出真相，說出正在發生什麼事、警察說了什麼、示威者又說了什麼，然後由你自己去做決定」。她同時撰寫長篇專題報道，訪問前線、被黑社會毆打的人，作為專業記者，她亦沒忘記報道要平衡、要保護受訪者身分。
「我不想成為故事的焦點」
「我做記者有13年了，如何報道衝突，我是受過訓練的，知道要怎麼做。我不會只翻譯新聞，因此人們可以決定自己想要什麼、要做什麼。」Veby是個會散發光彩的人，這天她站在我面前，才發現她個子挺高，如果記者有幾種模樣，這天她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與受訪者碰面時會胸有成竹伸手去握的那種。
出事後，她試過在街上被人認出，走近她，然後給她一個擁抱，說我會支持你。「我最初感到有點怕，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我不是什麼名人，你也是記者，都會明白我們不想成為故事的焦點。當他們擁抱我時，我很驚訝，有些人甚至說，我有什麼幫得上忙嗎？也有人哭。我覺得很奇妙，亦有了多些信心，這件事不止是關於我，也是關於香港人，所以我會說香港是我的家，因為我們共同經歷了一樣的事情。」
「家中着火，我不會撇頭不管。」她說起一件事，臉上掛着微笑。我提到灣仔常有很多家傭聚集，這個出事的地方，是否也是你往日經常採訪的地方？她說不是的，她四處都去，因此聽到政府宣布坐地鐵有補貼時，可開心了。如今你還是想做記者嗎？「是的。」可是在她的復元清單中，未有剔號那一項，也包括看新聞。「醫生建議我不要看，有時我看了新聞，會整晚睡不着。」
「我很多時在晚上會恐慌」
提到事發後與警方多番周旋的過程、自己很想回復正常的心情，Veby沒包住紗布的眼睛紅了又紅，淚水顆顆滴落。同樣的脆弱神情，我在她事發沒多久之後受訪的片段見過，此刻她依然激動。「我很多時在晚上會恐慌，在想我還可以做一個記者嗎？開頭我覺得慚愧，因為我被教導工作時要懂得走位……」她花了點時間，明白逃避並不會好過來。「我的信仰也幫我很多，我相信我的力量來自神，不是自己。我還在復元中。」
一年將盡的這個月，對Veby來說不是歡慶日子，警方一直沒有交代涉事警員資料，她已透過律師入稟高院，要求警方交出開槍警員身分、編號，公開聆訊排在明年1月3日，未跨到來年的這些日子，她仍在等待中度過，幾個月過去，她說從未得到令人滿意的答案。我們亦向警方詢問調查進度、跟進工作等，這是警方在事發79日後的答案：「投訴警察課會根據既定程序對事件，包括所有有關事項，以公平、公正的方式進行調查。 由於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警方不作評論。 」
文//曾曉玲
圖//李紹昌
編輯//蔡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9年12月22日
【明報專訊】「有些朋友邀請我出席聖誕派對，這是我現在最不想做的事。」印尼語媒體SUARA記者Veby Mega Indah自9月29日在灣仔行人天橋上採訪示威期間右眼中彈失明，至今已接近3個月，她周二（12月17日）受訪時說患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我的朋友覺得困惑，因為他們不知道我有PTSD，會說你有什麼問題？為什麼不想外出，去些正常社交活動？」
「我一定要回復正常，不能永遠都這樣，要回復以前的生活，這是為了我自己。」她數算着自己克服了什麼、還懼怕什麼：受傷兩個月後，有次到超級市場買東西，朋友拍拍她的肩，讓她差點陷入驚恐；之前無法走入人群，也對任何行人天橋都產生恐懼，現在朋友陪她走得多了，只剩下出事的天橋不敢去，也不再怕人群；只見到警察在她樓下出現，便整個人無法動彈。
但近日投訴警察課來信要求她周一（12月16日）到灣仔警署落第二次口供，律師回信拒絕，並告知監警會人員可上律師樓聽取口供，監警會堅持稱為了其人員、監察員、翻譯員等人的安全，這項程序必須在警署進行，然而律師回信指監警會早前已因另一宗投訴派員上過同一間律師樓。「我周一全日都有時間，就坐在律師樓一間房內等他們」，結果是再度收信，指她缺席監警會指定的會面。律師隨後將會面約在周三、周四，都不見監警會人員現身，直到周五辦公時間過去，Veby提出在律師樓會面的邀約已六度被拒。Veby說：「這令人很沮喪，我不斷問律師，為什麼他們堅持要我去警署？我願意在這裏（律師樓）落口供，抱歉我無法到警署去，因為我做不到，見到警察我都會呆住（frozen），一些畫面會在腦內湧現。他們想我到警署，在那裏四周都是警員，我覺得我做不到，我不知道自己會怎樣，我真的做不到。」
「有武器的是他們，不是我」
