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30-【金庸專訪】相信一生可看到共產黨垮台，金庸眼中的查良鏞
【金庸專訪】相信一生可看到共產黨垮台，金庸眼中的查良鏞
2018年10月30日
91年專訪重溫
1991年《壹週刊》經典專訪重溫：金庸眼中的查良鏞
【金庸逝世】武俠小說泰斗查良鏞逝世 享年94歲 筆下創多部經典
金庸一生不凡，他是香港第一位寫作致富的作家，更創辦了《明報》這個傳媒王國，文人從商不單讓他在華人文壇、以至社政界別獲得崇高的地位，更座擁過十億財富，《壹週刊》於二十七年前的1991年，訪問了當年仍然是《明報》老闆的查良鏞，細訴他當時辦報的心態、少年生活、賺錢心得和政治理念，是少有的金庸深度專訪。
撰文：汪凡
查良鏞先生，六十七歲。出身於浙江書香世代之家。早年在上海研習法律， 一九四八年來港任《大公報》編輯。一九五六年開始以「金庸」筆名創作了十四部武侠小說，先後被拍成電影和電視連續劇，並被譯成英、法、泰、越、韓和馬來文在海外流傳，影響深遠。一九五九年創辦《明報》，親撰社論，愛憎分明，極具權威。《明報》已擴展成兼營出版、旅遊、印刷、地產的多元化企業集團，並於一九九一年三月上市，由查氏任職主席，他佔明報集團六成股權，市值六億，其個人財富當更遠超此數。
一九八一年，查氏獲英國頒授O.B.E勳銜，其後又獲香港大學頒授社會科學榮譽博士和名譽教授，是一位極具傳奇色彩的文人富豪。查先生最近接受了我們的訪問，不但觸及到他個人的去留，更對共產黨、韋小寶、子女及他自己本人作出評價。無論胸襟識見，「大侠」之名，查先生可以說當之無愧。
鐵肩擔《明報》 袖拂兒女情
他創造的武俠世界瑰麗多姿，情感濃烈，奪人心魄；筆下的人物或慷慨俠義、或飄逸不覊，或一往情深 我們開卷埋首狂追，沉醉在那撲朔迷離的情節時，不期然的，也會編織關於他的神秘浪漫的幻想，以至覺得遙不可觸。幸好，他也還是個現實世界裡的人。他是父親、報人、老闆、香港人，有歸隱出世的憧憬，卻仍未能掙開事業的煩擾；不如小說世界的慷慨激昂，倒也有種種家情、商思、國事的實際考慮，剔透而理智。
還是從他作為一個擁有上市企業60%股權的父親說起吧。查良鏞有一子兩女，兒子讀會計，兩名女兒分別讀新聞、電腦，全都與明報企業拉不上關係。「兒子在會計師樓工作，有一個女兒已有了BB，在家做太太了。」査先生說，辦報紙需要第一流的人材，兒女的才能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只是一般，所以不鼓勵他們繼承他的事業。「我問我的兒子，你是讀會計的，有沒有許孝棟先生(明報集團總經理)那樣能幹？兒子說差得遠。那我就說你不要來『阻手阻腳』了。我問讀新聞的女兒，有沒有董橋(《明報》總編輯)那樣能幹？沒有董先生那樣能幹就不要來了。第二流的人材不應來阻礙第一流的人材發揮嘛。」
本港的其他上市報業如《東方日報》、《星島日報》、新系報業都是家族繼承的生意，査先生說這是「他們『幸運』」，有『能幹』的子女」。「兒女需要錢的時侯我可以給他們一點呀，現在我們一家的感情很好，在一起做事還可能不好，他們做其他能夠勝任的事也感覺輕鬆點嘛。」
從對家族承繼的不強求，到他對自己發達致富的解釋，都着實是十分客觀的分析。倪匡曾說査良鏞是中國五千年來第一個致富的知識分子。查良鏞說錢是靠辦報賺的，然而他的版稅在中國作
家而言，亦算是最高的了。他歸結原因，認為主要是環境所造就。「中國以前有好的小說如《水滸傳》、《三國演義》。但中國從未有過資本主義社會，就只寫文章不會賺到錢，有版稅這回事
才有錢賺。所以真正的原因是我處身於一個很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
自言有生意眼光 膽子很大
