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229-王慧麟：扮慈母，實屬徒勞
王慧麟：扮慈母，實屬徒勞
21:32 29/12/2014
【明報專訊】佔領運動終結後，部分建制派人士忙不迭宣揚香港「法治」之勝利外，也居然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議。當中，有意見提出，為防止日後再有佔領事件，應效法英國推出「反佔領法」云云。
孤陋寡聞，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所謂英國的「反佔領法」。原來，他們口中的「反佔領法」，是指英國2011年通過的《警察改革與社會責任法》。裏面有100多條條文，所謂反佔領部分，只有10條，主要針對國會廣場及周邊的示威、遊行及瞓街等行為，賦予倫敦警察及議會的封閉廣場權、沒收物資權（如睡眠器材）以及拘捕權等等。換言之，這條法律是專門針對國會廣場過夜示威而訂立的條文，而不是有些人士指出，是賦予英國警方針對所有公共空間的反佔領法律。
有說像英國這類民主國家，也不容許無止境的佔領行動，香港也可效法《警察改革與社會責任法》，立法禁止佔領行動云云。從來所謂法律移植，不是簡單地看到英國有什麼法律，香港合用就可以照搬。中國比較法律之學者也提過，法律移植不能搬字過紙，若無所謂「本土化」或其移植之法有「本土資源」（借學者蘇力語），盲目的移植只會水土不服，導致失真扭曲，失去法律的原有意義。
假如香港要移植英國《警察改革與社會責任法》，先要理解這條法律的立法原意。查此法的主要目的，是要把英國各地方的警察局民主化，設立一個由民選產生的警察與刑事專員（Police and Crime Commissioner），為各地方警察局的首長。而原有的地方警察局之一哥，要改向這位專員負責。
這個改革的目的，是要確保以後地方警隊的一哥，需要向由民選產生的警察與刑事專員問責。打個比喻，即是香港的警隊一哥，以後要向一個比他高一級，而且由民選產生的專員問責。這樣的改革，香港能嗎？
其次，英國國會通過此法時，亦有議員提出反對，針對定義不明（如睡眠器材）、地方議會權力過大等。但話說回來，即使英國有人犯此法而被控，他一來有人權法之保障，二來他可以上訴至歐洲人權法院，尋求《歐洲人權公約》之保護。 因此，即使英國國會，可以肆無忌憚地通過一條可能違反抗議自由的法律，最終此法有否違反人權，《歐洲人權公約》提供了最終的保障。香港雖有《基本法》及《人權法》保護，但有沒有區域性的人權法院給予一個最高的法律保障呢？
針對警權過大靠傳媒
針對警權過大的最有效方法，用中國之用語，就是輿論監督，就是要靠傳媒。一個社會只要有足夠的多元，有充分的言論及出版自由，警察有沒有濫權，自有公論，扮慈母，實屬徒勞。
既然要學英國，那麼就舉兩個英國例子，足證傳媒的重要。第一，是英國保守黨議員米切爾怒罵唐寧街10號警察事件。2012年，當時是黨鞭的米切爾，被指踏單車出閘時，向當時守大閘的警察罵了一句：pleb。Pleb，譯作平民，實際是英國上流社會罵低下階層之用語，有相當侮辱性。事後，這件事被傳媒公開，米切爾極力否認，但後悔已太遲，最終辭去黨鞭一職。
但事情峰迴路轉。半年後，米切爾聲稱，翻看當日閉路電視片段，以及其他佐證之下，力指警察們集體說謊，背後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動機。今年，米切爾更向有關警察，以及報道事件之報章，告之誹謗。不過，英國高等法院一審判決，基於各方證據的相對可能性的衡量（balance of probabilities），認為米切爾當日是有用上「f×××××× pleb」一辭，又或者言語間令人感覺他有使用類似接近的用辭指斥警察，判米切爾敗訴。
傳媒的報道，讓政客嘴臉無所遁形，亦還警察公道。
另一件事是2009年4月，英國湯姆林森事件。當時英國倫敦正值G20峰會期間，倫敦市有多宗示威，倫敦警方部署大量警方佈防，街道被封。湯姆林森當時正賣完報紙回家。在過馬路之時，突然倒地昏迷，後來證實死亡。
初時湯姆林森被指是心臟病發而死。幾天後，《衛報》指，有市民之拍攝片段看到，原來湯姆林森在過馬路時，被一名警察故意揮動警棍掃向大腿，並被推下倒地，倒地後，湯姆林森離開現場不久就死亡。由於他既非示威者，而且當時雙手插袋，沒有挑釁動作，卻被警察施暴，導致創傷內出血死亡，輿論大嘩。
不過，事件後續，顯示行政制度的紕漏。例如肇事警察，被指執勤時撕去肩上的編號，又遮掩半邊臉不讓別人認出樣貌，事後作供又說謊，指現場有好多示威者群情洶湧。至於獨立的監警會卻處處妨礙傳媒的正常跟進，其跟進速度緩慢，拖住做。至於警察方面，後來的一份檢討報告提出，自1990年代起，倫敦警察在處理和平示威之手法，逐步收緊，警民關係緊張，前線警察不理解法律，執法水平不一，合乎比例的武力，卻變成「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式暴力相向，令警察與市民走向對立。
