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14-周日話題：盤點運動成效，還是重估一切價值？
周日話題：盤點運動成效，還是重估一切價值？
2020年6月14日星期日
2019.07.01（資料圖片）
【明報專訊】2019是雨傘運動五周年，我們嘗試以研討會和書寫的方式，做了一個雨傘關鍵詞的計劃，希望保存歷史留給我們的珍寶。不過，去年初夏爆發的反送中運動，干擾了原初的書寫和出版，以至轉眼又過了一年。於6.9、6.12、6.16周年之際，對延續至今的抗爭運動作一次初步的盤點，檢視這個上百萬民眾參與的公共事件，為香港帶來了些什麼改變，也許是重啟旨在留下歷史珍寶的書寫計劃的一個合適時機。
和平遊行真的是沒有用嗎？
去年7.1民眾短暫佔領立會，寫下了一句往後經常被引用的話：「是你教我們和平遊行是沒用的」。這口號衍生自傘運之後的民眾情緒，尤其是當中較年輕的，他們不少都對過去一段時間民主運動的緩慢進展（甚或倒退），深感不滿，隱含的是追求一種更激烈的行動形式的呼籲。不過，經歷了一年的漫長抗爭，見證了警方不斷有恃無恐地禁制和平遊行和集會（包括剛過去的「六四」），也目睹律政司愈來愈肆無忌憚向和平遊行的申請人和參與者提出檢控，我們大概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和平遊行並不是沒有用的——如果它真的是人畜無害，政權當局大概也不用大力打壓禁制。
盤點運動的成效，一般可以從它是否達至其預設的目標，或於抗爭過程中產生了哪些不經意的效果這兩方面切入。人數有限的和平遊行，對政權構成的壓力，自然不大；但數以十萬甚至過百萬的人民上街，很難說會毫無影響。如果沒有超過五十萬民眾參與2003年7.1的和平示威，國安法大概早於10多年前已然通過；假若政權真的毫不畏懼人數眾多的遊行集會，林鄭也不會於去年6.12圍困立會之後和6.16兩百萬人上街的前夕，宣布暫緩修例，並稍為收歛其一貫的傲慢，於6.18記招上「致歉落淚」——雖然仍沒有實質上答應民眾的五大訴求。在相對民主的政治制度中，上百萬民眾的呼聲，大概已足以迫使政權全面讓步；但面對不民主的中港政體，人數眾多的和平示威，仍然難以立刻爭取到反抗運動的短期目標。
然而，在反抗運動的預期/短期目標以外，和平的遊行集會還是可以產生一些不經意的效果。去年6.9遊行之後，政府急不及待宣布如期二讀，再於6.12用不合比例的暴力，對付群眾，除了引起了廣大民憤，也催生不少無力感。於憤怒無力蔓延之際，走進200萬人群的街頭，對不少人來說，除了很有點治癒及培力的效果，同時亦維繫着一個公共政治的空間，不至於剩下退回私人領域的選項。這也是在全面管治壓境的社會脈絡下，對抗企圖取消公共政治、製造虛無犬儒、孤立個人、分而治之的極權統治的有效回應。面對日趨嚴峻的政警暴力，繼續各種形式的集體抗爭行動，包括被認為是無用的和平遊行，是守護一種參與保衛（或創造）一個共同世界的感覺、激活開放而平等的公共政治行動的不可或缺元素。
和平遊行後的自我保衛力量
回顧本地的抗爭歷史，可以發現，不少民間社會的自我保衛力量，往往是從大規模的和平遊行/集會中誕生。例如，2003年7.1後的民間組織和新興政黨，或2014年79天和平佔領前後所催生的各種傘運社群，以至無數經歷了抗爭運動洗禮的政治素人，均以不同的行動形式，包括擔當「家長」積極捐款、運用專業背後支持、參與選舉直接從政等，投入過去一年的民間社會自我保衛運動，繼承並發揮2003至2014年後於集體行動中所積累的民眾力量。反送中運動令人驚訝的規模和韌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些從歷次和平遊行和集會中發展出的民間力量的作用。
處身於政權愈來愈不理民意、對群眾寸步不讓的社會氛圍中，抗爭者想放棄一些相對溫和、走向一些比較激烈的行動，是很可以理解的。但面對壟斷了暴力手段、掌控龐大資源，且不惜以赤裸的全面管治取代過去港式政治的死硬當權者，這些相對激烈的行動形式所可能產生的成效，或向當局所施加的壓力，與和平遊行等溫和抗爭比較，倘真有差距，也愈來愈微不足道。事實上，在當前中美角力愈趨緊張、中國大陸社經矛盾日益嚴重的新局面之下，已撕破假面的政權，是會用盡各種手段，嘗試令民眾覺得做什麼也是沒有用的。例如，在暴力手段分配懸殊的情况下，直接衝擊等較激烈的行動方式，不僅同樣難以產生其預期的迫使政權退讓的效果，更將會受到加倍的警察暴力報復；與此同時，在極權邏輯擴散之際，一些比和平示威可能更溫和的反抗形式，例如教育同工在社交媒體上表達個人意見，又或學生於校內歌唱「榮光」等等，也將不再容於全面管治的框架之內。
