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228-安裕周記：難以開口道再見
安裕周記：難以開口道再見
22:56 28/12/2014
【明報專訊】這一年毫無疑問永遠在我們的人生記憶裏揮之不去，抓着將逝未逝的一切，成為這年的無比印記。接連兩個月的佔領行動，在今年的最後幾十天成為這個海港城巿的憶念。歷史將記着二○一四年的香港。
這中間夾纏了大量人和社會的紀念，從金鐘大馬路變成營帳處處到旺角十字路口汽車蹤影全無一片人海；從八十年代開始的民主回歸到今天的回歸但質問真正的民主何在。香港今年真正經過了大時代，姑勿論持哪種立場的都會同意二○一四年的香港與別不同。過去幾年，我總在年末之際寫一篇「傷逝」思憶，今年也不例外，然而二○一四年的主題不全是消逝，更是對過去的回憶。在澟烈寒風澟烈天的當下，憶起消失的人與事，不一定是傷春悲秋，只是依依不捨，難以開口道再見。
香港巿民目擊這個城巿的巨大變化，「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與《中英聯合聲明》同在今年塵歸塵土歸土。這些我們成長過程中的慣用語忽然都在這年被賦予另一種意義，比如說「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變得意義上與一九八四年時完全不一樣的「一國兩制」並失去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八個漢字的佚失可說是這一年的最大傷逝，無聲無息悄然隱去，至於「一國兩制」則孤伶立於寒風當中不知何去何從。呂秉權寫中共領導人曾經七次提到香港巿民「當家作主」，但歲暮寒夜這七百萬人訝然發現原來三十年的民主大夢到頭來「夢裏不知身是客」。
民主從承諾到跳票
社會對這一年因着認知的不同出現迥異的看法，有人對佔領運動看法正面，也有人對佔領街頭心有咕嘀，然而問心一句香港民主是不是以跳票告終兩方都心有所感。所感在於不要說是哪一種類型的普選才是香港所要，是如今大陸趨之若鶩的新權威主義那種抑或幾乎要打翻在地再踹一腳的西方主流那類，不一而足，核心是普選特首比此前承諾的晚了這些年才是令人啞口無言。因此若說二○一四年的另一感受深刻的是對世事再認識，是昔年的承諾流於今天的捉字蝨，勉其而言，這是信任的一點一滴消逝。
卻道真的不捨得說再見的是高倉健，他的去世令人感觸良多。高倉健逝世消息出來那天下午，與朋友談到他時不知何故突然心情激動。說實在不算是高倉健忠實影迷，初次邂逅是一九八一年初冬的東京，新宿車站南口五米高巨型電影廣告是他與倍賞千惠子的《驛》；那年至今不忘的是在青山學院大學附近的電影院第一次觀看黑澤明的《我對青春無悔》。那是日本意氣風發的年代，大平正芳首相提出「一億中流」，全日本一億人口都是中產階層，日圓所向披靡，就在這繁榮底下，高倉健是日本西海岸遠處那片大陸上剛從文革折騰後倖活下來八億中國人民的心靈補足。《追捕》及《幸福黃手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門打開一條縫後若隱若現的第二個世界，為政治運動過後累得賊死的中國人民帶來人性的年代。
高倉健帶給中國人性年代
