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24-沈陽：笑到最后，為什么特朗普面對“民調”特立獨行？

沈陽：笑到最后，為什么特朗普面對“民調”特立獨行？

22:54 24/6/2020

慕義書院

2020年美國大選的結果，要在11月才能揭曉。各方民調結搆所發布的民調，卻先行一步，單方面宣布了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的政治死刑，提前給民主黨候選人拜登開了一個又一個的慶祝會。

（6月1日，特朗普手持聖經在教堂門前拍照，誓言捍衛美國的自由與法治制度。圖源：CNN）

6月17日，路透社與益普索聯合發布了一項民意調查，調查對象為4426名成年美國公民，其中有2047名民主黨支持者與1593名共和黨支持者。路透社解釋說，48%的選民支持民主黨候選人拜登，35%支持現任總統特朗普。在此次民調中，55%的美國人不贊成特朗普疫情應對措施，有66%的受訪者表示同情示威者，反對特朗普威脅出動軍隊驅散示威者。甚至連一向親共和黨的福克斯新聞發布的一項從6月13日至16日進行的民意調查也指出，50%受訪者支持拜登，特朗普只有38％。與上個月相比，特朗普減少了2%的支持率。

這些民調都指出，拜登在亞利桑那州、佛羅里達州、密歇根州、賓夕法尼亞州和威斯康星州均至少領先特朗普多個百分點。而在2016年，前國務卿、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在這類州的民調中也曾取得領先。美國大選施行選舉人團制度，在一個州內贏者通吃。鑒於拜登優勢如此之大，如果民調完全准確，那么特朗普今年和2016年的選前預判一樣，肯定是沒戲了。

這也說明：民調并非總是正確。甚至近乎失去了專業性。針對“2016年美國大選民意調查失靈”這一慘痛事實，美國民調協會發起了調查，結果顯示：多數民調未能准確預測選情，原因在於不僅未對一些州的結果作加權處理，也未對其進行微調。

尤其重要的是，該民調對象中沒讀過大學的白人選民樣本太少，而這些人恰巧是特朗普的基本槃。民調學家杰弗里·波洛克，進一步坦言：在2014年之前，不同教育背景的白人選民投票偏差較小；然而，自2016年大選起，這一局面發生了改變。

這就導致了共和黨民意調查員格倫·博爾格所說的局面：民意調查者無法獲得受調查者人群的教育水平比例，也無法說服潛在的特朗普選民做出真實回應，使得民意調查結果作出了虛假的判斷。

這不是新鮮事。1936年美國總統選舉年，蓋洛普成立美國民意調查所，與成功預測1916年、1920年、1924年、1928年與1932年選舉結果的《文學文摘》（Literary Digest）同時預測選舉結果。結果蓋洛普成功預測選舉結果，但《文學文摘》預測失敗。蓋洛普宣稱：文學文摘數千萬份的龐大讀者樣本預測失敗原因在於，：讀者嚴重偏向高收入且對羅斯福總統社會與經濟政策高度不滿的民眾。

看來，我們需要系統討論民調為何容易失靈。根據維基百科的介紹，有正確性與民眾信任程度、民意調查過程技朮面（Interviewing Effect）跟機搆效應（House Effect）三項誤差來源。

第一項誤差來源是，民眾對民調本身的信任度。政府施政或是政策滿意度等都是不可驗證的，因此會有民眾不信任民意調查；只有大選民調是可驗證的。民意調查機搆之間也可能出現從眾效應造成大幅度的誤差。結果是，2015年英國大選所有民意調查機搆，同時相信英國工黨與自由民主黨的勝選几率較高，因此發布的調查結果相當一致，結果卻是保守黨 (英國)勝選，降低民眾對民意調查的信任程度。

第二項誤差來源是過程技朮面的誤差。例如，抽樣不符合統計科學隨機性，問卷題目設計有預設立場，釆訪員的誘導與誤導，訪問過程的記錄與監督不夠確實造成舞弊或是數據搜集后的分析方法不夠專業，都會造成誤差。這不一定是民調者主觀上想這么做。而是說：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駕馭自己的表達或正確梳理民意調查。這一項是可以改進的誤差。

第三項誤差來源是機搆效應或機搆偏見。設計有預設立場，正面政治宣傳或是負面攻擊政敵資訊的問卷題目，選擇對預設立場有利的抽樣，民調就異化成為政治攻防工具。某些機搆只是想用民調數據為政黨利益背書，因此民調機搆操弄民意，造成拒訪率較高，損害民意調查公信力。

