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330-什麼人訪問什麼人：亞細亞的雙生孤兒——中國因素下的台港合作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亞細亞的雙生孤兒——中國因素下的台港合作
8:36 30/3/2014
文 ：何雪瑩、袁瑋熙
【明報專訊】訪問於上周日下午在台北喜來登酒店咖啡廳進行，離立法院只有一街之隔。酒店富麗堂皇， 自助餐繼續爆滿。西門町和東區人潮依舊，售貨員的打扮提醒我們當今最流行的男生髮型是金秀賢頭。看着街上型男索女，我們心裏想：「當立法院內學生們一星期沒睡好，街上的人在想什麼？」逃離這場反服貿運動，其實唔難。我們帶着疑惑從立法院一路走來，斜陽映照臉上，初春微風送爽，是台北難得的好天氣。人群午後重返佔領範圍，青島東路、濟南路上慢慢鋪滿青澀的臉孔。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介民呷一口咖啡，對兩個來自香港的絕望八十後說：「台灣跟香港一樣面對北京以商圍政的局面，我們從香港身上學到很多。」
從「反分裂國家法」
到「跨海峽政商聯盟」
這次服貿爭議，源自2013年6月海基會、海協會根據《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簽訂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兩岸早於2010年簽訂ECFA，但吳介民說，要理解ECFA和服貿，須把時間推回到2005年3月。當時，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十條條文都針對台獨，除宣稱台灣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因此「不受外國勢力干涉」，更列明在三個情况下，包括當「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中國將會採取非和平手段解決台灣問題。一個月後，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率領訪問團到中國，下飛機時他說：「 我六十年前到過南京。相隔這麼久，有相逢恨晚的感覺。」國民黨橫越大江大海六十年後首次正式回到大陸，時間卻「剛巧」與這部反台獨法重疊。
一年後，連戰率團到京城參加國共經貿論壇。除了政界，還有不少台灣商界重量級人馬隨行，如中信金控的辜濂松、裕隆集團的嚴凱泰，亦不乏綠營企業家，如長榮創辦人張榮發兒子張國政、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等，統戰味道濃郁，國共第三次合作之說也自此不脛而走。直至現在，連戰一共出入中國大陸十六次，是台灣政治人物之最，隨團人數更近千人。
吳介民把這些在國共合作下獲得特殊利益的台灣權貴和家族稱為「跨海峽政商聯盟」，郭台銘的鴻海、王雪紅的宏達電、蔡衍明的旺旺，以及連戰家族、江丙坤家族等，都是典型例子。由中小企起家的政商集團，其中不少早在90年代已西進中國大陸，倚其廉價勞動力設置生產線，並乘中國崛起之勢晉身全球產業分工下不可或缺的一員。它們總部在台灣，生產線在大陸，市場在全世界，因此不能用傳統的台資、中資來界定。它們既是台資、又是中資，穿梭海峽，左右逢源。台商在大陸接受地方政府在稅務、土地、環保政策上的便利，但久而久之，這些優惠卻與「國策」連成一線，成為北京推動「兩岸整合」的獎勵。讓利的另一面即是控制：昨天給你減稅，今天可以告你逃稅；今天讓你通過環保檢查，明天可以勒令你即時停產。