同一年去世的還有漢名李香蘭的山口淑子以及吳清源。與高倉健一樣，他們仨都在中日崎嶇不平的年代飾演過某一特定角色。李香蘭去世消息公布翌日，《朝日新聞》從更高的層次評論李香蘭，〈兩個名字 一個願望〉專稿從東北偽滿一個日本女孩講到她回日本後致力促進日中友好。我無心裝載李香蘭是日諜抑或漢奸的討論，只是想到在風雨如晦的一百年間中國和日本的恩怨情仇。日本侵略中國，蔣介石以德報怨，是蔣先生受制於雅爾達協定不得不如此，抑或真心從中日永遠友好出發，俱不可考，但事實是日本一些人根本沒有這種想法。我想起日中友好協會的「日中不再戰」巨大條幅；再是八十年代大陸與日本合拍的《一盤沒有下完的棋》，說的就是吳清源的故事，歌頌中日棋王的友誼不因戰火受到衝擊。到今天，合拍這部電影的德間電影公司似是漸次隱沒，中日友好在如此國際氛圍下成為泡影，慶應大學小島朋之教授的「日中關係決不會倒退」之語，隨着小島去世，成為既不可望更不可即的虛幻期許。
《華盛頓郵報》總編輯布拉德利離世帶來的是另一類的淡淡哀傷。水門案由他指揮而起，由他指揮作結，一份嚴格而言是地方報章的兩個年輕記者硬是把美國總統從白宮拉下來。這裏毋須再次頌揚這一歷史事件，不過，儘管美國政府通過軟的硬的手段企圖卡住傳媒拉往有利自己的一方，但像布拉德利以及伍德沃德、伯恩斯坦這些編輯和記者，在這場寸土必爭的搶奪當中，最大程度地捍衛了美國人民的利益。布拉德利去世，長年是新聞上競爭對手的《紐約時報》給予極高評價。無他，在美國陰霾密佈獨夫當道的日子，布拉德利和他的伙伴曾經為一種叫「監察政府」的自由戮力打拼，保住了鐫刻在美國憲法上「吾等人民」（We the People）的紅塵青山。
不容青史盡成灰
二○一四年痛於一些人與一些事的傷逝，當我們檢視這些已成青煙的歷史，會找到一個共同點：勿論對錯，他們都曾經年輕過。與之相和應的是《我對青春無悔》，一九四六年的舊電影到今天仍然在日本起着振聾發瞶的心靈衝擊，在於片中帶出的濃烈理想主義色彩。法西斯年代的京都帝國大學法律系學生，因為反對軍國主義死於獄中，妻子捧着丈夫骨灰回到夫家家鄉，飽受白眼之際她想起丈夫一段話，「日本人民要十年後才感謝我們做的一切」。日本著名影評家佐藤忠男的解說講到人們心坎——《我對青春無悔》讓人有「如同獲救的解脫感」。
這一年離我們而去的還有下列的他們，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曾經或多或少受到他們的影響。歲末之際，這些身影「不容青史盡成灰」，再也按捺不住，一下子都湧上心頭。
邵逸夫：遠超大亨層次的電影工業巨擘。香港從蕞爾小島變成東方荷李活，得力於這位高壽而去的巨人。有人會記得邵氏的《不了情》，我則難忘六十年代末殺得腸穿肚爛的剛陽電影《獨臂刀》及《邊城三俠》。
尤西比奧：葡萄牙足球運動員，渾名黑豹，生於莫桑比克的天生神射手。一九六六年世界盃足球賽，北韓對葡萄牙一役，儘管葡萄牙先失三球，但憑他個人獨取四球，最終以五比三反敗為勝，四十年後的C朗至今仍難望其背項。
吳天明：中國第四代電影導演，代表作《老井》、《人生》等。文革過後的陽光燦爛日子，吳先生的西安電影廠獨成奇葩，培育出中國第五代國寶級導演張藝謀與陳凱歌等一大批。
鍾期榮：香港樹仁大學創辦人兼校長。殖民地治下的私立大專校長，傳承中華文化的典範，夫婦二人之力變賣家當用來作育英才。教育家絕非高高在上對學生說三道四評頭品足，而是如鍾校長般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雷奈：法國電影導演，新浪潮左岸派導演的主要代表。不容爭議的大師，今天人人講對戰爭懺悔，他一九五九年已經拍成《廣島之戀》，敝人禿筆無法言傳，請找來一看。
渡邊淳一：日本作家。為港人所熟悉的是又是電影又是電視的《失樂園》；《男人這東西》也有可讀性，晚期寫出大智若愚的《鈍感力》。對日本二戰角色他有看法，在〈一百種理論不如一份良心〉，他寫道：「日本不願意道歉也必須要道歉，因為我們的父親、祖父或者曾祖父，他們的身體裏流淌着和我們一樣的血。雖然我們的家族認為他們溫文爾雅，但他們畢竟在那場癲狂的戰爭中，成為癲狂的人。」
