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313-何靜瑩:大學生就這般模樣?
何靜瑩:大學生就這般模樣?
信報專欄《故事人生》
20140313
很久之前有一位大學教授慨歎:「現在香港的大學生走堂也罷了,來上堂的,居然有人在課室裏吃濃味飯盒,也有人坐在第一排大模斯樣地全程翻閲報紙。
「最經典的一次,有位同學的手提電話響個不停,我不耐煩,當眾着他趕快處理。怎料他竟奉旨地大聲聊,我再停下來,要求他走出課室,然後抖擻精神繼續講書。不消一刻,只聽到砰砰聲,全班同學抬頭直望門口,原來這位同學邊講電話邊掙扎着開門,我只好第三次停下來,告訴他:『這道門是拉的,不是推的。』」
「唉!香港的大學生就這個模樣……!」
這也是不少教授和講師的心聲。
我經常被邀請到大學演講,有時是講座,有時擔任課堂的客席嘉賓。我會預先告訴負責講師有答問環節;他們怕我失望,必作溫馨提示:別指望有人主動舉手提問或作答,因為「香港的大學生都很被動」。
我自己在香港長大,預科畢業後才到美國唸大學,當然明白舉手答問題早在中學階段已消失殆盡。我在美國唸政治及社會科學,教授差不多每一堂課都要求學生預先把指定書本看完,上課用「蘇格拉底式教學」── 老師提出問題,學生答問和討論,老師的角色只是引導和啟發。沒有備課的人如果被教授 cold call,管他怎樣東拉西扯,都會馬腳盡露,狼狽不堪。
那時,我花了不少時間適應這種學習方法。不能倚賴老師餵養知識,我的求知欲反被提升,因為學到的知識是屬於自己的。
每科教授都要求我們寫很多短篇論文,然後親自批閱後發回。我在頭幾篇功課評語中,發現無論我從前在香港的英語能力「相對」多好,在美國讀文科,還是有很多 Chinglish。我記得他們常說我寫作不夠精簡,要多用句號,更不放過我用三句句子來表達同一意思,我才明白中文的排比句是不能應用到英文寫作上的!
於是,我開始把每份功課提早幾天完成,帶往學校地庫一個義務為學生修改論文的寫作中心,讓主修英文的師兄師姐幫忙把論文看一遍。他們會細心圈出意思寫得含糊的地方,逐字逐句跟我解釋,然後我再修改。有時我會不厭其煩地再三造訪寫作中心,央他們多評點一次。
我愈戰愈勇,專修一些難度高但能學到好東西的科目。通常教得好的教授,功課多、要求高、壓力大,也不易取得高分數。來自亞洲的學生一般都避之則吉,我卻戰戰兢兢地修讀。
有一門歐洲歷史課要求一篇二十頁的研究論文,那是我第一次寫長篇論文。我居然問教授可否讓我早一個星期交他看,他不用評分,只須告訴我如何改善就行。
大學是我真正開始懂得追求知識的地方,教曉我如何問問題,然後自己找答案。我要對得住供書教學的父母,也要對得住自己的學習和成長。
香港的大學生可能有一個迷思:從三歲開始就不斷地讀書,爭取入讀名氣好的小學、中學、大學;既然已經考進了大學,幹嗎還要讀那麼多書?很多學生說大學是個體驗人生的地方,但他們卻狹義地認為那只是課外活動、朋輩相交之類的體驗,反而把知識放到最後,喜歡走堂或選修容易取得高分的科目。
這些都是人之常情的想法。不過,我對自己的要求高一點,因為我是拿着父母辛苦工作賺來的錢去讀書,而我個人對「盡情體驗大學生涯」的演繹,包括了盡本分在大學裏學好知識,盡心在大學裏培養批判性的分析和思考能力。今天很多同學變相 major in minors,而我則一直堅持 major in major!
有次我在香港某大學迎新日擔任演講嘉賓之一。台下坐滿幾百名新生,在莊嚴的開學儀式裏,不少學生在過程裡面大刺刺地進出會場,用木門的砰砰嘭嘭聲來回應台上嘉賓的討論。我和其他嘉賓甫在台上坐下,就看到左面一排學生整個身體下滑了一半,張大嘴巴呼嚕熟睡。另一邊廂更是要命,一整排穿着鮮豔 T 恤的迎新大使(協助統籌的高年班生),居然一百八十度轉向跟後排新生聊天,有時還笑得旁若無人!
