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20-星期日文學‧生態批評與自然書寫：被資本主義規限的時間，被片面浪漫束縛的自然
星期日文學‧生態批評與自然書寫：被資本主義規限的時間，被片面浪漫束縛的自然
2019年10月20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城市人被滿滿的鬱悶、傷痛、憤怒、不安的七情六欲纏繞，想暫時拋下理性思考，或與紛亂的政治詭計切割，大概把目光轉移到大自然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想法。這種以自然定位為城市的他者，可算是歷久常新的策略。自工業革命以降，西方社會一方面擁抱全面的現代化、都市化發展；另一方面，也同時承受了現代社會與歷史及傳統割裂下的悲慟及無力感，因而尋求想像的安全網或懷念前現代（pre-modern）的未被破滅的純真。
十八世紀後階段出現的浪漫主義思潮，有效率地把自然與經濟處理成相對的類別。面向商業化、資本主義化，社會同時潛藏了對道德、公共性、機制的要求，而這往往是於經濟及藝術範疇中獲得回應。浪漫主義作為一種中產階級的想像，實際也是秉承了經濟產業的模式，將自然定型及物化。一方面資本主義掠奪自然，把資源轉化成為生產工具，如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所言，自然被想像成為人類社會的儲備；另一方面，浪漫主義時期的藝術家同樣把自然作為投射的浪漫對象，賦予濃厚的懷舊意味，被理想化成為純潔景觀。自然被想像成特定的時間及空間，存在於都市以外的領域，同時附屬恆久無限的時間軸之上，有不受污染的永久共生性。這種對美好的投射不啻反映了當時社會對現代性的質疑，也把自然單一化及壓抑成被浪漫化的觀賞物。
自然並非社會政治的附屬品
浪漫主義的出現，也針對了現代社會主張的線性歷史觀。歷史學家及馬克思研究學者哈若圖寧（Harry Harootunian）在Marx after Marx中對此有深刻的分析，他指出資本主義的立腳點主要在於對時間概念的掌控，把時間以概念化的方式操控社會的運作系統（a system of "social metabolic"），有效滲入社會每一個層面，把生產及再生產的運作恆常化，以重複性的節奏模糊化了資本主義以前及其以外的歷史脈絡。這種方法刻意淡化往日制度的餘音或社會多聲道的面向，把制度包裝成為合法及唯一的指標。把未來與過去困囿於與現在的關係中，實是資本主義社會把空間與時間同時緊扣，抹煞他想的可能。浪漫主義提供了逃頓的空間與時間，把自然想像成完整自足的、未受污染的、不受干預的領域。當然，這種想像難免只是一種對現實絕望的呼喊，目的是抗議現代社會對自然及文化的破壞，及對美好未來的質疑。放置於當下的香港，從七八十年代的城市化進路中，只見自然多以附屬於社會發展的姿態「出場」，可以是假日優閒的好去處、是沙士時期的救命點、是節日文化承傳的支匯樞紐。自然的話語往往也是放置於線性的基礎上討論，如果認真與自然共生，自然的節奏及律動，應如何被理解？
Tim Choy在Ecologies of Comparison: An Ethnography of Endangerment in Hong Kong中有關香港生態及植物的討論值得借鏡，他以面臨消逝的植物、生態出發，對照香港本土文化的危機感，提出以「比較生態」的方式將能更有效理解在地的獨特性。他提出只有把獨特性放置於不同的架構中互相觀摩，才能理解身分認同與時空、歷史環境、文化視野等的互為影響；突顯文化不應被任何單一的框架所規限。把自然從社會及政治場景中解放出來，尤其重要。近年有關土地、自然、郊野公園的討論在香港愈見沸騰，其中是因為城市發展為前提的政策，令居民以及自然的自主性及多樣性同樣地被抹殺，本來可以提供一部分供港蔬菜或自給自足的農地，必須為發展而讓路。繼菜園村之後，還有新界東北發展、明日大嶼等命題，無時無刻販賣城市發展再發展才是社會唯一「民心」所向。Choy的說法指出，以社會學的框架壓在自然的頭上，對理解社會及自然的獨特性均不可取，反之，社會發展若能視自然生態的模式為學習對象，可能更有效開放城市的想像。自然作為一種可能，為城市人提出了必須處理的生存命題，以下的討論以三位香港年輕藝術家的作品為思考的出發點，他／她以鏡頭、文字、畫筆把香港置身在更多元的討論架構中，提供了對資本主義掛帥的城市的另類思考。
自然與人共存，人是自然的一員