黃金子﹕二戰期間朝鮮「慰安婦」，今年一月於南韓去世，享年九十歲。黃金子終身未嫁，到去世都等不到日本政府對她說一句道歉。黃金子過世後，南韓的倖存「慰安婦」剩下五十四人。
朱啟禎：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八十年代駐美國大使，第一流的外交官。中國八十年代的外交官多像朱大使那樣的文雅，不是把嗓子開得老大的低水平官員。必須一提的是朱大使前任的兩位章文晉及韓敘，把外交工作做到貼服，尤其韓敘，老布殊每年都請他到白宮過聖誕。
馬奎斯：哥倫比亞作家，一九八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代表作有《百年孤寂》和《愛在瘟疫蔓延時》。拉丁美洲文學四百年來第一人，作品反映出偉大的拉美人民所感所想，為拉美文學從此在世界各大文學獎如拾草芥揭開序幕。
謝瓦爾德納澤：前蘇聯外長，格魯吉亞總統。戈爾巴喬夫年代的外長，一九九一年初，美國欲通過聯合國達成決議，準備對伊拉克用兵。美國想組織反伊聯盟，志切說服蘇聯入局。謝瓦爾德納澤便是聯合國內游說戰的主角之一。
鄭仰平：中英關於香港前途談判的英方翻譯。本是香港政府首席翻譯，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交鋒時，是他在旁邊把鐵娘子的英語一句一字翻譯為國語；可以想像，當中必然涉及「一國兩制」的真諦何在。
李察艾登保祿：世界級的英國演員及導演。電影以外，他更替英國廣播公司的紀錄片擔任旁白，表演藝術的多面手。
羅賓威廉斯：不是笑匠，卻以笑容給為越戰咒詛得無法逃脫的美國社會帶來另一片天。《早安越南》是笑中有淚的反戰電影，尤其是在列根——老布殊的總保守年代大賣，實屬難得。
龍剛：香港粵語片導演。六十年代的本地新浪潮表表者，著名作品包括《英雄本色》，以釋囚謝賢出獄後的掙扎重回人生為藍本。八十年代吳宇森的同名作品，是向二十年前的龍剛致敬之作。
陳子明：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積極參加中國大陸七八十年代的民主運動，被官方稱為「六四黑手」。陳子明具有非比尋常的人文及政治視野，他長期受監視，其受難恰可比照出中共對於民主的打壓強度，已到達無法讓人容身的地步。
馬航三七○及馬航一七航班：馬航三七○於三月八日離開吉隆坡前往北京，起飛兩個多小時後在雷達上消失，全機二百三十九人下落不明。馬航一七航班於七月十七日飛越烏克蘭靠近俄羅斯邊界疑被導彈擊落，機上二百九十八人無一倖免，至今仍未知是被哪一國部隊的導彈擊落。
廉潔：一九七四年廉政專員公署成立同年生於香港，歷四十年而不衰。前政務司長許仕仁干犯貪污罪成立，「廉政香港」之說正式宣布死亡。
羅孚﹕前《新晚報》總編輯，中共在文化界的統戰高手。一九八三年羅孚在北京被拘捕，指他「泄露國家機密」，判刑十年。羅孚幼子羅海雷於《我的父親羅孚》一書中稱，父親獲釋後否認當間諜，堅決說，「我從來沒收過美國人的錢」。
潘多﹕中國攀山運動員，藏族。她是世界第一個從珠穆朗瑪峰北坡登頂的女子攀山運動員。今天回看當年的上山裝備，只能夠嘆一句那是用生命拚回來的成就。登山代價是性命及斷肢，每一步都可能走向死亡。
黎堅惠﹕「時裝達人」的稱謂恐怕不能全面形容這位潮流文化先驅。香港文化舞台稱呼她是「時尚教母」，帶來的其實不止於潮流，而是更為走前的人生態度。
土井多賀子﹕日本社會黨前黨首，日本首位女性眾議院議長。日本是一九四六年三月女性有投票權，土井是在這一社會巨變之後四十年的一九八六年，走上眾議院議長之席。社會黨政治取向中間偏左，六十年代起被視為日本良心，可惜在右傾之風罡烈的今天，勢力已不當年。
文：安裕
編輯：馮少榮
