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20-潘東凱：獨有「光環」是永恆
潘東凱：獨有「光環」是永恆
10:06 20/10/2018
畢生研究中國政治的邁斯納教授（Maurice Meisner 1931-2012）是一個美國土生土長的學者，大概因為生長在大蕭條時期的汽車工業城底特律，邁氏年輕時便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信仰，所以在五十年代冷戰和紅色恐慌下邁斯納和妻子洛林（另外一位左傾學者）的個人生活受到一定干擾，洛林因為在1951年參加在東柏林的共產陣營活動「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翌年被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UAC）傳召，韋恩州立大學校長因此更把她開除學籍。這在當時被認為是一種嚴重懲罰，其後反而成為這些左傾自由主義學者的政治資本與光環。
基於其信念，邁氏對中共政治路線始終積極肯定、心焉嚮往，六十年代美國在麥卡錫主義崩潰之後，加上越戰升級反戰活動風起雲湧，政治風向急劇向左，像邁氏夫婦這些曾被打壓的倒過來被公認為良心學者，即使某些政治觀點可能在嚴謹學術審視下其實過不了關，仍然可以成為一家之權威，且看邁斯納在芝加哥大學的博士論文，以《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為題，由主張「人性化」理解列寧的蘇聯研究專家Leonard Haimson指導，研究成果為發掘了中國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對中國革命理論的原創性貢獻，看過拙著《炎黃解毒》，就知道李大釗年代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真相是甚麼一回事，當日中國政府在北京蘇聯大使館抓捕李的時候，搜出大量軍火與蘇聯在中國進行滲透與顛覆的證據，這些所謂革命運動，其實不過是蘇俄侵略中國所利用的一些脫離民眾的武裝叛亂，有甚麼「原創性理論」了？不過在六十年代整個西方知識界沉醉在反建制社會運動中，加上中共因為鎖國政策其暴政與殺戮不為人知，毛澤東被歐美青年學生視為偶像，到1972年原本應該是右傾反共的尼克遜總統為了推行其務實外交到北京拜見老毛，把毛周捧上神壇，刮起的一股為共產中共塗脂抹粉的「中國熱」更一發不可收拾，邁氏1977年寫的「鉅著」《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一紙風行、成為西方學術界長青不衰的近代中國史權威教材，根據「維基百科」，該書居然還在香港雨傘運動後引發研究討論。
邁斯納的鉅著雖曾多次修改，在1999年才制訂最終版，其對中共在國共內戰的「正面評價」卻始終如一，翻看最新的中文大學中譯本，仍然像「事實陳述」般表示中共1949年建立政權是二十世紀人類社會最偉大的革命（注意：是最，不是之一）！這在今天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楊繼繩《墓碑》及馮客《解放的悲劇》等踏實論著相繼推出之後回顧起來，簡直匪夷所思。
不過，邁斯納能夠成功，還是有獨到之處，就是他在八九學運中鍍了一層銀，當年他親赴北京投入運動，直到六四天安門屠殺一周前才離開。他鮮明地反對中國官方定性的「反革命暴亂」、同情學生及支持民運，得到了舉世讚賞，不過對學運的分析，與一般西方觀點不同，他在評論鄧小平年代著作中表示，當年的運動不是要求更多民主，而是由於市場改革導致腐敗，運動的動力來自厭惡官僚特權。「反腐敗」在道德上譴責官僚特權，由於共黨領導從上到下都從所謂「自由市場」斂財，他們在群眾眼中已經失去政治與道德的合法性。群眾憎惡官僚以政治權力謀私利。故此，其立場是既反對中共官僚特權，也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及「西方式普世價值」與民主政治在中國推行。
於是，一個崇拜毛澤東主義的學者，因為對「被壓迫者的同情」及八九民運的肯定，成為學術界的長樂老，無論美國政治風向如何左右搖擺，地位始終巍然不動。
