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330-鄭樹森︰張愛玲與夏志清
鄭樹森︰張愛玲與夏志清
7:43 30/3/2014
二○○○年夏志清先生應老朋友劉紹銘先生之邀，在王德威教授陪同下，偕夫人王洞自紐約飛來香港，參加嶺南大學的「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在新界屯門嶺大見面時，神采飛揚，但一直大呼是「冒死前來」，因為稍早心臟有毛病，每天都在服藥，加上長途飛機高壓機艙中氧氣大減，較易發病。夏先生一九二一年出生於上海，來港開會時已快八十歲，見面時我改口稱為「夏公」，會議第一天第一場的發言稿也以〈夏公與「張學」〉為題，在他和夫人面前宣讀。會議期間他一再表示，過去沒有人這樣稱呼他，倒是劇作家夏衍在大陸被尊稱夏公。二○○二年春會議記錄以《再讀張愛玲》為題在港出版。快郵紐約後，收到日期是五月四號的一封信，再次提及此事，如下：
《再讀張愛玲》此書收到想已近一個月了，一到就看了〈夏公與「張學」〉此文，文章雖短，份量卻極重，要向你道聲謝。在文章裏稱我為「公」的想還是第一次，一般大陸人心目中的「夏公」想還是夏衍。我書裏張愛玲章提到四位女作家，主要想在美國讀者面前提高張的地位，讓他們驚奇一下。五十年代初期Flannery O'Connor在文藝季匯上已有小說發表，可惜我一篇也未看。後來（來哥大之後）把她的短篇小說全看了，覺得她在成就方面，的確可與愛玲相比，要寫文章講明此點就很困難。
夏公在《現代中國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一九六一年初版）張愛玲專章裏提到的四位女作家，分別是：（一）徐志摩一九二○年代譯介的紐西蘭短篇小說家曼殊斐爾（Katherine Mansfield）；（二）一九三○年以短篇小說集《盛開的猶大花》（Flowering Judas）崛起美國文壇的德克薩斯州短篇大家凱薩琳．安．泡特（Katherine Anne Porter；這部著名短篇集香港美新處的今日世界社一九七○年推出中譯本，由於梨華、陳祖文、王敬羲、戴天四人合譯）；（三）一九四一年第一本短篇小說集《一簾綠色》（A Curtain of Green）得凱薩琳．安．泡特作序推薦而備受矚目的密西西比州短篇名家尤多拉．韋爾蒂（Eudora Welty；台灣最早譯介韋爾蒂的是夏濟安先生，選自這本成名集的短篇〈寒笛〉"The Whistle"一九五○年代中葉就有英中對照評註版發表於趙麗蓮教授主持的《學生英語文摘》，一九五九年收入商務版《現代英文選評註》）；（四）一九五一年以中短篇集《小酒館的悲歌》（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e）被譽為戰後新生代最強音的喬治亞州小說家卡森．麥克勒絲（Carson McCullers；台灣讀者普遍認識這位女作家最早可能是通過林懷民一九六九年的中篇小說《蟬》，香港今日世界社遲自一九七五年才推出金聖華的中譯本）。
夏公拿來和張愛玲相比的四大名家，都以短篇小說見知於世，更因文字精緻經常被選作範文。後三位（泡特、韋爾蒂、麥克勒絲）都出身美國南方，地域色彩濃厚，以女性身份細察南部的風土人情，尤其是狹隘、敗落、和心理扭曲，至今仍歷久猶新。夏公二○○二年五月四日信中提到的法蘭妮．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和麥克勒絲一樣，也是喬治亞州人，作品中人物的偏激狂熱，常被視為南方「怪誕」（grotesque）之代表；但她本人曾有此反駁：北佬看來怪誕的，如果真是這樣，在我們這裏只是日常現實。奧康納在二戰後曾到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主持的愛奧華大學作家工作坊（University of Iowa Writers' Workshop）進修，先後在當時美國最老的文藝季匯《史萬尼雜誌》（Sewanee Review）發表五則短篇，自此聲譽鵲起，美國著名女詩人伊麗莎白．比修（Elizabeth Bishop）嘗言：奧康納小說蘊藏的真正的詩，遠遠超過一打以上的詩集；由此可見其文字之功力及才華。一九五二年出版的長篇小說Wise Blood（一九八四年何欣先生將題目譯作《智血》；一九七九年由大導演John Huston搬上銀幕），就是得保羅．安格爾的鼓勵，以三則短篇重組改寫而成。奧康納的短篇，除了《史萬尼雜誌》，僅曾在筆陣鼎盛的兩份季匯《宗派雜誌》（Partisan Review）和《巴黎雜誌》（Paris Review）出現過，因此夏公所說的「文藝季匯」應或包括這兩份一九五○年代人文學界無不知曉的季匯。