22:56 28/12/2014
【明報專訊】這一年毫無疑問永遠在我們的人生記憶裏揮之不去，抓着將逝未逝的一切，成為這年的無比印記。接連兩個月的佔領行動，在今年的最後幾十天成為這個海港城巿的憶念。歷史將記着二○一四年的香港。
這中間夾纏了大量人和社會的紀念，從金鐘大馬路變成營帳處處到旺角十字路口汽車蹤影全無一片人海；從八十年代開始的民主回歸到今天的回歸但質問真正的民主何在。香港今年真正經過了大時代，姑勿論持哪種立場的都會同意二○一四年的香港與別不同。過去幾年，我總在年末之際寫一篇「傷逝」思憶，今年也不例外，然而二○一四年的主題不全是消逝，更是對過去的回憶。在澟烈寒風澟烈天的當下，憶起消失的人與事，不一定是傷春悲秋，只是依依不捨，難以開口道再見。
香港巿民目擊這個城巿的巨大變化，「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與《中英聯合聲明》同在今年塵歸塵土歸土。這些我們成長過程中的慣用語忽然都在這年被賦予另一種意義，比如說「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變得意義上與一九八四年時完全不一樣的「一國兩制」並失去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八個漢字的佚失可說是這一年的最大傷逝，無聲無息悄然隱去，至於「一國兩制」則孤伶立於寒風當中不知何去何從。呂秉權寫中共領導人曾經七次提到香港巿民「當家作主」，但歲暮寒夜這七百萬人訝然發現原來三十年的民主大夢到頭來「夢裏不知身是客」。
民主從承諾到跳票
社會對這一年因着認知的不同出現迥異的看法，有人對佔領運動看法正面，也有人對佔領街頭心有咕嘀，然而問心一句香港民主是不是以跳票告終兩方都心有所感。所感在於不要說是哪一種類型的普選才是香港所要，是如今大陸趨之若鶩的新權威主義那種抑或幾乎要打翻在地再踹一腳的西方主流那類，不一而足，核心是普選特首比此前承諾的晚了這些年才是令人啞口無言。因此若說二○一四年的另一感受深刻的是對世事再認識，是昔年的承諾流於今天的捉字蝨，勉其而言，這是信任的一點一滴消逝。
卻道真的不捨得說再見的是高倉健，他的去世令人感觸良多。高倉健逝世消息出來那天下午，與朋友談到他時不知何故突然心情激動。說實在不算是高倉健忠實影迷，初次邂逅是一九八一年初冬的東京，新宿車站南口五米高巨型電影廣告是他與倍賞千惠子的《驛》；那年至今不忘的是在青山學院大學附近的電影院第一次觀看黑澤明的《我對青春無悔》。那是日本意氣風發的年代，大平正芳首相提出「一億中流」，全日本一億人口都是中產階層，日圓所向披靡，就在這繁榮底下，高倉健是日本西海岸遠處那片大陸上剛從文革折騰後倖活下來八億中國人民的心靈補足。《追捕》及《幸福黃手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門打開一條縫後若隱若現的第二個世界，為政治運動過後累得賊死的中國人民帶來人性的年代。
高倉健帶給中國人性年代
同一年去世的還有漢名李香蘭的山口淑子以及吳清源。與高倉健一樣，他們仨都在中日崎嶇不平的年代飾演過某一特定角色。李香蘭去世消息公布翌日，《朝日新聞》從更高的層次評論李香蘭，〈兩個名字 一個願望〉專稿從東北偽滿一個日本女孩講到她回日本後致力促進日中友好。我無心裝載李香蘭是日諜抑或漢奸的討論，只是想到在風雨如晦的一百年間中國和日本的恩怨情仇。日本侵略中國，蔣介石以德報怨，是蔣先生受制於雅爾達協定不得不如此，抑或真心從中日永遠友好出發，俱不可考，但事實是日本一些人根本沒有這種想法。我想起日中友好協會的「日中不再戰」巨大條幅；再是八十年代大陸與日本合拍的《一盤沒有下完的棋》，說的就是吳清源的故事，歌頌中日棋王的友誼不因戰火受到衝擊。到今天，合拍這部電影的德間電影公司似是漸次隱沒，中日友好在如此國際氛圍下成為泡影，慶應大學小島朋之教授的「日中關係決不會倒退」之語，隨着小島去世，成為既不可望更不可即的虛幻期許。
