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29-周日話題：寫在《香港的新認同政治》之後
周日話題：寫在《香港的新認同政治》之後
2019年12月29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今年夏天，當街頭抗爭打得最激烈時，我除了偶爾上街湊個人頭外，大部分時間躲在蝸居完成拖了不少日子的書稿。街頭催淚煙四起，汽油彈火頭處處，我一邊寫一邊質疑自己這本書的價值，誰要看呢？如果不是跟出版社簽了合約，以及大學的催逼，這本書可能會胎死腹中，或者是一本永遠寫不完的書，就像香港的故事。
全書我最滿意的是書名——《香港的新認同政治：在中國的陰影下追求本土》（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 Longing for the Local in the Shadow of China）。
像我這樣一個並不知名的學者，英美學術出版社通常期望是一本題目吸引、理論架構前後一貫的專著，只有名氣相當的學者才能出版文集。我很努力令出版社覺得我全書勉強也算完整，但事實上每一章都是一個特定主題，七八篇論文湊合而成，之間不是沒關係，但並不緊密，因此，全書比較像我十年來的思考筆記。我只好阿Q式自我安慰，在劇變中的香港思考，不可能完整一貫。
社會文化身分 蛻變成普遍意志
我初踏入文化及學術界，香港開始討論身分認同、本土意識，起源的故事沒有什麼爭議，都說是六七暴動之後、七十年代的電影電視流行文化，但當爭論到「香港」現在是什麼時，卻有許多不同答案。奇怪的是，這些答案的共同點便是大家都擔心、預期九七之後會消失，這也是當年懷舊熱潮的背景。現在回頭看，當時所有給出的答案，幾乎是說出來的一刻便馬上過時了，因為香港是未來式，一個未可知的未來。而且，它與當下及過去之間是斷裂及跳躍的，如今在重重斷裂及跳躍中，許多人認為香港已死，但香港作為一種認同宣稱不單沒有死，反而是高唱入雲，所有憤怒、渴求、希望，都透過這個宣稱表達出來，街頭上的「香港人，加油」及「光復香港」即為明證。全書我最後以「權力意志」來作結，正是我的基本論點，昔日的社會文化身分，已蛻變成像哲學家盧梭說的普遍意志。
我在書中有一些篇章談香港本土派的緣起及論述分析，以及2017至18年做的雨傘運動後本土派青年的民族誌研究，與今年夏天以來的運動最直接相關，因為，他們所創造的語言、情感，例如「勇武」、「光復」、「焦土／攬炒」，以至行動方式（網絡連結及動員、散落社區等）與想像參考（有受訪者早已自比恐怖主義組織），雖不能說一脈相承，卻有相當緊密的系譜關係。如今全民浸淫在這些政治修辭及感覺之中，當中的關係不用我細說，自可領會。因此，我想談一下香港身分認同蛻變前後的幾個歷史時刻及大背景，即使我們真的回不去，也應該回頭細想我們從哪裏來。
敗筆在拒絕民主改革 神話沒落
「香港人」一詞本來主要不在街頭的，它曾是英國殖民者在統治最後三十年製造的神話，是政權移交時「移交」給中國及特區的——香港體現自由市場、個人自由、法治的城市，而她最終要邁向民主。從符號角度看，神話不是假，也不是真，它是片言隻語，零碎意象，串起了我們的語言秩序、感覺結構，所有人都要在這裏大做文章。我們不應苛求特區及北京政府能發明另一個神話來取代它，他們二十多年來最大的敗筆並不在此，而是他們拒絕哪怕只是形式上的民主改革，令香港迷失在「高度自治」的窄路上，神話漸漸沒落。我在書中的第二章，追溯幾任特首的施政修辭論述，發現家長式管治味道愈來愈濃，他們始終卻學不懂英國人的帝國技藝，祭不出任何能訴諸「居民」（更不要說「人民」）的政治籌劃，動員不起香港人的認同，很少人在政經精英的口中感受到自己的力量，神話自然變成大話。我們本以為董建華的「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及曾蔭權的務實本土路線夠壞了，冷不防「適度有為」的梁振英讓人覺得北京要全面管治香港，至今依然在臉書上退而不休。至於林鄭月娥，現在回看她首兩份《施政報告》，只覺諷刺，竟然是大談「良好管治」，不知大亂將至，還汲汲於計劃送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到大灣區，捕捉機遇，她可能覺得修訂逃犯條例只是個順水人情，卻頓成禍根。