夏公來信接續指正拙文中一點，如下：
大文謂我赴美前即已念過7 Types of Ambiguity〔鄭按：即《七種歧義論》〕，倒與事實不合，上海工部局圖書館無此書，想不到北大library也無此書。我的那冊Seven Types（1947年新版，New Directions），倒是我到了Gambier〔鄭按：甘比爾，即俄亥俄州墾吟學院Kenyon College所在地〕，四八年正月十二在Kenyon學院書店裏買到的。所以初看此書是我Kenyon那段時間。…Allen Tate〔鄭按：泰特，新批評大將，曾任教墾吟學院〕我見過兩次，並未和他談過話，談不到「接觸」。首次他來Yale演講Our Cousin, Mr. Poe〔鄭按：題目是〈我們的表兄弟坡先生〉，即美國大詩人艾德格．愛倫．坡〕，第二次我在華府看到。Jacques Barzun〔鄭按：雅克．巴爾贊，法國出生的西方文化史大師〕以President身份主持了一個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Letters〔鄭按：美國藝文學院〕的年會，Ransom〔鄭按：蘭遜，新批評首腦，曾任教墾吟學院，並為新批評及南方文學陣地的季匯《墾吟雜誌》（Kenyon Review）創匯主編〕，Tate都在台上，我是audience的一名，會後也無勇氣走上台，同Ransom講幾句話。這是我見到他的最後一次。
夏公這個回應是針對拙文中談新批評的一段話，現引錄如下，望能不說自明：「夏公在出國赴美前就念過英國評論家燕卜蓀（William Empson,1906－1984）的成名作《七種歧義論》（Seven Types of Ambiguity,1930）。燕卜蓀出道時與美國新批評學派並無瓜葛，但其特重文字、肌理之批評手法與後者異曲同工。夏公到耶魯大學攻讀英國文學博士時，上過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1906－1994）的課，另與蘭遜（John Crowe Ransom,1888－1974）和泰特（Allen Tate,1899－1979）也有接觸。布魯克斯以形式主義的詩分析馳名；泰特則以短篇小說的形式主義分析飲譽。兩人都有純理論文字，但似又不及蘭遜在說明及體系方面之完整。這三位新批評大將雖然都是老師，夏公後來並因此在新批評的陣地《墾吟雜誌》（Kenyon Review）發表英文論文；但夏公討論英國沿襲新古典主義詩風的George Crabbe（1754－1832）的博士論文（部份曾在台北的英語學報Tamkang Review草創期發表），卻由波陶（Frederic A. Pottle）指導。當時波陶在耶魯大學英文系應該比較資深，對英國新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都有研究，但雖和新批評學派的幾位同事聲氣相通，倒不是其中一員。整體而言，夏公評論的基本立場雖然與自身俱足、就文論文的新批評學派並無二致，但也有些差異。首先是酌量引入作者生平；這一點較接近燕卜蓀，有異於新批評堅守文本、不涉任何外緣的運作。其次是比較文學的角度，尤其是類同性（affinity）比較；這方面極可能源自夏公對西洋文學的廣泛興趣。夏公出國前的興趣和出國後親炙新批評學派的機緣，都令其文論與當時美國漢學界大相逕庭。後者忽視分析、義理，仍以實證主義的考據、版本等為終極關懷，而眼界不及現代中國文學；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海陶瑋（James Hightower）甚至認為五四運動後就無文學可言。因此夏公一九五○年代的張愛玲論析，無論是當日的華文學界或西方漢學界，恐怕連『逆流而上』都談不上，只能視為『荒野的吶喊』」。
夏公在新大陸這一聲孤獨的吶喊，意想不到的是，半個多世紀以來迴響不絕，既有「張派」傳人之湧現，復有至今不斷的「張學」，更不要說徹底顛覆了舊大陸一九四九年後魯迅、茅盾和巴金的「新」座次。
鄭樹森
7:43 30/3/2014
