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325-黃偉豪：獨裁損害經濟發展——均衡參與和功能組別的荒謬
黃偉豪：獨裁損害經濟發展——均衡參與和功能組別的荒謬
7:51 25/3/2014
【明報專訊】要專注發展經濟，往往是獨裁政府封殺民主的重要理由，但實證研究所指出的情况卻是剛剛相反，任何獨裁或不民主的因素，包括了沒有政治和經濟的平等和權利，均會嚴重損害經濟發展。因此，民主和民生根本由始至終也是缺一不可的雙生兒。
民主和民生 缺一不可的雙生兒
在香港的現有的政制中存在，以及很有機會在中央主導的政改下，在香港將來的政制下仍繼續存在的均衡參與原則和功能組別制度，這些違反民主下平等和權利的做法，只會在保障現有既得利益者下，犧牲了香港整體利益及長遠經濟發展，慢慢地把香港經濟推入一個萬劫不復的下滑深淵。
以上絕不是用來嚇人的說話，也不是推測性預言，而是已發生了活在眼前的現實。
有這樣的一個故事。2000年，香港和新加坡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是在同一水平，約有2.4萬美元，但到了2012年，根據世界銀行數字，新加坡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增加至51,700美元，但香港卻只有36,700美元。只是經過了短短12年，新加坡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足足比香港高出四成有多。
過去我們經常用「雙城故事」來形容香港和新加坡，認為兩者皆為城邦（city state），在各方面均有相似和值得比較的地方，但無情的現實是，新加坡在經濟發展上已遠遠拋離香港。
又有另一個故事。風靡全球的科技公司WhatsApp的創辦人Jan Koum，原籍烏克蘭，在少年時代才移居美國。作為一個思想實驗，我們大家可以問問自己以下的有趣問題，如果他永遠留在烏克蘭，從來沒有踏足美國，他還有沒有可能創立WhatsApp？同一時間，相信在烏克蘭應仍有不少和當年的Jan一樣，聰明而又充滿創意的年輕人，為什麼我們不曾聽見有其他的烏克蘭青年，能在自己的祖國實現自己的夢想，為科技的創新帶來突破？
獨裁有利經濟發展？
大家更不妨再退一步問問自己，如果獨裁有利經濟發展，而民主有害經濟的話，為什麼世界上很多的主要創意和發明，均是在美國及其他民主國家發生，而不是在朝鮮、俄羅斯或非洲等的獨裁或不民主的國家中發生？為什麼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中，絕大部分也是民主國家？即使俄羅斯的國力看似很強，在2012年，它的國民生產總值只是約1.4萬美元，約為美國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為什麼在世界上絕大部分的貧窮國家，均是由獨裁政府所領導，而獨裁政府的長期執政，又絕不保證經濟增長？
以上的關係絕非巧合或偶然，它所說明的是民主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正向關係。事實上，很多人均不知道經濟學最初的原名是政治經濟（political economy）（見參考資料1），顯示早於阿當史密斯的年代，經濟學家已認為政治和經濟有密不可分的重要關係。
專門研究經濟發展的經濟學家、紐約大學教授William Easterly在其新書《專家的暴政：經濟學家、獨裁者與窮人被忘記的權利》（見參考資料2）中，他一開始便否定經濟發展只是一個純技術的經濟問題，只需要交由專家去尋找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然後再交由集大權於一身的獨裁者負責推行，國家便自然可走向富強。Easterly發現這種強調由專家領導（rule by expert），由獨裁者執行的專制發展模式（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是一種既天真又得不到事實支持的想法，甚至可以稱之為對技術和專家的迷思（technocratic illusion）。國際上及歷史裏，一個可靠及有效的經濟發展方式，反而是建立一個確保人人平等、享有同樣政治和經濟權利和自由的民主制度。貧窮國家的所謂貧窮，並非只因欠缺資源、資金和技術等表面而又實質可見的東西，這只是貧窮的表徵（symptoms），而非貧窮的根源（cause）。
貧窮的根源
貧窮國家之所以窮，真正的原因是它缺乏了人人平等的權利和民主，來鼓勵努力和創新。
