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10-黃偉豪：精英的世代孽債：上樹拔梯式的自我出賣
黃偉豪：精英的世代孽債：上樹拔梯式的自我出賣
2018年9月10日
【明報文章】雖然我們很熟悉「對事不對人」這句說話，但由於事在人為，而制度畢竟也是由人設計出來、依賴人來運作，人——特別是精英——對於世局的影響實是舉足輕重。由此推論，如今社會面前的困境與敗局，也反映了已上位的一代精英的自私與敗壞。他們的罪孽，不止是霸佔了下一代上位的機會；最大的罪狀，是破壞了一個曾使他們能成功上位，同時也推動社會進步的「用人唯賢」（meritocracy）制度和遊戲規則。「上樹拔梯」式的自我出賣和推翻（self-betrayal），是精英的世代孽債，也是社會不公和邁向衰亡的根源。這個現象，在香港和美國也同時發生。
一場中美貿易戰，使美國總統特朗普成了全球焦點，不少人仍然反思為何這個狂人能入主白宮。愈來愈多人在痛定思痛下採取逆向思維，認為與其問特朗普為何能勝出，倒不如問希拉里為何失敗。結論是希拉里是輸在自己手上。她的失敗，是一代精英墮落腐敗的寫照。
為保財富權力 破壞曾幫自己的制度
在2016年投給特朗普的選票，不少是抗議票。特朗普是一個時代的產物，成功捕捉了這個大時代的反精英心態，轉化為對自己的支持。美國人對精英的厭惡和憎恨，並非事出突然，在眾多不支持希拉里的美國人民眼中，希拉里是傳統戰後嬰兒潮（baby boomers）的一代精英的化身，也同樣是身負自我推翻的罪孽。希拉里和她的丈夫克林頓，都只是出身於普通的平民百姓之家。他們能夠達至今天的成就，除自己個人努力和聰明才智外，當日在他們的求學及發展事業過程中，社會上所推崇的追求向上流動、開放機會給每個有能力和願意努力的人的「用人唯賢」制度及美國精神（American Dream），是更主要原因。
在反對者眼中，希拉里和克林頓這一代人，印證了戰後嬰兒潮精英的自私和虛偽，是導致美國如今的苦境和困局的罪魁禍首。這一代精英，自己受惠於一個開放的社會制度，但一朝上位後，只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完全忘記了自己的社會責任，甚至為了永遠保障自己的財富和權力，帶頭破壞曾幫助自己的制度，自我推翻昔日自己相信的價值，過橋抽板，意圖阻止下一代及任何人——自己的子女及親信除外——能夠挑戰或威脅自己的地位。
美國人不是傻的。他們眼看自己多年前早已親手把屬於戰後嬰兒潮一代的精英——希拉里的丈夫克林頓——送入白宮。雖然他執政的8年尚算太平盛世，但過後回望，在克林頓任內不乏服侍權貴、犧牲大部分美國人利益的劣政，包括導致2008年金融海嘯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及種下今天中美貿易戰禍根的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決定。特朗普也不是錯的——由於他從未從政，美國人目前所面對的苦况，是上一代決策者的責任，並非由他一手造成。受過教訓、吃過苦頭，美國人便寧願選擇一個打正旗號反精英的狂人，也不願再選多一個「克林頓」再次入主白宮。
在反精英的背景下，美國最近出版的一本新書Tailspin（《尾旋下落》，註），在美國社會中便引起重大共鳴和迴響。今年5月，美國《時代》（Time）雜誌更把這本書變成了他們的封面故事，還以「戰後嬰兒潮的一代如何破壞美國」（How Baby Boomers Broke America）為題，在雜誌內轉載了書中的重要內容。這本書的副標題也充滿了資訊性——「美國50年墜落背後的群體和力量以及反對者的抗爭」。很明顯，作者是認為希拉里和克林頓一代的精英是罪孽深重，拖累了美國足足半個世紀。
現代貴族制度
其實，作者Steven Brill本身也是一個過來人，同是嬰兒潮的精英，受惠於美國舊日制度，才得以由低下層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成功的律師和作家，他的背景亦使這書更具說服力和震撼力。他在書中提到，在嬰兒潮精英的自私和虛偽下，他們一手推翻了幫助自己成功和上位的「用人唯賢」制度，而把這制度變成了一個「現代的貴族制度」（modern-day aristocracy），使只有自己的子女、朋友或親信才可進入精英階層，分享權力和財富。