《華盛頓郵報》總編輯布拉德利離世帶來的是另一類的淡淡哀傷。水門案由他指揮而起，由他指揮作結，一份嚴格而言是地方報章的兩個年輕記者硬是把美國總統從白宮拉下來。這裏毋須再次頌揚這一歷史事件，不過，儘管美國政府通過軟的硬的手段企圖卡住傳媒拉往有利自己的一方，但像布拉德利以及伍德沃德、伯恩斯坦這些編輯和記者，在這場寸土必爭的搶奪當中，最大程度地捍衛了美國人民的利益。布拉德利去世，長年是新聞上競爭對手的《紐約時報》給予極高評價。無他，在美國陰霾密佈獨夫當道的日子，布拉德利和他的伙伴曾經為一種叫「監察政府」的自由戮力打拼，保住了鐫刻在美國憲法上「吾等人民」（We the People）的紅塵青山。
不容青史盡成灰
二○一四年痛於一些人與一些事的傷逝，當我們檢視這些已成青煙的歷史，會找到一個共同點：勿論對錯，他們都曾經年輕過。與之相和應的是《我對青春無悔》，一九四六年的舊電影到今天仍然在日本起着振聾發瞶的心靈衝擊，在於片中帶出的濃烈理想主義色彩。法西斯年代的京都帝國大學法律系學生，因為反對軍國主義死於獄中，妻子捧着丈夫骨灰回到夫家家鄉，飽受白眼之際她想起丈夫一段話，「日本人民要十年後才感謝我們做的一切」。日本著名影評家佐藤忠男的解說講到人們心坎——《我對青春無悔》讓人有「如同獲救的解脫感」。
這一年離我們而去的還有下列的他們，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曾經或多或少受到他們的影響。歲末之際，這些身影「不容青史盡成灰」，再也按捺不住，一下子都湧上心頭。
邵逸夫：遠超大亨層次的電影工業巨擘。香港從蕞爾小島變成東方荷李活，得力於這位高壽而去的巨人。有人會記得邵氏的《不了情》，我則難忘六十年代末殺得腸穿肚爛的剛陽電影《獨臂刀》及《邊城三俠》。
尤西比奧：葡萄牙足球運動員，渾名黑豹，生於莫桑比克的天生神射手。一九六六年世界盃足球賽，北韓對葡萄牙一役，儘管葡萄牙先失三球，但憑他個人獨取四球，最終以五比三反敗為勝，四十年後的C朗至今仍難望其背項。
吳天明：中國第四代電影導演，代表作《老井》、《人生》等。文革過後的陽光燦爛日子，吳先生的西安電影廠獨成奇葩，培育出中國第五代國寶級導演張藝謀與陳凱歌等一大批。
鍾期榮：香港樹仁大學創辦人兼校長。殖民地治下的私立大專校長，傳承中華文化的典範，夫婦二人之力變賣家當用來作育英才。教育家絕非高高在上對學生說三道四評頭品足，而是如鍾校長般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雷奈：法國電影導演，新浪潮左岸派導演的主要代表。不容爭議的大師，今天人人講對戰爭懺悔，他一九五九年已經拍成《廣島之戀》，敝人禿筆無法言傳，請找來一看。
渡邊淳一：日本作家。為港人所熟悉的是又是電影又是電視的《失樂園》；《男人這東西》也有可讀性，晚期寫出大智若愚的《鈍感力》。對日本二戰角色他有看法，在〈一百種理論不如一份良心〉，他寫道：「日本不願意道歉也必須要道歉，因為我們的父親、祖父或者曾祖父，他們的身體裏流淌着和我們一樣的血。雖然我們的家族認為他們溫文爾雅，但他們畢竟在那場癲狂的戰爭中，成為癲狂的人。」
黃金子﹕二戰期間朝鮮「慰安婦」，今年一月於南韓去世，享年九十歲。黃金子終身未嫁，到去世都等不到日本政府對她說一句道歉。黃金子過世後，南韓的倖存「慰安婦」剩下五十四人。
