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09-周日話題：709，中國法治史黑暗的一章
周日話題：709，中國法治史黑暗的一章
2018年9月9日
【明報專訊】2015年7月9日起，全國不同地區維權律師、律師助理、維權人士、家屬等， 突然被公安局拘捕、約談、限制出境或限制人身自由，受影響的多達319人，涉及25個省份，先後有多人被起訴、定罪、判刑、囚禁，史稱「709大抓捕」。
被捕律師大部分都曾經代理過一些涉及地下教會、法輪功、政治異見人士和拆遷維權的案件。3年多來，多數人在個人及家庭承受巨大壓力之下，為求獲得自由，在官方電視屏幕前認罪，也有主動揭發同道。
一些被捕律師的家屬最初聽從當局勸喻，以為安分守己地等待，丈夫很快會回來，但事與願違，被迫走上漫長的維權抗爭之道，從而讓世人目睹了中國是如何「依法治國」。
違反法治的七宗罪
「709大抓捕」違反法治的七宗罪﹕
1、不審不判，當事人長期被失蹤
709律師王全璋「被依法採取刑事強制拘留」3年多，當局以「案件由公安繼續偵查搜證」為理由，至今未開庭審訊，顯然是嚴重超期拘押，違反《刑事訴訟法》。原福建寧德市中級法院經濟庭審判長李建峰表示，嚴重超期羈押，剝奪一個公民的人身自由，公然藐視法律，是嚴重的犯罪。
曾參與709事件辯護的律師余文生，被指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羈押已近8個月，其審查起訴期限一再被延長。
其餘709律師拘留時間雖然沒有王全璋長，但是同樣有過超期拘押、不審不判的現象。
2、家人、律師被拒絕與當事人見面
今年4月4日，王全璋的太太李文足在丈夫「被失蹤」的第999天，發起「千里尋夫」行動，從北京徒步12天到天津，準備到看守所尋找丈夫。走到第7天，她就遭國保（國內安全保衛）強行帶走。
3年多以來， 李文足幾乎每個星期都坐火車到天津想和丈夫見面，但沒有一次成功，直到今天（2018年9月9日），李文足已經有1152天沒有看見丈夫王全璋了。
李文足委託的代表律師劉衛國也只是在今年7月18日與王全璋第一次會面，原定8月22日再次見面，但在前一日意外摔傷，要卧牀休息，甚至可能因傷退出王全璋的案件。
余文生家屬聘請的律師要求會見當事人、查閱案卷，也遭到當局拒絕。
2015年8月，709律師謝燕益的媽媽突然去世，妻子原珊珊當時懷孕，穿著孝服、拿着直幡，向公安局要求見丈夫，遭到拒絕，更被當局扣留了3天。
3、以家人作威脅，迫使被告人違心地認罪
今年7月9日，英文《南華早報》在網上發布了一段709律師王宇的視頻，講述她為何違心地作出妥協，在鳳凰衛視採訪前「認罪」的詳情。
「2015年10月，兒子（包蒙蒙）從緬甸被抓回來時，被搧耳光、戴手銬腳鐐，身心造成傷害，是沒有辦法彌補的。」
王宇是2015年7月9日被捕的第一位律師，同年10月，她15歲的兒子在兩位維權人士的幫助下，企圖逃離中國去緬甸，被雲南公安拘捕。「在雲南關了3天，從腰部一路往上打，打到哭，一直求饒，你想怎麼寫就怎麼寫，我給你簽字就完了。」
王宇則被指令上電視認罪，才能與家人會面。「他們（丈夫和兒子）認為我這種行為是軟弱，是一種投降吧。我就問我的兒子﹕『你要是這樣說的話，我不去上電視，媽媽就一直關在裏面，你也看不到媽媽。其他沒有任何條件媽媽能見到你。你要哪樣呀？』
我兒子一下就把我抱住了，就說﹕『媽媽，你不丟人，我要媽媽，我要媽媽。』就是因為對我的打壓、對孩子進行逼害，我覺得這完全不人道、沒有人性的。我要對政府，包括對我兒子的迫害進行譴責。」
王宇的丈夫包龍軍說﹕「我覺得我們做的，都是正確的，沒有一點錯誤。我們堅守法律精神，沒有想到會遭到政府殘酷的打壓，已經幹了這種事業了，也沒有什麼後悔。唯一是擔憂自己今後的安全。我們進去的時候，余文生和李昱函在外面為我們呼籲，等我們出來了，又為他們服務，這是一個很可怕的國度，我只能這麼說。」
王宇被拘禁一年，2016年7月底被釋放，8月1日對鳳凰衛視說﹕「他們（外國勢力）這樣做，利用我和我的家人來作為人質來牽扯我的心情，來抹黑和攻擊中國政府。」
