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730-李兆富：死不認錯的官僚文化
李兆富：死不認錯的官僚文化
23:44 30/7/2015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副校長石玲就該校女童墮樓案在法庭所作的證供被裁判官批評為一派胡言。資料圖片
香港是個很虛偽的城市。在這個城市，我們每天遇到的人，絕大多數因為工作身份，要將自己人格割裂，不能以真面目示人，這也是多數打工仔女討厭資本主義的原因。
其實這種大機構層層疊式去人性化的結構模式，有人叫做官僚，也有人叫科層制。馬克思認為官僚是資本主義產物，就正如一般香港打工仔女所想像般的。不過，建立在官僚上的組織也不只是大企業；凡舉政府部門、各級學校甚至慈善團體，只要具備一定規模，就要有一定的官僚程序。計劃經濟社會，就是官僚的極致；人只不過是社會上負責執行程序的機器零件，一切有規有矩，沒有酌情權，也不用個人意志，最理想就是排除一切個人因素。
有些人愛穩定不想冒險，一份官僚式的工作對他們來說就是一輩子的成就。加入官僚不等於加入政府，但凡論資排輩，定期升職，有就業保障，有制度，都是官僚。銀行、學校、公共企業等，其實都是官僚組織。而香港又特別多官僚，尤其是七、八十年代起，這個城市急速官僚化，漸漸地官僚文化成為了香港的風俗。
對那些第一次到香港的個人自由主義朋友，我通常都會這樣介紹：「千萬不要以為香港是一個很自由的地方，這個城市在文化上是一個很家長式高度管治的社會。遠的不說，只要到任何一個公共廁所，你會見到連怎樣沖廁、洗手、乾手，都有鉅細靡遺的指示，彷彿在某些人心目中，沒有明文規定的指引，世界就會大亂。」
我們常常聽到有抱怨，說當下社會想找個有點常識的人也很難。試想連洗手那麼簡單的一個日常細節，都要拆成三大注意四大步驟，這不是反智社會是甚麼？不過，由反智到虛偽仍然有一段距離。日常生活細節程式化，只是現代社會靈魂被淘空的第一步，接下來的一步，就是規則變成只徒具形式，但沒有內涵價值的白紙黑字。
道德約束比賞罰約束有效
人守規矩有兩個原因。一種人，是因為知道規矩背後的意義和價值。另一種人守規矩，只是因為規矩的存在。香港人，大多屬於後者；也就是說，香港人雖然是很守規矩，甚至沒有規矩會變得坐立不安，但他們大多數不知道為甚麼要守規矩。這種只知守規矩，但不知為何要守這些規矩的人，約束力就只有來自外來的賞和罰。
相反，明白規矩背後存在原因而守規矩的人，通常在內心有種道德的自我約束。行為經濟學的實驗反映，這種道德約束的力量，比甚麼賞罰都有效。由道德約束走向賞罰約束，就是社會走向道德淪亡的定義。近年社交媒體上經常有公共交通工具關愛座的討論，許多人都當上了臉書上的道德判官。不過，想深一層，假如社會上的成員普遍有同理心，讓座者是否在關愛座上，根本不是重點，因為讓座予有需要的人，本來就是很自然的行為。
讓座只是小事，但諷刺是居廟堂之上的議員竟然提出立法強制讓座。本來以為，新民黨田北辰的讓座立法，已經將反智推到新高峯，殊不知律政司竟然也在上個月，提出《在香港制定道歉法例》的諮詢文件。法律技術官僚指，許多人做了傷害別人的事後，誤以為道歉會增加自己的責任，甚至有人因為保險條文規限，不能向受害人道歉，所以建議立法，免除道歉的法律責任。
這份諮詢文件反映，技術官僚眼中，道歉是經過計算的行為。大多數情況下，官僚自視為執行者，沒有個人道德的責任，所以也不會就失誤道歉。不過當他們發現道歉可以息事寧人，他們就會出來代表組織和其他人道歉。可恨是，他們不知道，道歉是不可以代別人去做；而虛情假意只是在受害人的傷口灑鹽，令人更憤怒難過。事實上，社會上許多無謂的紛爭，都是這樣而起。
基真小學的授課技術官僚，在女童墮樓後的行為表現，在我們常人眼中，不可思議。可是在授課技術官僚的世界，卻是理所當然，所以他們將責任向四方推卸；有人說是教育局指引不清楚，也有說是社會問責氣氛太重。
我希望為人師表者在午夜夢迴時，放下授課技術官僚的身份，做回一個人，感受內心中因為見到別人受到傷害的那份難過。真心的道歉，也不是計較對錯追究責任，而是希望別人可以原諒自己，也對自己的良知有個回應。