有趣的是，書中指出這一輩的嬰兒潮精英，由於皆是受過高深教育的專業人士，所以這個由他們精心設計出來的「現代的貴族制度」，絕不會是一個一眼便輕易看穿的、明顯的「用人唯親」或「欽點」制度。相反，它往往是透過預設的客觀門檻，加入技術或複雜的程序安排，暗地裏使自己或心儀的人必勝。一個看似公平和客觀的制度，其實一早已透過程序及制度的設計和盲點，預定了賽果，把外人淘汰。
教育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香港的大學的「神科」，愈來愈趨向收來自國際學校的非聯招生。這表面上仍是「用人唯才」，可以自圓其說、冠冕堂皇地用「質素」作為收生標準來辯護。但基於國際學校的昂貴費用，實質是用金錢和財富作門檻，把非精英的後代拒之於優質教育的門外，切斷了社會向上流動的階梯。
更甚的是，由於嬰兒潮精英的富有和權力，他們在生活上的多方面均不需依賴政府。他們有自己的私人教育、住屋和醫療，更不需要任何政府的退休保障。因此他們往往不願意把一分一毫貢獻給政府，改善「公眾利益」（common good）。嬰兒潮精英的興起及鞏固，也同時帶來了政府的衰落、公共服務和制度的崩塌。
雖然作者的分析是灰暗，但他仍有美國人的樂觀天性，配合民主制度，認為醒覺後的美國仍可把現時的局勢扭轉。可是，在香港的封閉及不民主制度局限下，改變空間卻小了很多，改變的力量也顯得勢孤力弱。能依靠的，可能只是上一代精英在自我懺悔下所追求的自我救犢，期望他們會在自己步入墳墓前，修復自己親手破壞的世界。
註：Brill, Steven.（2018）. Tailspin: The People and Forces Behind America's Fifty-Year Fall——and Those Fighting to Reverse It. NY: Knopf.
黃偉豪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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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豪]
2018年9月10日
【明報文章】雖然我們很熟悉「對事不對人」這句說話，但由於事在人為，而制度畢竟也是由人設計出來、依賴人來運作，人——特別是精英——對於世局的影響實是舉足輕重。由此推論，如今社會面前的困境與敗局，也反映了已上位的一代精英的自私與敗壞。他們的罪孽，不止是霸佔了下一代上位的機會；最大的罪狀，是破壞了一個曾使他們能成功上位，同時也推動社會進步的「用人唯賢」（meritocracy）制度和遊戲規則。「上樹拔梯」式的自我出賣和推翻（self-betrayal），是精英的世代孽債，也是社會不公和邁向衰亡的根源。這個現象，在香港和美國也同時發生。
一場中美貿易戰，使美國總統特朗普成了全球焦點，不少人仍然反思為何這個狂人能入主白宮。愈來愈多人在痛定思痛下採取逆向思維，認為與其問特朗普為何能勝出，倒不如問希拉里為何失敗。結論是希拉里是輸在自己手上。她的失敗，是一代精英墮落腐敗的寫照。
為保財富權力 破壞曾幫自己的制度
在2016年投給特朗普的選票，不少是抗議票。特朗普是一個時代的產物，成功捕捉了這個大時代的反精英心態，轉化為對自己的支持。美國人對精英的厭惡和憎恨，並非事出突然，在眾多不支持希拉里的美國人民眼中，希拉里是傳統戰後嬰兒潮（baby boomers）的一代精英的化身，也同樣是身負自我推翻的罪孽。希拉里和她的丈夫克林頓，都只是出身於普通的平民百姓之家。他們能夠達至今天的成就，除自己個人努力和聰明才智外，當日在他們的求學及發展事業過程中，社會上所推崇的追求向上流動、開放機會給每個有能力和願意努力的人的「用人唯賢」制度及美國精神（American Dream），是更主要原因。
在反對者眼中，希拉里和克林頓這一代人，印證了戰後嬰兒潮精英的自私和虛偽，是導致美國如今的苦境和困局的罪魁禍首。這一代精英，自己受惠於一個開放的社會制度，但一朝上位後，只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完全忘記了自己的社會責任，甚至為了永遠保障自己的財富和權力，帶頭破壞曾幫助自己的制度，自我推翻昔日自己相信的價值，過橋抽板，意圖阻止下一代及任何人——自己的子女及親信除外——能夠挑戰或威脅自己的地位。