除了辦報寫書賺到了錢，査良鏞亦自承有不錯的生意眼光。「不客氣的說，我眼光不錯。我買股票、買樓都賺錢的。現在住的房子及明報大廈，都買得很便宜。道理很簡單，樓價最便宜的時候沒有人要，我就買；股災之後股票沒人要，我也買。我性子很慢，不衝動、不緊張的。可能經過抗戰，由南到北的走，膽子練得好大，很鎮靜，甚麼大事都不怕。
辦《明報》或許不是查良鏞最引以為傲的事業，卻是他最賺錢的事業。對於辦報，査良鏞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人才。「報紙是由人才辦好的，資金、設備都屬次要。」比起其他先進國家的報業，査良鏞認為香港報業最佔優的一點，「是工會與資方很合作，沒來搗蛋。」査良鏞說他要多謝《明報》的職工、記者及編輯與資方關係都很好。「如果像英國、美國的工會那樣，香港很多報紙都已經垮台了。」
以他看來，辦報紙未必需要銷路廣，而是要得到最有購買力及最具影響力的社會精英支持。「辦報需要廣告的支持，那我們有最具購買力的讀者就行。辦報講社會責任心，而我們的報紙亦接觸到了為這社會作抉擇的人士，這點非常重要。《明報》佔全港報章讀者總人數近10%，這10%的人比50%重要得多。」
撇開新聞自由不談，査良鏞看到的報業趨勢，是數目減得越來越少。「報紙加完價、經濟衰退、廣告預算減少，報章數目便減少。強的報紙會較為容易生存。到一九九七，不論做哪種出版物， 一定要爭取做第一 。」
少年壯志 曾經想做外交官
査良鏞年輕時讀國際法，曾經熱切想做個外交官，三十多年來辦報論政，可見他對政治的關心熱切。但是對於他「埋頭政治」參與基本法起草那五年，以及其後所引起的「雙查方案」風波，査良鏞卻認為在他的生命裡並不重要。「香港參與基本法起草的二十多人中，實際上有兩種人， 一種是本身已經有很好的事業成就，只把草擬基本法看作是對香港有利的一項工作，而不是利用基本法來達到甚麼目的。李嘉誠、包玉剛、黃麗松、馬臨、鄺廣傑主敎、覺光法師、查濟民都是這一類人，我自己也屬於這一類。而有另一類則視參與起草為政治活動，對政治很有興趣。」「當時好像大家爭論得好激動，其實現在看來也沒有甚麼大不了。我們的主要選擇是變與不變。我保守點，希望甚麼都不變。有些人希望由港督掌權變為民選政府，這是很高的理想，但不要忘記英美的民主已實行了幾百年，香港這樣做很危險。我知道與中國鬥爭香港是爭不贏的。」
希望寫出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
有人說，從金庸創造的角色性格的轉變，可看到査良鏞的思想轉變。由郭靖的忠直俠義到韋小寶的滑頭賣乖是否查良鏞從社會經歷體悟到的生存之道？「很難說我對韋小寶是否抱有肯定的態度。事實是很多中國人都會像韋小寶這樣，這是中國民族性格裡很強的一點。就好像魯迅先生描寫阿Q那種精神勝利法。在文明古國歷史中，中國文化生存得最久。如果一個民族只有壞處
沒有好處，不會生存得這麼久，像《河殤》寫到中國一無是處，這是沒可能的。韋小寶的精神是中華民族文化成功發展到今天的因素之一，因為他很會適應環境。短期來看，像是沒有原則，但這也可以看成是一種韌力，這次不行，就先退下，下次再反攻。好像蒙古、滿清雖然都曾短期統治中國，後來卻被我們吸收一樣。」
中國政局只宜漸變
在査良鏞看來，目前的中國政局只宜漸變，不宜劇變。現實環境壓迫險惡，中國人還要長期做韋小寶。「我從來都反對共產黨主義制度，但現實是這樣，不能說你希望它垮，它便垮台。共產黨一垮台，政局一亂，香港也一定垮，只要中國有五百萬人湧過關來就夠了。改變需要時間，經濟慢慢發展，老的人下來，新的人上去。我相信在我的這一生應可看到共產黨垮台。現在全中國已經沒有甚麼人信共產主義了。連那些高官，甚至鄧小平信不信也大成問題。」無論政治的風風雨雨，還是三十年報業生涯，還是十幾部膾炙人口的署作，對於六十七歲的查良鏞來說，都該到了交棒總結的時候了。
追求成為「很受歡迎的中國小說家」