李兆富
獨立時事評論員
23:44 30/7/2015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副校長石玲就該校女童墮樓案在法庭所作的證供被裁判官批評為一派胡言。資料圖片
香港是個很虛偽的城市。在這個城市，我們每天遇到的人，絕大多數因為工作身份，要將自己人格割裂，不能以真面目示人，這也是多數打工仔女討厭資本主義的原因。
其實這種大機構層層疊式去人性化的結構模式，有人叫做官僚，也有人叫科層制。馬克思認為官僚是資本主義產物，就正如一般香港打工仔女所想像般的。不過，建立在官僚上的組織也不只是大企業；凡舉政府部門、各級學校甚至慈善團體，只要具備一定規模，就要有一定的官僚程序。計劃經濟社會，就是官僚的極致；人只不過是社會上負責執行程序的機器零件，一切有規有矩，沒有酌情權，也不用個人意志，最理想就是排除一切個人因素。
有些人愛穩定不想冒險，一份官僚式的工作對他們來說就是一輩子的成就。加入官僚不等於加入政府，但凡論資排輩，定期升職，有就業保障，有制度，都是官僚。銀行、學校、公共企業等，其實都是官僚組織。而香港又特別多官僚，尤其是七、八十年代起，這個城市急速官僚化，漸漸地官僚文化成為了香港的風俗。
對那些第一次到香港的個人自由主義朋友，我通常都會這樣介紹：「千萬不要以為香港是一個很自由的地方，這個城市在文化上是一個很家長式高度管治的社會。遠的不說，只要到任何一個公共廁所，你會見到連怎樣沖廁、洗手、乾手，都有鉅細靡遺的指示，彷彿在某些人心目中，沒有明文規定的指引，世界就會大亂。」
我們常常聽到有抱怨，說當下社會想找個有點常識的人也很難。試想連洗手那麼簡單的一個日常細節，都要拆成三大注意四大步驟，這不是反智社會是甚麼？不過，由反智到虛偽仍然有一段距離。日常生活細節程式化，只是現代社會靈魂被淘空的第一步，接下來的一步，就是規則變成只徒具形式，但沒有內涵價值的白紙黑字。
道德約束比賞罰約束有效
人守規矩有兩個原因。一種人，是因為知道規矩背後的意義和價值。另一種人守規矩，只是因為規矩的存在。香港人，大多屬於後者；也就是說，香港人雖然是很守規矩，甚至沒有規矩會變得坐立不安，但他們大多數不知道為甚麼要守規矩。這種只知守規矩，但不知為何要守這些規矩的人，約束力就只有來自外來的賞和罰。
相反，明白規矩背後存在原因而守規矩的人，通常在內心有種道德的自我約束。行為經濟學的實驗反映，這種道德約束的力量，比甚麼賞罰都有效。由道德約束走向賞罰約束，就是社會走向道德淪亡的定義。近年社交媒體上經常有公共交通工具關愛座的討論，許多人都當上了臉書上的道德判官。不過，想深一層，假如社會上的成員普遍有同理心，讓座者是否在關愛座上，根本不是重點，因為讓座予有需要的人，本來就是很自然的行為。
讓座只是小事，但諷刺是居廟堂之上的議員竟然提出立法強制讓座。本來以為，新民黨田北辰的讓座立法，已經將反智推到新高峯，殊不知律政司竟然也在上個月，提出《在香港制定道歉法例》的諮詢文件。法律技術官僚指，許多人做了傷害別人的事後，誤以為道歉會增加自己的責任，甚至有人因為保險條文規限，不能向受害人道歉，所以建議立法，免除道歉的法律責任。
這份諮詢文件反映，技術官僚眼中，道歉是經過計算的行為。大多數情況下，官僚自視為執行者，沒有個人道德的責任，所以也不會就失誤道歉。不過當他們發現道歉可以息事寧人，他們就會出來代表組織和其他人道歉。可恨是，他們不知道，道歉是不可以代別人去做；而虛情假意只是在受害人的傷口灑鹽，令人更憤怒難過。事實上，社會上許多無謂的紛爭，都是這樣而起。
基真小學的授課技術官僚，在女童墮樓後的行為表現，在我們常人眼中，不可思議。可是在授課技術官僚的世界，卻是理所當然，所以他們將責任向四方推卸；有人說是教育局指引不清楚，也有說是社會問責氣氛太重。
我希望為人師表者在午夜夢迴時，放下授課技術官僚的身份，做回一個人，感受內心中因為見到別人受到傷害的那份難過。真心的道歉，也不是計較對錯追究責任，而是希望別人可以原諒自己，也對自己的良知有個回應。
李兆富
獨立時事評論員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