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128-童元方：我們都是看你的文章長大的（二之二）

童元方：我們都是看你的文章長大的（二之二）
日期：2007年1月28日
童元方－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副授


六
有一年夏季，陳先生在麻省理工學院為中國同學會演講「談風格」，我去聽了。有兩段話我的印象特別深刻。第一是他引王國維一首詞中的三句：
覓句心肝終復在，
掩書涕淚苦無端，
可憐衣帶為誰寬！
陳先生也提到王國維論詞的三境界，其中之一是「衣帶漸寬終不悔」，但他接著說：「你得有了可喜之對象，才有不悔的可能。」王就是目睹這個世界失去了他賴以生存的價值，才自沉於昆明湖的。那年他才五十歲。
第二段話是舉畢卡索的繪畫為例，說明原創者藝術的風格。他說，平常的複製品、印刷品，因為少了創作的艱難，一般也表達不出原作的味道。但他在巴黎看過一家做掛毯的地方，十幾個人花十幾年工夫織一幅畢卡索的畫，因為加上了時間的因素，那掛毯顯出一種獨特的魅力，其風格與畢氏的原作不同，但同樣令人感動。只可惜陳先生最後發表的講辭漏了這段話。
這時候有朋友從台灣寄來散文集版，那一篇序後來起了一個題，叫〈叩寂寞以求音〉的，是這樣作結的：
我們當然對不起錦繡的萬里河山，也對不起祖宗的千年魂魄；但我總覺得更對不起的是經千錘，歷百煉，有金石聲的中國文字。因此，我屢次荒唐的，可笑又可憫地，像唐吉訶德不甘心地提起他的矛，我不甘心地提起我的筆來。
我想我在國外還在自我流放的唯一理由是這種不甘心。我想用自己的血肉痛苦地與寂寞的砂石相摩，蚌的夢想是一團圓潤的回映八荒的珠光。
啊！蚌的夢當年對我曾振聾發聵，於今逐漸演變為雷聲：我也要拿起我的筆來。


七
十年磨一劍，我在哈佛畢業了，修得了博士學位，來到香港中文大學書。我努力寫，也努力譯。我也寫胡適之，不過加上與曹誠英的愛情。無意中在錢穆圖書館看到安徽黃山書社所出版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一大套，在第二十八冊中有吳健雄寫給胡適之的十一封信，知道她曾為胡、曹做過信使。當時心中一動，不知這一套書中有沒有陳先生寫給胡先生的信。結果在第三十五冊中找到十三封，都是影印的手稿。最早的一封大概是一九四七年八月以後，最後的一封大概是一九四八年底。有的寫在綠稿紙上，有的更寫在北洋大學的八行書上；有的非常長，有的則很短。這是比《蔚藍的天》更早的作品。後來我整理這些信件時，拿打字稿與原文互校，最少五次，也就是說細讀了五次。中年的我倒回去看我尚未出生以前上大學三、四年級的青年陳先生的信，是一種奇怪的經驗，好像把過去與未來都攪亂了。漸漸地我好像進入了他的時代，也是我爸媽的時代，我的生命所來自的時代。
我看到〈檮杌新評〉面對共產主義的看法，可以上溯到三十年前陳先生在大學的時候，這種連續性並不使人驚奇；使人驚奇的是在校園全面左傾之日，仍能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我在燈下細讀，第四信他跟胡先生說起自己中學生的生活：
「我每天放學回來，走進自己的寢室念書。」
「我那時每天的生活是很規律又很沉寂的，家中經常的聲音只有壁上的掛鐘。」
「我又忙於學校的數理習題，又要忙於古書的潛讀。春去了，秋來了；天氣陰了，晴了；許多同樣的日子我伏在書桌上傻讀。」
我好像看見自己在一女中三年的生活，在萬般辛苦中力求上進的影子。我在二十一世紀的香港看見兩個不同時空的少男少女在鞭策自己，眼淚又不聽使喚地落下來。
第十信是陳先生搭船赴滬轉台前幾小時寫給胡適的。他後來告訴我，北洋畢業時工作分配到湖南，但一有家眷的同學正是湖南人，要求跟他對調。他想自己兩肩扛一頭，哪都可以，就到高雄業公司赴任了。
第十一信已是由高雄寄出的，陳先生最後說：


我工作正常，晚上用功加倍，沒有好的方針，只遵守著先生給我們的老實話，把自己盡量造成塊材料。
不能想像在這十多封信中所呈現出來的陳先生有如驚風急雨，挾以萬鈞雷霆。可是那誠懇與真摯也透過清秀的字跡一點點傳過來了。
二○○二年四月我們在拉斯維加斯結了婚。回到波士頓以後，跟我台大中文系的學姐、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部的主任胡嘉陽聊天時提起陳先生在北平出版的《周論》上所寫的一篇文章。
陳先生只記得《周論》是雷海宗所編，時間大約是一九四八年他到台灣前不久。胡嘉陽說她可以幫忙找找看。怎麼知道哈佛燕京圖書館還有《周論》，只是期數不全，胡姐在殘存的《周論》中，一篇篇地尋覓陳先生的文章，也沒有找。圖書館拿密西根大學的微縮膠卷比對，發現他們也有《周論》，但期數也不全。且我們有的他們沒有，他們有的我們沒有。互相彌補以後，還是不全，但胡姐居然找了。題目是：世紀的苦悶與自我的徬徨──青年眼中的世界與自己。發表於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十三日一卷廿三期的《周論》，正是北洋大學畢業之前寫的。陳先生那時是二十三歲。
是的，我們要披負枷鎖，飲下酒汁，手攜手地從夜出發，醒在黎明的眩光﹗那已是新世界的曙色，新世紀的春天！
我在二十三歲時剛念研究所，也有志於學，寫了一篇〈紅樓夢中的丑角〉，後來也收錄到北京紅學的文獻，可是在陳先生面前仍覺得慚愧。