她不明白為何自己要被當成疑犯一般，「中槍的是我，不是監警會人員，但他們寧願要我冒安全風險去警署也不過來。有武器的是他們，不是我」，「這該是很清楚的一單案，如果對方不是警察，是其他人的話，過程應該會很快，但現在連我無法到警署都要說明理由，這對我來說很可怕」。聽她一項項地數心內的checklist，天橋未克服、人群克服了……我問，三個月來復元的過程對你來說是不是十分緩慢？她說警方處理手法令事情不確定，復元亦更難。「射中我的警員還在外頭如常執行任務，他們甚至沒有證實那人已停職。」
Veby自6月報道香港這場社會運動，回想起來，當初只為一張頭版大相。「因為這是一件大事，不論是什麼人，每一個人都會受影響。」6月12日她去到已施放催淚彈的新聞現場，「原本打算拍些破傘，突然就被困住了」，警方邊向示威者推進邊放催淚彈，她拍攝過程，卻被「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察」問她的資料，「當我見到他們開始變得瘋狂時，然後拍攝，他們發現後對我吼叫、將電筒射向我，我說『Press! Press! Press!』以為可制止他們，對他們有點用，卻被噴胡椒噴霧。」看警察繼續追着示威者，她意識到這是比2014年佔領運動「更大的事」。
Veby說她工作的媒體讀者是印傭和印尼華人社群。自運動爆發之後，從印尼來港工作的家傭有很多不解，「他們會說很基本的廣東話，發音不太好，不會閱讀中文，很多也不懂得說英語」，報館收到很多問題，「有些人問僱主說我的月薪會因示威減到3000港元；又有人問是不是會因此停請外地家傭？更甚是只問些簡單的問題，下次示威在哪裏？遇到催淚彈怎麼辦？他們很多來自偏遠村莊，突然發現被許多人圍住，不懂得怎麼辦」。
在銅鑼灣流水集會現場，她見過一些印傭在哭，「我意識到我有必要去報道這些事，要報道出真相，說出正在發生什麼事、警察說了什麼、示威者又說了什麼，然後由你自己去做決定」。她同時撰寫長篇專題報道，訪問前線、被黑社會毆打的人，作為專業記者，她亦沒忘記報道要平衡、要保護受訪者身分。
「我不想成為故事的焦點」
「我做記者有13年了，如何報道衝突，我是受過訓練的，知道要怎麼做。我不會只翻譯新聞，因此人們可以決定自己想要什麼、要做什麼。」Veby是個會散發光彩的人，這天她站在我面前，才發現她個子挺高，如果記者有幾種模樣，這天她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與受訪者碰面時會胸有成竹伸手去握的那種。
出事後，她試過在街上被人認出，走近她，然後給她一個擁抱，說我會支持你。「我最初感到有點怕，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我不是什麼名人，你也是記者，都會明白我們不想成為故事的焦點。當他們擁抱我時，我很驚訝，有些人甚至說，我有什麼幫得上忙嗎？也有人哭。我覺得很奇妙，亦有了多些信心，這件事不止是關於我，也是關於香港人，所以我會說香港是我的家，因為我們共同經歷了一樣的事情。」
「家中着火，我不會撇頭不管。」她說起一件事，臉上掛着微笑。我提到灣仔常有很多家傭聚集，這個出事的地方，是否也是你往日經常採訪的地方？她說不是的，她四處都去，因此聽到政府宣布坐地鐵有補貼時，可開心了。如今你還是想做記者嗎？「是的。」可是在她的復元清單中，未有剔號那一項，也包括看新聞。「醫生建議我不要看，有時我看了新聞，會整晚睡不着。」
「我很多時在晚上會恐慌」
提到事發後與警方多番周旋的過程、自己很想回復正常的心情，Veby沒包住紗布的眼睛紅了又紅，淚水顆顆滴落。同樣的脆弱神情，我在她事發沒多久之後受訪的片段見過，此刻她依然激動。「我很多時在晚上會恐慌，在想我還可以做一個記者嗎？開頭我覺得慚愧，因為我被教導工作時要懂得走位……」她花了點時間，明白逃避並不會好過來。「我的信仰也幫我很多，我相信我的力量來自神，不是自己。我還在復元中。」
一年將盡的這個月，對Veby來說不是歡慶日子，警方一直沒有交代涉事警員資料，她已透過律師入稟高院，要求警方交出開槍警員身分、編號，公開聆訊排在明年1月3日，未跨到來年的這些日子，她仍在等待中度過，幾個月過去，她說從未得到令人滿意的答案。我們亦向警方詢問調查進度、跟進工作等，這是警方在事發79日後的答案：「投訴警察課會根據既定程序對事件，包括所有有關事項，以公平、公正的方式進行調查。 由於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警方不作評論。 」
文//曾曉玲
圖//李紹昌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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