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14-什麼人訪問什麼人：「瘋鴿」許智峯：我要做的，就是咬住不放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瘋鴿」許智峯：我要做的，就是咬住不放
2020年6月14日星期
【明報專訊】反修例運動爆發一周年前夕，法庭在6月5日發出運動以來第一張私人檢控傳票，命令剷上行人路的的士司機上庭作供。數天後，奔波於法院和議會之間的許智峯如常在他的選區中環擺街站，街坊看見他，拉着傾談良久。「是好像有點曙光，有些事可以讓他們盼望。已經一年了，他們覺得已找不到途徑可以做什麼，若你找到途徑，即使不一定贏，但他們知道至少你肯試。他們就是想議員試到盡。」
2011年，許智峯當選中環區議員，自此踏上政壇。雖屬相對溫和的民主黨，走「斯文抗爭」路線的他，在黨內是被稱為「瘋鴿」的試到盡，2014年在區議會抗議撥款黑箱作業時被抬走，一抬成名。但議會之內，更激進的大有人在，斯文抗爭真有用？「對我來說，掟蕉講粗口都只是姿態，我要做的是有實效的抗爭，鬧完掟完之後，仲要跟到底。我不是做show。」
許智峯在主流中走偏鋒，外人或許覺得他總是吃力不討好，甚至惹得自己一身官非，但他早習慣了以卵擊石。這次控訴警暴的私人檢控，在香港幾乎沒先例可循，面對擁有龐大資源的對手，也將是一場雞蛋鬥高牆的惡鬥。「我不敢說一定贏，但我們準備會打到底。」
在此之前，許智峯在街站遇上的街坊，一直都是在憤怒與無力之間。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在周梓樂事件後，有市民離遠看見他，只說了「許議員」三個字，就說不下去，一直哭。「他們不斷問我：有什麼可以做、還有什麼可以做。所以我也常常在思考，我究竟可以做什麼？這是市民給我很大的託付。」
市民給予很大託付
許智峯在訪問中，說得最多的，是「託付」。在議會裏抗爭，是一種託付；從議會走到街頭，也是一種託付。自佔中起，他矢志與街頭的市民站在一起，去年更頻密地出現在示威現場，6‧12在立會外狂吃催淚彈、9月以大聲公滋擾警員被帶到警署、11月在理大與抗爭者留守至最後一刻。「原本要頂住惡法的是我們議員，但最後是市民用自己的青春頂住了。所以我每一次都覺得，我要出來同佢哋企埋一齊。」
在荃灣警員開第一槍後，他開始研究以私人檢控的方式有沒有用。「警暴一級級地提升，先是警棍、催淚彈、其他子彈，不計向天開槍的話，在荃灣是第一次向示威開真槍，然後很快警務處長已出來說開槍合法合理。這樣已可以說警察機制幻滅，上面一哥都講咗，下面仲查啲乜？都不用向投訴警察課的方向諗。那就開始諗，一係民事、一係刑事。我也同意要做民事的，但民事案一來太貴，二來太耐。若你想在運動裏可以給一個警示，讓警員知道犯法有後果，最快最直接就是刑事檢控。」
私人檢控難都要做
面對警暴問題，香港人想盡辦法，聯合國、國際軍事法庭，但始終沒找到一個真正可以制衡的方法。一年過去，至今被捕人數超過8000人，當中沒有一個是警員。如果私人檢控早就存在，而且是「抵擋政權因循與偏頗的最有價值保障」，為何一直沒人做？「我也曾經想過這問題，很大原因是可做的範圍很小，若自己提檢控，你先要知道被告身分，但在這場運動之中很難，最經典就是電單車撞人，所有片段之中，警員由頭到尾戴住頭盔，無樣無號碼，真的告不到。」
