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21-黎恩灝：香港天主教的伙伴政治與中國因素
黎恩灝：香港天主教的伙伴政治與中國因素
2019年1月21日
今年初，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楊鳴章病逝，教區頓失領袖，梵蒂岡數日後直接任命前任教區主教湯漢樞機為「宗座署理」，令教區毋須自行選出「教區署理」暫理教區事務。近年中梵談判成為國際議題焦點之一，香港和澳門天主教區基於一國兩制和地緣格局，不免成為中梵的關注點。
香港天主教（下稱教區）在本地的影響力，除了體現在教徒人數、社福和教育機構數目外（註1），也見諸其政治關懷。在16年前的國安條例立法爭議，教區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教區主教敢言批判和教區組織的倡議、動員，成為逾50萬人上街、政府最終擱置立法的重要助力。基於天主教會的地方體制以教區主教為最高領導，教區主教離世，不止是教會的內部事務；繼任的主教，亦會影響教會在社會的定位，繼而是當地社會、文化以至政治。
近年建制派和中共領導多番提出香港要維護國家安全，意味當年教區反對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即將再來。同時，政府將在本周把《國歌條例草案》交到立法會首讀和二讀，這個被坊間視為將表達政治異見刑事化和灌輸愛國主義的立法，直接影響中小學的教育方針，對坐擁251間教育機構的教區來說，自然首當其衝。
香港的「政教合作」結構
但教區對社會、政治議題的關懷是否積極進取，既視乎領導人（即教區主教）的個人風格，亦要視乎制度結構的限制。教區自殖民地時代以來，一直是政府的合作者。教區填補了政府在社會服務和大眾福利的不足，為市民提供衣食所需、教育和醫療等慈善服務，故上一代嘗言天主教是「麵粉教會」。其政治效果，是教區成為官民出現矛盾時的緩衝；教區和殖民地政府亦成為管治伙伴：政府認可教區的社會功能，提供資源補貼給教會。儘管教區內亦有批判性的組織，不時批評政府的社會政策和管治合法性，但以上「政教合作」的結構也沒受到影響。
這個合作結構，在香港主權移交後，似乎更形鞏固。由1200人組成來選舉特首的選舉委員會，當中有60個席位屬於宗教界，由6個主要宗教各擁10席，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區。按歷史文獻（註2），早在基本法諮詢期，教區早已不同意這樣的安排。雖然教區沒有歸還這「政治特權」給政府，但亦採取「被動配合」，即教區不參與席位提名的過程，而只為候選人驗證其天主教徒的身分，並將相關名單交給政府以隨機方式選出代表。這種包攬宗教組織進入政治制度的操作，無疑是中共統一戰線工作的一環。教區既不主動配合，也不主動要求放棄，抱持這曖昧的態度，多少和不欲打破與政府長年合作的結構有關。
中梵談判下的香港教區
教區也要面對「中國因素」的限制。專制政權重視管控宗教，見諸古今中外。在中國大陸，政權一方面以硬手段強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十字架，禁止未成年者進入教堂，另一方面以統戰手法在宗教組織內另起爐灶，設立三自愛國會管理教會，以抵抗「西方思想」、愛國愛教和國家安全之名，維持政權統治。不過，梵蒂岡並未受到中國宗教自由大力受壓的格局左右，仍然與中共開展有關主教任命權的談判，甚至達成秘密協議。由於談判仍然繼續，梵方基於外交考慮，會否為免刺激中方，而要求香港教會「謹言慎行」？如果北京要在港強推23條立法，為了消除香港民間的阻力，除了打擊媒體、反對派，也必然要減低教區的影響力。可能的手段，除了是改變政府和教區長年合作的關係、削弱教區的資源補貼和便利外，就是透過急於達成雙邊協議的梵蒂岡「借力打力」。
從比較歷史角度而言，1990年代前菲律賓、波蘭和南韓的天主教會，是公民社會的同伴，與威權國家處於對抗的關係。但香港教區的歷史，從殖民年代已是政權的合作者。時至今日，教區既要顧忌和政府的關係，也要按教義服從梵蒂岡，加上教區長年以宗教和民族情結的理由，以中國和梵蒂岡之間的「橋樑教會」自居，單從教會領導層面來看，確是重重掣肘。
面對爭議 不能忽視教徒回應
不過，以上分析，僅着眼於教區官方和政府的角力，以及宏觀的政治。在楊鳴章主教的喪禮後，有百多名天主教徒在網上聯署，邀請教區當局正視當前的中港政局，檢視教區在社會的角色和使命（註3）。面對種種現實限制，香港天主教會將來能否如當年23條立法爭議一樣，和民間社會一同反對侵犯言論、結社自由的法例，我們除了看教區領導的取態，也不能忽視教徒的回應。畢竟，教會和社會一樣，不會單單由領導精英主導發展，基層民眾也有一定影響力。
註1：按天主教香港教區網頁的教務統計，有逾60萬的永久與非永久居民教徒、251所教育機構、數十個天主教慈善社會服務單位，和6所天主教私立醫院，足見天主教對香港社會、政治、文化的影響力（參見：bit.ly/2R0Iuu1）
註2：《擁抱平等 放棄特權——天主教教會與選舉委員會》（bit.ly/2RG6lEs）
註3：bit.ly/2RYT3Ci
作者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候選人、香港大學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2019年1月21日
