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726-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政治冷感問系列：本應是個建制派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政治冷感問系列：本應是個建制派
2015年7月26日


【明報專訊】梁家傑說，如果不是廿三條，他本應是個建制派。

他告訴我一樁被他自己形容為「震撼」的經歷。1987年12月的一天，御用大律師鄧國楨（現在終審法院的四位常任法官之一）打電話給他，說：「Alan，我準備競選大律師公會主席，想邀請你加入我的執委會。」

當時的梁家傑，掛牌執業才三年，欣然應邀。翌年一月，鄧國楨順利當選，在第一次執委會的會議上，梁家傑驀然發現，坐在自己身邊的，是唐明治。

他說：「我才發現大律師公會的執委會原來這麼『建制』，我們都叫律政司『titularhead』，一個象徵的阿頭。你想想看，一個入行不到三年的人，坐在當時殖民地政府第三把交椅的旁邊，是不是很震撼？」


想做孫中山的同志

將近三十年後的今天，梁家傑回憶起這段經歷，時間地點人物，歷歷在目。1998年，他成為回歸後獲晉升的第一名資深大律師 ，2001年當選為大律師公會主席，如果在這條路上平平穩穩地走下去，應該會加入建制。

2003年，一個廿三條，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迹。他意識到香港的法制多麼脆弱。幾個志同道合的法律人，成立「四十五條關注組」，他是其中一員。從此一發而不可收，他們組黨、參選特首、反高鐵、搞五區公投、支持佔中，乃至反對政改。大家想，這幫律師是不是瘋了。

梁家傑說：「人們總是問我，怎麼律師做得好好的，跑去當議員？議員做得好好的，為何去選特首，打一場必敗的仗？公民黨為什麼愈來愈激進，竟然跟社民連成為同路人？」

他的回答是：如果沒有民主和自由，空談什麼法治呢？他只不過是在按照這件事的邏輯，判斷當時當刻最需要做的事。

他從政的信條是「敏於行而訥於言」。一個大律師，按捺住搶白的衝動，將理想付諸行動，並且注重行動的效果。那些看似充滿無力感的行動，原來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精神播種。歷史永遠是一環扣一環的，他犧牲律師事業的黃金十二年，成為香港民主化進程的其中一環，雖然並沒有什麼成就感，但是毫不後悔，與有榮焉。

他甚至有些情懷：「別說我肉麻，我真想做孫中山的同志。個人雖然無法選擇他出生的時空，但在我看來，實現『一國兩制』，將沿襲香港在中國近代史上的角色。如果這場民主運動的成功中有我，該是多麼榮幸的事。」


香港人的專業精神

民主運動會否成功，難以預見。但梁家傑曾經嚮往的那個建制，是確確實實地回不去了。今時今日香港社會的建制，在他眼中是一群奇怪的人。

「一個人不是因為獲得行業肯定，受邀入建制，而是因為政治正確招入建制，再去了解他的行業。」他不客氣地說：「這就是為什麼如今的建制派總是出洋相。」

採訪梁家傑是件樂事，他妙語連珠而為人厚道。我沒感覺到他的傲慢，反而深受啓發。香港精神的本質，如果還沒死去，大概就是專業精神吧？崇尚專業，自尊自愛，公平競爭，對行家不出惡言。君不見中環那些醫生大廈，密集律師樓？而一個有專業精神的人，即使換一行做，出於對行業的敬意，會虛心學習成為一個懂行的人，乃至定義行業標準。

「懂行」，是香港人的共同語言。我們的特首，第一個不懂行，第二個沒做好那份工，第三個是行業恥辱，希望第四個（如果還有第四個），不要毀滅自己那一行。「特首」這一行沒有了，「特別行政區」也就完蛋了。至於我們的泛民主派各政黨，如果再不為自己掙出一個真正的行業來，也很快就要全軍覆沒。

想深一層，我們的香港，如果不再對「民主、法治、自由」懷有夢想，放棄努力，那麼，香港人和大陸人還有什麼不同呢？

這個系列由梁國雄開始，由梁家傑結束，是一件奇妙的事。他們二人深刻不同，卻在做同一件事。我想起梁國雄說「群眾運動的武裝」，用梁家傑的話說，就是香港人對民主有個夢。那個夢愈清晰，愈能有效防止我們被大陸化。

在可見的未來，香港人將會對還要不要繼續奮鬥下去作出選擇。那些天生無法政治正確的人，比如我，如果想要在香港繼續政治不正確地活下去，恐怕必須稍微奮鬥一下。


文 王雅雋
圖 李紹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