民意調查因機搆效應而失真，在某些威權主義的國家，在西方國家“政治正確”形成“多數人的暴政”的特定的時刻，都會以特定形式而嚴重存在。

“多數人的暴政”并不是新名詞。早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里（上下兩卷分別出版於1835、1840年），法國社會學家托克維爾就指出，新大陸尊重大多數人的價值觀。在建國前后几百年中，這種主流價值觀，是基督教的，是保守主義的。如今美國是全球唯一超級大國，作為移民國家，吸納了全球各地的人們。民主黨人為了吸引選票，有意討好包括非洲裔在內的有色人種。與民主黨結盟的華爾街金融集團控制了美國媒體，就有攻擊保守主義的輿論優勢。

因此，當前的美國，就政體而言，看似全球最為多中心秩序和自由民主開放，因而民主黨有意塑造的“反種族歧視”的“逆向種族主義”政治正確咄咄逼人，民調特別容易失真。

例如，在6月17日路透社與益普索聯合民調中，這兩家機搆的機搆效應就很值得懷疑。路透社是英國媒體，一貫持自由主義而不是保守主義立場。益普索（Ipsos），則是1975年在法國巴黎創立的全球第三大市場研究集團，并於1999年7月1日在巴黎證券交易所上市，它最顯著的特徵是法國和歐盟屬性，因而，這項調查大概率更能反應“白左歐洲”的價值觀。

福克斯新聞網堅持保守主義立場，即便機搆效應是有利於作出傾向於保守主義的結論，卻可能因為另外兩項的強大抵消，而作出有利於民主黨的民調。例如在進行過程中可能存在某些問題，例如部分搖擺州的民調對象太少或兩黨支持者比例失衡，以致於得出的結果不夠准確。

正是因為反種族主義的政治正確“逆向種族主義”，帶來了“多數人的暴政”，共和黨民意調查人的格倫·博爾格(Glen Bolger)直言，自己不清楚“害羞的特朗普選民”（即拒絕參加民調者）、大學畢業生以及沒有大學學曆者之間的比例是多少，“各州的實際選情將比民意測驗現在所表明的更加膠着，特朗普與拜登之間的差距可能沒有那么大”。尤其是在在印第安納州和俄亥俄州等一些白人工人階級占多數的州，甚至民調結論和事實可能完全相反。

這就涉及“沉默的大多數”這個有趣的概念。如果大多數對現狀都是不滿的，是沉默的，且是准備通過選票手段改變自己所在國家的現實與未來，那么，“輿論”和“民調”就特別容易失靈。很難說美國社會這個全球表達自由最得到保障的國家，大多數人是保持沉默的。但是，只要有很大一部分人保持沉默，且暗暗決心改變，那么民意就特別容易失靈。

我閱讀過中國學者一篇水平極高的政治科學論文。曆史學博士、復旦大學曆史學系講師談麗在《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的《發現沉默的大多數——美國保守主義研究20年》一文中指出，“在這部新的曆史中，美國的保守主義不僅與自由主義一樣曆史悠久，而且成為能夠與之抗衡、甚至占據優勢地位的強大力量；美國的保守主義者也不再是只屬於社會邊緣地帶、性格偏執、目光短淺的‘極端主義者’，而大多是接受過良好教育、正在向上流動的美國中產階級人士。這些曾經被尼克松稱為‘沉默的大多數’的選民不僅比我們曾經認為的在經濟上更成功、情感上更穩定、意識形態上更理性，而且數量也更多、政治上更積極、發揮的作用更大，是‘有遠見、有經驗、在政治上富有創造性的力量’”。

在我看來，保守主義文明比譚麗博士所研究得要更為悠久。甚至可以說是美國制度的根基。特朗普就是譚麗博士所說的這種在經濟上更成功、情感上更穩定、意識形態上更理性，數量也更多、政治上更積極、發揮的作用更大，是“有遠見、有經驗、在政治上富有創造性的力量”的代表。

長着花白頭發的持槍的英美保守主義公民，并非如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loser，而是寫在了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里，后來又是美國思想家安·蘭德所說的理性的利己主義者。用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里說，就是“正確理解的利益”。這一價值觀，籍着聖經之道和上帝聖靈的聯合做工，刻在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心版上。雖然這種價值觀不是十字架神學的，卻是理性的文明力量。

可以說，正如英國決絕地脫歐，絕不是政治精英積極回應民調、討好民意的結果。

我一位朋友，一針見血地總結，正如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在就職演講中說主要原因有兩個。首先曆史上英國本來就有自己的“盎格魯圈”，准確地說就是：英美澳加新。第二，英國踐行的是英美保守主義的政治道路，而歐盟執行的是“白左”的政理念，二者貌合神離。如果向歐盟交出主權，就拋棄了英美保守主義中最根本的原則：法治原則、個人自由、代議制政府和市場經濟。