其實，上述例子並不孤立，四十年代名噪一時的美國「時代周刊」駐華記者，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就是一個好例子，白氏其實早年已經是一個同情蘇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不過在時代周刊老闆，右傾保守的魯斯（Henry Luce）治下把其信念隱藏，只是着墨與無情鞭撻國民政府的貪污腐敗，較少對中共的直接讚美，白的上司國際版總編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也是一路，後來更證據確鑿地被揭露出來是中共的間諜，錢白兩人在國共鬥爭中貶國揚共、沆瀣一氣，爭取到不少西方自由派知識分子對中共的同情，1944年初白修德返美着手寫作《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鮮明地支持中共對國民黨的鬥爭，而因為國共內戰以國民黨慘敗告終，所謂成王敗寇，這本大作影響深遠，也成為幾十年來的經典。書中開宗明義，序言說「在亞洲有十億人厭煩了這個世界的現狀；他們生活在如此可怕的奴役中，以至於他們除了鎖鏈之外沒有東西可以失去…… 不到一千年前歐洲也是這樣生活；後來歐洲起來反抗……亞洲的人民將要經過同樣的歷程。」簡直就是延安「新華日報」口吻，魯斯後來終於辭退了白修德，更毫不諱言稱白為共諜。
最後，一定不能漏了當年美國延安調查團隊副團長謝偉思（John S. Service），謝對中共讚不絕口，更天真地認為他們與蘇聯沒有半點關聯，是本土而生的民族主義改革者，連毛周吹噓自己是華盛頓與林肯信徒的話也信以為真，對後來馬歇爾毫不中肯地調停國共內戰，導致中共完勝居功至偉。
這些人在麥卡錫時代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壓，於是六十年代末全球青年學生反建制社會運動中順利佔據了道德高地，繼而在尼克遜展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中全部回朝，再在美國政壇中向主流歸位，使中共從毛與後毛時代、跨過鄧小平改革開放，渡過六四衝擊直到特朗普政府上任為止，四十年來一直享受美國不斷扶植的國策，簡直是神話。
中外古今很多學者專家、時事評論員雖然眼中只有利，卻要帶着光環演那悲天憫人的戲，同情被壓迫者，這正正是他們「搵錢」的方法，但悲哀的是相信他們、心地善良的人們仍是那麼多。
（注：本欄每周由不同作者執筆。）
潘東凱
10:06 20/10/2018
畢生研究中國政治的邁斯納教授（Maurice Meisner 1931-2012）是一個美國土生土長的學者，大概因為生長在大蕭條時期的汽車工業城底特律，邁氏年輕時便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信仰，所以在五十年代冷戰和紅色恐慌下邁斯納和妻子洛林（另外一位左傾學者）的個人生活受到一定干擾，洛林因為在1951年參加在東柏林的共產陣營活動「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翌年被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UAC）傳召，韋恩州立大學校長因此更把她開除學籍。這在當時被認為是一種嚴重懲罰，其後反而成為這些左傾自由主義學者的政治資本與光環。
基於其信念，邁氏對中共政治路線始終積極肯定、心焉嚮往，六十年代美國在麥卡錫主義崩潰之後，加上越戰升級反戰活動風起雲湧，政治風向急劇向左，像邁氏夫婦這些曾被打壓的倒過來被公認為良心學者，即使某些政治觀點可能在嚴謹學術審視下其實過不了關，仍然可以成為一家之權威，且看邁斯納在芝加哥大學的博士論文，以《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為題，由主張「人性化」理解列寧的蘇聯研究專家Leonard Haimson指導，研究成果為發掘了中國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對中國革命理論的原創性貢獻，看過拙著《炎黃解毒》，就知道李大釗年代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真相是甚麼一回事，當日中國政府在北京蘇聯大使館抓捕李的時候，搜出大量軍火與蘇聯在中國進行滲透與顛覆的證據，這些所謂革命運動，其實不過是蘇俄侵略中國所利用的一些脫離民眾的武裝叛亂，有甚麼「原創性理論」了？不過在六十年代整個西方知識界沉醉在反建制社會運動中，加上中共因為鎖國政策其暴政與殺戮不為人知，毛澤東被歐美青年學生視為偶像，到1972年原本應該是右傾反共的尼克遜總統為了推行其務實外交到北京拜見老毛，把毛周捧上神壇，刮起的一股為共產中共塗脂抹粉的「中國熱」更一發不可收拾，邁氏1977年寫的「鉅著」《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一紙風行、成為西方學術界長青不衰的近代中國史權威教材，根據「維基百科」，該書居然還在香港雨傘運動後引發研究討論。