二○○○年夏志清先生應老朋友劉紹銘先生之邀，在王德威教授陪同下，偕夫人王洞自紐約飛來香港，參加嶺南大學的「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在新界屯門嶺大見面時，神采飛揚，但一直大呼是「冒死前來」，因為稍早心臟有毛病，每天都在服藥，加上長途飛機高壓機艙中氧氣大減，較易發病。夏先生一九二一年出生於上海，來港開會時已快八十歲，見面時我改口稱為「夏公」，會議第一天第一場的發言稿也以〈夏公與「張學」〉為題，在他和夫人面前宣讀。會議期間他一再表示，過去沒有人這樣稱呼他，倒是劇作家夏衍在大陸被尊稱夏公。二○○二年春會議記錄以《再讀張愛玲》為題在港出版。快郵紐約後，收到日期是五月四號的一封信，再次提及此事，如下：
《再讀張愛玲》此書收到想已近一個月了，一到就看了〈夏公與「張學」〉此文，文章雖短，份量卻極重，要向你道聲謝。在文章裏稱我為「公」的想還是第一次，一般大陸人心目中的「夏公」想還是夏衍。我書裏張愛玲章提到四位女作家，主要想在美國讀者面前提高張的地位，讓他們驚奇一下。五十年代初期Flannery O'Connor在文藝季匯上已有小說發表，可惜我一篇也未看。後來（來哥大之後）把她的短篇小說全看了，覺得她在成就方面，的確可與愛玲相比，要寫文章講明此點就很困難。
夏公在《現代中國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一九六一年初版）張愛玲專章裏提到的四位女作家，分別是：（一）徐志摩一九二○年代譯介的紐西蘭短篇小說家曼殊斐爾（Katherine Mansfield）；（二）一九三○年以短篇小說集《盛開的猶大花》（Flowering Judas）崛起美國文壇的德克薩斯州短篇大家凱薩琳．安．泡特（Katherine Anne Porter；這部著名短篇集香港美新處的今日世界社一九七○年推出中譯本，由於梨華、陳祖文、王敬羲、戴天四人合譯）；（三）一九四一年第一本短篇小說集《一簾綠色》（A Curtain of Green）得凱薩琳．安．泡特作序推薦而備受矚目的密西西比州短篇名家尤多拉．韋爾蒂（Eudora Welty；台灣最早譯介韋爾蒂的是夏濟安先生，選自這本成名集的短篇〈寒笛〉"The Whistle"一九五○年代中葉就有英中對照評註版發表於趙麗蓮教授主持的《學生英語文摘》，一九五九年收入商務版《現代英文選評註》）；（四）一九五一年以中短篇集《小酒館的悲歌》（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e）被譽為戰後新生代最強音的喬治亞州小說家卡森．麥克勒絲（Carson McCullers；台灣讀者普遍認識這位女作家最早可能是通過林懷民一九六九年的中篇小說《蟬》，香港今日世界社遲自一九七五年才推出金聖華的中譯本）。
夏公拿來和張愛玲相比的四大名家，都以短篇小說見知於世，更因文字精緻經常被選作範文。後三位（泡特、韋爾蒂、麥克勒絲）都出身美國南方，地域色彩濃厚，以女性身份細察南部的風土人情，尤其是狹隘、敗落、和心理扭曲，至今仍歷久猶新。夏公二○○二年五月四日信中提到的法蘭妮．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和麥克勒絲一樣，也是喬治亞州人，作品中人物的偏激狂熱，常被視為南方「怪誕」（grotesque）之代表；但她本人曾有此反駁：北佬看來怪誕的，如果真是這樣，在我們這裏只是日常現實。奧康納在二戰後曾到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主持的愛奧華大學作家工作坊（University of Iowa Writers' Workshop）進修，先後在當時美國最老的文藝季匯《史萬尼雜誌》（Sewanee Review）發表五則短篇，自此聲譽鵲起，美國著名女詩人伊麗莎白．比修（Elizabeth Bishop）嘗言：奧康納小說蘊藏的真正的詩，遠遠超過一打以上的詩集；由此可見其文字之功力及才華。一九五二年出版的長篇小說Wise Blood（一九八四年何欣先生將題目譯作《智血》；一九七九年由大導演John Huston搬上銀幕），就是得保羅．安格爾的鼓勵，以三則短篇重組改寫而成。奧康納的短篇，除了《史萬尼雜誌》，僅曾在筆陣鼎盛的兩份季匯《宗派雜誌》（Partisan Review）和《巴黎雜誌》（Paris Review）出現過，因此夏公所說的「文藝季匯」應或包括這兩份一九五○年代人文學界無不知曉的季匯。