今年初，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楊鳴章病逝，教區頓失領袖，梵蒂岡數日後直接任命前任教區主教湯漢樞機為「宗座署理」，令教區毋須自行選出「教區署理」暫理教區事務。近年中梵談判成為國際議題焦點之一，香港和澳門天主教區基於一國兩制和地緣格局，不免成為中梵的關注點。
香港天主教（下稱教區）在本地的影響力，除了體現在教徒人數、社福和教育機構數目外（註1），也見諸其政治關懷。在16年前的國安條例立法爭議，教區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教區主教敢言批判和教區組織的倡議、動員，成為逾50萬人上街、政府最終擱置立法的重要助力。基於天主教會的地方體制以教區主教為最高領導，教區主教離世，不止是教會的內部事務；繼任的主教，亦會影響教會在社會的定位，繼而是當地社會、文化以至政治。
近年建制派和中共領導多番提出香港要維護國家安全，意味當年教區反對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即將再來。同時，政府將在本周把《國歌條例草案》交到立法會首讀和二讀，這個被坊間視為將表達政治異見刑事化和灌輸愛國主義的立法，直接影響中小學的教育方針，對坐擁251間教育機構的教區來說，自然首當其衝。
香港的「政教合作」結構
但教區對社會、政治議題的關懷是否積極進取，既視乎領導人（即教區主教）的個人風格，亦要視乎制度結構的限制。教區自殖民地時代以來，一直是政府的合作者。教區填補了政府在社會服務和大眾福利的不足，為市民提供衣食所需、教育和醫療等慈善服務，故上一代嘗言天主教是「麵粉教會」。其政治效果，是教區成為官民出現矛盾時的緩衝；教區和殖民地政府亦成為管治伙伴：政府認可教區的社會功能，提供資源補貼給教會。儘管教區內亦有批判性的組織，不時批評政府的社會政策和管治合法性，但以上「政教合作」的結構也沒受到影響。
這個合作結構，在香港主權移交後，似乎更形鞏固。由1200人組成來選舉特首的選舉委員會，當中有60個席位屬於宗教界，由6個主要宗教各擁10席，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區。按歷史文獻（註2），早在基本法諮詢期，教區早已不同意這樣的安排。雖然教區沒有歸還這「政治特權」給政府，但亦採取「被動配合」，即教區不參與席位提名的過程，而只為候選人驗證其天主教徒的身分，並將相關名單交給政府以隨機方式選出代表。這種包攬宗教組織進入政治制度的操作，無疑是中共統一戰線工作的一環。教區既不主動配合，也不主動要求放棄，抱持這曖昧的態度，多少和不欲打破與政府長年合作的結構有關。
中梵談判下的香港教區
教區也要面對「中國因素」的限制。專制政權重視管控宗教，見諸古今中外。在中國大陸，政權一方面以硬手段強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十字架，禁止未成年者進入教堂，另一方面以統戰手法在宗教組織內另起爐灶，設立三自愛國會管理教會，以抵抗「西方思想」、愛國愛教和國家安全之名，維持政權統治。不過，梵蒂岡並未受到中國宗教自由大力受壓的格局左右，仍然與中共開展有關主教任命權的談判，甚至達成秘密協議。由於談判仍然繼續，梵方基於外交考慮，會否為免刺激中方，而要求香港教會「謹言慎行」？如果北京要在港強推23條立法，為了消除香港民間的阻力，除了打擊媒體、反對派，也必然要減低教區的影響力。可能的手段，除了是改變政府和教區長年合作的關係、削弱教區的資源補貼和便利外，就是透過急於達成雙邊協議的梵蒂岡「借力打力」。
從比較歷史角度而言，1990年代前菲律賓、波蘭和南韓的天主教會，是公民社會的同伴，與威權國家處於對抗的關係。但香港教區的歷史，從殖民年代已是政權的合作者。時至今日，教區既要顧忌和政府的關係，也要按教義服從梵蒂岡，加上教區長年以宗教和民族情結的理由，以中國和梵蒂岡之間的「橋樑教會」自居，單從教會領導層面來看，確是重重掣肘。
面對爭議 不能忽視教徒回應
不過，以上分析，僅着眼於教區官方和政府的角力，以及宏觀的政治。在楊鳴章主教的喪禮後，有百多名天主教徒在網上聯署，邀請教區當局正視當前的中港政局，檢視教區在社會的角色和使命（註3）。面對種種現實限制，香港天主教會將來能否如當年23條立法爭議一樣，和民間社會一同反對侵犯言論、結社自由的法例，我們除了看教區領導的取態，也不能忽視教徒的回應。畢竟，教會和社會一樣，不會單單由領導精英主導發展，基層民眾也有一定影響力。
註1：按天主教香港教區網頁的教務統計，有逾60萬的永久與非永久居民教徒、251所教育機構、數十個天主教慈善社會服務單位，和6所天主教私立醫院，足見天主教對香港社會、政治、文化的影響力（參見：bit.ly/2R0Iuu1）
註2：《擁抱平等 放棄特權——天主教教會與選舉委員會》（bit.ly/2RG6lEs）
註3：bit.ly/2RYT3Ci
作者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候選人、香港大學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