第二個原因，是香港幾乎沒人懂得如何做私人檢控。「香港歷史上的案例真的很少，每年只得數宗，絕大部分是交通意外的案件，你說我撞你、我說你撞我，最後警察說不告，有人條氣唔順就自己去告，但大多出了傳票，去到法庭就和解。連律師都無法告訴你成數有多大、過程中會遇到什麼困難。」許智峯起初四處問法律意見，政圈內外的律師統統問過，都說自己唔識，於是唯有自己動手研究，最後組成了11人的團隊，當中有民主黨人、也有外間的義務律師，日夜看外國案例、查看法律天書，去年聖誕前，歸納資料覺得「真係有得打」，就開始發起眾籌，最終一星期內就達標，籌到330萬元。
但即使私人檢控可行、籌到訟費，也未必成事，第三個困難，是要受害者、家屬挺身而出。「自己受重傷，中槍、做手術、斷腳，你還有心情去告嗎？家屬也很大負擔，子女暴露在傳媒底下、學業前途乜都無晒，仲要搞多樣？而且要承受被報復的風險，警察本來不起訴，變成突然告你，本來已起訴你的，就改控更嚴重的。事實是這樣發生，我見到的。」
自1月首次入稟要求法庭頒令警方公開催淚彈成分開始，半年來許智峯已提出2宗私人檢控的案件，其中的士司機剷上行人路案和西灣河警員開槍案，法庭在剛過去一星期陸續發出傳票。曙光乍現，許智峯收到不少人的反應，說拿到傳票已是個小成功，但在如此的政局底下，沒人敢想像接下來的路又會出現怎樣荒誕的轉折。「如果沒有律政司介入，我們自己由頭打到尾的話，我是幾有信心的。就說西灣河的案件，若成功開庭，這會是高院陪審團的案件，由公眾角度去看，入罪機會很高。」許智峯和團隊估計，若律政司介入，情况會是接手後對案件放軟手腳、或甚至不告，屆時就要司法覆核，「我們準備會打到底的」。「我不敢說去到哪個階段一定會贏，輸了或許是有很大政治風險，但我寧願冒這些風險，我都覺得要做的就要做。整個運動，我的看法是寸土必爭，有些事情你不去試，永遠不會知道會否成功，我是抱這樣的精神去做。官司唔係贏就係輸，萬一輸了，我覺得市民會體諒，若司法制度已死，死之中我也沒有放棄，我們就藉着這些案件一起去確認、告訴全世界。」
區會經歷造就走上抗爭路
從政9年，由上任區議員至今，許智峯說議員在社會的角色和代價，都已是差天共地的分別。第一次決定選區議會，當時要考慮的代價，也只是「要多花點時間和精力在地區，犧牲陪家人的時間，當時也沒想到要涉獵咁多政治工作」。許智峯的政治啟蒙源自六四，後來踏上政途，也多得民主黨的地區網絡做得細緻。「六四時我只有7歲，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但畫面是記得很清楚，爸媽望着電視哭，然後說要錄下新聞片段，否則將來都會消失了，所以我家儲了很多新聞錄影帶、《明報周刊》。我住在屯門，都認識當區的區議員，中學時已會與她談起六四，就是到現在仍然連任的黃麗嫦。」之後的故事都很順理成章，許智峯大學前已被招攬入民主黨，畢業後就在黨內做政策研究。
2009年，連任中環區議員多屆的民主黨元老阮品強有意退下火線，許智峯正式從研究工作轉戰地區。「比其他區不同，除了通吓渠、填吓表，中環還多些保育議題，我一直是覺得，只要我保住議席、穩打穩紮就好。上任後幾年，在議會裏不論提出什麼都沒人理，才發現原來要抗爭。」回歸初期，中西區區議會也試過由民主派主導，但選戰成績一屆比一屆差，到許智峯上任時，15個議席之中，民主派僅餘4席。「以往建制派都要畀吓面民主派，唔想聽都聽吓你講乜，現在根本唔使畀面。」溫和的方法，許智峯試過好多，約議員和官員開會、在區議會動議完一次又一次，在當時已算是相對激進的拉banner、叫口號也試過。2014年，區議會審議撥款推動政改宣傳工作，許智峯不滿撥款黑箱作業、議員批錢予與自己有關連的「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又沒申報，但不論在會議上提出多少次，也沒有人認真處理、只落得被嘲笑的下場：「許智峯，你考我哋記憶呀？我哋係好多個會嘅顧問，點記得晒呀？」