以商圍政
更複雜的是，台資一踏足大陸便難以回頭，因為拉動台資橫渡海峽的，不只是中共黨國資本，同時也是全球化。「在台灣，所謂全球化和跟經濟中國化是個雙螺旋過程，攪在一塊。這就是台灣的麻煩。」麻煩在哪裏？「這又跟北京的政治意圖有關。台灣整個金融業合起來，還比不上中國工商銀行。當台灣金融業被中國整個吸進去，以後台商可能借不了錢，如果你不聽話我就掐你。這事早就發生了。」
吳介民問我們有沒有聽過奇美事件。奇美是台灣一家老牌塑膠生產商，涉獵多個行業，90年代末進入大陸投資電子業，廠設江蘇鎮江。老董事長許文龍一直是台灣大資本家中的本土大將。 2004年地方政府以環保理由禁止奇美取道長江運送化學品，一度令奇美考慮在鎮江關廠。「許文龍寫了個文告登在報紙， 等於是『悔改書』。從此奇美淡出政治領域。2012年總統大選前三周連續13天有財團輪流出來挺九二共識，其中一個就是奇美的新董事長。」另一個轉向的企業是Hello Kitty航班經營者。「長榮航空在90年代成立國策中心，現在叫國策研究院，最早是挺李登輝，站在民主改革這邊。等到要跟中國發展航空業，現在獲得巨大利益，從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已經轉向了。 」
翻查資料，官方喉舌《人民日報》在2004年以頭版刊出「不歡迎在大陸賺錢，又支持台獨」，文章點名有台獨傾向的許文龍。許文龍2005年的「退休感言」是這樣寫的：「 我支持陳水扁並不是支持台獨，我認為台灣的經濟發展離不開大陸，搞台獨只會把台灣引向戰爭，把人民拖向災難。最近胡錦濤主席的講話和『反分裂國家法』的出台，我們都很關注。我覺得有了這個講話和法律，我們心裏踏實了許多，因為敢到大陸投資，就是我們不搞『台獨』，因為不搞『台獨』，所以奇美在大陸的發展就一定會更加興旺。」時間是3月26日，「反分裂國家法」面世後十二天。
許文龍的「悔過」提醒我們經濟和政治從來緊扣，彼此牽扯。吳介民指出，中共正是利用這些政商關係作為左右台灣內政的槓桿， 「以商圍政」，以「白蟻效應」侵蝕台灣民主根基。
服貿對台灣經濟有多大利益
撇開中國因素不談，經濟利益能否成為壓倒性支持服貿的理由，是這次抗爭另一爭議所在。根據協議，中國對台灣開放項目為80項，而台灣則開放64項。有論者指出，中國開放的項目比台灣多，而且中國開放潛力產業，台灣開放的是夕陽產業，表面看來中國此舉是讓利 。
然而多項分析均指出，服貿的經濟效益並未必如想像般。先別說服貿預期只會帶來0.03% GDP增長，中國對台企開放既有限制且不對等。台資進入中國，不是要跟陸資成立合資或合作企業，就是要限制台商出資比率，不然就是把經營範圍限在福建，反而中資進入台灣則大多可以獨資、合資、合夥及設立分公司。以印刷業為例，業界憂慮服貿將吸引國營背景、財力雄厚的中資企業來台低價競爭，並以印刷、出版、發行等一條龍方式衝擊台灣中下游產業鏈，長久可以掌握台灣一定程度的文化主導權。相反，台灣印刷業到中國經營受嚴格管制，除非申請準印證、書號及刊號，否則不能涉獵出版或發行。借用前國策顧問、大塊文化出版社董事長郝明義的一句話，就好像「大陸用巡弋飛彈作戰，台灣卻只能打地面戰」。即使「中共讓利說」成立，受惠的頂多只是金融、電訊等行業的大資本家，一般百姓未必能分一杯羹。
當台灣經濟轉型
遇上中國經濟轉型