經濟動物疲憊 不信可繁榮下去
這段香港神話破滅的歷史，迂迴地戳破了有香港特色的新自由主義神話。昔日神話的背後，是戴卓爾夫人及鄧小平炮製的「維持現狀」，為的是穩住資本家的信心，操持着七八十年代東亞的新自由主義轉向，協助中國的經濟改革，併入全球資本主義，成為日後的威權資本主義強國。而香港的上層精英，也曾奢望在中國國家主義巨大陰影下，把香港由「自由港」變成機遇之都，既北望神州，亦擁抱南來機遇。但陰差陽錯，「機遇」蘊含時刻競逐、市場規訓，但我們香港這群經濟動物已漸感疲憊，愈來愈覺得香港不可以安定繁榮下去。相反，中港融合帶來的社會亂象（例如本土主義起源的「雙非」事件、水貨問題），令許多香港人感到更焦慮與失落。這便能解釋，何以如今大陸居民沉醉在崛起的資本主義繁榮，就如香港八十年代要渴望維持現狀，但在深圳河這邊，年輕一代卻逐漸想拋棄現狀，肉身拼搏，期待「攬炒」。
書的結尾以兩個個案作結，看來有點別扭。第一個關於本土派年輕人，他們在激烈抗爭時刻與死亡時間之間徘徊跳躍，另一個是不再視香港為夢想之地的「港漂」，他們鋪開了北京、上海、廣州、香港、台北、紐約、倫敦的城市地圖在跳躍。前一章講時間，後一章講空間。八十年代的本土學者說香港不再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如今有人又再把香港借出借入。幾星期前，有個支持抗爭者不遺餘力的學者朋友說到最後，竟然呼籲大家要準備出走，找個荒島重建香港。而我一個港漂朋友在2014年跟「衝衝子」在龍和道早已互稱手足，早於一年多前覺得香港離中國太近，去了台灣，繼續她的另類大中華城市之旅。
全書前言及結論寫得倉卒，有點悲觀，也有點心虛，全因出版社編輯認為要有個結論才像一本完整的書，只好勉力應付。關上電腦的一刻，自問自己寫了什麼，大概就是面對十四億人的大國，無力左右國際政治，一個少數權利及地方自治運動的奇特案例。我記得，全書交稿的一天，是太子站「八三一」事件，完成一件工作，心情卻低落，更對此書沒什麼期望，只期望這個運動可以推翻拙作的一切結論，證明我的思考及情緒都是不合時宜的。
文// 葉蔭聰
編輯// 馮少榮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9年12月29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今年夏天，當街頭抗爭打得最激烈時，我除了偶爾上街湊個人頭外，大部分時間躲在蝸居完成拖了不少日子的書稿。街頭催淚煙四起，汽油彈火頭處處，我一邊寫一邊質疑自己這本書的價值，誰要看呢？如果不是跟出版社簽了合約，以及大學的催逼，這本書可能會胎死腹中，或者是一本永遠寫不完的書，就像香港的故事。
全書我最滿意的是書名——《香港的新認同政治：在中國的陰影下追求本土》（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 Longing for the Local in the Shadow of China）。
像我這樣一個並不知名的學者，英美學術出版社通常期望是一本題目吸引、理論架構前後一貫的專著，只有名氣相當的學者才能出版文集。我很努力令出版社覺得我全書勉強也算完整，但事實上每一章都是一個特定主題，七八篇論文湊合而成，之間不是沒關係，但並不緊密，因此，全書比較像我十年來的思考筆記。我只好阿Q式自我安慰，在劇變中的香港思考，不可能完整一貫。
社會文化身分 蛻變成普遍意志
我初踏入文化及學術界，香港開始討論身分認同、本土意識，起源的故事沒有什麼爭議，都說是六七暴動之後、七十年代的電影電視流行文化，但當爭論到「香港」現在是什麼時，卻有許多不同答案。奇怪的是，這些答案的共同點便是大家都擔心、預期九七之後會消失，這也是當年懷舊熱潮的背景。現在回頭看，當時所有給出的答案，幾乎是說出來的一刻便馬上過時了，因為香港是未來式，一個未可知的未來。而且，它與當下及過去之間是斷裂及跳躍的，如今在重重斷裂及跳躍中，許多人認為香港已死，但香港作為一種認同宣稱不單沒有死，反而是高唱入雲，所有憤怒、渴求、希望，都透過這個宣稱表達出來，街頭上的「香港人，加油」及「光復香港」即為明證。全書我最後以「權力意志」來作結，正是我的基本論點，昔日的社會文化身分，已蛻變成像哲學家盧梭說的普遍意志。