在區議會的經歷，造就了許智峯走上抗爭路。「那幾年，講咩都好、花幾多唇舌說服、幾溫和都好，係唔聽就係唔聽。你要有影響力、畀到壓力佢，真的要抗爭。」議會之中，尤其立法會，他不是激進第一人，但他覺得掟蕉爆粗都只是姿態，他要做的，是咬住不放、追到底。於是，他為了阻止會議進行，他在區議會會議中靜坐，還用索帶把自己扣住座椅。「過往在議會，對方見你抗議，會由得你做show，叫多兩句你自己會行出去。但我是真要做到那件事，我是真的死都唔走。」
民主黨條線逐點退
最後，各大主流媒體刊登了警察在區議會內抬走議員的照片，全港嘩然。在傳統的政黨中，許智峯的做法惹來非議，尤其上一輩，難免總在許智峯「惹事」後勸勉一番。「會不會太衝動了？是不是有其他好點的方法？」許智峯說，多年來，要黨接受他的行事模式，過程也有艱難時候，「當你與傳統手法偏離太遠，會有反彈的，但他們過後看見市民的反應，原來輿論又不是他們想像中差，就又有了一種新取態。條線逐點逐點退，現在黨已經很不同了，多了好多人支持這條路線。」
自被抬走後，許智峯的想法開始改變，認為民主黨要更硬淨、抗爭要在黨裏成為一條路線，所以決定再走進立法會。「這已不止是在區議會內的政治需要，而是整個香港也面對類似的困局、要尋找出路，若對話已經走到盡頭，就只剩抗爭這條路。」議會內的抗爭，許智峯的經驗是它仍有存在的價值，尤其在區議會，也是做到了不少改變。「撥款那一次，我被抬走後，最後還是通過了，但後來香港島各界聯合會裏所有議員都主動退任董事。」嘉咸街市集重建，許智峯堵塞地盤門口抗議市建局趕走大批老店，雖然最後店照關、樓照起，但自此市建局在區內搞重建也主動在文件中交代保育的事；堅尼地城加多近公園要拆卸建樓，許智峯在公園瞓足30天抗議，最後成功在城規會攔截推倒項目。
所以，直至去年11月區議會，民主派在中西區大勝，15席中贏了14席，許智峯本來是高興的：「被人抬了兩屆，今屆至少不用再被人抬。」但政治現實是愈來愈荒誕，過往許智峯在區議會的抗爭，如今由政府部門職員「繼承」了，鎖門不准議員開會、一次會議離席三次，「有一次警員上來開會，說主席不讓他發言，於是搶了三個咪，死都要講，在座的議員笑說，這是許智峯以前做㗎喎」。他說，區議會變成這個模樣也是他意料之外，「將來會發展成怎樣？我估計是有對簿公堂的可能，互相司法覆核，我看不到出路在哪」。
與黨的距離不是那麼遠
抗爭多年，許智峯在議會中的衝突畫面不斷，官非纍纍，他坦言也有過灰心的時候。「佔中之後那幾年，其實有很多大事，修改議事規則、一地兩檢，都是大是大非的事，但call極都只得一千幾百人出來。在煲底直播議案審議，然後出來對這一千幾百人說多謝他們一直沒放棄，但其實心裏在問：其他香港人去晒邊？」他形容，議會抗爭是意志消磨，「但我很抵得住這種消磨」。
直至去年，反修例運動再次讓香港人覺醒。雖然街頭抗爭成了主導，也愈來愈多人質疑議會抗爭的作用，但許智峯相信兩者是互相扣連。這一年讓他更堅定地相信力量在於人民，只有街頭的力量，才能迫使政權犯錯。「而民主發展之中，不會只有街頭運動，大部分時間其實都是議會主導，而議會內是需要有政黨的組織。因為力量在於人民，民主是要在地區開始——在市民仍是一張白紙、未分黃藍的時候，因為相信你、尊重你，才開始聽你講政見、講理念，沒有民主黨，我的地區工作不可能這樣細緻。所以很多人叫我退黨，我的回答都是：其實我與黨的距離不是那麼遠。」
■答：許智峯，立法會港島區議員。香港第一個以私人檢控把警員列為被告的人，星期五6‧12在銅鑼灣現場被捕，昨午獲釋。
■問：陳嘉文，港島區選民。星期五傍晚仍在電話跟許智峯fact check訪問內容，不久收到他被捕的消息。
文//陳嘉文