現在看來，王宇的訪問是一種政治交易，她也早已埋下伏筆。試想，外國勢力有什麼本事，可以利用她和她的家人來作為人質呢？
王宇和包龍軍敢於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應該也是冒着很大風險吧。
另一位709律師張凱也公開說過，被迫接受鳳凰衛視採訪，在恐懼和被迫下抹黑律師周世鋒。他希望周世鋒的家屬原諒他。
4、威脅家人拍視頻迫使被告人認罪
王全璋律師的姐姐王全秀接受《鏗鏘集》「顛倒的時代——709大抓捕事件」攝製組訪問時說，來自天津市公安局的人勸她拍一段視頻，讓她弟弟認罪，說﹕「你看你母親身體那樣，讓他認了罪，早點出來。」
王全秀說﹕「我們整個老家都被翻遍了，在找罪證。如果他真的有罪，就把他判罪，我們也無話可說，但沒罪而叫我們去勸罪，這是哪條法律規定的？」
709家屬都說，公安上門要求拍片，勸當事人認罪。709律師李和平的父親也說，派出所的人去了他家幾次，說李還不認罪，態度不好。
5、禍及妻兒，人身自由受限制
去年11月，美國總統特朗普訪問北京3天，為防李文足外出引人注目，國保就派人堵住她家的樓道，將她軟禁在家中。警察恐嚇她﹕「等到證據搜集齊了，我們就逮捕你。」
當其他律師家屬前去看望李文足時，國保除了阻撓探訪，還縱容左鄰右里大聲辱罵她們是「漢奸」、搶奪她們的手機。
謝燕益被捕後，在街道、社區和公安的壓力下，房東要求原珊珊一家搬走。
李文足3歲的兒子亦被株連，去幼兒園報名，途中被國保攔住，上不了學。小小年紀便要承受不應該承受的東西，知道「去萬達廣場，也有國保跟着」，李文足覺得﹕「太無恥了，當局怎能這樣對他的孩子？」
6、以吊銷律師執照，威脅代表被告人辯護的律師
過去一年有10多位律師被取消執業資格，包括709事件中被判緩刑的李和平、為709涉案者辯護的文東海。
「李和平為處於社會底層、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民講話，要為受到冤枉的人去辯護，這樣的人卻被安上一個罪名，關了進去，更不允許家屬聘請律師辯護，這不是一個很顛倒的時代嗎？」 律師葛文秀憤怒地說。
7、封殺有關709事件及相關人士的消息和討論
不知是喜是悲，筆者透過「中國期刊網」搜索過去幾年內地近百間大學與法學機構主辦的法學期刊，查找大陸法學界對709事件以及有關案件的評論分析，卻一無所獲。喜者，法學界無一人願為「709大抓捕」背書，說明大陸法學界良知未泯；悲者，法學界對影響如此深遠的法治事件，竟然鴉雀無聲，談何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因為即使有人想發出異見，也沒有刊物敢刊登。即使輸入「顛覆國家政權罪」，也只有聊聊幾篇舊文章。透過「中國裁判文書網」查找相關709被告人的判決文書，也是一無所獲。內地的微博、微信自然是一律屏蔽。
頂起一片天的受難者家屬
從《鏗鏘集》〈顛倒的時代——709大抓捕事件〉和NHK紀錄片《失蹤的律師們——中國「法治」社會的現狀》，至少看到5位偉大的女性﹕本身是709受難者的王宇律師，以及受難者家屬原珊珊、王峭嶺、李文足、許艷，她們在丈夫被抓捕後的最困難時刻挺身而出，不畏強權，勇敢機智地採取各種抗爭手段，同時對受難者家屬相濡以沫，保持樂觀主義精神。這兩齣紀錄片製作水準一流，內容感人肺腑，非常值得上YouTube觀看。
709事件與受難者家屬的行動，受到國際廣泛的同情和關注。今年到訪北京的德國總理默克爾、英國外相亨特先後會見了李文足、原珊珊、王峭嶺等人。歐盟駐華使館舉行709三周年的紀念活動，李文足還獲得美國藝術家協會2018年度言論自由獎。
「709大抓捕」的導火線
2015年5月發生「慶安事件」，被視為「709大抓捕」的導火線。曾多次上訪的黑龍江農民徐純合，在慶安火車站起程到北京上訪，被民警堵截，糾纏間被開槍擊斃。事發後，徐純合家人委託謝燕益及其餘22位律師控告民警故意殺人，豈料部分律師先後被公安拘留，直到全國733位律師發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聯署聲明，律師才全部獲釋。
