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14-同行達人蔡廉明,父子爬山青年工作各有各做

同行達人蔡廉明,父子爬山青年工作各有各做
2020年6月14日星期日


同行達人蔡廉明(馮凱鍵攝)

【明報專訊】二○一五年電影《十年》以五個單元想像香港,其中〈浮瓜〉講述當權者為了在香港推行國安法,自導自演了一場於勞動節慶祝活動上行刺政治人物的「恐怖襲擊」,重溫電影,仔細一看,義工在禮堂爬上鐵梯佈置的一幕,橫額的右下角的日期正是二○二○年。監製蔡廉明說,好不幸,未到五年已經發生晒,「國安法幾年前也不是我們預計得到,我哋都笑緊阿郭臻導演你真係衰多口啦」。拍畢《十年》,最多人問蔡廉明你驚唔驚,他說有少少「豁咗出去」,「無得諗咁多,有得做,都係想為香港好啫,做的事都是想為香港」。新一部紀錄片《憂鬱之島》正在拍攝,記錄了三名青年的抗爭。換個時空,今天的亂局雖然變了模樣,但年輕人的力量依然。


香港經歷了一種六四

蔡廉明為我打開工作室裏的大門,紀錄片《憂鬱之島》另一名監製任硯聰與導演陳梓桓早就在裏面。訪問前一晚正是六四三十一周年,因為其中一名拍攝對象親歷八九六四後,每年都堅持到維園晚會悼念,導演昨晚也有出動。電影在二○一七年開拍,命名以憂鬱,總括了後傘運不忍回望又無以為繼的情緒,以三名分別投身於文化大革命、六七暴動和八九六四的抗爭者的經歷為主線,重演他們的經歷,跟拍他們近年的生活和反思。沉鬱情緒一直在醞釀,卻始料未及地於二○一九年六月爆發。蔡廉明形容,本是純粹的回顧過去,霎時增添了想像未來的角度。預告片中,在六四悼念晚會台上,林耀強(現名林洋鋐)抓緊咪高峰分享他的經歷:「在二十八年前的今日,我遇上第一個在我手上死去、被士兵槍殺的工人」。畫面一轉,一個頭綁紅巾的年輕人慌張地緊握自己染血的雙手。一把聲音問他,「二十年之後,你覺得這個世界會變成怎樣?」鏡頭便將他的臉放大。蔡廉明問我能否認出他是誰。再三提示,終於辨出這名演員正是去年在深水埗購買雷射筆後,一度被警方以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拘捕的浸大學生會會長方仲賢。片中的一些情境曖昧地穿插兩個時空,例如在可以視為數十年前的偷渡者匿藏的舢舨船上,一把女聲細說:「二十年之後,我希望自己還在香港這個地方」,也不知道是不是反修例運動抗爭者的心聲。

「經歷了二○一九年,大家都說,香港也經歷了一種六四,對當年的學生有一種更強的血脈相連的感覺。」蔡廉明說,紀錄片的三名主角建造了香港,見證如何走到今天,而二十年之後,就由今天的年輕人走下去,「透過歷史想像未來,給年輕人、觀眾很多思考的可能」。回憶籌備《十年》的過程中,團隊曾進行大量訪談,發現受訪者說到當下都很無力,但講到未來,都會「多咗少少希望」,而《憂鬱之島》正以想像未來的力量為初衷。


「以前我們全都是港豬」

蔡廉明的同代人見證了香港經濟起飛,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的一九九○年代,大家都為香港前途憂慮,很多人甚至計劃移民之時,他剛在外國先後完成了生物和電影兩個大學學位,沒多想便回到香港,「那時香港經濟不錯,覺得好多機會發展,就想回來創一番事業。當年大部分香港人都是思考自己,思考自己的工作,有沒有機會賺錢」。他說自己成長那一代基本上不理政治,不需要,也不會積極參與社會運動,「香港人開始理會所謂政治要到二○○三年『二十三條』,第一次覺得原來政治與我們有關,第一次咁多人上街」。雖然曾在電視上目擊六四發生,但始終覺得這些事「唔埋身」,年輕時他對「中國香港人」的身分亦從不抗拒,憶述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還走到銅鑼灣街頭倒數,「當時我仍然好proud of回歸祖國這件事,對一國兩制有期望,佢話五十年不變嘛」。甚至回港後一段很長的時間都在中資IT公司打工,沒想過中資不中資,這是今天連是否光顧「紅底」企業也謹而慎之的年輕人無法想像的。更別說保育,「本土身分這幾年才愈漸受到關注,以前我們成長什麼都拆得,無咗咪再起囉。今天的講法,以前我們全部都是港豬囉」。


