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17-CUP:努力工作也不能脫貧,日本勞動市場問題何在?
CUP:努力工作也不能脫貧,日本勞動市場問題何在?
2019年1月17日
在職貧窮,一個彷彿與亞洲經濟大國日本搭不上邊的社會問題,就連貧窮都感覺很遙遠。但事實上,日本貧富差距在 90 年代後愈來愈大,除了不一定找到穩定的工作,努力工作也不再保證能夠脫貧。
在社會學與經濟學中,有所謂相對貧窮的概念。有別於無法維持最低限度生存的絕對貧窮,相對貧窮是指特定社會內處於底層、資源相對缺乏的群眾。統計方式無單一定義,多指除稅後在入息中位數以下,或者是以一籃子因素所計算的消費力中,處於下游的家庭。根據厚生勞動省的國民生活基礎調查、以及總務省的全國消費實態調查,日本的相對貧窮率都有上升的趨勢。即形成經濟學家大前研一所謂的「M 型社會」,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中產在社會中消失。
今天的局面並非大量失業所造成,當中大部分的相對貧窮階層都有工作,日本的底層人口多屬於在職貧窮。努力工作不會脫貧,主因要數日本 90 年代開始大行其道的「派遣制度」。1995 年,日經連發表了一篇影響深遠的文章「新時代的『日本經營』 挑戰的方向與具體策略」,文中建議公司將員工劃分三類。簡單而言,就是正常長工、合約員工,以及兼職和派遣等用完即棄的勞動力。
結果就是「正社員」職位愈來愈少,公司透過大量僱用派遣員工,節省酬金、福利、培訓等開支。到今時今日,日本 4 成勞動人口都屬於「非正規勞動者」、即非社員,而當中超過一半是 25 歲以下,其餘有單親家庭的父或母、女性、高齡者等等。這群勞動人口大部分拿著二百萬日元左右的年薪,在無福利無保障下,被名為派遣的制度榨取。另一方面,即使成為社員也不一定安心。因為公司知道在勞動市場中,正社員職位搶手,工作條件再差劣、薪水再低,員工也不敢有怨言。加上轉職困難,轉工通常意味著減人工,造成職位流動相對外國低。
不少身兼數職的上班族也沒法擺脫貧窮,中彩票是唯一出路?電影「億男」劇照。
工作本身無法脫貧,就惟有延長工作時間、或者身兼數職。根據厚生勞動省的「勞動白書」的統計,6 至 7 成的上班族在正職以外有其他副業。但這又會引發另外的社會問題,例如為家庭關係帶來負面影響、家中兒童無人照顧,最嚴重的是「過勞死」。日本過勞死數字從沒有減少過,從 2000 年開始,就維持在每年 700 至 800 多人的水平。過勞自殺的申報數字更加連年遞升,從 2000 年的 212 人,到 2017 年暴增至 1,732 人。即使 4 年前廣告業巨擘電通一案後,情況仍未見改善。
經濟學者伍賀一道在其著作「『非正規大國』日本的僱用與勞動 」中,分析日本現今接近崩潰的勞動制度,認為主要近因有 5 個:
70 年代初確立的出口主導經濟,使削減員工成本成為抵消日元上漲的持續手段;
消費主義領頭的網上購物與 24 小時的物流需求;
將公營的社會福利投放到資本市場;
不存在失業救濟網,自立自助措施無效;
工會與勞動組織弱勢,談判力量不足。
如果要簡單歸納,就是日本固有的勞動體制處理不了新時代的經濟環境,企圖單純透過削減成本與壓迫員工,達成理想的發展目標。結果成果不明顯,更是賠上了勞動者的生活與生命。
去年年中,日本議會終於通過了「改革工作方式關連法案(働き方改革関連法案)」,內容包括有薪假期義務化、設定加班時數上限、消除因正規與非正規僱傭制度所衍生的「同工不同酬」現象等等。在 1 月 8 日,大型物流公司「日本通運」在法案生效前,宣佈率先提高非正規員工的薪資,實現「同工同酬」。但另一邊廂,11 日的新聞又報出岐阜縣的公務員過勞死。日本的僱傭體制改革,以及應對社會在職貧窮問題的步伐,還是剛剛開始。
BY 汶山