服貿背後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急急簽就服貿協議，會否令台灣社會錯過思考台灣產業轉型的機會？會否令經濟過度依賴大陸而放棄以台灣為本位的經濟思考？十年前香港正是犯了同一個錯誤。我們來台灣，為的是要泡文青咖啡店、 逛小販林立的夜市…這些小本經營、以人性化服務留住客人都是香港消失的一道風景。我們曾有機會產業轉型，不再過分依賴金融地產，卻因2003年經濟低迷下簽了CEPA而斷送。自由行揮軍北下，香港從此依賴中國內需市場。收下這份「大禮」十年來，銅鑼灣、尖沙嘴「土豪化」成為自由行樂土，金舖、藥房、化妝品店遍地開花，老店卻一家家消失，書店由三樓搬上七樓乃至轉型賣奶粉。直至近年本土意識抬頭才驚覺CEPA和中港融合下令香港對中國市場過分依賴， 錯過了曇花一現的轉型機會。這份「大禮」原來是糖衣毒藥。
吳介民說台灣完全一樣。「台灣80年代中以後生產成本提高，資本往東南亞跟中國移動，新的產業就是電子業，之後電子業又移到中國去。台灣現在面對另一波的產業轉型，可是這要有個缺口。中國市場允諾你只要加入就可以獲得很多機會，當你有這樣的信心，你就不會去想台灣自己可以做什麼產業轉型，這種依賴心態在很多資本集團都已經呈現出來。可是有人算過，陸客團對台灣的實際利益很少，因為它一條龍經營，很多利益都被港資中資賺走啦，港資背後又可能是中資。帶來的是什麼？人潮、環境破壞。你們現在到日月潭， 就知道已經完蛋了。」
然而馬英九政府的做法，卻是避開台灣產業提升這個關鍵問題，貿貿然把台灣嵌入中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寄望在中國由外貿出口主導轉為促進內需的過程分一杯羹。今天中國生產成本上升，在大陸設廠以後出口往外地的誘因大減；台商今天進入中國，承着的卻是這一波嵌入中國發展內需市場的浪潮。「嵌入內銷市場所觸及的『關係政治』（guanxi politics），比投資外銷深得多。中國的國內市場，壟斷和尋租是常態，外來資本進入中國市場要完全依賴政商關係。」
馬英九在急什麼？
既然服貿對台灣經濟算不上一塊肥肉，馬英九為何急着以各種黑箱作業手段讓它盡快通過？ 吳介民認為連戰首次訪華，就預示了台灣可能走到這一步。「2005年的國台辦新聞發布會的公布就是國共合作的議定書，2008年馬英九上台馬上執行它，中共策略改變，武鬥放着備用，但先以經濟大規模收買吸納的政策，把台灣吸進去。」今年中共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兩岸關係時的一句「兩岸一家親」就反映了這個脈絡。
「你看新華社的報道，對馬英九的態度就好像『兒皇帝』。馬英九背着議定書的包袱上台，可是如果他相信兩岸一家親，那就不是包袱。馬英九那麼急着簽服貿，之後就是國貿，台灣跟中國就變成一個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貿易協議）， 形成大中華經濟體。他急着要開馬習會，服貿協議就是伴手禮，他要在剩下兩年的任期把制度都設定好，即使民進黨執政也逃離不了這個一中架構 。貨貿、服貿、互設辦事處，搞下去就變香港了。」
台港公民社會協作
去年暑假我們到台灣旅行，恰巧遇上洪仲丘事件引發的十萬人的靜坐，將一些感想和訪談寫成三篇關於台灣和香港本土化的文章。自此之後，我們常說要突破香港在國際間孤立無援的困境，在國際媒體間疾呼，連結各地公民社會，即使在國與國之間的現實政治無法左右大局，仍希望在民間社會中尋求支持。此後我們投書英語媒體述說一國兩制旁落，但還是經常懷疑，這種跨國公民社會連結說易行難，是否過分理想化之餘，效果也不明顯？吳介民在台灣提倡「第三種中國想像」，希望台灣對中國理解能超越「經濟機會論」和「大國威脅論」的二元。「任何跨國公民社會的協作都很困難。很多國家內部公民社會成熟很慢，還能怎樣跨國協作？可是當你把分析層次提高，可能發現問題不能只從自己的角度看。」