沒有傳媒的堅持，湯姆林森無法雪冤，那名黑警可能仍然隱藏在倫敦警隊當中。
兩件事情令人想起，英國警察與香港警察的不同之處。在湯姆林森事件中，有評論指出，英國警察的作風，近20年發生了變化，由一個平民警隊（civilian police）及社區警察的角色，漸漸變成一個有軍事色彩的隊伍，例如裝備、制服及訓練（例如利用盾牌作攻擊）等。當然，英國的公共安全，比香港嚴峻，倫敦市更是恐襲的高危地方。不過，英國警察的平民警隊文化，有100多年歷史，其角色是維持治安，而非一班保家衛國的軍事隊伍。
研究英國殖民地警察歷史的Georgina Sinclair講過，英國殖民地警察隊伍的特色，是半軍事方式的架構和組織，師承100多年前的愛爾蘭警察之建構模式，再在不同殖民地發揚光大。原因是殖民地警察要肩負保衛政權的作用，特別是要保衛一個外來的帝國政權。因為英國殖民地太多，殖民地不可能有足夠的軍力保護政權，一隊講求紀律組織、講求演練防衛、講求忠心服從的警察隊伍是最重要的帝國保護前線。Sinclair提過，二次大戰後，殖民地部曾經推動過，殖民地警察由半軍事組織及文化，慢慢走向較為接近英國的平民警察的角色，但後來因為殖民地獨立，以及反殖運動的興起而無疾而終。
緣木求魚 不如自救
佔領運動期間，香港警察的「勇猛」表現，令人側目，其實是再一步印證，香港警察的半軍事組織及文化，從沒有改變過。因此，警方再講什麼「政治中立」、「不偏不倚」之時，市民亦應知道，他們最終效忠的，1997年前是英國政府，1997年後是中國政府。抗爭者與其緣木求魚，不如自救。爭取民主的朋友，以後就要有一定的自學精神，例如要熟悉香港的刑事罪行，清楚自己被捕後的權利等等，因為現在上街，即使是和平集會，其風險已經今非昔比。這說來很無奈，但面對一班在執法時刻意把權力用到最盡，寧跨越權力而不願自我約束的警察，抗爭者就要有一種在中國做維權人士之心理狀態，不畏肉體及精神折磨，才會有更堅定的意志，面對將來更大的打壓。
◆伸延閱讀
Georgina Sinclair (2010), At the End of the Line: Colonial Policing and the Imperial Endgame 1945-1980,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1:32 29/12/2014
【明報專訊】佔領運動終結後，部分建制派人士忙不迭宣揚香港「法治」之勝利外，也居然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議。當中，有意見提出，為防止日後再有佔領事件，應效法英國推出「反佔領法」云云。
孤陋寡聞，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所謂英國的「反佔領法」。原來，他們口中的「反佔領法」，是指英國2011年通過的《警察改革與社會責任法》。裏面有100多條條文，所謂反佔領部分，只有10條，主要針對國會廣場及周邊的示威、遊行及瞓街等行為，賦予倫敦警察及議會的封閉廣場權、沒收物資權（如睡眠器材）以及拘捕權等等。換言之，這條法律是專門針對國會廣場過夜示威而訂立的條文，而不是有些人士指出，是賦予英國警方針對所有公共空間的反佔領法律。
有說像英國這類民主國家，也不容許無止境的佔領行動，香港也可效法《警察改革與社會責任法》，立法禁止佔領行動云云。從來所謂法律移植，不是簡單地看到英國有什麼法律，香港合用就可以照搬。中國比較法律之學者也提過，法律移植不能搬字過紙，若無所謂「本土化」或其移植之法有「本土資源」（借學者蘇力語），盲目的移植只會水土不服，導致失真扭曲，失去法律的原有意義。
假如香港要移植英國《警察改革與社會責任法》，先要理解這條法律的立法原意。查此法的主要目的，是要把英國各地方的警察局民主化，設立一個由民選產生的警察與刑事專員（Police and Crime Commissioner），為各地方警察局的首長。而原有的地方警察局之一哥，要改向這位專員負責。
這個改革的目的，是要確保以後地方警隊的一哥，需要向由民選產生的警察與刑事專員問責。打個比喻，即是香港的警隊一哥，以後要向一個比他高一級，而且由民選產生的專員問責。這樣的改革，香港能嗎？
其次，英國國會通過此法時，亦有議員提出反對，針對定義不明（如睡眠器材）、地方議會權力過大等。但話說回來，即使英國有人犯此法而被控，他一來有人權法之保障，二來他可以上訴至歐洲人權法院，尋求《歐洲人權公約》之保護。 因此，即使英國國會，可以肆無忌憚地通過一條可能違反抗議自由的法律，最終此法有否違反人權，《歐洲人權公約》提供了最終的保障。香港雖有《基本法》及《人權法》保護，但有沒有區域性的人權法院給予一個最高的法律保障呢？