明報企業成功上市之際，查良鏞還有甚麼追求？「如果找到接班人，我早就退休了。現在我是半退休，每個星期返報館兩三天，在家也有傳真機，他們有甚麼大事還會來找我。約兩年前《明報》開始集體領導，有行政委員會及編輯委員會，分別負責企業管理及編務工作。管理方面問題不大，至於編務方面，因為我的要求很嚴格，標準訂得很高，所以他們很難達到我的要求。我希望在未來簽了合約的三年內，兩個委員會培養到經驗以後，甚麼事都不用來問我了，希望到時盈利有增長，對投資人也有了交待。」從一直由他個人風格籠罩的明報企業淡出，看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他小說裡的出色掌門人物，總是到最後一刻才勉強找到人臨危受命。
然則，這些可能都已不是査良鏞人生的牽掛。
「我真正覺得有點成就的是寫小說。說做生意，香港有很多很成功很賺錢的生意人；說辦報，全世界有很多很好的很受歡迎的報紙。《明報》辦得好也是因為有自由的環境配合。小說不同， 一百年之後或者還有人看呢。希望以後別人怎樣評價我？我想，如果後人說我是這個時期「一個很受歡迎的中國小說家』，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誰來接班？
儘管查先生的鐵肩仍「擔着」《明報》，步履矯健向前走。可是歲月催人，韶華不再。誰也不可以抗拒自然規律。還能走得多遠？何日釋仔肩？在言談中查良鏞也流露了這個困擾。査先生在明報集團仍有三年的合約，三年內《明報》會否出現一個既擅企業管理又能筆走龍蛇的文武全才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誰也不知道。《明報》的未來發展，在情節上不一定會像金庸的小說般曲折離奇，但對《明報》四十多萬的精英讀者和《明報》的股東來說，那肯定會來得引人入勝。
【金庸逝世】金庸眼中的查良鏞｜1991年專訪
2018年10月30日
91年專訪重溫
1991年《壹週刊》經典專訪重溫：金庸眼中的查良鏞
【金庸逝世】武俠小說泰斗查良鏞逝世 享年94歲 筆下創多部經典
金庸一生不凡，他是香港第一位寫作致富的作家，更創辦了《明報》這個傳媒王國，文人從商不單讓他在華人文壇、以至社政界別獲得崇高的地位，更座擁過十億財富，《壹週刊》於二十七年前的1991年，訪問了當年仍然是《明報》老闆的查良鏞，細訴他當時辦報的心態、少年生活、賺錢心得和政治理念，是少有的金庸深度專訪。
撰文：汪凡
查良鏞先生，六十七歲。出身於浙江書香世代之家。早年在上海研習法律， 一九四八年來港任《大公報》編輯。一九五六年開始以「金庸」筆名創作了十四部武侠小說，先後被拍成電影和電視連續劇，並被譯成英、法、泰、越、韓和馬來文在海外流傳，影響深遠。一九五九年創辦《明報》，親撰社論，愛憎分明，極具權威。《明報》已擴展成兼營出版、旅遊、印刷、地產的多元化企業集團，並於一九九一年三月上市，由查氏任職主席，他佔明報集團六成股權，市值六億，其個人財富當更遠超此數。
一九八一年，查氏獲英國頒授O.B.E勳銜，其後又獲香港大學頒授社會科學榮譽博士和名譽教授，是一位極具傳奇色彩的文人富豪。查先生最近接受了我們的訪問，不但觸及到他個人的去留，更對共產黨、韋小寶、子女及他自己本人作出評價。無論胸襟識見，「大侠」之名，查先生可以說當之無愧。
鐵肩擔《明報》 袖拂兒女情
他創造的武俠世界瑰麗多姿，情感濃烈，奪人心魄；筆下的人物或慷慨俠義、或飄逸不覊，或一往情深 我們開卷埋首狂追，沉醉在那撲朔迷離的情節時，不期然的，也會編織關於他的神秘浪漫的幻想，以至覺得遙不可觸。幸好，他也還是個現實世界裡的人。他是父親、報人、老闆、香港人，有歸隱出世的憧憬，卻仍未能掙開事業的煩擾；不如小說世界的慷慨激昂，倒也有種種家情、商思、國事的實際考慮，剔透而理智。