反過來說，每一種民間社會抗爭的方式，其實都有可能產生讓政權受壓的效果。今天回看，6.9和6.16的和平遊行，於迫使政府正式撤回修例時所起的作用，或許並不亞於6.12和7.1的衝擊和佔領；去年11月的區會選舉結果，對政權和建制帶來的震撼，大概也不下於中大理工一役中的煙火瀰漫。而在謊言取代事實的極權管治社會脈絡下，堅持於媒體、學校、政府部門等領域說真話，或在公共空間繼續和平地表達訴求，恐怕不一定會比更激進的口號或行動無用。
更重要的是，如果抗爭運動的最終願景，不僅在於向政權施壓，而是為了建立和守護讓人免於恐懼的自由社會，那麼衡量成效的準則，就不應被窄化為在多大程度上迫使政權讓步，而應包括運動過程中是否真正有效地阻擋極權邏輯的擴散，以至於檢視行動是否與最終的願景相關，並能否滿足民間社會自身的壯大、發展和成長的需要。這些不一樣的成效標準，也同時值得認真對待。
如果抗爭者僅以單一的準則來衡量成效，提出只有某些抗爭策略——例如投入立會35+的選戰，或採納更激烈的口號與行動形式——才真正有用，甚或是唯一的選項，將嚴重框限了抗爭的可能性，壓縮以不同方式參與運動的機會，無力感更容易出現。
因此，倘若我們在盤點運動成效的過程中，加入向政權施壓這短期目標以外的其他準則，重視集體抗爭所可能產生的不經意效果，脈絡化地思考行動的形式和成效，嘗試為運動自身訂定評核成效的準則，甚至不惜重估一切價值，從根本而非策略性地體現「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的運動倫理，讓處於不同位置、信任不同價值、採取不同行動抗拒極權管治的民間社會自我保衛力量，擺脫定於一尊的要求，拒絕「唯一有用」、「唯一選擇」、「唯一出路」等說法，將有助我們走出無力感，為紛雜多元的民眾提供繼續抗爭的可能和希望。
不能依靠美國特朗普政權
借用法國人類學者Alain Bertho的說法，當代愈趨暴烈的抗爭運動，需要的並非是以行動形式界定的激進主義的支持，又或是所謂的去激進化（deradicalisation），而是要另覓新意，引入各式建基於民眾的共同抗爭經驗的另類激進（或基進）主義，包括以藝術為媒介的基進行動、借助源自民間智慧且絕不向政權的謊言反智妥協的專業知識、認真看待制度責任和組織實踐的基進取態。只有如此，民眾，尤其是希望匱乏、沒有未來的青年一代，才有可能抗拒單一而極端的暴力行動的誘惑，那種將徹底破壞依賴對話和相互說服的政治共同體的誘惑。我們或可循此角度，重新審視過去一年反送中運動的策略和工作方向。
以運動早期「國際戰線」的眾籌廣告策略為例。在今日美國Black Lives Matter的社會脈絡下，我們大概可以更清楚的看到，「敵人的敵人就等同我的朋友」這簡單判斷的局限。如果僅策略性地依靠美國特朗普政權，又或僅以掌權的政客或議會作游說對象，不僅會陷入了把雞蛋放於同一籃子的危險，亦容易低估歐美政權基於自身利益的反覆無常，以至於錯失了擴展與全球民間社會連結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如果香港的抗爭者對警暴深惡痛絕，那麼對支持美國警暴的國家政權、政客社團（哪怕是中港政權的對手），作出嚴正的批判，大抵也是應有之義。
如果國際連線的願景，不限於狹窄的短期政治目標，而是放在全球被打壓的社群——包括黑人、青年、女性——的福祉，那麼國際連線的對象，顯然不應該只是建制內的精英，應同時是所有站於受壓迫者一方的全球民眾。面對美國的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所揭示的全球警暴對民間社會的威脅，以至於對自由、公義、人權的破壞，香港抗爭者的國際連線想像，是否同時能夠以全球民間社會反警暴作為聯繫的焦點，而非僅以尋求政權的策略性結盟作為運動的取態？