歷史在重演 年輕人沒有選擇

青年人在社會裏的位置卻無迹可尋,儘管蔡廉明多用力回想,也始終想不起他成長的年代,曾有過怎樣的青年政策。青年長期被忽略,甚至不被視作一個群體注視。月刊《突破雜誌》由蔡廉明父親蔡元雲醫生在一九七○年代創辦。當年還在讀小學的蔡廉明看不懂,長大一點才懂得那是一本怎樣的雜誌,說爸爸當年有感香港像是被人遺棄了,而大部分年輕人卻沒有選擇,走不了,便提出「尋根、植根、扎根」,「社會有不同問題,年輕人在這個時代面對緊什麼,我們做個記錄,再去思考前路」。《突破雜誌》每期有一個回應時代的專題,例如在回歸前夕探討移民潮,也倡導抗衡主流文化意識,比如在物質愈漸豐裕的時候提出思考簡樸生活的可能。

回到今天,反修例運動和國安法的連串社會事件發生,香港泛起新一波移民暗湧,歷史似是在重演,許多年輕人一如當年走不了。蔡廉明苦笑着,提起突破旗下雜誌Breakazine近月被《大公報》「點名」的事,卻強調不過一直在承傳《突破雜誌》的精神。雜誌被指煽惑基督徒和青少年繼續走上街頭堅持黑暴,將修例事件醜化成暴政,更上升到抹黑中央的層面,「唉,你看完其實知道根本……我倒過來,其實你看完,唔通唔會明多點為什麼年輕人要行上呢條路咩?由最初的遊行到現在所謂的勇武那個歷程,正正因為看到很多不公義的事情」。他認為有些事必須繼續去講,即使在港區國安法下這明顯是個警告,重申Breakazine從來不只對焦政治,「有些前輩,在這裏工作過的人會講,Breakazine近幾年在做的事其實就是當年突破想做的事,都是回應時代、反映時代」。


年輕人有獨立思考 城市就有希望

認識蔡廉明的人,都知道他有個厲害的父親。「拍《十年》時,好多人問我,你跟你爸爸的意見一定好不同,覺得蔡醫生好建制,我又不是這樣看。」與記者的交談,蔡廉明稱呼爸爸做蔡醫生。蔡醫生加入過如禁毒常務委員會、青年發展基金和撲滅罪行委員會等政府部門擔任不同公職,蔡廉明笑說父親做青年事務委員會的時候是董建華年代,被人感覺跟董建華都幾friend,好支持政府。但蔡廉明印象中倒是政府時常潑爸爸冷水,「他常常說政府這個部門唔同那個部門傾,政府有些人不聽他講,覺得這樣做沒有用,『蔡醫生你唔好做咁多嘢啦』,他就嘗試用他的力將部門間的隔閡打通」。


父親致力推動政府與青年對話

沒有具體青年政策的年代,他記得父親最想促成政府與青年的「對話」,中學時期的蔡廉明也十分捧場地出席過父親搞的青年高峰會,「蔡醫生最想打破官僚主義,把青年聲音帶到政府裏,我猜他好相信他可以影響建制,然後建制會有改變。當然今天未必好多人認同還要影響建制,大部分年輕一代覺得我點講點傾都沒用」。蔡醫生今天即使已辭任所有公職,依然關心青少年精神健康,頻頻跟相熟的官員聯絡,嘗試推動政府調動資源,蔡廉明看在眼裏,與弟弟多番跟爸爸反映「無用㗎」、「政府信唔過」,「『就算佢係基督徒又點吖』,我直情講呢啲說話喇,因為坦白講,啲官員都無自由意志,只是在做上頭要他做的事」。「但你問我,我是好respect他的。係囉,兄弟爬山,即係父子爬山嘛。倒過來,他又不會阻止我做的事情。」


