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223-程翔：北京應如何「反思」，如何「再啓蒙」？
程翔：北京應如何「反思」，如何「再啓蒙」？
23:22 23/12/2014
【明報專訊】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國務院港澳辦前常務副主任陳佐洱12月14日在深圳出席該會年會時表示，無論持什麼樣政治觀點的香港同胞，對「佔中」都需要深刻的反思。在同一場合，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說，要在港澳社會進行「一國兩制」的再啓蒙。
既然京官提倡「無論持什麼樣政治觀點」的人都要反思，筆者擬在此向北京提出它應該深刻反思的地方。
第一，為什麼在「强國崛起」日，卻是台港分離時？
首先中共需要解釋為什麼現在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夠更加自信、更加自豪地走在這個世界上」（習近平12月20日在澳門回歸15周年慶典上致辭）的時刻，卻正正是台港人民的中國認同感最弱的時候。在台灣，根據台灣中央研究院舉辦「國家認同」學術研討會披露，認同「祖國」是中國的比例下跌到只有3%。在香港，根據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11月10日公布調查發現，自覺是「中國人」的受訪者只有8.9%，跌至回歸以來新低。出現了一個「中國崛起日，台港分離時」的反常現象。
中共的慣性思維是將責任推給對方或第三者，因此才有「陰謀論」，才有「外來勢力」這種似是而非的論述。假如這種「外因論」成立的話，那麼它又如何解釋2006年內地網站「網易」的一項調查發現，高達65%的內地人民表示，「假如有來生，不做中國人」？顯然間，高比例的內地人來生不願意做中國人，同台港人今生選擇不認同中國人的身分，兩者應該有共同的原因吧？作為執政當局，難道不值得自己深刻反思嗎？
假如中共不檢討自身的問題而諉過他人，則它除了用强硬手段外（例如推出違憲的人大常委會8‧31決議），別無其他辦法解決它同香港人民的矛盾。
第二，為什麼回歸17年，卻重現港英旗？
面對這個尷尬的問題，中共的慣性思維是：香港人長期在殖民地統治下，缺乏國家觀念、缺乏民族自尊；與此同時，英國人離開後，沒有適時進行「反殖」工作，致使一有風吹草動就出現迷戀殖民地的思想。更有人以此來證明鄧小平當年如何英明神武，早就看透英國人「拆爛污」（鄧小平原話）的陰謀等等。這種思維，根深蒂固，由此而制訂的政策，必然非常錯誤。
6方面令人擔憂
中共應該謙虛地聽取香港泛民主派的意見（他們在香港擁有55%的選票，所以不是少數派），究竟在回歸後香港有沒有倒退？筆者個人認為，同1997年前相比，至少有6個方面的狀况是令人擔憂的：
‧新聞自由明顯受到威脅
‧法治開始展現包致金法官所說的「風暴」
‧廉潔度排名下跌
‧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傳統不保
‧香港政府決策的自主程度日低
‧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嚴重惡化
這些方面的倒退，同我時常指出的「香港回歸後最大的危機是『大陸化』」這個論述有很直接的關係，可惜篇幅所限筆者無法在此展開詳談。正是因為回歸17年後出現了這種很明顯的倒退，才導致有人再舉「龍獅旗」。如果中共不正視這些倒退，把再舉「龍獅旗」視為「人心未回歸」而重手以「國民教育」力壓下去，則香港將永無寧日。
除了反思外，京官說我們在「一國兩制」的問題上要「再啓蒙」。那麼，他們在此問題上又需要哪一方面的「再啓蒙」呢？
中聯辦第一任主任姜恩柱說過，「香港是一本難讀的書」。姜先生謙虛地承認，以共產黨的慣性思維是無法讀懂香港的。現在張榮順先生要對我們進行「再啓蒙」，似乎他已經讀懂了香港這本書，要來教我們了；否則「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就貽笑大方了。筆者採訪了整個香港前途的談判過程和《基本法》的起草過程，非常了解中共京官在香港問題上的根深蒂固的思維，使他們很難讀懂香港這本書。因此他們的香港政策也必然是不符合國家和香港的利益。例如：