朱啟禎：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八十年代駐美國大使，第一流的外交官。中國八十年代的外交官多像朱大使那樣的文雅，不是把嗓子開得老大的低水平官員。必須一提的是朱大使前任的兩位章文晉及韓敘，把外交工作做到貼服，尤其韓敘，老布殊每年都請他到白宮過聖誕。
馬奎斯：哥倫比亞作家，一九八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代表作有《百年孤寂》和《愛在瘟疫蔓延時》。拉丁美洲文學四百年來第一人，作品反映出偉大的拉美人民所感所想，為拉美文學從此在世界各大文學獎如拾草芥揭開序幕。
謝瓦爾德納澤：前蘇聯外長，格魯吉亞總統。戈爾巴喬夫年代的外長，一九九一年初，美國欲通過聯合國達成決議，準備對伊拉克用兵。美國想組織反伊聯盟，志切說服蘇聯入局。謝瓦爾德納澤便是聯合國內游說戰的主角之一。
鄭仰平：中英關於香港前途談判的英方翻譯。本是香港政府首席翻譯，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交鋒時，是他在旁邊把鐵娘子的英語一句一字翻譯為國語；可以想像，當中必然涉及「一國兩制」的真諦何在。
李察艾登保祿：世界級的英國演員及導演。電影以外，他更替英國廣播公司的紀錄片擔任旁白，表演藝術的多面手。
羅賓威廉斯：不是笑匠，卻以笑容給為越戰咒詛得無法逃脫的美國社會帶來另一片天。《早安越南》是笑中有淚的反戰電影，尤其是在列根——老布殊的總保守年代大賣，實屬難得。
龍剛：香港粵語片導演。六十年代的本地新浪潮表表者，著名作品包括《英雄本色》，以釋囚謝賢出獄後的掙扎重回人生為藍本。八十年代吳宇森的同名作品，是向二十年前的龍剛致敬之作。
陳子明：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積極參加中國大陸七八十年代的民主運動，被官方稱為「六四黑手」。陳子明具有非比尋常的人文及政治視野，他長期受監視，其受難恰可比照出中共對於民主的打壓強度，已到達無法讓人容身的地步。
馬航三七○及馬航一七航班：馬航三七○於三月八日離開吉隆坡前往北京，起飛兩個多小時後在雷達上消失，全機二百三十九人下落不明。馬航一七航班於七月十七日飛越烏克蘭靠近俄羅斯邊界疑被導彈擊落，機上二百九十八人無一倖免，至今仍未知是被哪一國部隊的導彈擊落。
廉潔：一九七四年廉政專員公署成立同年生於香港，歷四十年而不衰。前政務司長許仕仁干犯貪污罪成立，「廉政香港」之說正式宣布死亡。
羅孚﹕前《新晚報》總編輯，中共在文化界的統戰高手。一九八三年羅孚在北京被拘捕，指他「泄露國家機密」，判刑十年。羅孚幼子羅海雷於《我的父親羅孚》一書中稱，父親獲釋後否認當間諜，堅決說，「我從來沒收過美國人的錢」。
潘多﹕中國攀山運動員，藏族。她是世界第一個從珠穆朗瑪峰北坡登頂的女子攀山運動員。今天回看當年的上山裝備，只能夠嘆一句那是用生命拚回來的成就。登山代價是性命及斷肢，每一步都可能走向死亡。
黎堅惠﹕「時裝達人」的稱謂恐怕不能全面形容這位潮流文化先驅。香港文化舞台稱呼她是「時尚教母」，帶來的其實不止於潮流，而是更為走前的人生態度。
土井多賀子﹕日本社會黨前黨首，日本首位女性眾議院議長。日本是一九四六年三月女性有投票權，土井是在這一社會巨變之後四十年的一九八六年，走上眾議院議長之席。社會黨政治取向中間偏左，六十年代起被視為日本良心，可惜在右傾之風罡烈的今天，勢力已不當年。
文：安裕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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