「台灣和香港同時面對中國威權政治跟版圖擴張的野心造成的歷史大波動，更應該加強交流反抗經驗。如果我們沒有從香港學習，就不知道為什麼台灣在發生這件事（服貿協議）；如果我們沒有考察香港媒體變化原因，就不知道為什麼會有旺中（旺旺中時）。 我們跟香港公民社會取經，學習你們怎樣被吸納，怎樣反抗，哪些有力，哪些無力。所以你看得出來反服貿在某個程度上是從香港學到教訓所做的反抗。從北京角度他這次踢到鐵板，這說明很多事情不如北京的劇本，不是通過國共平台後便能為所欲為。跨國串連很難，可是你不得不做，也不能害怕做。 他就是要恐嚇你，他愈不喜歡的事你愈做，他就怕你。」香港和台灣活在專制大國崛起的陰影下，國際地位雖不如烏克蘭，一對「亞細亞的孤兒」能做的也不只是在風中哭泣。
台灣很佩服香港
吳介民向我們了解香港情况， 請我們介紹一些理解香港的關鍵人物。我們說，這次反服貿運動讓香港人很羞愧， 台灣學生們衝進去，組織、文宣成熟有效。「今天香港，明天台灣」的說法，連香港人也複製開去。「我們很佩服香港，反國教是一群高中生搞出來的，規模那麼大，而且真的把國教擋下來，這是多大的成就！香港不需要沮喪。我們從香港學到很多東西。」
我們兩個半桶水的社會科學學生陷於「結構決定論」的難題。以外在因素思考社會問題，總是逃不出個體難以改變大環境的籠牢，再多的反抗似乎只是徒勞無功。吳介民的話如當頭棒喝。「我們分析要有結構觀點，但行動要加上個體介入。如果完全按照結構決定論，從過去世界體系的依賴理論去看，香港台灣投降就好了。但有趣的是你看過去台灣的運動，如果沒有學生、公民社會和自由派的媒體學者去反媒體巨獸，旺旺可能今天就吃下有線電視網絡獲得更大的壟斷。壹傳媒也沒有賣給紅色商人。如果什麼都沒有做，局面肯定完全不一樣。」
Hong Kong, Yes!
這星期聽立法院內外學生、學者等人的演講， 讀他們的文章，總是強烈感到他們對台灣這片土地有種悲情的執着。也許這大半個世紀以來，台灣由外來威權政府壓迫本土，走過白色恐怖，為「亞細亞的孤兒」的身分悲鳴過後，特別珍惜以鮮血爭取得來的民主開放社會。原住民以天籟唱出「人和土地連結」，教授將「正義論」課堂搬到街頭，學者述說他們二十年前在外國求學時，台灣研究和台灣人身分不受重視，今天他們站在台上帶領群眾高喊「Taiwan, Yes！」，這些場面在香港不曾見過。立法院議場內，學運領袖林飛帆身後掛着「我愛台灣」，在香港除了愛港力，幾乎沒有聽過任何民主派和知識分子公開說愛香港。這種表達放在香港，香港人也許會嫌矯情骨痺。
有香港人在台灣舉起標語說，「歡迎台灣人在香港的屍體踩過去」，我們讀來只覺一陣鼻酸。這陣子身邊的香港朋友都在談移民，談得最興起的也許包括我們兩個，對香港的結構問題以至欠缺政治醒覺的香港人徹底死心。也許是樣本問題，但在台灣匆匆數天，沒聽過任何人說要移民，說移民的總是香港人。吳介民送給我們的不只是深入批判的分析，還有堅持抗爭的提醒。「民主和政治科學要做的，不正是提高人們的政治覺醒嗎？分析不能忽略結構，行動則重視個體介入。」 暗自決定今天開始，除了說話要學台灣人般「肉麻」，不忘以溫軟的「哦」字作尾音，也不能忘記，香港是生是死，說到底只是取決於「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決心。
問﹕袁瑋熙
正在研究院修讀中國政治，希望有天寫出香港版的「第三種中國想像」。對台北最大遺憾是去了這麼多次都跟某著名壽司店擦身而過。
何雪瑩
着力城市研究，近來間中往大陸跑，更肯定台北是華語世界最宜居的城市。對台北最大遺憾是去了這麼多次都跟某著名壽司店擦身而過。
答﹕吳介民
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歷任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90年代初深入中國農村進行田野考察。研究興趣為中國社會變遷。