又例如，今屆區會選舉後，三百多位成功擊敗政權建制的區議員，恐怕都需要面對如下的問題：應繼續做以往的地區工作，為居民提供社區服務或以文化方式保育社區？還是投身一些完全不一樣的工作，例如為被囚的抗爭者提供人道支援，或到示威現場監察警暴？如果仍然沿用既有的區議會工作成效準則，一個省事的答案大概是both（兩者皆是）。然而，如果只停留在兩類既定工作或行動形式中，作二擇其一或各取五十的罐頭式判斷，恐怕將錯失深入反思不同行動形式的多樣性和內容的複雜性的機會，無法啟動社區工作的新的開端。
區議員也要打開對社區工作的想像
經歷了翻天覆地的社會運動和政警暴力的洗禮，於抗爭現場保護居民，或到警署保釋、法庭聽審、監獄探訪，大概已變成了議員和助理的恆常「議會工作」；於全民政治化的社會脈絡下，協助民眾編織社區（黃色）經濟或其他性質的互助網絡，促進生活自主、發掘地區資源、拓闊消費選擇，興許也是一種不需要由區議員直接提供的「社區服務」。問題因此不是在傳統服務或支援抗爭中二擇其一，而是打開對「社區服務」、「議會工作」的想像，以至於尋找衡量這些服務和工作的新的準則。
正如早年的薩帕塔運動（自1994年爆發於墨西哥以維護原住民利益的武裝運動）副司令馬科斯所說，那些只為民眾提供單一的、非此即彼的對立選項，「都是陷阱」。要留下過去以至未來的民間抗爭的珍寶，除了要告別所有的「唯一選擇」、「唯一出路」的誘惑，還需要敢於開放而多元地重估既有的準則，建立自己的價值。旨在為未來重建一個共同世界的抗爭，恐怕無法由過去陳舊的成效指標所評斷。
曾發生的重要歷史事件自然需要檢討回顧，作出紀念也是為了保留記憶，但盤點需要更多元的準則，紀念也不能取代系統的分析。認真地回顧過去，保存並善用歷史給我們留下的珍寶，應有助我們避免重複過去曾犯的錯誤，校正走向未來的方向，尋找愈來愈稀缺的希望。
參考書目: Bertho, Alain (2018): The Age of Violence — the Crisis of Political Action and the End of Utopia, NY: Verso.
文//許寶強
編輯//劉家睿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20年6月14日星期日
2019.07.01（資料圖片）
【明報專訊】2019是雨傘運動五周年，我們嘗試以研討會和書寫的方式，做了一個雨傘關鍵詞的計劃，希望保存歷史留給我們的珍寶。不過，去年初夏爆發的反送中運動，干擾了原初的書寫和出版，以至轉眼又過了一年。於6.9、6.12、6.16周年之際，對延續至今的抗爭運動作一次初步的盤點，檢視這個上百萬民眾參與的公共事件，為香港帶來了些什麼改變，也許是重啟旨在留下歷史珍寶的書寫計劃的一個合適時機。
和平遊行真的是沒有用嗎？
去年7.1民眾短暫佔領立會，寫下了一句往後經常被引用的話：「是你教我們和平遊行是沒用的」。這口號衍生自傘運之後的民眾情緒，尤其是當中較年輕的，他們不少都對過去一段時間民主運動的緩慢進展（甚或倒退），深感不滿，隱含的是追求一種更激烈的行動形式的呼籲。不過，經歷了一年的漫長抗爭，見證了警方不斷有恃無恐地禁制和平遊行和集會（包括剛過去的「六四」），也目睹律政司愈來愈肆無忌憚向和平遊行的申請人和參與者提出檢控，我們大概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和平遊行並不是沒有用的——如果它真的是人畜無害，政權當局大概也不用大力打壓禁制。
盤點運動的成效，一般可以從它是否達至其預設的目標，或於抗爭過程中產生了哪些不經意的效果這兩方面切入。人數有限的和平遊行，對政權構成的壓力，自然不大；但數以十萬甚至過百萬的人民上街，很難說會毫無影響。如果沒有超過五十萬民眾參與2003年7.1的和平示威，國安法大概早於10多年前已然通過；假若政權真的毫不畏懼人數眾多的遊行集會，林鄭也不會於去年6.12圍困立會之後和6.16兩百萬人上街的前夕，宣布暫緩修例，並稍為收歛其一貫的傲慢，於6.18記招上「致歉落淚」——雖然仍沒有實質上答應民眾的五大訴求。在相對民主的政治制度中，上百萬民眾的呼聲，大概已足以迫使政權全面讓步；但面對不民主的中港政體，人數眾多的和平示威，仍然難以立刻爭取到反抗運動的短期目標。