編輯//林曉慧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20年6月14日星期
【明報專訊】反修例運動爆發一周年前夕，法庭在6月5日發出運動以來第一張私人檢控傳票，命令剷上行人路的的士司機上庭作供。數天後，奔波於法院和議會之間的許智峯如常在他的選區中環擺街站，街坊看見他，拉着傾談良久。「是好像有點曙光，有些事可以讓他們盼望。已經一年了，他們覺得已找不到途徑可以做什麼，若你找到途徑，即使不一定贏，但他們知道至少你肯試。他們就是想議員試到盡。」
2011年，許智峯當選中環區議員，自此踏上政壇。雖屬相對溫和的民主黨，走「斯文抗爭」路線的他，在黨內是被稱為「瘋鴿」的試到盡，2014年在區議會抗議撥款黑箱作業時被抬走，一抬成名。但議會之內，更激進的大有人在，斯文抗爭真有用？「對我來說，掟蕉講粗口都只是姿態，我要做的是有實效的抗爭，鬧完掟完之後，仲要跟到底。我不是做show。」
許智峯在主流中走偏鋒，外人或許覺得他總是吃力不討好，甚至惹得自己一身官非，但他早習慣了以卵擊石。這次控訴警暴的私人檢控，在香港幾乎沒先例可循，面對擁有龐大資源的對手，也將是一場雞蛋鬥高牆的惡鬥。「我不敢說一定贏，但我們準備會打到底。」
在此之前，許智峯在街站遇上的街坊，一直都是在憤怒與無力之間。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在周梓樂事件後，有市民離遠看見他，只說了「許議員」三個字，就說不下去，一直哭。「他們不斷問我：有什麼可以做、還有什麼可以做。所以我也常常在思考，我究竟可以做什麼？這是市民給我很大的託付。」
市民給予很大託付
許智峯在訪問中，說得最多的，是「託付」。在議會裏抗爭，是一種託付；從議會走到街頭，也是一種託付。自佔中起，他矢志與街頭的市民站在一起，去年更頻密地出現在示威現場，6‧12在立會外狂吃催淚彈、9月以大聲公滋擾警員被帶到警署、11月在理大與抗爭者留守至最後一刻。「原本要頂住惡法的是我們議員，但最後是市民用自己的青春頂住了。所以我每一次都覺得，我要出來同佢哋企埋一齊。」
在荃灣警員開第一槍後，他開始研究以私人檢控的方式有沒有用。「警暴一級級地提升，先是警棍、催淚彈、其他子彈，不計向天開槍的話，在荃灣是第一次向示威開真槍，然後很快警務處長已出來說開槍合法合理。這樣已可以說警察機制幻滅，上面一哥都講咗，下面仲查啲乜？都不用向投訴警察課的方向諗。那就開始諗，一係民事、一係刑事。我也同意要做民事的，但民事案一來太貴，二來太耐。若你想在運動裏可以給一個警示，讓警員知道犯法有後果，最快最直接就是刑事檢控。」
私人檢控難都要做
面對警暴問題，香港人想盡辦法，聯合國、國際軍事法庭，但始終沒找到一個真正可以制衡的方法。一年過去，至今被捕人數超過8000人，當中沒有一個是警員。如果私人檢控早就存在，而且是「抵擋政權因循與偏頗的最有價值保障」，為何一直沒人做？「我也曾經想過這問題，很大原因是可做的範圍很小，若自己提檢控，你先要知道被告身分，但在這場運動之中很難，最經典就是電單車撞人，所有片段之中，警員由頭到尾戴住頭盔，無樣無號碼，真的告不到。」
第二個原因，是香港幾乎沒人懂得如何做私人檢控。「香港歷史上的案例真的很少，每年只得數宗，絕大部分是交通意外的案件，你說我撞你、我說你撞我，最後警察說不告，有人條氣唔順就自己去告，但大多出了傳票，去到法庭就和解。連律師都無法告訴你成數有多大、過程中會遇到什麼困難。」許智峯起初四處問法律意見，政圈內外的律師統統問過，都說自己唔識，於是唯有自己動手研究，最後組成了11人的團隊，當中有民主黨人、也有外間的義務律師，日夜看外國案例、查看法律天書，去年聖誕前，歸納資料覺得「真係有得打」，就開始發起眾籌，最終一星期內就達標，籌到330萬元。