扭轉京官對港的偏頗認知
第一，他們只看到香港是一個殖民地，於是就以殖民地的慣性思維來看待它（例如埋怨香港人沒有國家觀念、人心不回歸等等），卻看不到小小一個殖民地，居然能夠在過去一個半世紀內，推動中國走向現代文明。晚清70年，中國歷史上每一個重要環節，從西學東漸開始，到洋務運動，百日維新，辛亥革命，北伐、抗日，香港人都積極參與。即便共產黨的革命，香港也作出了重大貢獻。可惜的是，因為有些京官看不到香港這些優秀的愛國傳統以及卓越的貢獻，才會像張榮順先生說出這種話：「有一些人到現在還找不到國家的感覺，不知身在何方」。所以筆者認為，扭轉京官們對香港的偏頗認知，是這場「再啓蒙」的一個重要內容。
第二，他們只看到在香港成功的各因素中，「器」的作用，而看不到「質」的作用，換言之，只看到香港功能性的一面，看不到香港的本質（是一個中西文明精華的結合體）。中國接收的，不僅僅是一個功能健全超卓的「器具」，而是一個在現代文明上遠超過中國內地的政治經濟體質。在中英談判開始時，在筆者接觸過的京官中，常碰到很多令人失笑的論述，例如：
‧香港有什麼了不起，不外是一個自由港而已。（大大低估了香港成功的因素）
‧香港人有什麼追求？馬照跑、舞照跳，不就可以嗎？（完全想像不到香港人有更高層次的理想）
‧香港只能是經濟城市，絕不能成為政治城市。（少數京官看到香港有推動中國發展的潛在作用，卻排拒這些作用）
‧資本主義好的東西我們要，不好的東西我們不要。（典型的只看見「器」，看不見「質」）
對香港的這些淺薄的看法，導致他們對香港的觀察往往把握不住核心。有一位南下收風的朋友告知我：其實中央也很惱火，為什麼放了這麼多人在香港，還總是把握不了香港的真正脈搏？我就如實告訴他因為他們的慣性思維妨礙了他們去認識真正的香港。
假如張榮順一類的京官，能好好在這些問題上接受「再啓蒙」，好好讀通香港這本書，則庶幾「一國兩制」才可以真正得到落實。而對香港出現的問題，才不至於動輒歸咎於外國勢力、歸咎於香港人的「殖民地奴性」。
23:22 23/12/2014
【明報專訊】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國務院港澳辦前常務副主任陳佐洱12月14日在深圳出席該會年會時表示，無論持什麼樣政治觀點的香港同胞，對「佔中」都需要深刻的反思。在同一場合，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說，要在港澳社會進行「一國兩制」的再啓蒙。
既然京官提倡「無論持什麼樣政治觀點」的人都要反思，筆者擬在此向北京提出它應該深刻反思的地方。
第一，為什麼在「强國崛起」日，卻是台港分離時？
首先中共需要解釋為什麼現在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夠更加自信、更加自豪地走在這個世界上」（習近平12月20日在澳門回歸15周年慶典上致辭）的時刻，卻正正是台港人民的中國認同感最弱的時候。在台灣，根據台灣中央研究院舉辦「國家認同」學術研討會披露，認同「祖國」是中國的比例下跌到只有3%。在香港，根據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11月10日公布調查發現，自覺是「中國人」的受訪者只有8.9%，跌至回歸以來新低。出現了一個「中國崛起日，台港分離時」的反常現象。
中共的慣性思維是將責任推給對方或第三者，因此才有「陰謀論」，才有「外來勢力」這種似是而非的論述。假如這種「外因論」成立的話，那麼它又如何解釋2006年內地網站「網易」的一項調查發現，高達65%的內地人民表示，「假如有來生，不做中國人」？顯然間，高比例的內地人來生不願意做中國人，同台港人今生選擇不認同中國人的身分，兩者應該有共同的原因吧？作為執政當局，難道不值得自己深刻反思嗎？
假如中共不檢討自身的問題而諉過他人，則它除了用强硬手段外（例如推出違憲的人大常委會8‧31決議），別無其他辦法解決它同香港人民的矛盾。
第二，為什麼回歸17年，卻重現港英旗？
