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21-安裕：中國通的中國觀察
安裕：中國通的中國觀察
2018年09月21日
中美貿易戰發展至今天，大概是出乎不少人意料。互相加徵關稅的貨額越來越大、次數越來越密，而且戰火不僅在貿易和投資範疇，已是燒到其他層面。最新的戰況是，《華爾街日報》指美國司法部要求中國兩間傳媒註冊為「外國代理人」。局面至此，若是仍然憧憬貿易戰是特朗普的「中期選舉策略」、過了11月6日投票日就萬事大吉，恐怕是太過樂觀了。因為，就算特朗普過了選舉之後偃旗息鼓鳴金收兵，殺紅了眼的國會共和民主兩黨也不會就此收手。若論證據，看兩黨對中美貿易戰的取態即知梗概。
70年代氛圍助中美建交
明年是中美建立外交關係40周年，1979年建交之時，是美國卡特與中共鄧小平當權的年代。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以抗衡蘇聯為最大職志，一手推動卡特政府與北京建交，聯中抗蘇大計有望。可是，縱然中美建交，就在建交之後僅四個月，卡特簽署國會兩院通過的《台灣關係法》，「本法乃為協助維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與穩定，並授權繼續維持美國人民與在台灣人民間之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以促進美國外交政策」，最後還有一句「並為其他目的」（and for other purposes），並追溯至中美建交同時生效。美利堅合眾國至今雖只200餘年歷史，計算倒是非同小可，《台灣關係法》留下了「其他目的」這條尾巴，卡特則是尼克遜之後唯一沒有在任內訪華的總統，三刀兩面，美國人的謀略確不簡單。
美國當年與中國建交，除了反蘇心切的布熱津斯基，客觀上美國社會70年代初出現的中國熱也起着巨大作用。在這當中，中國通在民間飾演重要的潛移默化推手。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John King Fairbank）1972年在《紐約書評》撰文，其中一段是這樣寫的：「為甚麼同一批中國人，50年代是這麼壞，今天是這樣的好？」（How come these same Chinese could be such bad guys in the 1950's and such good guys today？）須知道，70年代的費正清是美國漢學界泰山北斗，有稱是他在哈佛大學指導的博士生超過百人，對美國不止一代中國通影響至大，他寫下這一句中國注腳，可以想像，美國研究中國的中國通，70年代的中國觀會是怎樣。
儘管有人質疑中國通的觀點，但在70年代至90年代初，疑中一系畢竟不多，毛思迪（Steven Mosher）1992年曾寫過一部批判中國通的著作，在研究中國問題學者裏掀起一陣子討論。六四鎮壓後，對北京持質疑態度的有所增加，大體仍是舊日主流取態。然而這種情況近年丕變，美國的中國通對中國態勢的觀察大跌眼鏡，重新調整觀點的大有人在。上月，《外交事務》做過一輯調查，問了一批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和專家：「美中國家利益是否不相容（Are U.S. and Chinese national interests incompatible）？」得出的結果，當中「同意」的包括亞洲協會的夏偉（Orville Schell）、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歐世林（Michael Auslin）。「不同意」的包括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Andrew Nathan）。「中立」的有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奈爾（Joseph Nye），他的「軟實力」之說，應是不少人熟悉的。
《外交事務》是嚴肅專業刊物，這次的問題絕非譁眾取寵，各人的回答頗能反映今天美國一眾中國通的觀察。對「中美利益不相容」表示同意的夏偉，早於加大柏克萊分校任教時已是著名中國問題專家，他的說法是「對抗的氛圍在習近平上台後趨於明顯，破壞了最基本的『交往政策』的設想」。黎安友因為支持中國民運，六四之後成了北京的拒絕往來戶，但他對《外交事務》的問題表示不同意。黎安友的看法是，每個國家的安全和繁榮，都可以在不影響別國的安全繁榮而達致，他們的領袖能否找到這一條路「則不能肯定」。至於中立的奈爾的回答極為簡潔，「端看如何打這些牌」。
聯中反蘇是大戰略產物
美國的對華外交政策，在冷戰結束後90年代克林頓時期，泛亞派全面獨領風騷；80年代列根當政時，國務卿海格為首的親中派，大戰國家安全顧問克拉克的泛亞派的戰況成為絕響。雖然如此，當年美國社會對北京持友好態度的不少，畢竟美國社會多元並放，各持看法言之成理，時代背景造就了親中派和泛亞派先後冒起。冷戰年代，美國反蘇放在第一位，聯中反蘇是大戰略下產物；另一方面，個別中國通對廣義上的中國的情意結揮之不去，不能否認確是影響了美國外交部門及社會對中國的取態。
最近幾年，美國一些中國通對中國的態度出現微妙變化，公開為中國講話的有若鳳毛麟角。這種轉變從何而起因何而來，想必人人心裏有一本賬。在戰後國共和談下的重慶以迄如今的漫長歲月，往日的中國通來到歷史的轉捩點，重新觀察中國，再度檢視中美關係，從而找到嶄新視角，在當前大氣候之下，已是不能避免的走向。
安裕
2018年09月21日