但即使私人檢控可行、籌到訟費，也未必成事，第三個困難，是要受害者、家屬挺身而出。「自己受重傷，中槍、做手術、斷腳，你還有心情去告嗎？家屬也很大負擔，子女暴露在傳媒底下、學業前途乜都無晒，仲要搞多樣？而且要承受被報復的風險，警察本來不起訴，變成突然告你，本來已起訴你的，就改控更嚴重的。事實是這樣發生，我見到的。」
自1月首次入稟要求法庭頒令警方公開催淚彈成分開始，半年來許智峯已提出2宗私人檢控的案件，其中的士司機剷上行人路案和西灣河警員開槍案，法庭在剛過去一星期陸續發出傳票。曙光乍現，許智峯收到不少人的反應，說拿到傳票已是個小成功，但在如此的政局底下，沒人敢想像接下來的路又會出現怎樣荒誕的轉折。「如果沒有律政司介入，我們自己由頭打到尾的話，我是幾有信心的。就說西灣河的案件，若成功開庭，這會是高院陪審團的案件，由公眾角度去看，入罪機會很高。」許智峯和團隊估計，若律政司介入，情况會是接手後對案件放軟手腳、或甚至不告，屆時就要司法覆核，「我們準備會打到底的」。「我不敢說去到哪個階段一定會贏，輸了或許是有很大政治風險，但我寧願冒這些風險，我都覺得要做的就要做。整個運動，我的看法是寸土必爭，有些事情你不去試，永遠不會知道會否成功，我是抱這樣的精神去做。官司唔係贏就係輸，萬一輸了，我覺得市民會體諒，若司法制度已死，死之中我也沒有放棄，我們就藉着這些案件一起去確認、告訴全世界。」
區會經歷造就走上抗爭路
從政9年，由上任區議員至今，許智峯說議員在社會的角色和代價，都已是差天共地的分別。第一次決定選區議會，當時要考慮的代價，也只是「要多花點時間和精力在地區，犧牲陪家人的時間，當時也沒想到要涉獵咁多政治工作」。許智峯的政治啟蒙源自六四，後來踏上政途，也多得民主黨的地區網絡做得細緻。「六四時我只有7歲，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但畫面是記得很清楚，爸媽望着電視哭，然後說要錄下新聞片段，否則將來都會消失了，所以我家儲了很多新聞錄影帶、《明報周刊》。我住在屯門，都認識當區的區議員，中學時已會與她談起六四，就是到現在仍然連任的黃麗嫦。」之後的故事都很順理成章，許智峯大學前已被招攬入民主黨，畢業後就在黨內做政策研究。
2009年，連任中環區議員多屆的民主黨元老阮品強有意退下火線，許智峯正式從研究工作轉戰地區。「比其他區不同，除了通吓渠、填吓表，中環還多些保育議題，我一直是覺得，只要我保住議席、穩打穩紮就好。上任後幾年，在議會裏不論提出什麼都沒人理，才發現原來要抗爭。」回歸初期，中西區區議會也試過由民主派主導，但選戰成績一屆比一屆差，到許智峯上任時，15個議席之中，民主派僅餘4席。「以往建制派都要畀吓面民主派，唔想聽都聽吓你講乜，現在根本唔使畀面。」溫和的方法，許智峯試過好多，約議員和官員開會、在區議會動議完一次又一次，在當時已算是相對激進的拉banner、叫口號也試過。2014年，區議會審議撥款推動政改宣傳工作，許智峯不滿撥款黑箱作業、議員批錢予與自己有關連的「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又沒申報，但不論在會議上提出多少次，也沒有人認真處理、只落得被嘲笑的下場：「許智峯，你考我哋記憶呀？我哋係好多個會嘅顧問，點記得晒呀？」