針對警權過大靠傳媒
針對警權過大的最有效方法，用中國之用語，就是輿論監督，就是要靠傳媒。一個社會只要有足夠的多元，有充分的言論及出版自由，警察有沒有濫權，自有公論，扮慈母，實屬徒勞。
既然要學英國，那麼就舉兩個英國例子，足證傳媒的重要。第一，是英國保守黨議員米切爾怒罵唐寧街10號警察事件。2012年，當時是黨鞭的米切爾，被指踏單車出閘時，向當時守大閘的警察罵了一句：pleb。Pleb，譯作平民，實際是英國上流社會罵低下階層之用語，有相當侮辱性。事後，這件事被傳媒公開，米切爾極力否認，但後悔已太遲，最終辭去黨鞭一職。
但事情峰迴路轉。半年後，米切爾聲稱，翻看當日閉路電視片段，以及其他佐證之下，力指警察們集體說謊，背後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動機。今年，米切爾更向有關警察，以及報道事件之報章，告之誹謗。不過，英國高等法院一審判決，基於各方證據的相對可能性的衡量（balance of probabilities），認為米切爾當日是有用上「f×××××× pleb」一辭，又或者言語間令人感覺他有使用類似接近的用辭指斥警察，判米切爾敗訴。
傳媒的報道，讓政客嘴臉無所遁形，亦還警察公道。
另一件事是2009年4月，英國湯姆林森事件。當時英國倫敦正值G20峰會期間，倫敦市有多宗示威，倫敦警方部署大量警方佈防，街道被封。湯姆林森當時正賣完報紙回家。在過馬路之時，突然倒地昏迷，後來證實死亡。
初時湯姆林森被指是心臟病發而死。幾天後，《衛報》指，有市民之拍攝片段看到，原來湯姆林森在過馬路時，被一名警察故意揮動警棍掃向大腿，並被推下倒地，倒地後，湯姆林森離開現場不久就死亡。由於他既非示威者，而且當時雙手插袋，沒有挑釁動作，卻被警察施暴，導致創傷內出血死亡，輿論大嘩。
不過，事件後續，顯示行政制度的紕漏。例如肇事警察，被指執勤時撕去肩上的編號，又遮掩半邊臉不讓別人認出樣貌，事後作供又說謊，指現場有好多示威者群情洶湧。至於獨立的監警會卻處處妨礙傳媒的正常跟進，其跟進速度緩慢，拖住做。至於警察方面，後來的一份檢討報告提出，自1990年代起，倫敦警察在處理和平示威之手法，逐步收緊，警民關係緊張，前線警察不理解法律，執法水平不一，合乎比例的武力，卻變成「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式暴力相向，令警察與市民走向對立。
沒有傳媒的堅持，湯姆林森無法雪冤，那名黑警可能仍然隱藏在倫敦警隊當中。
兩件事情令人想起，英國警察與香港警察的不同之處。在湯姆林森事件中，有評論指出，英國警察的作風，近20年發生了變化，由一個平民警隊（civilian police）及社區警察的角色，漸漸變成一個有軍事色彩的隊伍，例如裝備、制服及訓練（例如利用盾牌作攻擊）等。當然，英國的公共安全，比香港嚴峻，倫敦市更是恐襲的高危地方。不過，英國警察的平民警隊文化，有100多年歷史，其角色是維持治安，而非一班保家衛國的軍事隊伍。
研究英國殖民地警察歷史的Georgina Sinclair講過，英國殖民地警察隊伍的特色，是半軍事方式的架構和組織，師承100多年前的愛爾蘭警察之建構模式，再在不同殖民地發揚光大。原因是殖民地警察要肩負保衛政權的作用，特別是要保衛一個外來的帝國政權。因為英國殖民地太多，殖民地不可能有足夠的軍力保護政權，一隊講求紀律組織、講求演練防衛、講求忠心服從的警察隊伍是最重要的帝國保護前線。Sinclair提過，二次大戰後，殖民地部曾經推動過，殖民地警察由半軍事組織及文化，慢慢走向較為接近英國的平民警察的角色，但後來因為殖民地獨立，以及反殖運動的興起而無疾而終。
緣木求魚 不如自救
佔領運動期間，香港警察的「勇猛」表現，令人側目，其實是再一步印證，香港警察的半軍事組織及文化，從沒有改變過。因此，警方再講什麼「政治中立」、「不偏不倚」之時，市民亦應知道，他們最終效忠的，1997年前是英國政府，1997年後是中國政府。抗爭者與其緣木求魚，不如自救。爭取民主的朋友，以後就要有一定的自學精神，例如要熟悉香港的刑事罪行，清楚自己被捕後的權利等等，因為現在上街，即使是和平集會，其風險已經今非昔比。這說來很無奈，但面對一班在執法時刻意把權力用到最盡，寧跨越權力而不願自我約束的警察，抗爭者就要有一種在中國做維權人士之心理狀態，不畏肉體及精神折磨，才會有更堅定的意志，面對將來更大的打壓。
◆伸延閱讀
Georgina Sinclair (2010), At the End of the Line: Colonial Policing and the Imperial Endgame 1945-1980,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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