八
二○○三年沙士之疫在港橫行。最凶悍時，學校也停了課。平時熱鬧的校園，頓時沒有人了。我與陳先生每天戴著口罩，回辦公室工作。他主要是想，繼之以寫。而我則在電腦上幫他整理。瘟疫過後，他的《散步》就成形了。我真是激賞他所譯瓦科特的詩竟美到如此：
人間萬事，世間萬物，
並無所謂爆炸。
只有衰竭，只有頹塌。
像豔麗的容顏逐漸失去了光澤，
像海邊的泡沫快速的沒入細砂。
即使是愛情的眩目閃光，
也沒有雷聲與之俱下。
它的黯淡如潮濕了的岩石，
它的飄逝如沒有聲息的落花。
最後，所留下的是無窮的死寂，
如環繞在貝多芬耳邊的死寂：
天，是無邊際的聾，
地，是無盡期的啞。
瓦科特的詩自是名詩，這樣的翻譯也自是名譯了。
至於科學家費曼的老師惠勒所說那些科學歷史的話，在他簡介中，倍見精彩。如惠勒一生思想變化的三階段譯為：
第一、一切是微粒。
第二、一切是場。
第三、一切是信息。
還有用兩句話來說廣義相對論：
空間作用於物質，告訴它如何運動；
物質作用於空間，告訴它如何彎曲。
陳的腦袋是怎麼長的呢？有時令人驚異到恐怖的地步。就是當代科學家的作品經他譯出時，竟有這麼晶瑩的漢字詞語，如此自然地流瀉，似山間的瀑布。水的內容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外在的形式，美的玲瓏。
我不可能不想起《時空之海》的一篇文章：〈三部自傳──哈代、溫納與戴森〉。他說三個人的自傳，分別代表了二十世紀前葉、中葉與末葉，突顯出三個不同時代的精神。哈代是純淨的數學家對數學所作的驕傲的自白，溫納是起於應用、終於應用。而戴森是科學要與價值掛鉤。我沒有資格評論這三位科學家的傳記，但為陳先生活潑的思考方式所震動。他真能深入之而淺出之，形式之美，更是逼人。


九
我差不多每天都從山上的辦公室走到陳先生的辦公室，跟他一起回家。他平常關著門但不鎖，所以我總是敲兩下，然後自己打開門。他一看是我，不論手上拿著的是什麼書，都會談起他的問題或感想。比如：「你快來看這位錢基博，也就是錢鍾書的父親，是怎麼解釋語言的？」還有英文書，他說：「你看霍金從前的妻子珍，把一生都葬送了。真是慘！」我因為站在門口，跟他有一點距離，看見那孩子般憨傻的神情，只覺感動。我想：什麼是自由呢？大概就是這種隨興表達的自由。什麼是幸福呢？大概是兩個獨立的人，互相瞭解的幸福。
陳先生真愛看書，什麼時候都是一卷在手。他看的很多，而寫的太少。我逐漸悟出來，其實他想的最多。所以看完一本書，他總有本事用一句話來總結，三句話就可能是三本書了。
再由《劍河倒影》中找一個例子，你請他總結開溫第士實驗室一百年間的貢獻，他這樣寫的：


如果說我們這個時代是通信時代，電波方程式是從開溫第士開始的；如果說這個時代是電子時代，電子學說是從開溫第士開始的；如果說我們這個時代是核子時代，核子分裂是從開溫第士開始的；大到天上的波霎現象，小到X射線下的結晶分析，細到細胞的遺傳號碼，都是從開溫第士開始的。
這樣的思想習慣顯然是一早養成的。他從書本汲取知識，轉成自己的識見。幾十年以後，我們看《看雲聽雨》面的每一篇文章，老練的文字帶出火候內斂而層次分明的學問，豪華落盡，艷麗奔放的七彩已合成白色的日光了。
我們家有一本書，叫做《世界偉大演講辭錄》（TheWorld'sGreatSpeeches），收了二百九十二篇演講辭。陳先生近年特別關心法治的真義，想知道當年美國制憲的種種，所以常拿起那些開國元勛的講辭來念，甚至於背。那幾天學期剛結束，我改完了全部的卷子，我們回到了台北。他正在讀富蘭克林八十一歲時，在費城所開的制憲會議上向各州代表所講的話，希望大家拋棄偏見，在憲法上簽字。他看完了很激動，吵著說自己對十八世紀的英文沒有把握，非要我立時譯出來給他看不可。我累了一個學期想休息，何況他大可自己譯，也就吵著說我對十八世紀的英文也不太有把握，實在不想坐到桌前去。結果看著他的眼神，心中不忍，只好勉為其難地拿起筆來。他悄悄出去了。過一會兒又回來了，手上拿著在地下街星巴克買給我的咖啡。這一段講辭不久成為〈智慧與偏見〉的一部分。
陳先生寫完了這篇文章，香港版編輯催他為《在春風》的單行本補一篇序。這序欠了兩年了。他總是寫寫不寫寫的。一想起要寫，就沉浸在與胡先生的各種回憶，頭也歪了，眼也直了，坐著發呆。忽然寫了，白紙用了一疊又一疊，但就是不交卷，也不給我看。我沒有看過他寫文章那麼吃力過。胡先生逝世後，三十多年的歲月已飛逝而去。我問自己：他已經比胡先生當年的七十二歲還大了，我忍心逼他嗎？
終於，陳先生寫完了那篇序。我看著他一邊流淚，一邊寫的情況，我自己也心酸，忍不住陪他哭了。（二之二），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