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25-影壇人物：柏林影展最年輕導演，山中瑤子反擊日本羊群文化
影壇人物：柏林影展最年輕導演，山中瑤子反擊日本羊群文化
2018年09月25日
年僅21歲的山中瑤子，是柏林影展史上最年輕的參展導演。
東京東中野的獨立電影戲院Porepore的店長說，已很久沒這麼「爆」過──9月1日晚上9點場，太陽未落山門票已全數售罄，臨時追加10點半超級夜場亦引發搶飛潮。影院內外貼滿這部名為《Amiko》的電影海報，另有A4紙直接印上「音樂教授」坂本龍一的評價：「久違的爽朗日本電影。怎麼說呢，看完後留下的感覺就是清爽。此外還有年輕。」
9點入場，全場滿座，另後面追加摺凳、側邊加樓梯席，無位坐的再加企位……大小僅約半個百老匯電影中心影院的空間，最後竟塞進逾200人。
幕起，緊急通道燈熄滅。這部由山中瑤子──柏林影展史上最年輕導演執導的電影開場。
撰文：楊天帥
我對日本有太多不滿
電影《Amiko》去年拍成，今年3月曾於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港譯名為《傲嬌少女愛作戰》。影片講述主角Amiko遇上同學Aomi，她眼中一個對世俗躁動不滿、聽Radiohead的少年。直到某天Aomi突退學搬到東京，只為與一個惡俗的、象徵大眾文化的前輩同居，出於對Aomi、也是對自己的困惑，Amiko按捺不住，隻身從長野到東京，要跟Aomi攤牌。
一個高校女生的戀愛故事，卻又隱含某種強烈的批判。《Amiko》得到國際電影界的認同，登上世界各地多個影展的銀幕，獲得獎項包括光TV大獎（Hikari TV Award）、日本PIA影展觀眾大獎等，今年2月，它躋身柏林影展「青年導演論壇（Forum）」單元，令這個年僅21歲的短髮女孩成為該影展史上最年輕的參展導演。
有人拿山中瑤子與80年代日本獨立電影浪潮比較，有人說她是日本電影新一代明星。怎說都好，談山中瑤子，似乎總離不開「日本」二字。山中瑤子本人又怎麼看？
「我對日本有太多不滿。」她說。
如果她對日本沒不滿，就沒有《Amiko》這部電影。
電影講述Amiko與男同學Aomi的故事，帶出對主流文化的批判。
校園生活很無聊
山中瑤子1997年生於長野。父母管教極嚴，小學時的山中瑤子連電視也不許看。或許正因無事，她常常思考。不是愛思考，而是無法停止思考。6歲時她與父母吃飯，甚至已想：眼前這對男女究竟是否還愛對方？
「彷彿身邊每件事都在對我說話，思緒不斷在腦袋運轉，想停也停不了。」
不斷思考令她建立極強的自我意識。日本學生有課後參加「部活」（類似課外活動）的慣例，山中瑤子卻因為受不了學會中的階級關係而絕少現身。有一段時間她喜歡繪畫，但很快又發現家長和老師不是期待她的畫，而是期待她的作品符合某套規則：小學生的畫要有童真、中學生的畫最好是素描……為甚麼非得如此不可呢？她不想逢迎成人的想法而失去自己，入讀高中後她便甚少執起畫筆。
「我不覺得自己怪。我是正常，其他人才是怪……怎麼大家都不會好好思考，安於每日重複一模一樣的生活？」
恰好她的美術老師此時出現。這位老師求學時代也是個和體制格格不入的人。得知山中瑤子愛看電影，他就介紹她看佐杜洛斯基的《聖山（Holy Mountain）》。佐杜洛斯基是誰？Cult片祖師爺。雖是1973年的戲，卻充滿連2018年的觀眾也難接受的內容：疑似耶穌的男主角、點屎成金的大師、收藏少年陽具的警察、生產軍火的企業家……cult到山中瑤子要背着家人偷看。
「但它同時讓我發現，原來電影可以有任何可能。」
此後她成為Tsutaya影碟店的常客。Cult片猛片經典，一部接一部品嚐。也經常獨自坐幾個鐘頭巴士去東京的獨立影院看戲，曾試過喬裝18歲以上，只為看三浦大輔執導的三級片《愛之漩渦》。