CUP
2019年1月17日
在職貧窮,一個彷彿與亞洲經濟大國日本搭不上邊的社會問題,就連貧窮都感覺很遙遠。但事實上,日本貧富差距在 90 年代後愈來愈大,除了不一定找到穩定的工作,努力工作也不再保證能夠脫貧。
在社會學與經濟學中,有所謂相對貧窮的概念。有別於無法維持最低限度生存的絕對貧窮,相對貧窮是指特定社會內處於底層、資源相對缺乏的群眾。統計方式無單一定義,多指除稅後在入息中位數以下,或者是以一籃子因素所計算的消費力中,處於下游的家庭。根據厚生勞動省的國民生活基礎調查、以及總務省的全國消費實態調查,日本的相對貧窮率都有上升的趨勢。即形成經濟學家大前研一所謂的「M 型社會」,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中產在社會中消失。
今天的局面並非大量失業所造成,當中大部分的相對貧窮階層都有工作,日本的底層人口多屬於在職貧窮。努力工作不會脫貧,主因要數日本 90 年代開始大行其道的「派遣制度」。1995 年,日經連發表了一篇影響深遠的文章「新時代的『日本經營』 挑戰的方向與具體策略」,文中建議公司將員工劃分三類。簡單而言,就是正常長工、合約員工,以及兼職和派遣等用完即棄的勞動力。
結果就是「正社員」職位愈來愈少,公司透過大量僱用派遣員工,節省酬金、福利、培訓等開支。到今時今日,日本 4 成勞動人口都屬於「非正規勞動者」、即非社員,而當中超過一半是 25 歲以下,其餘有單親家庭的父或母、女性、高齡者等等。這群勞動人口大部分拿著二百萬日元左右的年薪,在無福利無保障下,被名為派遣的制度榨取。另一方面,即使成為社員也不一定安心。因為公司知道在勞動市場中,正社員職位搶手,工作條件再差劣、薪水再低,員工也不敢有怨言。加上轉職困難,轉工通常意味著減人工,造成職位流動相對外國低。
不少身兼數職的上班族也沒法擺脫貧窮,中彩票是唯一出路?電影「億男」劇照。
工作本身無法脫貧,就惟有延長工作時間、或者身兼數職。根據厚生勞動省的「勞動白書」的統計,6 至 7 成的上班族在正職以外有其他副業。但這又會引發另外的社會問題,例如為家庭關係帶來負面影響、家中兒童無人照顧,最嚴重的是「過勞死」。日本過勞死數字從沒有減少過,從 2000 年開始,就維持在每年 700 至 800 多人的水平。過勞自殺的申報數字更加連年遞升,從 2000 年的 212 人,到 2017 年暴增至 1,732 人。即使 4 年前廣告業巨擘電通一案後,情況仍未見改善。
經濟學者伍賀一道在其著作「『非正規大國』日本的僱用與勞動 」中,分析日本現今接近崩潰的勞動制度,認為主要近因有 5 個:
70 年代初確立的出口主導經濟,使削減員工成本成為抵消日元上漲的持續手段;
消費主義領頭的網上購物與 24 小時的物流需求;
將公營的社會福利投放到資本市場;
不存在失業救濟網,自立自助措施無效;
工會與勞動組織弱勢,談判力量不足。
如果要簡單歸納,就是日本固有的勞動體制處理不了新時代的經濟環境,企圖單純透過削減成本與壓迫員工,達成理想的發展目標。結果成果不明顯,更是賠上了勞動者的生活與生命。
去年年中,日本議會終於通過了「改革工作方式關連法案(働き方改革関連法案)」,內容包括有薪假期義務化、設定加班時數上限、消除因正規與非正規僱傭制度所衍生的「同工不同酬」現象等等。在 1 月 8 日,大型物流公司「日本通運」在法案生效前,宣佈率先提高非正規員工的薪資,實現「同工同酬」。但另一邊廂,11 日的新聞又報出岐阜縣的公務員過勞死。日本的僱傭體制改革,以及應對社會在職貧窮問題的步伐,還是剛剛開始。
BY 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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