面對這個尷尬的問題，中共的慣性思維是：香港人長期在殖民地統治下，缺乏國家觀念、缺乏民族自尊；與此同時，英國人離開後，沒有適時進行「反殖」工作，致使一有風吹草動就出現迷戀殖民地的思想。更有人以此來證明鄧小平當年如何英明神武，早就看透英國人「拆爛污」（鄧小平原話）的陰謀等等。這種思維，根深蒂固，由此而制訂的政策，必然非常錯誤。
6方面令人擔憂
中共應該謙虛地聽取香港泛民主派的意見（他們在香港擁有55%的選票，所以不是少數派），究竟在回歸後香港有沒有倒退？筆者個人認為，同1997年前相比，至少有6個方面的狀况是令人擔憂的：
‧新聞自由明顯受到威脅
‧法治開始展現包致金法官所說的「風暴」
‧廉潔度排名下跌
‧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傳統不保
‧香港政府決策的自主程度日低
‧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嚴重惡化
這些方面的倒退，同我時常指出的「香港回歸後最大的危機是『大陸化』」這個論述有很直接的關係，可惜篇幅所限筆者無法在此展開詳談。正是因為回歸17年後出現了這種很明顯的倒退，才導致有人再舉「龍獅旗」。如果中共不正視這些倒退，把再舉「龍獅旗」視為「人心未回歸」而重手以「國民教育」力壓下去，則香港將永無寧日。
除了反思外，京官說我們在「一國兩制」的問題上要「再啓蒙」。那麼，他們在此問題上又需要哪一方面的「再啓蒙」呢？
中聯辦第一任主任姜恩柱說過，「香港是一本難讀的書」。姜先生謙虛地承認，以共產黨的慣性思維是無法讀懂香港的。現在張榮順先生要對我們進行「再啓蒙」，似乎他已經讀懂了香港這本書，要來教我們了；否則「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就貽笑大方了。筆者採訪了整個香港前途的談判過程和《基本法》的起草過程，非常了解中共京官在香港問題上的根深蒂固的思維，使他們很難讀懂香港這本書。因此他們的香港政策也必然是不符合國家和香港的利益。例如：
扭轉京官對港的偏頗認知
第一，他們只看到香港是一個殖民地，於是就以殖民地的慣性思維來看待它（例如埋怨香港人沒有國家觀念、人心不回歸等等），卻看不到小小一個殖民地，居然能夠在過去一個半世紀內，推動中國走向現代文明。晚清70年，中國歷史上每一個重要環節，從西學東漸開始，到洋務運動，百日維新，辛亥革命，北伐、抗日，香港人都積極參與。即便共產黨的革命，香港也作出了重大貢獻。可惜的是，因為有些京官看不到香港這些優秀的愛國傳統以及卓越的貢獻，才會像張榮順先生說出這種話：「有一些人到現在還找不到國家的感覺，不知身在何方」。所以筆者認為，扭轉京官們對香港的偏頗認知，是這場「再啓蒙」的一個重要內容。
第二，他們只看到在香港成功的各因素中，「器」的作用，而看不到「質」的作用，換言之，只看到香港功能性的一面，看不到香港的本質（是一個中西文明精華的結合體）。中國接收的，不僅僅是一個功能健全超卓的「器具」，而是一個在現代文明上遠超過中國內地的政治經濟體質。在中英談判開始時，在筆者接觸過的京官中，常碰到很多令人失笑的論述，例如：
‧香港有什麼了不起，不外是一個自由港而已。（大大低估了香港成功的因素）
‧香港人有什麼追求？馬照跑、舞照跳，不就可以嗎？（完全想像不到香港人有更高層次的理想）
‧香港只能是經濟城市，絕不能成為政治城市。（少數京官看到香港有推動中國發展的潛在作用，卻排拒這些作用）
‧資本主義好的東西我們要，不好的東西我們不要。（典型的只看見「器」，看不見「質」）
對香港的這些淺薄的看法，導致他們對香港的觀察往往把握不住核心。有一位南下收風的朋友告知我：其實中央也很惱火，為什麼放了這麼多人在香港，還總是把握不了香港的真正脈搏？我就如實告訴他因為他們的慣性思維妨礙了他們去認識真正的香港。
假如張榮順一類的京官，能好好在這些問題上接受「再啓蒙」，好好讀通香港這本書，則庶幾「一國兩制」才可以真正得到落實。而對香港出現的問題，才不至於動輒歸咎於外國勢力、歸咎於香港人的「殖民地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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