高中畢業後，她進入東京日本大學修讀電影。以為找對了路？4月入學，5月她已經同父母講想退學。
「明明大家都應該是想拍電影才入學的，但好多人既不看電影，又甚麼都不知道……老師也是一樣，日本的大學與其說是做教育，不如說是搞買賣，大多是為賺錢的。我沒有遇到真心想育成好導演的老師。」
日本人的「閱讀空氣」
此後半年，她不上課，白天睡覺，晚上醒來，只吃便利店快餐，有時徹夜在東京走路，試過一夜行走10公里。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一年，之後她想到自己拍電影，寫下的劇本就是《Amiko》，那一年她19歲。
「為甚麼喜歡她？她不就是大眾文化？」電影中Amiko有這樣的對白。這話很容易理解為中二病少年對主流文化的反叛心態。然而山中瑤子說，她不是討厭大眾文化，而是討厭人們不加思考就接受這種文化。山中瑤子說，日本人太懂得「閱讀空氣」（空気を読む、類似察言觀色的意思）。從好的方面看是處事圓滑世故，壞的角度卻容易變成羊群心理，人云亦云。
「所以我的疑問是，大眾文化真的是大家喜歡的嗎？我倒覺得不感興趣卻投身進去的人很多。」
這可謂她對日本的最大不滿：太多人對自己、對身邊的環境、對社會，都處於停止思考的狀態。人們放棄做人，甘願成為社會的齒輪。
山中瑤子筆下的Amiko，就是對這種文化的大反擊。這女生千里迢迢，只為跟一個從未相戀、甚至從未說過喜歡她的男生「講清楚」。有甚麼好講呢？別人眼中這大概很唐突，唐突到令劇情有點荒謬。然而為甚麼不可以？不清楚就問，不滿就一拳抽過去。Amiko就是這樣的女生。山中瑤子認為，人應該這樣才是對的。
「日本社會的最大缺點是大家都不想負責任。像一家公司，有些改變明明是好的，但就是沒人肯做，為甚麼？因為大家都不願意負那個責任。」
某種意義上山中瑤子拍攝《Amiko》的過程，本身就是對日本社會規行矩步的反抗。這部電影製作上的每個步驟幾乎都反傳統。
首先山中瑤子刻意地「反成人」。這部電影的製作團隊一個超過20歲的人也沒有，無論台前幕後。
「我不想任何成人參與這個計劃。在長大的過程中，我一直不相信成人，包括我的家人。」
今年3月，山中（左一）來港出席電影節活動。香港國際電影節圖片
今年3月，山中（左一）來港出席電影節活動。
香港國際電影節圖片
兩萬港紙拍長片
在東京拍攝時，由於沒有申請批文，只能一邊被趕一邊拍攝。她人脈不豐，攝影師是在Twitter認識的，主角是在社交媒體找來的。拍攝過程中，就算最人強馬壯的日子，也只有5到6人；最少則只有3人﹕拍攝的她、一個錄音師和女主角。此外，由於資金不多，她又沒上學，不能向學校借攝影器材，因此只能用朋友價值不到4,000港元的單反拍攝。演員一律無酬，只有車馬費；連前度的人情卡都碌埋，要他做臨記（飾演一個在街上叫嚷的瘋人）。最終整部電影製作費不到2萬港元，當中4,000用來修理她拍攝時撞壞的汽車。
無人無物之餘，更大問題是欠知識。退學的代價是山中瑤子的電影製作技術不足。雖說是導演，但她坦言在製片隊伍中，最不懂得拍電影的就是她。
「我確實看了許多電影……但實際上現場到底是怎樣運作，我只能透過想像去猜。」
成名後的現在：中餐館散工
拍攝現場對導演即時判斷的要求，常常令山中瑤子處於繃緊狀態。
「到底決定是對還是錯，我也不知道。有些時候，一些鏡頭改來改去，到最後卻發現原來一開始才是最好的。」
然而她也知道自己擁有甚麼：從小到大一直擺脫不掉的思考，還有拒絕人云亦云的態度。如今回想，山中瑤子覺得這部電影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塑造了Amiko這個有別於絕大多數日本作品的少女角色：她不可愛、不文青、不溫馨、不感傷，不開心就滾地，生氣就大叫，憤怒就一拳打在別人臉上。