民主和經濟發展的正面互動可以從兩方面去理解，一是管治者和人民的動機，二是知識的發展和科技的創新。前者並不難明白，當社會上並非人人平等，沒有民主，人民缺乏選擇及更換政治領袖的能力，國家被獨裁者及少數精英壟斷，在「權力腐化」的不變定律下，統治者只會專注自己財富的累積，懶理國家的整體發展及社會上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
在人民的角度，在不能參與國家事務、對國家缺乏認同和歸屬感、缺乏權利及制度保障自己的貢獻和財富、不斷被貪婪的當權者充公的情况下，他們也缺乏努力的動機。貧窮，變成了整個國家的恆常狀態。
在知識創新及科技突破方面，Easterly特別指出，創新真正需要的不是在封閉的實驗室中，由一群專家向着已知的方向（conscious direction），有計劃下埋頭苦幹所帶來，而是基於驚喜的原則（principle of surprise），在民主制度下，容許思想自由、歡迎挑戰權威（challenge to authority）的社會氣氛中，透過思想（ideas）互動所產生的結果。以上亦解釋了為何人類的科學及知識的突破，往往集中在充滿了自由空氣的民主國家。
在書中，Easterly也多次提及中國，他認為世人在理解中國今日的經濟成就上，犯下了嚴重的錯誤。中國的經濟成就，絕不應被理解為獨裁有利經濟發展的印證，雖然中國仍是不民主，但和毛澤東的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的年代相比，在開放改革後，中國明顯地改善了人民可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從而帶來了中國經濟的崛起。
強調平等的民主制度
促進經濟發展最可靠途徑
當學術及實證研究清楚及強而有力地指出，強調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最可靠及有效的途徑，有趣和諷刺地，一向強調香港應專注及高速發展經濟的中央和特區政府，在政改問題上，卻處處強調要保留破壞平等，強調權貴、大商家、富豪及精英的政治特權的均衡參與原則，以及功能組別制度，明顯是倒行逆施，自相矛盾，削弱香港經濟發展能力。
香港被新加坡拋離，正正是一個警號，告訴我們香港已日漸喪失作為一個自由社會的優勢。經常以「扶貧」作為主打施政的特首梁振英，亦應知道給窮人的最佳禮物，不是派米派錢，而是給他們平等的政治權利，提名和選舉自己的特首！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7:51 25/3/2014
【明報專訊】要專注發展經濟，往往是獨裁政府封殺民主的重要理由，但實證研究所指出的情况卻是剛剛相反，任何獨裁或不民主的因素，包括了沒有政治和經濟的平等和權利，均會嚴重損害經濟發展。因此，民主和民生根本由始至終也是缺一不可的雙生兒。
民主和民生 缺一不可的雙生兒
在香港的現有的政制中存在，以及很有機會在中央主導的政改下，在香港將來的政制下仍繼續存在的均衡參與原則和功能組別制度，這些違反民主下平等和權利的做法，只會在保障現有既得利益者下，犧牲了香港整體利益及長遠經濟發展，慢慢地把香港經濟推入一個萬劫不復的下滑深淵。
以上絕不是用來嚇人的說話，也不是推測性預言，而是已發生了活在眼前的現實。
有這樣的一個故事。2000年，香港和新加坡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是在同一水平，約有2.4萬美元，但到了2012年，根據世界銀行數字，新加坡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增加至51,700美元，但香港卻只有36,700美元。只是經過了短短12年，新加坡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足足比香港高出四成有多。
過去我們經常用「雙城故事」來形容香港和新加坡，認為兩者皆為城邦（city state），在各方面均有相似和值得比較的地方，但無情的現實是，新加坡在經濟發展上已遠遠拋離香港。
又有另一個故事。風靡全球的科技公司WhatsApp的創辦人Jan Koum，原籍烏克蘭，在少年時代才移居美國。作為一個思想實驗，我們大家可以問問自己以下的有趣問題，如果他永遠留在烏克蘭，從來沒有踏足美國，他還有沒有可能創立WhatsApp？同一時間，相信在烏克蘭應仍有不少和當年的Jan一樣，聰明而又充滿創意的年輕人，為什麼我們不曾聽見有其他的烏克蘭青年，能在自己的祖國實現自己的夢想，為科技的創新帶來突破？
獨裁有利經濟發展？