不過，當局卻將這件司法案件政治化，在抓捕行動後，指控謝燕益等聚眾滋事、網上鼓動對立等方式惡意炒作，誹謗執勤民警故意殺人，先後在黑龍江省公安廳、鐵路局、火車站等地非法聚集舉字幅、拉橫幅，又通過互聯網發布照片、聲明，煽動群眾與國家政權機關對立。
其實，在此之前，已有多宗案件觸動當局的神經，例如貴陽小河黑社會案、廣西北海4名律師被指作偽證案、山東平度強拆縱火致人死亡案。在公檢法機關的不斷壓迫下，刑辯律師的執業環境幾乎變成了「雷區」， 讓有志於維護程序正義的律師如履薄冰，迫使刑辯律師抱團取暖，組成幾十人的律師辯護團，集體抗爭。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季衛東形容，律師與公檢法司等機關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緊張，甚至分成了朝野二元的格局，出現律師自我認同對抗化的趨勢。（《法治中國》，2016）
維權律師總人數應該不足一千，在30多萬的律師群體只佔極少數，當權者卻無法容忍。
司法政治化的危害
以上案件如果發生在香港，法官只需堅守司法獨立，根據庭上控辯雙方的質詢、事實、法律、判例，秉公審理即可，七警打人案就是典型例子。律師也可以承辦任何案件而毋須恐懼當權者或任何人的打擊報復，無論辯護的對象是法輪功、挑戰政府的刁民，還是「暴徒」。
然而，中國一貫把司法政治化，把司法視為專政的刀把子，法院從來都不是獨立於政府。任何不聽命於當政者的案件，都有可能被視為是反政府的顛覆行為。多倫多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劉思達指出﹕「世界各國的經驗顯示，司法毫無原則的政治化，最終的結果肯定是回到專制統治的原點。因為司法一旦完全聽命於當政者，那麼權力將完全失去制約的因素，法的確定性無法得到保證，社會交往將陷入高度的不信任狀態之中。」
劉思達認為，有必要讓執政者認識到，今天中國社會維穩問題愈加嚴重，一方面是轉型期各種社會矛盾集中爆發的一個結果，另一方面由於它自己對司法政治化的推動，也加劇這種狀况，因此有必要做適當的政策調整。（《中國的司法改革﹕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與頂層設計》，2016）
從大陸維權律師太太們的抗爭，令人想起台灣在蔣經國時代的政治受難者家屬，她們在丈夫被捕入獄後，挺身而出，代夫出征，選舉立法委員、省市議員，推進了台灣的民主法治進程。台灣三任總統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都是法律人。
《逆權大狀》這部真人真事改編的韓國電影，讓很多香港人知道已故總統盧武鉉原來是人權律師出身；大陸今年初出版的《命運﹕文在寅自傳》，讓國人進一步了解總統文在寅從人權律師到入主青瓦台的成長之路。
比較之下，中國大陸的律師就命運多舛。養尊處優的香港大狀們是否知道，1957年內地的反右派運動，大多數律師被錯劃為右派，推行不到兩年的律師制度遂告夭折。從此，中國出現了20多年沒有律師和律師制度的空白時期，直到1979年，才重建律師制度。
廣州大學人權研究中心法學教授劉志強寫道﹕「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間，民國學界發表人權憲政文章，不知凡幾，翻看這些久違的舊報刊文章，感慨繫之，七八十年前先輩討論過的話題和問題，到現在仍然沒有解決。有些問題還倒退了，如何不讓人感到心情沉重。」
劉志強指出，憲政問題是以限制國家公權力為手段，志在保障人權。如果沒有把握這兩個要點，任何所謂憲政問題都是「掛羊頭賣狗肉」不通之論。（《人權法治民主》羅隆基著，劉志強編，2013）
無論從空間與時間來作比較，今天的中國離法治還十分遙遠。
香港近日呼喚《基本法》第23條加快立法的聲音甚囂塵上，希望這些人看清楚709的事實，不要葬送了香港人享有多年的自由、人權、法治。
文//江關生
編輯// 馮少榮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8年9月9日