Amiko一點都不日本。
「有些人說看不懂這到底是甚麼，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
電影發表後即成功打入PIA影展。那是日本最早的影展之一，成立至今41年間發掘了不少著名導演，包括香港人熟悉的是枝裕和、園子溫、河瀨直美等。2017年PIA影展大獎的17個候選導演中，有山中瑤子的名字。
今年2月的柏林影展自是另一個創舉。自那之後，山中瑤子平均每月一次到外國參與影展。
其餘時間，她在赤坂見附一家中餐館打工。這份工作她已經做了3年。
我說，都已經能去柏林了，回日本卻去捧餐，那不是很可惜嗎？她說，那又怎樣？可不能靠獨立電影開飯。縱獲國際認同，《Amiko》要走入日本商業影院卻可謂難過登天。一來那叛逆態度是否為主流觀眾接受是個疑問；何況各種制度也在掣肘獨立電影主流化。比如山中瑤子說，電影要有映畫倫理委員會的審批標誌才能在大影院上畫，但《Amiko》那種無申請的游擊式拍法，估計不能通過審查；更何況，審查費動輒數萬港元，比她整部電影的製作費還昂貴。「做這些事，無着數喔。」
山中瑤子不想入電視台，也不大想進電影圈從低做起。她想繼續拍獨立電影。做中餐館幫補生計，她沒怨言。
又或如果有機會，離開日本，到外地發展。
「最近其實我思考很多政治。拍電影前，我以為自己的痛苦與政治無關。拍完後我漸漸發現，正是政治的錯誤令社會氛圍變壞的。我們年輕人總是因成人的決定受罪，你看兩年後的奧運，大家都被叫去做義工……時間寶貴，為何非得去做意義不明又無錢收的事？」
「拍電影是不是可以改變這種狀況呢，我也不知道。」
你想用電影改變社會？我問。
「如果改變不了，那就要離開日本。實在不喜歡現在的日本啊，可以的話，還是想她向好的方向改變。」
蘋果日報x立場新聞
2018年09月25日
年僅21歲的山中瑤子，是柏林影展史上最年輕的參展導演。
東京東中野的獨立電影戲院Porepore的店長說，已很久沒這麼「爆」過──9月1日晚上9點場，太陽未落山門票已全數售罄，臨時追加10點半超級夜場亦引發搶飛潮。影院內外貼滿這部名為《Amiko》的電影海報，另有A4紙直接印上「音樂教授」坂本龍一的評價：「久違的爽朗日本電影。怎麼說呢，看完後留下的感覺就是清爽。此外還有年輕。」
9點入場，全場滿座，另後面追加摺凳、側邊加樓梯席，無位坐的再加企位……大小僅約半個百老匯電影中心影院的空間，最後竟塞進逾200人。
幕起，緊急通道燈熄滅。這部由山中瑤子──柏林影展史上最年輕導演執導的電影開場。
撰文：楊天帥
我對日本有太多不滿
電影《Amiko》去年拍成，今年3月曾於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港譯名為《傲嬌少女愛作戰》。影片講述主角Amiko遇上同學Aomi，她眼中一個對世俗躁動不滿、聽Radiohead的少年。直到某天Aomi突退學搬到東京，只為與一個惡俗的、象徵大眾文化的前輩同居，出於對Aomi、也是對自己的困惑，Amiko按捺不住，隻身從長野到東京，要跟Aomi攤牌。
一個高校女生的戀愛故事，卻又隱含某種強烈的批判。《Amiko》得到國際電影界的認同，登上世界各地多個影展的銀幕，獲得獎項包括光TV大獎（Hikari TV Award）、日本PIA影展觀眾大獎等，今年2月，它躋身柏林影展「青年導演論壇（Forum）」單元，令這個年僅21歲的短髮女孩成為該影展史上最年輕的參展導演。
有人拿山中瑤子與80年代日本獨立電影浪潮比較，有人說她是日本電影新一代明星。怎說都好，談山中瑤子，似乎總離不開「日本」二字。山中瑤子本人又怎麼看？