文 × 何雪瑩、袁瑋熙
編輯 沈可媛
8:36 30/3/2014
文 ：何雪瑩、袁瑋熙
【明報專訊】訪問於上周日下午在台北喜來登酒店咖啡廳進行，離立法院只有一街之隔。酒店富麗堂皇， 自助餐繼續爆滿。西門町和東區人潮依舊，售貨員的打扮提醒我們當今最流行的男生髮型是金秀賢頭。看着街上型男索女，我們心裏想：「當立法院內學生們一星期沒睡好，街上的人在想什麼？」逃離這場反服貿運動，其實唔難。我們帶着疑惑從立法院一路走來，斜陽映照臉上，初春微風送爽，是台北難得的好天氣。人群午後重返佔領範圍，青島東路、濟南路上慢慢鋪滿青澀的臉孔。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介民呷一口咖啡，對兩個來自香港的絕望八十後說：「台灣跟香港一樣面對北京以商圍政的局面，我們從香港身上學到很多。」
從「反分裂國家法」
到「跨海峽政商聯盟」
這次服貿爭議，源自2013年6月海基會、海協會根據《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簽訂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兩岸早於2010年簽訂ECFA，但吳介民說，要理解ECFA和服貿，須把時間推回到2005年3月。當時，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十條條文都針對台獨，除宣稱台灣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因此「不受外國勢力干涉」，更列明在三個情况下，包括當「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中國將會採取非和平手段解決台灣問題。一個月後，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率領訪問團到中國，下飛機時他說：「 我六十年前到過南京。相隔這麼久，有相逢恨晚的感覺。」國民黨橫越大江大海六十年後首次正式回到大陸，時間卻「剛巧」與這部反台獨法重疊。
一年後，連戰率團到京城參加國共經貿論壇。除了政界，還有不少台灣商界重量級人馬隨行，如中信金控的辜濂松、裕隆集團的嚴凱泰，亦不乏綠營企業家，如長榮創辦人張榮發兒子張國政、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等，統戰味道濃郁，國共第三次合作之說也自此不脛而走。直至現在，連戰一共出入中國大陸十六次，是台灣政治人物之最，隨團人數更近千人。
吳介民把這些在國共合作下獲得特殊利益的台灣權貴和家族稱為「跨海峽政商聯盟」，郭台銘的鴻海、王雪紅的宏達電、蔡衍明的旺旺，以及連戰家族、江丙坤家族等，都是典型例子。由中小企起家的政商集團，其中不少早在90年代已西進中國大陸，倚其廉價勞動力設置生產線，並乘中國崛起之勢晉身全球產業分工下不可或缺的一員。它們總部在台灣，生產線在大陸，市場在全世界，因此不能用傳統的台資、中資來界定。它們既是台資、又是中資，穿梭海峽，左右逢源。台商在大陸接受地方政府在稅務、土地、環保政策上的便利，但久而久之，這些優惠卻與「國策」連成一線，成為北京推動「兩岸整合」的獎勵。讓利的另一面即是控制：昨天給你減稅，今天可以告你逃稅；今天讓你通過環保檢查，明天可以勒令你即時停產。
以商圍政
更複雜的是，台資一踏足大陸便難以回頭，因為拉動台資橫渡海峽的，不只是中共黨國資本，同時也是全球化。「在台灣，所謂全球化和跟經濟中國化是個雙螺旋過程，攪在一塊。這就是台灣的麻煩。」麻煩在哪裏？「這又跟北京的政治意圖有關。台灣整個金融業合起來，還比不上中國工商銀行。當台灣金融業被中國整個吸進去，以後台商可能借不了錢，如果你不聽話我就掐你。這事早就發生了。」