【明報專訊】2015年7月9日起，全國不同地區維權律師、律師助理、維權人士、家屬等， 突然被公安局拘捕、約談、限制出境或限制人身自由，受影響的多達319人，涉及25個省份，先後有多人被起訴、定罪、判刑、囚禁，史稱「709大抓捕」。
被捕律師大部分都曾經代理過一些涉及地下教會、法輪功、政治異見人士和拆遷維權的案件。3年多來，多數人在個人及家庭承受巨大壓力之下，為求獲得自由，在官方電視屏幕前認罪，也有主動揭發同道。
一些被捕律師的家屬最初聽從當局勸喻，以為安分守己地等待，丈夫很快會回來，但事與願違，被迫走上漫長的維權抗爭之道，從而讓世人目睹了中國是如何「依法治國」。
違反法治的七宗罪
「709大抓捕」違反法治的七宗罪﹕
1、不審不判，當事人長期被失蹤
709律師王全璋「被依法採取刑事強制拘留」3年多，當局以「案件由公安繼續偵查搜證」為理由，至今未開庭審訊，顯然是嚴重超期拘押，違反《刑事訴訟法》。原福建寧德市中級法院經濟庭審判長李建峰表示，嚴重超期羈押，剝奪一個公民的人身自由，公然藐視法律，是嚴重的犯罪。
曾參與709事件辯護的律師余文生，被指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羈押已近8個月，其審查起訴期限一再被延長。
其餘709律師拘留時間雖然沒有王全璋長，但是同樣有過超期拘押、不審不判的現象。
2、家人、律師被拒絕與當事人見面
今年4月4日，王全璋的太太李文足在丈夫「被失蹤」的第999天，發起「千里尋夫」行動，從北京徒步12天到天津，準備到看守所尋找丈夫。走到第7天，她就遭國保（國內安全保衛）強行帶走。
3年多以來， 李文足幾乎每個星期都坐火車到天津想和丈夫見面，但沒有一次成功，直到今天（2018年9月9日），李文足已經有1152天沒有看見丈夫王全璋了。
李文足委託的代表律師劉衛國也只是在今年7月18日與王全璋第一次會面，原定8月22日再次見面，但在前一日意外摔傷，要卧牀休息，甚至可能因傷退出王全璋的案件。
余文生家屬聘請的律師要求會見當事人、查閱案卷，也遭到當局拒絕。
2015年8月，709律師謝燕益的媽媽突然去世，妻子原珊珊當時懷孕，穿著孝服、拿着直幡，向公安局要求見丈夫，遭到拒絕，更被當局扣留了3天。
3、以家人作威脅，迫使被告人違心地認罪
今年7月9日，英文《南華早報》在網上發布了一段709律師王宇的視頻，講述她為何違心地作出妥協，在鳳凰衛視採訪前「認罪」的詳情。
「2015年10月，兒子（包蒙蒙）從緬甸被抓回來時，被搧耳光、戴手銬腳鐐，身心造成傷害，是沒有辦法彌補的。」
王宇是2015年7月9日被捕的第一位律師，同年10月，她15歲的兒子在兩位維權人士的幫助下，企圖逃離中國去緬甸，被雲南公安拘捕。「在雲南關了3天，從腰部一路往上打，打到哭，一直求饒，你想怎麼寫就怎麼寫，我給你簽字就完了。」
王宇則被指令上電視認罪，才能與家人會面。「他們（丈夫和兒子）認為我這種行為是軟弱，是一種投降吧。我就問我的兒子﹕『你要是這樣說的話，我不去上電視，媽媽就一直關在裏面，你也看不到媽媽。其他沒有任何條件媽媽能見到你。你要哪樣呀？』
我兒子一下就把我抱住了，就說﹕『媽媽，你不丟人，我要媽媽，我要媽媽。』就是因為對我的打壓、對孩子進行逼害，我覺得這完全不人道、沒有人性的。我要對政府，包括對我兒子的迫害進行譴責。」
王宇的丈夫包龍軍說﹕「我覺得我們做的，都是正確的，沒有一點錯誤。我們堅守法律精神，沒有想到會遭到政府殘酷的打壓，已經幹了這種事業了，也沒有什麼後悔。唯一是擔憂自己今後的安全。我們進去的時候，余文生和李昱函在外面為我們呼籲，等我們出來了，又為他們服務，這是一個很可怕的國度，我只能這麼說。」
王宇被拘禁一年，2016年7月底被釋放，8月1日對鳳凰衛視說﹕「他們（外國勢力）這樣做，利用我和我的家人來作為人質來牽扯我的心情，來抹黑和攻擊中國政府。」
現在看來，王宇的訪問是一種政治交易，她也早已埋下伏筆。試想，外國勢力有什麼本事，可以利用她和她的家人來作為人質呢？