「我對日本有太多不滿。」她說。
如果她對日本沒不滿，就沒有《Amiko》這部電影。
電影講述Amiko與男同學Aomi的故事，帶出對主流文化的批判。
校園生活很無聊
山中瑤子1997年生於長野。父母管教極嚴，小學時的山中瑤子連電視也不許看。或許正因無事，她常常思考。不是愛思考，而是無法停止思考。6歲時她與父母吃飯，甚至已想：眼前這對男女究竟是否還愛對方？
「彷彿身邊每件事都在對我說話，思緒不斷在腦袋運轉，想停也停不了。」
不斷思考令她建立極強的自我意識。日本學生有課後參加「部活」（類似課外活動）的慣例，山中瑤子卻因為受不了學會中的階級關係而絕少現身。有一段時間她喜歡繪畫，但很快又發現家長和老師不是期待她的畫，而是期待她的作品符合某套規則：小學生的畫要有童真、中學生的畫最好是素描……為甚麼非得如此不可呢？她不想逢迎成人的想法而失去自己，入讀高中後她便甚少執起畫筆。
「我不覺得自己怪。我是正常，其他人才是怪……怎麼大家都不會好好思考，安於每日重複一模一樣的生活？」
恰好她的美術老師此時出現。這位老師求學時代也是個和體制格格不入的人。得知山中瑤子愛看電影，他就介紹她看佐杜洛斯基的《聖山（Holy Mountain）》。佐杜洛斯基是誰？Cult片祖師爺。雖是1973年的戲，卻充滿連2018年的觀眾也難接受的內容：疑似耶穌的男主角、點屎成金的大師、收藏少年陽具的警察、生產軍火的企業家……cult到山中瑤子要背着家人偷看。
「但它同時讓我發現，原來電影可以有任何可能。」
此後她成為Tsutaya影碟店的常客。Cult片猛片經典，一部接一部品嚐。也經常獨自坐幾個鐘頭巴士去東京的獨立影院看戲，曾試過喬裝18歲以上，只為看三浦大輔執導的三級片《愛之漩渦》。
高中畢業後，她進入東京日本大學修讀電影。以為找對了路？4月入學，5月她已經同父母講想退學。
「明明大家都應該是想拍電影才入學的，但好多人既不看電影，又甚麼都不知道……老師也是一樣，日本的大學與其說是做教育，不如說是搞買賣，大多是為賺錢的。我沒有遇到真心想育成好導演的老師。」
日本人的「閱讀空氣」
此後半年，她不上課，白天睡覺，晚上醒來，只吃便利店快餐，有時徹夜在東京走路，試過一夜行走10公里。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一年，之後她想到自己拍電影，寫下的劇本就是《Amiko》，那一年她19歲。
「為甚麼喜歡她？她不就是大眾文化？」電影中Amiko有這樣的對白。這話很容易理解為中二病少年對主流文化的反叛心態。然而山中瑤子說，她不是討厭大眾文化，而是討厭人們不加思考就接受這種文化。山中瑤子說，日本人太懂得「閱讀空氣」（空気を読む、類似察言觀色的意思）。從好的方面看是處事圓滑世故，壞的角度卻容易變成羊群心理，人云亦云。
「所以我的疑問是，大眾文化真的是大家喜歡的嗎？我倒覺得不感興趣卻投身進去的人很多。」
這可謂她對日本的最大不滿：太多人對自己、對身邊的環境、對社會，都處於停止思考的狀態。人們放棄做人，甘願成為社會的齒輪。
山中瑤子筆下的Amiko，就是對這種文化的大反擊。這女生千里迢迢，只為跟一個從未相戀、甚至從未說過喜歡她的男生「講清楚」。有甚麼好講呢？別人眼中這大概很唐突，唐突到令劇情有點荒謬。然而為甚麼不可以？不清楚就問，不滿就一拳抽過去。Amiko就是這樣的女生。山中瑤子認為，人應該這樣才是對的。
「日本社會的最大缺點是大家都不想負責任。像一家公司，有些改變明明是好的，但就是沒人肯做，為甚麼？因為大家都不願意負那個責任。」
某種意義上山中瑤子拍攝《Amiko》的過程，本身就是對日本社會規行矩步的反抗。這部電影製作上的每個步驟幾乎都反傳統。
首先山中瑤子刻意地「反成人」。這部電影的製作團隊一個超過20歲的人也沒有，無論台前幕後。