吳介民問我們有沒有聽過奇美事件。奇美是台灣一家老牌塑膠生產商，涉獵多個行業，90年代末進入大陸投資電子業，廠設江蘇鎮江。老董事長許文龍一直是台灣大資本家中的本土大將。 2004年地方政府以環保理由禁止奇美取道長江運送化學品，一度令奇美考慮在鎮江關廠。「許文龍寫了個文告登在報紙， 等於是『悔改書』。從此奇美淡出政治領域。2012年總統大選前三周連續13天有財團輪流出來挺九二共識，其中一個就是奇美的新董事長。」另一個轉向的企業是Hello Kitty航班經營者。「長榮航空在90年代成立國策中心，現在叫國策研究院，最早是挺李登輝，站在民主改革這邊。等到要跟中國發展航空業，現在獲得巨大利益，從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已經轉向了。 」
翻查資料，官方喉舌《人民日報》在2004年以頭版刊出「不歡迎在大陸賺錢，又支持台獨」，文章點名有台獨傾向的許文龍。許文龍2005年的「退休感言」是這樣寫的：「 我支持陳水扁並不是支持台獨，我認為台灣的經濟發展離不開大陸，搞台獨只會把台灣引向戰爭，把人民拖向災難。最近胡錦濤主席的講話和『反分裂國家法』的出台，我們都很關注。我覺得有了這個講話和法律，我們心裏踏實了許多，因為敢到大陸投資，就是我們不搞『台獨』，因為不搞『台獨』，所以奇美在大陸的發展就一定會更加興旺。」時間是3月26日，「反分裂國家法」面世後十二天。
許文龍的「悔過」提醒我們經濟和政治從來緊扣，彼此牽扯。吳介民指出，中共正是利用這些政商關係作為左右台灣內政的槓桿， 「以商圍政」，以「白蟻效應」侵蝕台灣民主根基。
服貿對台灣經濟有多大利益
撇開中國因素不談，經濟利益能否成為壓倒性支持服貿的理由，是這次抗爭另一爭議所在。根據協議，中國對台灣開放項目為80項，而台灣則開放64項。有論者指出，中國開放的項目比台灣多，而且中國開放潛力產業，台灣開放的是夕陽產業，表面看來中國此舉是讓利 。
然而多項分析均指出，服貿的經濟效益並未必如想像般。先別說服貿預期只會帶來0.03% GDP增長，中國對台企開放既有限制且不對等。台資進入中國，不是要跟陸資成立合資或合作企業，就是要限制台商出資比率，不然就是把經營範圍限在福建，反而中資進入台灣則大多可以獨資、合資、合夥及設立分公司。以印刷業為例，業界憂慮服貿將吸引國營背景、財力雄厚的中資企業來台低價競爭，並以印刷、出版、發行等一條龍方式衝擊台灣中下游產業鏈，長久可以掌握台灣一定程度的文化主導權。相反，台灣印刷業到中國經營受嚴格管制，除非申請準印證、書號及刊號，否則不能涉獵出版或發行。借用前國策顧問、大塊文化出版社董事長郝明義的一句話，就好像「大陸用巡弋飛彈作戰，台灣卻只能打地面戰」。即使「中共讓利說」成立，受惠的頂多只是金融、電訊等行業的大資本家，一般百姓未必能分一杯羹。
當台灣經濟轉型
遇上中國經濟轉型
服貿背後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急急簽就服貿協議，會否令台灣社會錯過思考台灣產業轉型的機會？會否令經濟過度依賴大陸而放棄以台灣為本位的經濟思考？十年前香港正是犯了同一個錯誤。我們來台灣，為的是要泡文青咖啡店、 逛小販林立的夜市…這些小本經營、以人性化服務留住客人都是香港消失的一道風景。我們曾有機會產業轉型，不再過分依賴金融地產，卻因2003年經濟低迷下簽了CEPA而斷送。自由行揮軍北下，香港從此依賴中國內需市場。收下這份「大禮」十年來，銅鑼灣、尖沙嘴「土豪化」成為自由行樂土，金舖、藥房、化妝品店遍地開花，老店卻一家家消失，書店由三樓搬上七樓乃至轉型賣奶粉。直至近年本土意識抬頭才驚覺CEPA和中港融合下令香港對中國市場過分依賴， 錯過了曇花一現的轉型機會。這份「大禮」原來是糖衣毒藥。