邁斯納的鉅著雖曾多次修改，在1999年才制訂最終版，其對中共在國共內戰的「正面評價」卻始終如一，翻看最新的中文大學中譯本，仍然像「事實陳述」般表示中共1949年建立政權是二十世紀人類社會最偉大的革命（注意：是最，不是之一）！這在今天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楊繼繩《墓碑》及馮客《解放的悲劇》等踏實論著相繼推出之後回顧起來，簡直匪夷所思。
不過，邁斯納能夠成功，還是有獨到之處，就是他在八九學運中鍍了一層銀，當年他親赴北京投入運動，直到六四天安門屠殺一周前才離開。他鮮明地反對中國官方定性的「反革命暴亂」、同情學生及支持民運，得到了舉世讚賞，不過對學運的分析，與一般西方觀點不同，他在評論鄧小平年代著作中表示，當年的運動不是要求更多民主，而是由於市場改革導致腐敗，運動的動力來自厭惡官僚特權。「反腐敗」在道德上譴責官僚特權，由於共黨領導從上到下都從所謂「自由市場」斂財，他們在群眾眼中已經失去政治與道德的合法性。群眾憎惡官僚以政治權力謀私利。故此，其立場是既反對中共官僚特權，也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及「西方式普世價值」與民主政治在中國推行。
於是，一個崇拜毛澤東主義的學者，因為對「被壓迫者的同情」及八九民運的肯定，成為學術界的長樂老，無論美國政治風向如何左右搖擺，地位始終巍然不動。
其實，上述例子並不孤立，四十年代名噪一時的美國「時代周刊」駐華記者，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就是一個好例子，白氏其實早年已經是一個同情蘇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不過在時代周刊老闆，右傾保守的魯斯（Henry Luce）治下把其信念隱藏，只是着墨與無情鞭撻國民政府的貪污腐敗，較少對中共的直接讚美，白的上司國際版總編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也是一路，後來更證據確鑿地被揭露出來是中共的間諜，錢白兩人在國共鬥爭中貶國揚共、沆瀣一氣，爭取到不少西方自由派知識分子對中共的同情，1944年初白修德返美着手寫作《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鮮明地支持中共對國民黨的鬥爭，而因為國共內戰以國民黨慘敗告終，所謂成王敗寇，這本大作影響深遠，也成為幾十年來的經典。書中開宗明義，序言說「在亞洲有十億人厭煩了這個世界的現狀；他們生活在如此可怕的奴役中，以至於他們除了鎖鏈之外沒有東西可以失去…… 不到一千年前歐洲也是這樣生活；後來歐洲起來反抗……亞洲的人民將要經過同樣的歷程。」簡直就是延安「新華日報」口吻，魯斯後來終於辭退了白修德，更毫不諱言稱白為共諜。
最後，一定不能漏了當年美國延安調查團隊副團長謝偉思（John S. Service），謝對中共讚不絕口，更天真地認為他們與蘇聯沒有半點關聯，是本土而生的民族主義改革者，連毛周吹噓自己是華盛頓與林肯信徒的話也信以為真，對後來馬歇爾毫不中肯地調停國共內戰，導致中共完勝居功至偉。
這些人在麥卡錫時代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壓，於是六十年代末全球青年學生反建制社會運動中順利佔據了道德高地，繼而在尼克遜展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中全部回朝，再在美國政壇中向主流歸位，使中共從毛與後毛時代、跨過鄧小平改革開放，渡過六四衝擊直到特朗普政府上任為止，四十年來一直享受美國不斷扶植的國策，簡直是神話。
中外古今很多學者專家、時事評論員雖然眼中只有利，卻要帶着光環演那悲天憫人的戲，同情被壓迫者，這正正是他們「搵錢」的方法，但悲哀的是相信他們、心地善良的人們仍是那麼多。
（注：本欄每周由不同作者執筆。）
潘東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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