中美貿易戰發展至今天，大概是出乎不少人意料。互相加徵關稅的貨額越來越大、次數越來越密，而且戰火不僅在貿易和投資範疇，已是燒到其他層面。最新的戰況是，《華爾街日報》指美國司法部要求中國兩間傳媒註冊為「外國代理人」。局面至此，若是仍然憧憬貿易戰是特朗普的「中期選舉策略」、過了11月6日投票日就萬事大吉，恐怕是太過樂觀了。因為，就算特朗普過了選舉之後偃旗息鼓鳴金收兵，殺紅了眼的國會共和民主兩黨也不會就此收手。若論證據，看兩黨對中美貿易戰的取態即知梗概。
70年代氛圍助中美建交
明年是中美建立外交關係40周年，1979年建交之時，是美國卡特與中共鄧小平當權的年代。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以抗衡蘇聯為最大職志，一手推動卡特政府與北京建交，聯中抗蘇大計有望。可是，縱然中美建交，就在建交之後僅四個月，卡特簽署國會兩院通過的《台灣關係法》，「本法乃為協助維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與穩定，並授權繼續維持美國人民與在台灣人民間之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以促進美國外交政策」，最後還有一句「並為其他目的」（and for other purposes），並追溯至中美建交同時生效。美利堅合眾國至今雖只200餘年歷史，計算倒是非同小可，《台灣關係法》留下了「其他目的」這條尾巴，卡特則是尼克遜之後唯一沒有在任內訪華的總統，三刀兩面，美國人的謀略確不簡單。
美國當年與中國建交，除了反蘇心切的布熱津斯基，客觀上美國社會70年代初出現的中國熱也起着巨大作用。在這當中，中國通在民間飾演重要的潛移默化推手。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John King Fairbank）1972年在《紐約書評》撰文，其中一段是這樣寫的：「為甚麼同一批中國人，50年代是這麼壞，今天是這樣的好？」（How come these same Chinese could be such bad guys in the 1950's and such good guys today？）須知道，70年代的費正清是美國漢學界泰山北斗，有稱是他在哈佛大學指導的博士生超過百人，對美國不止一代中國通影響至大，他寫下這一句中國注腳，可以想像，美國研究中國的中國通，70年代的中國觀會是怎樣。
儘管有人質疑中國通的觀點，但在70年代至90年代初，疑中一系畢竟不多，毛思迪（Steven Mosher）1992年曾寫過一部批判中國通的著作，在研究中國問題學者裏掀起一陣子討論。六四鎮壓後，對北京持質疑態度的有所增加，大體仍是舊日主流取態。然而這種情況近年丕變，美國的中國通對中國態勢的觀察大跌眼鏡，重新調整觀點的大有人在。上月，《外交事務》做過一輯調查，問了一批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和專家：「美中國家利益是否不相容（Are U.S. and Chinese national interests incompatible）？」得出的結果，當中「同意」的包括亞洲協會的夏偉（Orville Schell）、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歐世林（Michael Auslin）。「不同意」的包括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Andrew Nathan）。「中立」的有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奈爾（Joseph Nye），他的「軟實力」之說，應是不少人熟悉的。
《外交事務》是嚴肅專業刊物，這次的問題絕非譁眾取寵，各人的回答頗能反映今天美國一眾中國通的觀察。對「中美利益不相容」表示同意的夏偉，早於加大柏克萊分校任教時已是著名中國問題專家，他的說法是「對抗的氛圍在習近平上台後趨於明顯，破壞了最基本的『交往政策』的設想」。黎安友因為支持中國民運，六四之後成了北京的拒絕往來戶，但他對《外交事務》的問題表示不同意。黎安友的看法是，每個國家的安全和繁榮，都可以在不影響別國的安全繁榮而達致，他們的領袖能否找到這一條路「則不能肯定」。至於中立的奈爾的回答極為簡潔，「端看如何打這些牌」。
聯中反蘇是大戰略產物
美國的對華外交政策，在冷戰結束後90年代克林頓時期，泛亞派全面獨領風騷；80年代列根當政時，國務卿海格為首的親中派，大戰國家安全顧問克拉克的泛亞派的戰況成為絕響。雖然如此，當年美國社會對北京持友好態度的不少，畢竟美國社會多元並放，各持看法言之成理，時代背景造就了親中派和泛亞派先後冒起。冷戰年代，美國反蘇放在第一位，聯中反蘇是大戰略下產物；另一方面，個別中國通對廣義上的中國的情意結揮之不去，不能否認確是影響了美國外交部門及社會對中國的取態。
最近幾年，美國一些中國通對中國的態度出現微妙變化，公開為中國講話的有若鳳毛麟角。這種轉變從何而起因何而來，想必人人心裏有一本賬。在戰後國共和談下的重慶以迄如今的漫長歲月，往日的中國通來到歷史的轉捩點，重新觀察中國，再度檢視中美關係，從而找到嶄新視角，在當前大氣候之下，已是不能避免的走向。
安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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