吳介民說台灣完全一樣。「台灣80年代中以後生產成本提高，資本往東南亞跟中國移動，新的產業就是電子業，之後電子業又移到中國去。台灣現在面對另一波的產業轉型，可是這要有個缺口。中國市場允諾你只要加入就可以獲得很多機會，當你有這樣的信心，你就不會去想台灣自己可以做什麼產業轉型，這種依賴心態在很多資本集團都已經呈現出來。可是有人算過，陸客團對台灣的實際利益很少，因為它一條龍經營，很多利益都被港資中資賺走啦，港資背後又可能是中資。帶來的是什麼？人潮、環境破壞。你們現在到日月潭， 就知道已經完蛋了。」
然而馬英九政府的做法，卻是避開台灣產業提升這個關鍵問題，貿貿然把台灣嵌入中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寄望在中國由外貿出口主導轉為促進內需的過程分一杯羹。今天中國生產成本上升，在大陸設廠以後出口往外地的誘因大減；台商今天進入中國，承着的卻是這一波嵌入中國發展內需市場的浪潮。「嵌入內銷市場所觸及的『關係政治』（guanxi politics），比投資外銷深得多。中國的國內市場，壟斷和尋租是常態，外來資本進入中國市場要完全依賴政商關係。」
馬英九在急什麼？
既然服貿對台灣經濟算不上一塊肥肉，馬英九為何急着以各種黑箱作業手段讓它盡快通過？ 吳介民認為連戰首次訪華，就預示了台灣可能走到這一步。「2005年的國台辦新聞發布會的公布就是國共合作的議定書，2008年馬英九上台馬上執行它，中共策略改變，武鬥放着備用，但先以經濟大規模收買吸納的政策，把台灣吸進去。」今年中共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兩岸關係時的一句「兩岸一家親」就反映了這個脈絡。
「你看新華社的報道，對馬英九的態度就好像『兒皇帝』。馬英九背着議定書的包袱上台，可是如果他相信兩岸一家親，那就不是包袱。馬英九那麼急着簽服貿，之後就是國貿，台灣跟中國就變成一個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貿易協議）， 形成大中華經濟體。他急着要開馬習會，服貿協議就是伴手禮，他要在剩下兩年的任期把制度都設定好，即使民進黨執政也逃離不了這個一中架構 。貨貿、服貿、互設辦事處，搞下去就變香港了。」
台港公民社會協作
去年暑假我們到台灣旅行，恰巧遇上洪仲丘事件引發的十萬人的靜坐，將一些感想和訪談寫成三篇關於台灣和香港本土化的文章。自此之後，我們常說要突破香港在國際間孤立無援的困境，在國際媒體間疾呼，連結各地公民社會，即使在國與國之間的現實政治無法左右大局，仍希望在民間社會中尋求支持。此後我們投書英語媒體述說一國兩制旁落，但還是經常懷疑，這種跨國公民社會連結說易行難，是否過分理想化之餘，效果也不明顯？吳介民在台灣提倡「第三種中國想像」，希望台灣對中國理解能超越「經濟機會論」和「大國威脅論」的二元。「任何跨國公民社會的協作都很困難。很多國家內部公民社會成熟很慢，還能怎樣跨國協作？可是當你把分析層次提高，可能發現問題不能只從自己的角度看。」
「台灣和香港同時面對中國威權政治跟版圖擴張的野心造成的歷史大波動，更應該加強交流反抗經驗。如果我們沒有從香港學習，就不知道為什麼台灣在發生這件事（服貿協議）；如果我們沒有考察香港媒體變化原因，就不知道為什麼會有旺中（旺旺中時）。 我們跟香港公民社會取經，學習你們怎樣被吸納，怎樣反抗，哪些有力，哪些無力。所以你看得出來反服貿在某個程度上是從香港學到教訓所做的反抗。從北京角度他這次踢到鐵板，這說明很多事情不如北京的劇本，不是通過國共平台後便能為所欲為。跨國串連很難，可是你不得不做，也不能害怕做。 他就是要恐嚇你，他愈不喜歡的事你愈做，他就怕你。」香港和台灣活在專制大國崛起的陰影下，國際地位雖不如烏克蘭，一對「亞細亞的孤兒」能做的也不只是在風中哭泣。