「我不想任何成人參與這個計劃。在長大的過程中，我一直不相信成人，包括我的家人。」
今年3月，山中（左一）來港出席電影節活動。香港國際電影節圖片
今年3月，山中（左一）來港出席電影節活動。
香港國際電影節圖片
兩萬港紙拍長片
在東京拍攝時，由於沒有申請批文，只能一邊被趕一邊拍攝。她人脈不豐，攝影師是在Twitter認識的，主角是在社交媒體找來的。拍攝過程中，就算最人強馬壯的日子，也只有5到6人；最少則只有3人﹕拍攝的她、一個錄音師和女主角。此外，由於資金不多，她又沒上學，不能向學校借攝影器材，因此只能用朋友價值不到4,000港元的單反拍攝。演員一律無酬，只有車馬費；連前度的人情卡都碌埋，要他做臨記（飾演一個在街上叫嚷的瘋人）。最終整部電影製作費不到2萬港元，當中4,000用來修理她拍攝時撞壞的汽車。
無人無物之餘，更大問題是欠知識。退學的代價是山中瑤子的電影製作技術不足。雖說是導演，但她坦言在製片隊伍中，最不懂得拍電影的就是她。
「我確實看了許多電影……但實際上現場到底是怎樣運作，我只能透過想像去猜。」
成名後的現在：中餐館散工
拍攝現場對導演即時判斷的要求，常常令山中瑤子處於繃緊狀態。
「到底決定是對還是錯，我也不知道。有些時候，一些鏡頭改來改去，到最後卻發現原來一開始才是最好的。」
然而她也知道自己擁有甚麼：從小到大一直擺脫不掉的思考，還有拒絕人云亦云的態度。如今回想，山中瑤子覺得這部電影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塑造了Amiko這個有別於絕大多數日本作品的少女角色：她不可愛、不文青、不溫馨、不感傷，不開心就滾地，生氣就大叫，憤怒就一拳打在別人臉上。
Amiko一點都不日本。
「有些人說看不懂這到底是甚麼，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
電影發表後即成功打入PIA影展。那是日本最早的影展之一，成立至今41年間發掘了不少著名導演，包括香港人熟悉的是枝裕和、園子溫、河瀨直美等。2017年PIA影展大獎的17個候選導演中，有山中瑤子的名字。
今年2月的柏林影展自是另一個創舉。自那之後，山中瑤子平均每月一次到外國參與影展。
其餘時間，她在赤坂見附一家中餐館打工。這份工作她已經做了3年。
我說，都已經能去柏林了，回日本卻去捧餐，那不是很可惜嗎？她說，那又怎樣？可不能靠獨立電影開飯。縱獲國際認同，《Amiko》要走入日本商業影院卻可謂難過登天。一來那叛逆態度是否為主流觀眾接受是個疑問；何況各種制度也在掣肘獨立電影主流化。比如山中瑤子說，電影要有映畫倫理委員會的審批標誌才能在大影院上畫，但《Amiko》那種無申請的游擊式拍法，估計不能通過審查；更何況，審查費動輒數萬港元，比她整部電影的製作費還昂貴。「做這些事，無着數喔。」
山中瑤子不想入電視台，也不大想進電影圈從低做起。她想繼續拍獨立電影。做中餐館幫補生計，她沒怨言。
又或如果有機會，離開日本，到外地發展。
「最近其實我思考很多政治。拍電影前，我以為自己的痛苦與政治無關。拍完後我漸漸發現，正是政治的錯誤令社會氛圍變壞的。我們年輕人總是因成人的決定受罪，你看兩年後的奧運，大家都被叫去做義工……時間寶貴，為何非得去做意義不明又無錢收的事？」
「拍電影是不是可以改變這種狀況呢，我也不知道。」
你想用電影改變社會？我問。
「如果改變不了，那就要離開日本。實在不喜歡現在的日本啊，可以的話，還是想她向好的方向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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