還是從他作為一個擁有上市企業60%股權的父親說起吧。查良鏞有一子兩女，兒子讀會計，兩名女兒分別讀新聞、電腦，全都與明報企業拉不上關係。「兒子在會計師樓工作，有一個女兒已有了BB，在家做太太了。」査先生說，辦報紙需要第一流的人材，兒女的才能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只是一般，所以不鼓勵他們繼承他的事業。「我問我的兒子，你是讀會計的，有沒有許孝棟先生(明報集團總經理)那樣能幹？兒子說差得遠。那我就說你不要來『阻手阻腳』了。我問讀新聞的女兒，有沒有董橋(《明報》總編輯)那樣能幹？沒有董先生那樣能幹就不要來了。第二流的人材不應來阻礙第一流的人材發揮嘛。」
本港的其他上市報業如《東方日報》、《星島日報》、新系報業都是家族繼承的生意，査先生說這是「他們『幸運』」，有『能幹』的子女」。「兒女需要錢的時侯我可以給他們一點呀，現在我們一家的感情很好，在一起做事還可能不好，他們做其他能夠勝任的事也感覺輕鬆點嘛。」
從對家族承繼的不強求，到他對自己發達致富的解釋，都着實是十分客觀的分析。倪匡曾說査良鏞是中國五千年來第一個致富的知識分子。查良鏞說錢是靠辦報賺的，然而他的版稅在中國作
家而言，亦算是最高的了。他歸結原因，認為主要是環境所造就。「中國以前有好的小說如《水滸傳》、《三國演義》。但中國從未有過資本主義社會，就只寫文章不會賺到錢，有版稅這回事
才有錢賺。所以真正的原因是我處身於一個很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
自言有生意眼光 膽子很大
除了辦報寫書賺到了錢，査良鏞亦自承有不錯的生意眼光。「不客氣的說，我眼光不錯。我買股票、買樓都賺錢的。現在住的房子及明報大廈，都買得很便宜。道理很簡單，樓價最便宜的時候沒有人要，我就買；股災之後股票沒人要，我也買。我性子很慢，不衝動、不緊張的。可能經過抗戰，由南到北的走，膽子練得好大，很鎮靜，甚麼大事都不怕。
辦《明報》或許不是查良鏞最引以為傲的事業，卻是他最賺錢的事業。對於辦報，査良鏞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人才。「報紙是由人才辦好的，資金、設備都屬次要。」比起其他先進國家的報業，査良鏞認為香港報業最佔優的一點，「是工會與資方很合作，沒來搗蛋。」査良鏞說他要多謝《明報》的職工、記者及編輯與資方關係都很好。「如果像英國、美國的工會那樣，香港很多報紙都已經垮台了。」
以他看來，辦報紙未必需要銷路廣，而是要得到最有購買力及最具影響力的社會精英支持。「辦報需要廣告的支持，那我們有最具購買力的讀者就行。辦報講社會責任心，而我們的報紙亦接觸到了為這社會作抉擇的人士，這點非常重要。《明報》佔全港報章讀者總人數近10%，這10%的人比50%重要得多。」
撇開新聞自由不談，査良鏞看到的報業趨勢，是數目減得越來越少。「報紙加完價、經濟衰退、廣告預算減少，報章數目便減少。強的報紙會較為容易生存。到一九九七，不論做哪種出版物， 一定要爭取做第一 。」
少年壯志 曾經想做外交官
査良鏞年輕時讀國際法，曾經熱切想做個外交官，三十多年來辦報論政，可見他對政治的關心熱切。但是對於他「埋頭政治」參與基本法起草那五年，以及其後所引起的「雙查方案」風波，査良鏞卻認為在他的生命裡並不重要。「香港參與基本法起草的二十多人中，實際上有兩種人， 一種是本身已經有很好的事業成就，只把草擬基本法看作是對香港有利的一項工作，而不是利用基本法來達到甚麼目的。李嘉誠、包玉剛、黃麗松、馬臨、鄺廣傑主敎、覺光法師、查濟民都是這一類人，我自己也屬於這一類。而有另一類則視參與起草為政治活動，對政治很有興趣。」「當時好像大家爭論得好激動，其實現在看來也沒有甚麼大不了。我們的主要選擇是變與不變。我保守點，希望甚麼都不變。有些人希望由港督掌權變為民選政府，這是很高的理想，但不要忘記英美的民主已實行了幾百年，香港這樣做很危險。我知道與中國鬥爭香港是爭不贏的。」