黃進曦與楊學德的《城外》展覽剛剛完結，當中二人通過香港的山脈對話，以不同的進路面向自然、山水，以及我城夏天的變幻。黃進曦繪畫香港的景觀已有不短的日子，當筆者一方面把多幅明媚景象盡收眼底時；另一方面卻被一種複雜的時間向度所吸引。畫家以平靜的自然作為主角，一幅幅風景宜人的山水在安穩的位置中穿插及收藏了不同的節奏：在《城門水塘主壩》中有在行走的人、被風吹動的水影；在《南丫島的一天》中有被風吹起的樹葉及梢頭、波光粼粼的夕陽與在遠處濺起的水花；在《卜公碼頭》中在行駛的船與被吹動的棉絮般的雲，在互相對照。風景的形態是畫作的重心，在鮮明的顏色的拱照下輕易成為了作品的主角，並以延展的方式，貫穿了不同的作品。風景不指涉真象，卻是畫家想像與現實中的結合，並以自由的節奏拉闊了空間。空間其實是時間的聚合，是多元的時間面向的拼貼，既有人也有自然，在不同的節奏中各自平行運作，恍似是一種提示也是一種隱喻。黃進曦作品中的自然呈現了人的參與及互動，但沒有誰支配誰。人的出現提供了進路，但在自然之內，也需刻意地尋找，始能看到。不同層次的時間，由畫中各類進行中的活動聯繫上；人的事件／行動、社會制度（工業化的標誌如運輸工具、工廠），以及廣闊的自然生態。他／它／牠各自承載不同的時間，把不同的時間脈絡在同一平面上展現，豐富並解放了線性的閱讀；以並置的形態展示時間的互疊。
葉曉文往往被定位為大自然的居民，對自然有着不一樣的關注與熱愛。她以插圖及文字演繹及介紹植物及生物，把本來呆板的資料以出人意表的方式推展，提高可讀性。她的《隱山之人In situ》短篇小說集輯錄了不同的故事手法，或以奇幻寫靈性，或重寫歷史故事描繪動物，也有以當下的城市背景寫被隱藏了的人和自然。《隱山之人》的故事以生態學家方宗柏的研究作為背景，帶領讀者進入城市最隱蔽及最幽深的角落，遇上了為着逃避城市繁瑣而到自然當中尋找自我的奇異女子夏花。故事中有着把自然女性化的策略，「迷惑人心的妖魅」既寫傳說中的山魅，也寫象徵逃離城市的女孩。主角二人在自然之中作為觀察者，同時也認清了人也是被自然不停地塑造及再塑造之物。故事提到在面對垂死的蛾時感受到生命的存在，在靈貓的出現中體現了與環境共生的烙印，在昆蟲的覓食求生中見證了自救的必要。文中最為重要的是把女孩定形成患有「解離症」，會「突然跌入夢境中，感到虛幻」；「我開始感到整個世界並不真實，外界事物都像幻影」。這種「病態」令她「身處一種持續的哀傷中，確實感到世界和她之間出現一道巨大的裂縫；枯坐在某時空裏，是一株正在死亡的植物，而又彷彿早就分裂出另外一個她，靈魂出竅似的，在旁邊見證並哀悼着自己的凋萎」。夏花的時間錯落，成為了一種現實與幻想的分割，同時也是一種對自我的重新想像。這種抽離是痛苦的，也同時展示了時間的多重割裂，在面對人對自然造成的災害，必須在斷裂的基礎下才能認清自身的崩壞。這種痛苦成就了對線性時間的割切，在裂縫中在停頓中，始能反思。但這種陣痛在敘事中並非個人意志，反之只是生而存之的病。夏花在抽離時看：死亡有時，凋零有時，生存有時，有效推展了一種面對消逝的自省。「你們在老樹和山魅眼中永遠童稚。你們是大山吹過的一粒塵。」
人的生命與自然的時間相依
黃進曦的畫與葉曉文的敘事，同時具備了對時間的尖銳觸覺，並強調時間的多樣化，既展現了自然的時間，也以自然作為拆解線性歷史的平台。陳浩倫的《稻米》三部曲：《稻米是如何鍊成的》、《收割、開路！》及正在拍攝當中關於香港鄉土人文的紀錄片，也有相類似的思考。前者記錄了反高鐵運動過後，「生活館」的成立以及一群新手農夫與自然的競賽。而後者《收割、開路！》 中三個中年農夫的故事，直接寫時間與自然的關係。三位農夫因着不同的原因決定回歸田野，面對的是各式各樣的新挑戰，當中對於他／她們最大的啟迪是，與自然共存是一輩子要不斷學習的事；另一方面，他／她們的故事各自見證着資本主義在城市發展中的高與低、悲與喜。何滿義曾是中港司機，他的故事涵蓋了多重的時間性，包括：生命的流逝（個人的時間）；前半生成為中港司機，見證了風光的日子也承受過制度的黑暗，以及人事的變遷（社會的時間）；潛行於密密麻麻的貨櫃箱中，他同時是參與及成就香港在全球的競賽中的一員（世界的時間）。紀錄片三個主角的孤獨身影穿越於稻田之間，他／她們還需要迎向自然的韻律。或是在仍未破曉的暗夜工作，或是在滂沱大雨中等待，他／她們的生命時間與農田的自然時間相依。陳浩倫的鏡頭同時重複捕捉農夫黑夜中的手，展現白天光明以外的故事。黑夜中的手不單是勞動的印證，手上的皺紋更是時間的標誌。同一鏡頭也超越視覺的限制，捕捉肉眼以外的小生物。昆蟲在嚼食菜苗，昆蟲在生存。人與自然的共生性，在黑暗中得到了和應。