面對台下這班馬戲團似的觀眾,我掙扎良久,有點不吐不快,但又怕令主人家難受。即便要說,也得要有技巧,不能一副中學訓導主任的口吻。
以我這種脾性,終於按捺不住,在結語時向學生盡訴心中情:「一小時過去了,睡覺的同學仍未蘇醒,進出會堂的繼續製造滋擾,連迎新大使都由始至終地細聲講大聲笑,我一直只看到他們的背部,很想與他們有眼神交流……」
頓時,全場鴉雀無聲,所有人慢慢站直坐好,終於把目光送到台上。
我續說:「我可以像很多教授般說香港的大學生就是這個模樣,我也可以離場後跟朋友慨歎:大學生真是不知所謂, Hong Kong is dying……。
「但我還是對香港的大學生抱有希望。所以我在今天離開前,要鼓起勇氣告訴大家,我還沒有放棄你們,你們也絕不能放棄自己!請各位珍惜大學教育,請大家尊重自己。」
我希望有朝一日會聽到教授們的評價是,「香港的大學生就是這般模樣──主動、好學,讀得又玩得!」
信報專欄《故事人生》
20140313
很久之前有一位大學教授慨歎:「現在香港的大學生走堂也罷了,來上堂的,居然有人在課室裏吃濃味飯盒,也有人坐在第一排大模斯樣地全程翻閲報紙。
「最經典的一次,有位同學的手提電話響個不停,我不耐煩,當眾着他趕快處理。怎料他竟奉旨地大聲聊,我再停下來,要求他走出課室,然後抖擻精神繼續講書。不消一刻,只聽到砰砰聲,全班同學抬頭直望門口,原來這位同學邊講電話邊掙扎着開門,我只好第三次停下來,告訴他:『這道門是拉的,不是推的。』」
「唉!香港的大學生就這個模樣……!」
這也是不少教授和講師的心聲。
我經常被邀請到大學演講,有時是講座,有時擔任課堂的客席嘉賓。我會預先告訴負責講師有答問環節;他們怕我失望,必作溫馨提示:別指望有人主動舉手提問或作答,因為「香港的大學生都很被動」。
我自己在香港長大,預科畢業後才到美國唸大學,當然明白舉手答問題早在中學階段已消失殆盡。我在美國唸政治及社會科學,教授差不多每一堂課都要求學生預先把指定書本看完,上課用「蘇格拉底式教學」── 老師提出問題,學生答問和討論,老師的角色只是引導和啟發。沒有備課的人如果被教授 cold call,管他怎樣東拉西扯,都會馬腳盡露,狼狽不堪。
那時,我花了不少時間適應這種學習方法。不能倚賴老師餵養知識,我的求知欲反被提升,因為學到的知識是屬於自己的。
每科教授都要求我們寫很多短篇論文,然後親自批閱後發回。我在頭幾篇功課評語中,發現無論我從前在香港的英語能力「相對」多好,在美國讀文科,還是有很多 Chinglish。我記得他們常說我寫作不夠精簡,要多用句號,更不放過我用三句句子來表達同一意思,我才明白中文的排比句是不能應用到英文寫作上的!
於是,我開始把每份功課提早幾天完成,帶往學校地庫一個義務為學生修改論文的寫作中心,讓主修英文的師兄師姐幫忙把論文看一遍。他們會細心圈出意思寫得含糊的地方,逐字逐句跟我解釋,然後我再修改。有時我會不厭其煩地再三造訪寫作中心,央他們多評點一次。
我愈戰愈勇,專修一些難度高但能學到好東西的科目。通常教得好的教授,功課多、要求高、壓力大,也不易取得高分數。來自亞洲的學生一般都避之則吉,我卻戰戰兢兢地修讀。
有一門歐洲歷史課要求一篇二十頁的研究論文,那是我第一次寫長篇論文。我居然問教授可否讓我早一個星期交他看,他不用評分,只須告訴我如何改善就行。
大學是我真正開始懂得追求知識的地方,教曉我如何問問題,然後自己找答案。我要對得住供書教學的父母,也要對得住自己的學習和成長。
香港的大學生可能有一個迷思:從三歲開始就不斷地讀書,爭取入讀名氣好的小學、中學、大學;既然已經考進了大學,幹嗎還要讀那麼多書?很多學生說大學是個體驗人生的地方,但他們卻狹義地認為那只是課外活動、朋輩相交之類的體驗,反而把知識放到最後,喜歡走堂或選修容易取得高分的科目。
這些都是人之常情的想法。不過,我對自己的要求高一點,因為我是拿着父母辛苦工作賺來的錢去讀書,而我個人對「盡情體驗大學生涯」的演繹,包括了盡本分在大學裏學好知識,盡心在大學裏培養批判性的分析和思考能力。今天很多同學變相 major in minors,而我則一直堅持 major in major!
有次我在香港某大學迎新日擔任演講嘉賓之一。台下坐滿幾百名新生,在莊嚴的開學儀式裏,不少學生在過程裡面大刺刺地進出會場,用木門的砰砰嘭嘭聲來回應台上嘉賓的討論。我和其他嘉賓甫在台上坐下,就看到左面一排學生整個身體下滑了一半,張大嘴巴呼嚕熟睡。另一邊廂更是要命,一整排穿着鮮豔 T 恤的迎新大使(協助統籌的高年班生),居然一百八十度轉向跟後排新生聊天,有時還笑得旁若無人!
面對台下這班馬戲團似的觀眾,我掙扎良久,有點不吐不快,但又怕令主人家難受。即便要說,也得要有技巧,不能一副中學訓導主任的口吻。
以我這種脾性,終於按捺不住,在結語時向學生盡訴心中情:「一小時過去了,睡覺的同學仍未蘇醒,進出會堂的繼續製造滋擾,連迎新大使都由始至終地細聲講大聲笑,我一直只看到他們的背部,很想與他們有眼神交流……」
頓時,全場鴉雀無聲,所有人慢慢站直坐好,終於把目光送到台上。
我續說:「我可以像很多教授般說香港的大學生就是這個模樣,我也可以離場後跟朋友慨歎:大學生真是不知所謂, Hong Kong is dying……。
「但我還是對香港的大學生抱有希望。所以我在今天離開前,要鼓起勇氣告訴大家,我還沒有放棄你們,你們也絕不能放棄自己!請各位珍惜大學教育,請大家尊重自己。」
我希望有朝一日會聽到教授們的評價是,「香港的大學生就是這般模樣──主動、好學,讀得又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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