在區議會的經歷，造就了許智峯走上抗爭路。「那幾年，講咩都好、花幾多唇舌說服、幾溫和都好，係唔聽就係唔聽。你要有影響力、畀到壓力佢，真的要抗爭。」議會之中，尤其立法會，他不是激進第一人，但他覺得掟蕉爆粗都只是姿態，他要做的，是咬住不放、追到底。於是，他為了阻止會議進行，他在區議會會議中靜坐，還用索帶把自己扣住座椅。「過往在議會，對方見你抗議，會由得你做show，叫多兩句你自己會行出去。但我是真要做到那件事，我是真的死都唔走。」
民主黨條線逐點退
最後，各大主流媒體刊登了警察在區議會內抬走議員的照片，全港嘩然。在傳統的政黨中，許智峯的做法惹來非議，尤其上一輩，難免總在許智峯「惹事」後勸勉一番。「會不會太衝動了？是不是有其他好點的方法？」許智峯說，多年來，要黨接受他的行事模式，過程也有艱難時候，「當你與傳統手法偏離太遠，會有反彈的，但他們過後看見市民的反應，原來輿論又不是他們想像中差，就又有了一種新取態。條線逐點逐點退，現在黨已經很不同了，多了好多人支持這條路線。」
自被抬走後，許智峯的想法開始改變，認為民主黨要更硬淨、抗爭要在黨裏成為一條路線，所以決定再走進立法會。「這已不止是在區議會內的政治需要，而是整個香港也面對類似的困局、要尋找出路，若對話已經走到盡頭，就只剩抗爭這條路。」議會內的抗爭，許智峯的經驗是它仍有存在的價值，尤其在區議會，也是做到了不少改變。「撥款那一次，我被抬走後，最後還是通過了，但後來香港島各界聯合會裏所有議員都主動退任董事。」嘉咸街市集重建，許智峯堵塞地盤門口抗議市建局趕走大批老店，雖然最後店照關、樓照起，但自此市建局在區內搞重建也主動在文件中交代保育的事；堅尼地城加多近公園要拆卸建樓，許智峯在公園瞓足30天抗議，最後成功在城規會攔截推倒項目。
所以，直至去年11月區議會，民主派在中西區大勝，15席中贏了14席，許智峯本來是高興的：「被人抬了兩屆，今屆至少不用再被人抬。」但政治現實是愈來愈荒誕，過往許智峯在區議會的抗爭，如今由政府部門職員「繼承」了，鎖門不准議員開會、一次會議離席三次，「有一次警員上來開會，說主席不讓他發言，於是搶了三個咪，死都要講，在座的議員笑說，這是許智峯以前做㗎喎」。他說，區議會變成這個模樣也是他意料之外，「將來會發展成怎樣？我估計是有對簿公堂的可能，互相司法覆核，我看不到出路在哪」。
與黨的距離不是那麼遠
抗爭多年，許智峯在議會中的衝突畫面不斷，官非纍纍，他坦言也有過灰心的時候。「佔中之後那幾年，其實有很多大事，修改議事規則、一地兩檢，都是大是大非的事，但call極都只得一千幾百人出來。在煲底直播議案審議，然後出來對這一千幾百人說多謝他們一直沒放棄，但其實心裏在問：其他香港人去晒邊？」他形容，議會抗爭是意志消磨，「但我很抵得住這種消磨」。
直至去年，反修例運動再次讓香港人覺醒。雖然街頭抗爭成了主導，也愈來愈多人質疑議會抗爭的作用，但許智峯相信兩者是互相扣連。這一年讓他更堅定地相信力量在於人民，只有街頭的力量，才能迫使政權犯錯。「而民主發展之中，不會只有街頭運動，大部分時間其實都是議會主導，而議會內是需要有政黨的組織。因為力量在於人民，民主是要在地區開始——在市民仍是一張白紙、未分黃藍的時候，因為相信你、尊重你，才開始聽你講政見、講理念，沒有民主黨，我的地區工作不可能這樣細緻。所以很多人叫我退黨，我的回答都是：其實我與黨的距離不是那麼遠。」
■答：許智峯，立法會港島區議員。香港第一個以私人檢控把警員列為被告的人，星期五6‧12在銅鑼灣現場被捕，昨午獲釋。
■問：陳嘉文，港島區選民。星期五傍晚仍在電話跟許智峯fact check訪問內容，不久收到他被捕的消息。
文//陳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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