然而，在反抗運動的預期/短期目標以外，和平的遊行集會還是可以產生一些不經意的效果。去年6.9遊行之後，政府急不及待宣布如期二讀，再於6.12用不合比例的暴力，對付群眾，除了引起了廣大民憤，也催生不少無力感。於憤怒無力蔓延之際，走進200萬人群的街頭，對不少人來說，除了很有點治癒及培力的效果，同時亦維繫着一個公共政治的空間，不至於剩下退回私人領域的選項。這也是在全面管治壓境的社會脈絡下，對抗企圖取消公共政治、製造虛無犬儒、孤立個人、分而治之的極權統治的有效回應。面對日趨嚴峻的政警暴力，繼續各種形式的集體抗爭行動，包括被認為是無用的和平遊行，是守護一種參與保衛（或創造）一個共同世界的感覺、激活開放而平等的公共政治行動的不可或缺元素。
和平遊行後的自我保衛力量
回顧本地的抗爭歷史，可以發現，不少民間社會的自我保衛力量，往往是從大規模的和平遊行/集會中誕生。例如，2003年7.1後的民間組織和新興政黨，或2014年79天和平佔領前後所催生的各種傘運社群，以至無數經歷了抗爭運動洗禮的政治素人，均以不同的行動形式，包括擔當「家長」積極捐款、運用專業背後支持、參與選舉直接從政等，投入過去一年的民間社會自我保衛運動，繼承並發揮2003至2014年後於集體行動中所積累的民眾力量。反送中運動令人驚訝的規模和韌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些從歷次和平遊行和集會中發展出的民間力量的作用。
處身於政權愈來愈不理民意、對群眾寸步不讓的社會氛圍中，抗爭者想放棄一些相對溫和、走向一些比較激烈的行動，是很可以理解的。但面對壟斷了暴力手段、掌控龐大資源，且不惜以赤裸的全面管治取代過去港式政治的死硬當權者，這些相對激烈的行動形式所可能產生的成效，或向當局所施加的壓力，與和平遊行等溫和抗爭比較，倘真有差距，也愈來愈微不足道。事實上，在當前中美角力愈趨緊張、中國大陸社經矛盾日益嚴重的新局面之下，已撕破假面的政權，是會用盡各種手段，嘗試令民眾覺得做什麼也是沒有用的。例如，在暴力手段分配懸殊的情况下，直接衝擊等較激烈的行動方式，不僅同樣難以產生其預期的迫使政權退讓的效果，更將會受到加倍的警察暴力報復；與此同時，在極權邏輯擴散之際，一些比和平示威可能更溫和的反抗形式，例如教育同工在社交媒體上表達個人意見，又或學生於校內歌唱「榮光」等等，也將不再容於全面管治的框架之內。
反過來說，每一種民間社會抗爭的方式，其實都有可能產生讓政權受壓的效果。今天回看，6.9和6.16的和平遊行，於迫使政府正式撤回修例時所起的作用，或許並不亞於6.12和7.1的衝擊和佔領；去年11月的區會選舉結果，對政權和建制帶來的震撼，大概也不下於中大理工一役中的煙火瀰漫。而在謊言取代事實的極權管治社會脈絡下，堅持於媒體、學校、政府部門等領域說真話，或在公共空間繼續和平地表達訴求，恐怕不一定會比更激進的口號或行動無用。
更重要的是，如果抗爭運動的最終願景，不僅在於向政權施壓，而是為了建立和守護讓人免於恐懼的自由社會，那麼衡量成效的準則，就不應被窄化為在多大程度上迫使政權讓步，而應包括運動過程中是否真正有效地阻擋極權邏輯的擴散，以至於檢視行動是否與最終的願景相關，並能否滿足民間社會自身的壯大、發展和成長的需要。這些不一樣的成效標準，也同時值得認真對待。
如果抗爭者僅以單一的準則來衡量成效，提出只有某些抗爭策略——例如投入立會35+的選戰，或採納更激烈的口號與行動形式——才真正有用，甚或是唯一的選項，將嚴重框限了抗爭的可能性，壓縮以不同方式參與運動的機會，無力感更容易出現。
因此，倘若我們在盤點運動成效的過程中，加入向政權施壓這短期目標以外的其他準則，重視集體抗爭所可能產生的不經意效果，脈絡化地思考行動的形式和成效，嘗試為運動自身訂定評核成效的準則，甚至不惜重估一切價值，從根本而非策略性地體現「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的運動倫理，讓處於不同位置、信任不同價值、採取不同行動抗拒極權管治的民間社會自我保衛力量，擺脫定於一尊的要求，拒絕「唯一有用」、「唯一選擇」、「唯一出路」等說法，將有助我們走出無力感，為紛雜多元的民眾提供繼續抗爭的可能和希望。
不能依靠美國特朗普政權