希望寫出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
有人說，從金庸創造的角色性格的轉變，可看到査良鏞的思想轉變。由郭靖的忠直俠義到韋小寶的滑頭賣乖是否查良鏞從社會經歷體悟到的生存之道？「很難說我對韋小寶是否抱有肯定的態度。事實是很多中國人都會像韋小寶這樣，這是中國民族性格裡很強的一點。就好像魯迅先生描寫阿Q那種精神勝利法。在文明古國歷史中，中國文化生存得最久。如果一個民族只有壞處
沒有好處，不會生存得這麼久，像《河殤》寫到中國一無是處，這是沒可能的。韋小寶的精神是中華民族文化成功發展到今天的因素之一，因為他很會適應環境。短期來看，像是沒有原則，但這也可以看成是一種韌力，這次不行，就先退下，下次再反攻。好像蒙古、滿清雖然都曾短期統治中國，後來卻被我們吸收一樣。」
中國政局只宜漸變
在査良鏞看來，目前的中國政局只宜漸變，不宜劇變。現實環境壓迫險惡，中國人還要長期做韋小寶。「我從來都反對共產黨主義制度，但現實是這樣，不能說你希望它垮，它便垮台。共產黨一垮台，政局一亂，香港也一定垮，只要中國有五百萬人湧過關來就夠了。改變需要時間，經濟慢慢發展，老的人下來，新的人上去。我相信在我的這一生應可看到共產黨垮台。現在全中國已經沒有甚麼人信共產主義了。連那些高官，甚至鄧小平信不信也大成問題。」無論政治的風風雨雨，還是三十年報業生涯，還是十幾部膾炙人口的署作，對於六十七歲的查良鏞來說，都該到了交棒總結的時候了。
追求成為「很受歡迎的中國小說家」
明報企業成功上市之際，查良鏞還有甚麼追求？「如果找到接班人，我早就退休了。現在我是半退休，每個星期返報館兩三天，在家也有傳真機，他們有甚麼大事還會來找我。約兩年前《明報》開始集體領導，有行政委員會及編輯委員會，分別負責企業管理及編務工作。管理方面問題不大，至於編務方面，因為我的要求很嚴格，標準訂得很高，所以他們很難達到我的要求。我希望在未來簽了合約的三年內，兩個委員會培養到經驗以後，甚麼事都不用來問我了，希望到時盈利有增長，對投資人也有了交待。」從一直由他個人風格籠罩的明報企業淡出，看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他小說裡的出色掌門人物，總是到最後一刻才勉強找到人臨危受命。
然則，這些可能都已不是査良鏞人生的牽掛。
「我真正覺得有點成就的是寫小說。說做生意，香港有很多很成功很賺錢的生意人；說辦報，全世界有很多很好的很受歡迎的報紙。《明報》辦得好也是因為有自由的環境配合。小說不同， 一百年之後或者還有人看呢。希望以後別人怎樣評價我？我想，如果後人說我是這個時期「一個很受歡迎的中國小說家』，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誰來接班？
儘管查先生的鐵肩仍「擔着」《明報》，步履矯健向前走。可是歲月催人，韶華不再。誰也不可以抗拒自然規律。還能走得多遠？何日釋仔肩？在言談中查良鏞也流露了這個困擾。査先生在明報集團仍有三年的合約，三年內《明報》會否出現一個既擅企業管理又能筆走龍蛇的文武全才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誰也不知道。《明報》的未來發展，在情節上不一定會像金庸的小說般曲折離奇，但對《明報》四十多萬的精英讀者和《明報》的股東來說，那肯定會來得引人入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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