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27-安裕：篳路藍縷，無悔初心
安裕：篳路藍縷，無悔初心
2018年07月27日
此時此刻始讀完安藤丈將的《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想起的是歷史中的日本：今年是明治維新150周年；今年也是日本超越西德、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號經濟大國50周年。若是再加上這兩天的2020年東京奧運倒數兩周年活動，那就更令思緒回到第一次東京奧運的1964年。這些歷史中途站，在《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時而出現；安藤丈將對日本社會運動深邃而廣袤的視野，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框架，帶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社運。
這條迤邐長路並不是甫起步便是大路朝天，就像全球社會運動經歷的崎嶇之途那樣：從熱火熊熊的社會行動，至之後的政府打壓及民眾不理解不支持，這一條心路歷程不幸地放諸四海皆似。安藤丈將在這部中譯本才300多頁的書裏，把6、70年代的日本社運前世今生一一道來，雖然個別章節其實可以再詳盡一些。然而，當中重點在於作者指出這是日本戰後經濟高速起飛（1955年到1973年平均經濟增長10%）、政治趨向總保守化（1955年自由黨和民主黨合併成自民黨，執政至1993年敗選）空間下的社運。中間經歷人民生活水準大幅改善的先後兩代「三大神器」歲月，也有鄉鎮人口流入城巿的工業化時代；至於冷戰陰霾，則在字裏行間有若鬼火陰暗不明。
當大學生社運遇上保守農村
《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雖是剖析日本戰後社會運動，閱之卻無揭開書頁前猜想這是日本社運墓誌銘的感覺，倒有着青澀果子浸在清酒後的微酸帶甜；與其說這是作者樂觀主義的彰顯，毋寧說客觀效果是經濟大潮下推動社運的奔走呼號。這部書可讀之處甚多，個人而言，最觸動的章節是安藤丈將提到理念上的「日常性」，以及實際行動的「歸鄉運動」。「日常性」以及其後的變革，指在講究規訓與典範的日本社會實行自我調整。當日本從二戰末期揚言全民與敵皆亡「一億玉碎」，戰後180度變成70年代經濟騰飛「一億中流」，意指全國一億人都成為中產階級，此時發動社會改革運動，而且還要在規訓文化高度盛行的年代，其間遇到的阻力可以想像。
值得一提的是「歸鄉運動」。1960年6月，《日美安保條約》在日本國會兩院先後通過，曾經一度波瀾壯闊的反對運動如何持續，是當時被視為精英階層的大學生思考的命題。最後是「歸鄉運動」出來，大學生回到家鄉，向村民廣宣民主理念，當年的說法是「把民主帶回家鄉」。現實是日本農村本質保守，尤其是長年在自民黨政策傾斜保護之下，農村選票就算到今天仍是自民黨的鐵票。學生回鄉宣傳民主理念，碰上保守思潮強烈的農民，他們本來就不滿學生的反抗運動，學生由上而下推廣民主，在農村不踢中鐵板幾希矣。
由下而上精耕細作造就轉變
生活形態不同，也帶來另一種隔閡。安藤丈將說，某次學生與農民開會之後，由於時間太晚，錯過了尾班火車，有學生隨口說了一句「我們搭計程車回去」，農民就感到兩者之間對金錢觀念的不協調。同樣差異也出現在政策認識層面，學生大談反安保和民主，農民對此無甚興趣；到了學生把話題轉到貿易自由化或農業現代化，農民比起城巿回來的精英學生懂得更多。在都巿地區推動社運的學生眼中，城鄉農民變成一堵不能踰越的政治冷感高牆。不過，不能踰越不等於不能繞過，學生遂而調整做法，從「說話」改為「聆聽」；不再開口閉口談日本民主講日美安保，而是從農民貼身的議題談起。
「歸鄉運動」帶來對「日常性」的另一種詮釋：社會運動不能脫離群眾。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教授梅森直之在本書的推薦序指出，70年代發軔並延續至今的日本公民運動，包括反核、婦運、環保等，都是「日常性」自我反省的延續。令人驚訝的是，梅森直之提出這些社運自我調整實例，與70年代美國反戰運動結束後，學運領袖紛紛投身草根階層工作幾乎一模一樣。最著名的是60年代初發起學運的海登（Tom Hayden），反戰運動後回到加州競選州議員，不再是國家層面的社運領袖。激情過後是遍及全美的社運轉型，追求的是精耕細作可實現的理想，由下而上造就90年代的平權、環保、婦運等社運議題。美國意識形態的鐘擺，經過20年努力，在步入90年代之時，從極右的一端回擺。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說的是堪照朗月的日本社會運動初心，一場場曾經翻動扶桑心靈的社運，檢視之後再出發的自我期許躍然而出。無疑，這是一條漫漫長路，盡頭何在仍是朦朧，但是書頁透現的追求公義平等的不滅精神，令人再次想起黑澤明1946年電影《我對青春無悔》。影片以1933年「京大事件」為藍本，時空背景是軍閥財閥侵略，擴張帝國主義，殘酷鎮壓反對侵略的力量。電影裏，打壓之下首當其衝是自由派重鎮的大學，畢業生野毛隆吉死於獄中。戰爭結束，人們回到大學，教授在講台上戚然說：「渴望他能目睹今天，他是本校的榮耀。」對於本書，人們當能閱讀出各自的感受與心情，重新審視戰後一路以來的日本社運，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於此，《我對青春無悔》野毛隆吉妻子一語中的：「時間會給我們一個裁判。」旨哉斯言，激盪胸臆，歷久不散。
安裕
2018年07月27日