夏公來信接續指正拙文中一點，如下：
大文謂我赴美前即已念過7 Types of Ambiguity〔鄭按：即《七種歧義論》〕，倒與事實不合，上海工部局圖書館無此書，想不到北大library也無此書。我的那冊Seven Types（1947年新版，New Directions），倒是我到了Gambier〔鄭按：甘比爾，即俄亥俄州墾吟學院Kenyon College所在地〕，四八年正月十二在Kenyon學院書店裏買到的。所以初看此書是我Kenyon那段時間。…Allen Tate〔鄭按：泰特，新批評大將，曾任教墾吟學院〕我見過兩次，並未和他談過話，談不到「接觸」。首次他來Yale演講Our Cousin, Mr. Poe〔鄭按：題目是〈我們的表兄弟坡先生〉，即美國大詩人艾德格．愛倫．坡〕，第二次我在華府看到。Jacques Barzun〔鄭按：雅克．巴爾贊，法國出生的西方文化史大師〕以President身份主持了一個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Letters〔鄭按：美國藝文學院〕的年會，Ransom〔鄭按：蘭遜，新批評首腦，曾任教墾吟學院，並為新批評及南方文學陣地的季匯《墾吟雜誌》（Kenyon Review）創匯主編〕，Tate都在台上，我是audience的一名，會後也無勇氣走上台，同Ransom講幾句話。這是我見到他的最後一次。
夏公這個回應是針對拙文中談新批評的一段話，現引錄如下，望能不說自明：「夏公在出國赴美前就念過英國評論家燕卜蓀（William Empson,1906－1984）的成名作《七種歧義論》（Seven Types of Ambiguity,1930）。燕卜蓀出道時與美國新批評學派並無瓜葛，但其特重文字、肌理之批評手法與後者異曲同工。夏公到耶魯大學攻讀英國文學博士時，上過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1906－1994）的課，另與蘭遜（John Crowe Ransom,1888－1974）和泰特（Allen Tate,1899－1979）也有接觸。布魯克斯以形式主義的詩分析馳名；泰特則以短篇小說的形式主義分析飲譽。兩人都有純理論文字，但似又不及蘭遜在說明及體系方面之完整。這三位新批評大將雖然都是老師，夏公後來並因此在新批評的陣地《墾吟雜誌》（Kenyon Review）發表英文論文；但夏公討論英國沿襲新古典主義詩風的George Crabbe（1754－1832）的博士論文（部份曾在台北的英語學報Tamkang Review草創期發表），卻由波陶（Frederic A. Pottle）指導。當時波陶在耶魯大學英文系應該比較資深，對英國新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都有研究，但雖和新批評學派的幾位同事聲氣相通，倒不是其中一員。整體而言，夏公評論的基本立場雖然與自身俱足、就文論文的新批評學派並無二致，但也有些差異。首先是酌量引入作者生平；這一點較接近燕卜蓀，有異於新批評堅守文本、不涉任何外緣的運作。其次是比較文學的角度，尤其是類同性（affinity）比較；這方面極可能源自夏公對西洋文學的廣泛興趣。夏公出國前的興趣和出國後親炙新批評學派的機緣，都令其文論與當時美國漢學界大相逕庭。後者忽視分析、義理，仍以實證主義的考據、版本等為終極關懷，而眼界不及現代中國文學；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海陶瑋（James Hightower）甚至認為五四運動後就無文學可言。因此夏公一九五○年代的張愛玲論析，無論是當日的華文學界或西方漢學界，恐怕連『逆流而上』都談不上，只能視為『荒野的吶喊』」。
夏公在新大陸這一聲孤獨的吶喊，意想不到的是，半個多世紀以來迴響不絕，既有「張派」傳人之湧現，復有至今不斷的「張學」，更不要說徹底顛覆了舊大陸一九四九年後魯迅、茅盾和巴金的「新」座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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