王宇和包龍軍敢於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應該也是冒着很大風險吧。
另一位709律師張凱也公開說過，被迫接受鳳凰衛視採訪，在恐懼和被迫下抹黑律師周世鋒。他希望周世鋒的家屬原諒他。
4、威脅家人拍視頻迫使被告人認罪
王全璋律師的姐姐王全秀接受《鏗鏘集》「顛倒的時代——709大抓捕事件」攝製組訪問時說，來自天津市公安局的人勸她拍一段視頻，讓她弟弟認罪，說﹕「你看你母親身體那樣，讓他認了罪，早點出來。」
王全秀說﹕「我們整個老家都被翻遍了，在找罪證。如果他真的有罪，就把他判罪，我們也無話可說，但沒罪而叫我們去勸罪，這是哪條法律規定的？」
709家屬都說，公安上門要求拍片，勸當事人認罪。709律師李和平的父親也說，派出所的人去了他家幾次，說李還不認罪，態度不好。
5、禍及妻兒，人身自由受限制
去年11月，美國總統特朗普訪問北京3天，為防李文足外出引人注目，國保就派人堵住她家的樓道，將她軟禁在家中。警察恐嚇她﹕「等到證據搜集齊了，我們就逮捕你。」
當其他律師家屬前去看望李文足時，國保除了阻撓探訪，還縱容左鄰右里大聲辱罵她們是「漢奸」、搶奪她們的手機。
謝燕益被捕後，在街道、社區和公安的壓力下，房東要求原珊珊一家搬走。
李文足3歲的兒子亦被株連，去幼兒園報名，途中被國保攔住，上不了學。小小年紀便要承受不應該承受的東西，知道「去萬達廣場，也有國保跟着」，李文足覺得﹕「太無恥了，當局怎能這樣對他的孩子？」
6、以吊銷律師執照，威脅代表被告人辯護的律師
過去一年有10多位律師被取消執業資格，包括709事件中被判緩刑的李和平、為709涉案者辯護的文東海。
「李和平為處於社會底層、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民講話，要為受到冤枉的人去辯護，這樣的人卻被安上一個罪名，關了進去，更不允許家屬聘請律師辯護，這不是一個很顛倒的時代嗎？」 律師葛文秀憤怒地說。
7、封殺有關709事件及相關人士的消息和討論
不知是喜是悲，筆者透過「中國期刊網」搜索過去幾年內地近百間大學與法學機構主辦的法學期刊，查找大陸法學界對709事件以及有關案件的評論分析，卻一無所獲。喜者，法學界無一人願為「709大抓捕」背書，說明大陸法學界良知未泯；悲者，法學界對影響如此深遠的法治事件，竟然鴉雀無聲，談何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因為即使有人想發出異見，也沒有刊物敢刊登。即使輸入「顛覆國家政權罪」，也只有聊聊幾篇舊文章。透過「中國裁判文書網」查找相關709被告人的判決文書，也是一無所獲。內地的微博、微信自然是一律屏蔽。
頂起一片天的受難者家屬
從《鏗鏘集》〈顛倒的時代——709大抓捕事件〉和NHK紀錄片《失蹤的律師們——中國「法治」社會的現狀》，至少看到5位偉大的女性﹕本身是709受難者的王宇律師，以及受難者家屬原珊珊、王峭嶺、李文足、許艷，她們在丈夫被抓捕後的最困難時刻挺身而出，不畏強權，勇敢機智地採取各種抗爭手段，同時對受難者家屬相濡以沫，保持樂觀主義精神。這兩齣紀錄片製作水準一流，內容感人肺腑，非常值得上YouTube觀看。
709事件與受難者家屬的行動，受到國際廣泛的同情和關注。今年到訪北京的德國總理默克爾、英國外相亨特先後會見了李文足、原珊珊、王峭嶺等人。歐盟駐華使館舉行709三周年的紀念活動，李文足還獲得美國藝術家協會2018年度言論自由獎。
「709大抓捕」的導火線
2015年5月發生「慶安事件」，被視為「709大抓捕」的導火線。曾多次上訪的黑龍江農民徐純合，在慶安火車站起程到北京上訪，被民警堵截，糾纏間被開槍擊斃。事發後，徐純合家人委託謝燕益及其餘22位律師控告民警故意殺人，豈料部分律師先後被公安拘留，直到全國733位律師發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聯署聲明，律師才全部獲釋。
不過，當局卻將這件司法案件政治化，在抓捕行動後，指控謝燕益等聚眾滋事、網上鼓動對立等方式惡意炒作，誹謗執勤民警故意殺人，先後在黑龍江省公安廳、鐵路局、火車站等地非法聚集舉字幅、拉橫幅，又通過互聯網發布照片、聲明，煽動群眾與國家政權機關對立。