青年人聲音不被重視

回看當年,他認為針對青年,提倡「對話」並不落伍,甚至可說是前衛,要是能做到,可能會work,可惜政府部門過於保守,「如果政府肯聽多點青年的聲音,讓他們能在社區參與更多,以後隔膜未必咁大」。他批評政府沒胸襟,想控制的東西太多,不讓青年人發聲,重要的聲音被忽略了,才引發雨傘和反修例運動,「只能夠透過一種抗爭,你才會撤回《逃犯條例》,一直不聽就變本加厲囉」。在今天對話還有用嗎?蔡廉明覺得已是太遲,首先在政治兩極化的氣氛下,政府必然對年輕人加緊防備,「而我估年輕人都唔騷佢啦,年輕人全世界去搵人支持香港,都不會找你,是悲哀的。國教你都是想箝制他們思想,這一代正正最有獨立思想,最有行動能力,最有創意,但你就很想去扼殺他們」。蔡廉明畢業返港後,在IT公司營營役役十年,突然在二○○五年患了一場大病,手術後放下工作,修讀了三年神學,二○○八年正式加入突破工作,「青年機構一直都相信年輕人。你要相信他們是未來的領袖,才會empower他們做事」。

《十年》上映前,蔡廉明讓爸爸先睹為快,放映完畢,蔡醫生坐在沙發上低頭不語,那段沉默歷時將近十分鐘,「佢話好沉重。佢第一個反應是,其實唔需要拍到咁灰吖」。記者笑說,你現在還要再拍一部《憂鬱之島》?他笑笑承認,對的,這次或許更憂鬱點。《十年》畢竟也是關於希望,片末出現「為時已晚」沉甸甸的四個大字,「已」字漸漸消弭,換上了「未」字,「拍的時候,一班導演,我們說,如果覺得無希望,就不會拍這部電影,正正覺得希望有條路。其實在給希望這個社會咋嘛,不過點解要咁灰?因為當時經歷了雨傘,大家覺得連爭取簡單的普選都沒有機會,運動清場其實都好唏噓,內耗各樣,都幾無力。我們只不過呈現一個大家不想看見的將來」。


年輕的力量

改寫未來,《十年》劇情屢屢暗示青年力量的關鍵。蔡廉明提起《本地蛋》,小男主角沒有對書店擲雞蛋,甚至向書店通風報信,給店主送上違規名單參考,「是不是全部都做晒小紅衛兵?還是願意做一些跟主流不同的事,年輕人還能不能繼續保留自己的想法?希望就在他手上」。而另一單元《自焚者》中,年輕抗爭者雖在獄中死去,蔡廉明重提最近時常被引用的對白,「維持着我意志的,不是仇恨,是希望」,「不是看得唔得,而是看對不對」,指年輕人畢竟是希望之所在。

今天香港,要如何處理青年問題,這是從事青年工作的蔡廉明不斷反思的問題。他記得一次影後座談會上,一個中三學生舉手發言,「他說社會好多撕裂,問究竟你可以做到什麼」。蔡廉明眨眨眼,沒有忘記要聆聽青年的需要,「我望望他,問不如你告訴我,你想做什麼?他說,我們應該團結點,大家面對的敵人和問題應該都是一樣的啦,為什麼不可以多對話?」發言激起一位中年婦人的回應,「她問其實點解社會運動一直都是由年輕人走到最前線,我們這班成年人理論上應該擁有更多資源,更多能力,為什麼我們不能為他們做一些事。我估有些人是被喚醒了,知道大家可以從不同角度參與」。他思考,做青年工作也理應如此,找尋不同位置給他們支持。記得以往常常強調要「voice for the voiceless」,蔡廉明覺得繼續以媒體記錄青年的聲音依然重要,但不應再死守以往的方式,「網絡年代他們個個都是KOL,個個都出聲,也已經成為領袖了。我們的角色可能轉變了,同行真係咁嘅意思,一齊行條路出來,不是由上而下,是一種共創的方式,大家有不同角色可以做」。

《憂鬱之島》簡介及眾籌:bit.ly/2ZW4771


文 // 潘曉彤
圖 // 馮凱鍵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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