大家更不妨再退一步問問自己，如果獨裁有利經濟發展，而民主有害經濟的話，為什麼世界上很多的主要創意和發明，均是在美國及其他民主國家發生，而不是在朝鮮、俄羅斯或非洲等的獨裁或不民主的國家中發生？為什麼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中，絕大部分也是民主國家？即使俄羅斯的國力看似很強，在2012年，它的國民生產總值只是約1.4萬美元，約為美國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為什麼在世界上絕大部分的貧窮國家，均是由獨裁政府所領導，而獨裁政府的長期執政，又絕不保證經濟增長？
以上的關係絕非巧合或偶然，它所說明的是民主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正向關係。事實上，很多人均不知道經濟學最初的原名是政治經濟（political economy）（見參考資料1），顯示早於阿當史密斯的年代，經濟學家已認為政治和經濟有密不可分的重要關係。
專門研究經濟發展的經濟學家、紐約大學教授William Easterly在其新書《專家的暴政：經濟學家、獨裁者與窮人被忘記的權利》（見參考資料2）中，他一開始便否定經濟發展只是一個純技術的經濟問題，只需要交由專家去尋找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然後再交由集大權於一身的獨裁者負責推行，國家便自然可走向富強。Easterly發現這種強調由專家領導（rule by expert），由獨裁者執行的專制發展模式（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是一種既天真又得不到事實支持的想法，甚至可以稱之為對技術和專家的迷思（technocratic illusion）。國際上及歷史裏，一個可靠及有效的經濟發展方式，反而是建立一個確保人人平等、享有同樣政治和經濟權利和自由的民主制度。貧窮國家的所謂貧窮，並非只因欠缺資源、資金和技術等表面而又實質可見的東西，這只是貧窮的表徵（symptoms），而非貧窮的根源（cause）。
貧窮的根源
貧窮國家之所以窮，真正的原因是它缺乏了人人平等的權利和民主，來鼓勵努力和創新。
民主和經濟發展的正面互動可以從兩方面去理解，一是管治者和人民的動機，二是知識的發展和科技的創新。前者並不難明白，當社會上並非人人平等，沒有民主，人民缺乏選擇及更換政治領袖的能力，國家被獨裁者及少數精英壟斷，在「權力腐化」的不變定律下，統治者只會專注自己財富的累積，懶理國家的整體發展及社會上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
在人民的角度，在不能參與國家事務、對國家缺乏認同和歸屬感、缺乏權利及制度保障自己的貢獻和財富、不斷被貪婪的當權者充公的情况下，他們也缺乏努力的動機。貧窮，變成了整個國家的恆常狀態。
在知識創新及科技突破方面，Easterly特別指出，創新真正需要的不是在封閉的實驗室中，由一群專家向着已知的方向（conscious direction），有計劃下埋頭苦幹所帶來，而是基於驚喜的原則（principle of surprise），在民主制度下，容許思想自由、歡迎挑戰權威（challenge to authority）的社會氣氛中，透過思想（ideas）互動所產生的結果。以上亦解釋了為何人類的科學及知識的突破，往往集中在充滿了自由空氣的民主國家。
在書中，Easterly也多次提及中國，他認為世人在理解中國今日的經濟成就上，犯下了嚴重的錯誤。中國的經濟成就，絕不應被理解為獨裁有利經濟發展的印證，雖然中國仍是不民主，但和毛澤東的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的年代相比，在開放改革後，中國明顯地改善了人民可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從而帶來了中國經濟的崛起。
強調平等的民主制度
促進經濟發展最可靠途徑
當學術及實證研究清楚及強而有力地指出，強調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最可靠及有效的途徑，有趣和諷刺地，一向強調香港應專注及高速發展經濟的中央和特區政府，在政改問題上，卻處處強調要保留破壞平等，強調權貴、大商家、富豪及精英的政治特權的均衡參與原則，以及功能組別制度，明顯是倒行逆施，自相矛盾，削弱香港經濟發展能力。
香港被新加坡拋離，正正是一個警號，告訴我們香港已日漸喪失作為一個自由社會的優勢。經常以「扶貧」作為主打施政的特首梁振英，亦應知道給窮人的最佳禮物，不是派米派錢，而是給他們平等的政治權利，提名和選舉自己的特首！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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