此時此刻始讀完安藤丈將的《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想起的是歷史中的日本：今年是明治維新150周年；今年也是日本超越西德、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號經濟大國50周年。若是再加上這兩天的2020年東京奧運倒數兩周年活動，那就更令思緒回到第一次東京奧運的1964年。這些歷史中途站，在《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時而出現；安藤丈將對日本社會運動深邃而廣袤的視野，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框架，帶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社運。
這條迤邐長路並不是甫起步便是大路朝天，就像全球社會運動經歷的崎嶇之途那樣：從熱火熊熊的社會行動，至之後的政府打壓及民眾不理解不支持，這一條心路歷程不幸地放諸四海皆似。安藤丈將在這部中譯本才300多頁的書裏，把6、70年代的日本社運前世今生一一道來，雖然個別章節其實可以再詳盡一些。然而，當中重點在於作者指出這是日本戰後經濟高速起飛（1955年到1973年平均經濟增長10%）、政治趨向總保守化（1955年自由黨和民主黨合併成自民黨，執政至1993年敗選）空間下的社運。中間經歷人民生活水準大幅改善的先後兩代「三大神器」歲月，也有鄉鎮人口流入城巿的工業化時代；至於冷戰陰霾，則在字裏行間有若鬼火陰暗不明。
當大學生社運遇上保守農村
《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雖是剖析日本戰後社會運動，閱之卻無揭開書頁前猜想這是日本社運墓誌銘的感覺，倒有着青澀果子浸在清酒後的微酸帶甜；與其說這是作者樂觀主義的彰顯，毋寧說客觀效果是經濟大潮下推動社運的奔走呼號。這部書可讀之處甚多，個人而言，最觸動的章節是安藤丈將提到理念上的「日常性」，以及實際行動的「歸鄉運動」。「日常性」以及其後的變革，指在講究規訓與典範的日本社會實行自我調整。當日本從二戰末期揚言全民與敵皆亡「一億玉碎」，戰後180度變成70年代經濟騰飛「一億中流」，意指全國一億人都成為中產階級，此時發動社會改革運動，而且還要在規訓文化高度盛行的年代，其間遇到的阻力可以想像。
值得一提的是「歸鄉運動」。1960年6月，《日美安保條約》在日本國會兩院先後通過，曾經一度波瀾壯闊的反對運動如何持續，是當時被視為精英階層的大學生思考的命題。最後是「歸鄉運動」出來，大學生回到家鄉，向村民廣宣民主理念，當年的說法是「把民主帶回家鄉」。現實是日本農村本質保守，尤其是長年在自民黨政策傾斜保護之下，農村選票就算到今天仍是自民黨的鐵票。學生回鄉宣傳民主理念，碰上保守思潮強烈的農民，他們本來就不滿學生的反抗運動，學生由上而下推廣民主，在農村不踢中鐵板幾希矣。
由下而上精耕細作造就轉變
生活形態不同，也帶來另一種隔閡。安藤丈將說，某次學生與農民開會之後，由於時間太晚，錯過了尾班火車，有學生隨口說了一句「我們搭計程車回去」，農民就感到兩者之間對金錢觀念的不協調。同樣差異也出現在政策認識層面，學生大談反安保和民主，農民對此無甚興趣；到了學生把話題轉到貿易自由化或農業現代化，農民比起城巿回來的精英學生懂得更多。在都巿地區推動社運的學生眼中，城鄉農民變成一堵不能踰越的政治冷感高牆。不過，不能踰越不等於不能繞過，學生遂而調整做法，從「說話」改為「聆聽」；不再開口閉口談日本民主講日美安保，而是從農民貼身的議題談起。
「歸鄉運動」帶來對「日常性」的另一種詮釋：社會運動不能脫離群眾。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教授梅森直之在本書的推薦序指出，70年代發軔並延續至今的日本公民運動，包括反核、婦運、環保等，都是「日常性」自我反省的延續。令人驚訝的是，梅森直之提出這些社運自我調整實例，與70年代美國反戰運動結束後，學運領袖紛紛投身草根階層工作幾乎一模一樣。最著名的是60年代初發起學運的海登（Tom Hayden），反戰運動後回到加州競選州議員，不再是國家層面的社運領袖。激情過後是遍及全美的社運轉型，追求的是精耕細作可實現的理想，由下而上造就90年代的平權、環保、婦運等社運議題。美國意識形態的鐘擺，經過20年努力，在步入90年代之時，從極右的一端回擺。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說的是堪照朗月的日本社會運動初心，一場場曾經翻動扶桑心靈的社運，檢視之後再出發的自我期許躍然而出。無疑，這是一條漫漫長路，盡頭何在仍是朦朧，但是書頁透現的追求公義平等的不滅精神，令人再次想起黑澤明1946年電影《我對青春無悔》。影片以1933年「京大事件」為藍本，時空背景是軍閥財閥侵略，擴張帝國主義，殘酷鎮壓反對侵略的力量。電影裏，打壓之下首當其衝是自由派重鎮的大學，畢業生野毛隆吉死於獄中。戰爭結束，人們回到大學，教授在講台上戚然說：「渴望他能目睹今天，他是本校的榮耀。」對於本書，人們當能閱讀出各自的感受與心情，重新審視戰後一路以來的日本社運，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於此，《我對青春無悔》野毛隆吉妻子一語中的：「時間會給我們一個裁判。」旨哉斯言，激盪胸臆，歷久不散。
安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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