我在書中有一些篇章談香港本土派的緣起及論述分析，以及2017至18年做的雨傘運動後本土派青年的民族誌研究，與今年夏天以來的運動最直接相關，因為，他們所創造的語言、情感，例如「勇武」、「光復」、「焦土／攬炒」，以至行動方式（網絡連結及動員、散落社區等）與想像參考（有受訪者早已自比恐怖主義組織），雖不能說一脈相承，卻有相當緊密的系譜關係。如今全民浸淫在這些政治修辭及感覺之中，當中的關係不用我細說，自可領會。因此，我想談一下香港身分認同蛻變前後的幾個歷史時刻及大背景，即使我們真的回不去，也應該回頭細想我們從哪裏來。
敗筆在拒絕民主改革 神話沒落
「香港人」一詞本來主要不在街頭的，它曾是英國殖民者在統治最後三十年製造的神話，是政權移交時「移交」給中國及特區的——香港體現自由市場、個人自由、法治的城市，而她最終要邁向民主。從符號角度看，神話不是假，也不是真，它是片言隻語，零碎意象，串起了我們的語言秩序、感覺結構，所有人都要在這裏大做文章。我們不應苛求特區及北京政府能發明另一個神話來取代它，他們二十多年來最大的敗筆並不在此，而是他們拒絕哪怕只是形式上的民主改革，令香港迷失在「高度自治」的窄路上，神話漸漸沒落。我在書中的第二章，追溯幾任特首的施政修辭論述，發現家長式管治味道愈來愈濃，他們始終卻學不懂英國人的帝國技藝，祭不出任何能訴諸「居民」（更不要說「人民」）的政治籌劃，動員不起香港人的認同，很少人在政經精英的口中感受到自己的力量，神話自然變成大話。我們本以為董建華的「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及曾蔭權的務實本土路線夠壞了，冷不防「適度有為」的梁振英讓人覺得北京要全面管治香港，至今依然在臉書上退而不休。至於林鄭月娥，現在回看她首兩份《施政報告》，只覺諷刺，竟然是大談「良好管治」，不知大亂將至，還汲汲於計劃送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到大灣區，捕捉機遇，她可能覺得修訂逃犯條例只是個順水人情，卻頓成禍根。
經濟動物疲憊 不信可繁榮下去
這段香港神話破滅的歷史，迂迴地戳破了有香港特色的新自由主義神話。昔日神話的背後，是戴卓爾夫人及鄧小平炮製的「維持現狀」，為的是穩住資本家的信心，操持着七八十年代東亞的新自由主義轉向，協助中國的經濟改革，併入全球資本主義，成為日後的威權資本主義強國。而香港的上層精英，也曾奢望在中國國家主義巨大陰影下，把香港由「自由港」變成機遇之都，既北望神州，亦擁抱南來機遇。但陰差陽錯，「機遇」蘊含時刻競逐、市場規訓，但我們香港這群經濟動物已漸感疲憊，愈來愈覺得香港不可以安定繁榮下去。相反，中港融合帶來的社會亂象（例如本土主義起源的「雙非」事件、水貨問題），令許多香港人感到更焦慮與失落。這便能解釋，何以如今大陸居民沉醉在崛起的資本主義繁榮，就如香港八十年代要渴望維持現狀，但在深圳河這邊，年輕一代卻逐漸想拋棄現狀，肉身拼搏，期待「攬炒」。
書的結尾以兩個個案作結，看來有點別扭。第一個關於本土派年輕人，他們在激烈抗爭時刻與死亡時間之間徘徊跳躍，另一個是不再視香港為夢想之地的「港漂」，他們鋪開了北京、上海、廣州、香港、台北、紐約、倫敦的城市地圖在跳躍。前一章講時間，後一章講空間。八十年代的本土學者說香港不再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如今有人又再把香港借出借入。幾星期前，有個支持抗爭者不遺餘力的學者朋友說到最後，竟然呼籲大家要準備出走，找個荒島重建香港。而我一個港漂朋友在2014年跟「衝衝子」在龍和道早已互稱手足，早於一年多前覺得香港離中國太近，去了台灣，繼續她的另類大中華城市之旅。
全書前言及結論寫得倉卒，有點悲觀，也有點心虛，全因出版社編輯認為要有個結論才像一本完整的書，只好勉力應付。關上電腦的一刻，自問自己寫了什麼，大概就是面對十四億人的大國，無力左右國際政治，一個少數權利及地方自治運動的奇特案例。我記得，全書交稿的一天，是太子站「八三一」事件，完成一件工作，心情卻低落，更對此書沒什麼期望，只期望這個運動可以推翻拙作的一切結論，證明我的思考及情緒都是不合時宜的。
文// 葉蔭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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