台灣很佩服香港
吳介民向我們了解香港情况， 請我們介紹一些理解香港的關鍵人物。我們說，這次反服貿運動讓香港人很羞愧， 台灣學生們衝進去，組織、文宣成熟有效。「今天香港，明天台灣」的說法，連香港人也複製開去。「我們很佩服香港，反國教是一群高中生搞出來的，規模那麼大，而且真的把國教擋下來，這是多大的成就！香港不需要沮喪。我們從香港學到很多東西。」
我們兩個半桶水的社會科學學生陷於「結構決定論」的難題。以外在因素思考社會問題，總是逃不出個體難以改變大環境的籠牢，再多的反抗似乎只是徒勞無功。吳介民的話如當頭棒喝。「我們分析要有結構觀點，但行動要加上個體介入。如果完全按照結構決定論，從過去世界體系的依賴理論去看，香港台灣投降就好了。但有趣的是你看過去台灣的運動，如果沒有學生、公民社會和自由派的媒體學者去反媒體巨獸，旺旺可能今天就吃下有線電視網絡獲得更大的壟斷。壹傳媒也沒有賣給紅色商人。如果什麼都沒有做，局面肯定完全不一樣。」
Hong Kong, Yes!
這星期聽立法院內外學生、學者等人的演講， 讀他們的文章，總是強烈感到他們對台灣這片土地有種悲情的執着。也許這大半個世紀以來，台灣由外來威權政府壓迫本土，走過白色恐怖，為「亞細亞的孤兒」的身分悲鳴過後，特別珍惜以鮮血爭取得來的民主開放社會。原住民以天籟唱出「人和土地連結」，教授將「正義論」課堂搬到街頭，學者述說他們二十年前在外國求學時，台灣研究和台灣人身分不受重視，今天他們站在台上帶領群眾高喊「Taiwan, Yes！」，這些場面在香港不曾見過。立法院議場內，學運領袖林飛帆身後掛着「我愛台灣」，在香港除了愛港力，幾乎沒有聽過任何民主派和知識分子公開說愛香港。這種表達放在香港，香港人也許會嫌矯情骨痺。
有香港人在台灣舉起標語說，「歡迎台灣人在香港的屍體踩過去」，我們讀來只覺一陣鼻酸。這陣子身邊的香港朋友都在談移民，談得最興起的也許包括我們兩個，對香港的結構問題以至欠缺政治醒覺的香港人徹底死心。也許是樣本問題，但在台灣匆匆數天，沒聽過任何人說要移民，說移民的總是香港人。吳介民送給我們的不只是深入批判的分析，還有堅持抗爭的提醒。「民主和政治科學要做的，不正是提高人們的政治覺醒嗎？分析不能忽略結構，行動則重視個體介入。」 暗自決定今天開始，除了說話要學台灣人般「肉麻」，不忘以溫軟的「哦」字作尾音，也不能忘記，香港是生是死，說到底只是取決於「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決心。
問﹕袁瑋熙
正在研究院修讀中國政治，希望有天寫出香港版的「第三種中國想像」。對台北最大遺憾是去了這麼多次都跟某著名壽司店擦身而過。
何雪瑩
着力城市研究，近來間中往大陸跑，更肯定台北是華語世界最宜居的城市。對台北最大遺憾是去了這麼多次都跟某著名壽司店擦身而過。
答﹕吳介民
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歷任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90年代初深入中國農村進行田野考察。研究興趣為中國社會變遷。
文 × 何雪瑩、袁瑋熙
編輯 沈可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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