借用法國人類學者Alain Bertho的說法，當代愈趨暴烈的抗爭運動，需要的並非是以行動形式界定的激進主義的支持，又或是所謂的去激進化（deradicalisation），而是要另覓新意，引入各式建基於民眾的共同抗爭經驗的另類激進（或基進）主義，包括以藝術為媒介的基進行動、借助源自民間智慧且絕不向政權的謊言反智妥協的專業知識、認真看待制度責任和組織實踐的基進取態。只有如此，民眾，尤其是希望匱乏、沒有未來的青年一代，才有可能抗拒單一而極端的暴力行動的誘惑，那種將徹底破壞依賴對話和相互說服的政治共同體的誘惑。我們或可循此角度，重新審視過去一年反送中運動的策略和工作方向。
以運動早期「國際戰線」的眾籌廣告策略為例。在今日美國Black Lives Matter的社會脈絡下，我們大概可以更清楚的看到，「敵人的敵人就等同我的朋友」這簡單判斷的局限。如果僅策略性地依靠美國特朗普政權，又或僅以掌權的政客或議會作游說對象，不僅會陷入了把雞蛋放於同一籃子的危險，亦容易低估歐美政權基於自身利益的反覆無常，以至於錯失了擴展與全球民間社會連結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如果香港的抗爭者對警暴深惡痛絕，那麼對支持美國警暴的國家政權、政客社團（哪怕是中港政權的對手），作出嚴正的批判，大抵也是應有之義。
如果國際連線的願景，不限於狹窄的短期政治目標，而是放在全球被打壓的社群——包括黑人、青年、女性——的福祉，那麼國際連線的對象，顯然不應該只是建制內的精英，應同時是所有站於受壓迫者一方的全球民眾。面對美國的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所揭示的全球警暴對民間社會的威脅，以至於對自由、公義、人權的破壞，香港抗爭者的國際連線想像，是否同時能夠以全球民間社會反警暴作為聯繫的焦點，而非僅以尋求政權的策略性結盟作為運動的取態？
又例如，今屆區會選舉後，三百多位成功擊敗政權建制的區議員，恐怕都需要面對如下的問題：應繼續做以往的地區工作，為居民提供社區服務或以文化方式保育社區？還是投身一些完全不一樣的工作，例如為被囚的抗爭者提供人道支援，或到示威現場監察警暴？如果仍然沿用既有的區議會工作成效準則，一個省事的答案大概是both（兩者皆是）。然而，如果只停留在兩類既定工作或行動形式中，作二擇其一或各取五十的罐頭式判斷，恐怕將錯失深入反思不同行動形式的多樣性和內容的複雜性的機會，無法啟動社區工作的新的開端。
區議員也要打開對社區工作的想像
經歷了翻天覆地的社會運動和政警暴力的洗禮，於抗爭現場保護居民，或到警署保釋、法庭聽審、監獄探訪，大概已變成了議員和助理的恆常「議會工作」；於全民政治化的社會脈絡下，協助民眾編織社區（黃色）經濟或其他性質的互助網絡，促進生活自主、發掘地區資源、拓闊消費選擇，興許也是一種不需要由區議員直接提供的「社區服務」。問題因此不是在傳統服務或支援抗爭中二擇其一，而是打開對「社區服務」、「議會工作」的想像，以至於尋找衡量這些服務和工作的新的準則。
正如早年的薩帕塔運動（自1994年爆發於墨西哥以維護原住民利益的武裝運動）副司令馬科斯所說，那些只為民眾提供單一的、非此即彼的對立選項，「都是陷阱」。要留下過去以至未來的民間抗爭的珍寶，除了要告別所有的「唯一選擇」、「唯一出路」的誘惑，還需要敢於開放而多元地重估既有的準則，建立自己的價值。旨在為未來重建一個共同世界的抗爭，恐怕無法由過去陳舊的成效指標所評斷。
曾發生的重要歷史事件自然需要檢討回顧，作出紀念也是為了保留記憶，但盤點需要更多元的準則，紀念也不能取代系統的分析。認真地回顧過去，保存並善用歷史給我們留下的珍寶，應有助我們避免重複過去曾犯的錯誤，校正走向未來的方向，尋找愈來愈稀缺的希望。
參考書目: Bertho, Alain (2018): The Age of Violence — the Crisis of Political Action and the End of Utopia, NY: Verso.
文//許寶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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