其實，在此之前，已有多宗案件觸動當局的神經，例如貴陽小河黑社會案、廣西北海4名律師被指作偽證案、山東平度強拆縱火致人死亡案。在公檢法機關的不斷壓迫下，刑辯律師的執業環境幾乎變成了「雷區」， 讓有志於維護程序正義的律師如履薄冰，迫使刑辯律師抱團取暖，組成幾十人的律師辯護團，集體抗爭。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季衛東形容，律師與公檢法司等機關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緊張，甚至分成了朝野二元的格局，出現律師自我認同對抗化的趨勢。（《法治中國》，2016）
維權律師總人數應該不足一千，在30多萬的律師群體只佔極少數，當權者卻無法容忍。
司法政治化的危害
以上案件如果發生在香港，法官只需堅守司法獨立，根據庭上控辯雙方的質詢、事實、法律、判例，秉公審理即可，七警打人案就是典型例子。律師也可以承辦任何案件而毋須恐懼當權者或任何人的打擊報復，無論辯護的對象是法輪功、挑戰政府的刁民，還是「暴徒」。
然而，中國一貫把司法政治化，把司法視為專政的刀把子，法院從來都不是獨立於政府。任何不聽命於當政者的案件，都有可能被視為是反政府的顛覆行為。多倫多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劉思達指出﹕「世界各國的經驗顯示，司法毫無原則的政治化，最終的結果肯定是回到專制統治的原點。因為司法一旦完全聽命於當政者，那麼權力將完全失去制約的因素，法的確定性無法得到保證，社會交往將陷入高度的不信任狀態之中。」
劉思達認為，有必要讓執政者認識到，今天中國社會維穩問題愈加嚴重，一方面是轉型期各種社會矛盾集中爆發的一個結果，另一方面由於它自己對司法政治化的推動，也加劇這種狀况，因此有必要做適當的政策調整。（《中國的司法改革﹕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與頂層設計》，2016）
從大陸維權律師太太們的抗爭，令人想起台灣在蔣經國時代的政治受難者家屬，她們在丈夫被捕入獄後，挺身而出，代夫出征，選舉立法委員、省市議員，推進了台灣的民主法治進程。台灣三任總統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都是法律人。
《逆權大狀》這部真人真事改編的韓國電影，讓很多香港人知道已故總統盧武鉉原來是人權律師出身；大陸今年初出版的《命運﹕文在寅自傳》，讓國人進一步了解總統文在寅從人權律師到入主青瓦台的成長之路。
比較之下，中國大陸的律師就命運多舛。養尊處優的香港大狀們是否知道，1957年內地的反右派運動，大多數律師被錯劃為右派，推行不到兩年的律師制度遂告夭折。從此，中國出現了20多年沒有律師和律師制度的空白時期，直到1979年，才重建律師制度。
廣州大學人權研究中心法學教授劉志強寫道﹕「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間，民國學界發表人權憲政文章，不知凡幾，翻看這些久違的舊報刊文章，感慨繫之，七八十年前先輩討論過的話題和問題，到現在仍然沒有解決。有些問題還倒退了，如何不讓人感到心情沉重。」
劉志強指出，憲政問題是以限制國家公權力為手段，志在保障人權。如果沒有把握這兩個要點，任何所謂憲政問題都是「掛羊頭賣狗肉」不通之論。（《人權法治民主》羅隆基著，劉志強編，2013）
無論從空間與時間來作比較，今天的中國離法治還十分遙遠。
香港近日呼喚《基本法》第23條加快立法的聲音甚囂塵上，希望這些人看清楚709的事實，不要葬送了香港人享有多年的自由、人權、法治。
文//江關生
編輯// 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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