6月8日，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和23位國會民主黨人，在國會山單膝跪地8分46秒向弗洛伊德（George Perry Floyd）默哀，據說這正好是弗洛伊德遭警察跪壓的時間。下跪默哀結束后，佩洛西在助手的幫助下重新站起來，向着周圍人的說道：“你們看，那膝蓋壓了他脖子多久啊。”

然而，特朗普總統卻在推特上說：“你們可以抗議的東西很多，然而在偉大的美國國旗面前，我們應該筆直的站立！最好是敬禮或把手放在胸前，心懷敬意！不許暴力抗議！不跪！”這，就是完全不顧大選民調結果，堅持自己的保守主義價值觀。

在保守主義看來，一個政治精英所做的是否可行，并不能簡單因為自己集團的政治利益。而是要出於價值觀。那就是信守聖經所載明的摩西十誡，做符合上帝心意的正確的事情。第二考慮，則是自己所出的公共政策實際上是否有利於國家。

2020年對美國來說是特別充滿危機的一年。事實證明，受新冠疫情影響最嚴重的是有色人種密集的民主黨人執政州。加州、紐約州和華盛頓州這些藍州，疫情最嚴重，重啟經濟最晚，黑人騷亂最嚴重。這里的執政黨所做的一切，簡單地說，就是抹黑特朗普和共和黨。而在共和黨人執政的紅州，疫情相對不重，恢復經濟早，持槍的民眾保護了社區和城市的安全。

而這，即便美國遭遇了三月份因為經濟停擺所帶來的史無前例的股災，僅僅用了兩個月，很快就逐步走出來。這就證明了保守主義的特朗普的執政能力。抗疫防疫，根據美國聯邦制的制度安排，本來是州的主權，而并不首先是聯邦的責任。

到了黑人大規模騷亂之時，即便黑人中那些“沉默的大多數人”也開始看不下去。這完全是個常識：除了少數唯恐天下不亂的騷亂分子，誰不喜歡和平與富裕？對此，我們甚至不需要太多的數理分析和民意調查就能感同身受。

暴力者在此次事件中手段極其惡劣，打砸毀損商店門面，甚至還叫囂着要獨立，在美國這樣一個商業精英主義社會里，甚至原來民主黨的鐵杆支持者也會心生動搖，甚至轉而投票支持共和黨。到了這里，2020年美國大選的答案已能確定。

（從左到右依次為：美國教育部部長貝特西德沃斯、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美國副總統麥克⋅彭斯；2018年，白左日久的英國媒體曾說他們和特朗普總統在一起，在白宮建立了一個神秘宗教小組“中央聖經研習小組”）

這個結論就是，我們能看到，在2020年，特朗普將大比分戰勝民主黨人拜登。如果接下去美國民主黨再不反思2020年全部選舉曆程中的那些破壞民主法治的事情，那么，民主黨極有可能會在2022年的國會兩院的中期選舉中大比分失利。也就是失去眾議院的多數黨地位。那時的美國，將極大地阻止從小布什到奧巴馬這十六年的沉淪局面。進而與一個悔改的英國在一起，讓保守主義在全球遍地生根開花。

特朗普總統能笑到最后。人類公敵集團的勝利，是很多人的夢魘。美國走到今天，卻是必然。或許從今天起，我們就可以布局特朗普第二任期內的投資、移民、留學等重大事務，也要在未來中美關系大框架中重新討論自身角色布局。 例如，接下去的美國，一定會大規模啟動基礎設施建設，進而鑄實制造業的基礎。

最后要說的是，即便民調不一定在統計學上較為客觀、精確地推論輿論或民意動向，也不要全槃否定民調。如果沒有客觀中立的民調，一個國家的自由民主品質就很值得懷疑。正如全球知名民調結搆蓋洛普對於民意調查的理念是：對每個重大議題做民意調查，鑒於民調是民主的必備要素，我們需要無時無刻都知道民眾的意志，因為唯有這樣可以將政治還諸於民。

也因此，美國民調由來以及，几乎伴隨着美國曆次總統大選。在1824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哈里斯堡賓州人報》（The Harrisburg Pennsylvanian）詢問路過的行人要投票給亞當斯或杰克遜，成為民意調查濫觴。而對來說，就要反思為什么在“特朗普能笑到最后”這個事實中，總結出民調為何越發容易陷入失敗，進而釆取各種有力措施大大提升美國民主的品質。

這實在是在說，一項成功的民調調查發起，一定要認真思考究竟哪些人在這個國家中可能是“靦腆的一部分人”，甚至是“沉默的大多數”。我們甚至覺得，如果誰能在民調方面設計得出色卓越，好讓民調反應真實，對於保守主義政治來說，就多了一重理性主義元素。而這樣的講理說服，能幫助一個國家有更多的自由主義者，來投向保守主義，進而搭實美國制度與文明的根基。在這方面，我們可以更努力。

沈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