美國人不是傻的。他們眼看自己多年前早已親手把屬於戰後嬰兒潮一代的精英——希拉里的丈夫克林頓——送入白宮。雖然他執政的8年尚算太平盛世，但過後回望，在克林頓任內不乏服侍權貴、犧牲大部分美國人利益的劣政，包括導致2008年金融海嘯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及種下今天中美貿易戰禍根的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決定。特朗普也不是錯的——由於他從未從政，美國人目前所面對的苦况，是上一代決策者的責任，並非由他一手造成。受過教訓、吃過苦頭，美國人便寧願選擇一個打正旗號反精英的狂人，也不願再選多一個「克林頓」再次入主白宮。
在反精英的背景下，美國最近出版的一本新書Tailspin（《尾旋下落》，註），在美國社會中便引起重大共鳴和迴響。今年5月，美國《時代》（Time）雜誌更把這本書變成了他們的封面故事，還以「戰後嬰兒潮的一代如何破壞美國」（How Baby Boomers Broke America）為題，在雜誌內轉載了書中的重要內容。這本書的副標題也充滿了資訊性——「美國50年墜落背後的群體和力量以及反對者的抗爭」。很明顯，作者是認為希拉里和克林頓一代的精英是罪孽深重，拖累了美國足足半個世紀。
現代貴族制度
其實，作者Steven Brill本身也是一個過來人，同是嬰兒潮的精英，受惠於美國舊日制度，才得以由低下層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成功的律師和作家，他的背景亦使這書更具說服力和震撼力。他在書中提到，在嬰兒潮精英的自私和虛偽下，他們一手推翻了幫助自己成功和上位的「用人唯賢」制度，而把這制度變成了一個「現代的貴族制度」（modern-day aristocracy），使只有自己的子女、朋友或親信才可進入精英階層，分享權力和財富。
有趣的是，書中指出這一輩的嬰兒潮精英，由於皆是受過高深教育的專業人士，所以這個由他們精心設計出來的「現代的貴族制度」，絕不會是一個一眼便輕易看穿的、明顯的「用人唯親」或「欽點」制度。相反，它往往是透過預設的客觀門檻，加入技術或複雜的程序安排，暗地裏使自己或心儀的人必勝。一個看似公平和客觀的制度，其實一早已透過程序及制度的設計和盲點，預定了賽果，把外人淘汰。
教育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香港的大學的「神科」，愈來愈趨向收來自國際學校的非聯招生。這表面上仍是「用人唯才」，可以自圓其說、冠冕堂皇地用「質素」作為收生標準來辯護。但基於國際學校的昂貴費用，實質是用金錢和財富作門檻，把非精英的後代拒之於優質教育的門外，切斷了社會向上流動的階梯。
更甚的是，由於嬰兒潮精英的富有和權力，他們在生活上的多方面均不需依賴政府。他們有自己的私人教育、住屋和醫療，更不需要任何政府的退休保障。因此他們往往不願意把一分一毫貢獻給政府，改善「公眾利益」（common good）。嬰兒潮精英的興起及鞏固，也同時帶來了政府的衰落、公共服務和制度的崩塌。
雖然作者的分析是灰暗，但他仍有美國人的樂觀天性，配合民主制度，認為醒覺後的美國仍可把現時的局勢扭轉。可是，在香港的封閉及不民主制度局限下，改變空間卻小了很多，改變的力量也顯得勢孤力弱。能依靠的，可能只是上一代精英在自我懺悔下所追求的自我救犢，期望他們會在自己步入墳墓前，修復自己親手破壞的世界。
註：Brill, Steven.（2018）. Tailspin: The People and Forces Behind America's Fifty-Year Fall——and Those Fighting to Reverse It. NY: Knopf.
黃偉豪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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