三個農夫承載不同的故事，卻同時以挑戰人生的時間限制為出發點，見證香港經濟起飛的階段。何滿義的故事起點是中港融合，黃如榮是電子產業騰飛，洪愛珍是年輕時所短暫參與的香港工業；最後大家也決定回歸田園，是因為自然解放了生命，超越了現代社會的標籤及成就感。在面對生命的終點，或是時間之有限，三個主角像《隱山之人》的夏花一樣，在自然中成為了抽離的靈魂，意會到即將逝去的自己，意會到一己在資本主義倒模生產下凋零的軀殼，重新明瞭生命的意義。自然作為一個重要的媒介，既成就了這種對時間的認知，也開啟了多種繁雜的時間面向。德里茲（Gilles Deleuze）及瓜德里（Félix Guattari）在討論如何與萬物共生時，指出理解時間之不可控制是褪下主體性（desubjectification）的重要過程。我們一覺醒來發現時間一去不返，而世界不在我們掌握之中的謙遜，是鼓勵我們重新認識自己的重要契機。在面對自然，尤其必須理解這種希望踰越時間而不可能的困惑，唯有認知以及明白必須摒棄線性想像，才能找到新的可能。閱讀文本如是，閱讀城市也是一樣。這三位年輕的藝術家以各自的方式，展示了社會的多元想像，並通過對時間的處理，批判了資本主義架構對自然的狹隘定位，開啟了把自然從屬於社會議題以外的可能性。開放想像，開放可能。
（自然文學系列之三）
文//余麗文
統籌//林凱敏
編輯//關曉陽
電郵// literature@mingpao.com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9年10月20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城市人被滿滿的鬱悶、傷痛、憤怒、不安的七情六欲纏繞，想暫時拋下理性思考，或與紛亂的政治詭計切割，大概把目光轉移到大自然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想法。這種以自然定位為城市的他者，可算是歷久常新的策略。自工業革命以降，西方社會一方面擁抱全面的現代化、都市化發展；另一方面，也同時承受了現代社會與歷史及傳統割裂下的悲慟及無力感，因而尋求想像的安全網或懷念前現代（pre-modern）的未被破滅的純真。
十八世紀後階段出現的浪漫主義思潮，有效率地把自然與經濟處理成相對的類別。面向商業化、資本主義化，社會同時潛藏了對道德、公共性、機制的要求，而這往往是於經濟及藝術範疇中獲得回應。浪漫主義作為一種中產階級的想像，實際也是秉承了經濟產業的模式，將自然定型及物化。一方面資本主義掠奪自然，把資源轉化成為生產工具，如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所言，自然被想像成為人類社會的儲備；另一方面，浪漫主義時期的藝術家同樣把自然作為投射的浪漫對象，賦予濃厚的懷舊意味，被理想化成為純潔景觀。自然被想像成特定的時間及空間，存在於都市以外的領域，同時附屬恆久無限的時間軸之上，有不受污染的永久共生性。這種對美好的投射不啻反映了當時社會對現代性的質疑，也把自然單一化及壓抑成被浪漫化的觀賞物。
自然並非社會政治的附屬品
浪漫主義的出現，也針對了現代社會主張的線性歷史觀。歷史學家及馬克思研究學者哈若圖寧（Harry Harootunian）在Marx after Marx中對此有深刻的分析，他指出資本主義的立腳點主要在於對時間概念的掌控，把時間以概念化的方式操控社會的運作系統（a system of "social metabolic"），有效滲入社會每一個層面，把生產及再生產的運作恆常化，以重複性的節奏模糊化了資本主義以前及其以外的歷史脈絡。這種方法刻意淡化往日制度的餘音或社會多聲道的面向，把制度包裝成為合法及唯一的指標。把未來與過去困囿於與現在的關係中，實是資本主義社會把空間與時間同時緊扣，抹煞他想的可能。浪漫主義提供了逃頓的空間與時間，把自然想像成完整自足的、未受污染的、不受干預的領域。當然，這種想像難免只是一種對現實絕望的呼喊，目的是抗議現代社會對自然及文化的破壞，及對美好未來的質疑。放置於當下的香港，從七八十年代的城市化進路中，只見自然多以附屬於社會發展的姿態「出場」，可以是假日優閒的好去處、是沙士時期的救命點、是節日文化承傳的支匯樞紐。自然的話語往往也是放置於線性的基礎上討論，如果認真與自然共生，自然的節奏及律動，應如何被理解？
Tim Choy在Ecologies of Comparison: An Ethnography of Endangerment in Hong Kong中有關香港生態及植物的討論值得借鏡，他以面臨消逝的植物、生態出發，對照香港本土文化的危機感，提出以「比較生態」的方式將能更有效理解在地的獨特性。他提出只有把獨特性放置於不同的架構中互相觀摩，才能理解身分認同與時空、歷史環境、文化視野等的互為影響；突顯文化不應被任何單一的框架所規限。把自然從社會及政治場景中解放出來，尤其重要。近年有關土地、自然、郊野公園的討論在香港愈見沸騰，其中是因為城市發展為前提的政策，令居民以及自然的自主性及多樣性同樣地被抹殺，本來可以提供一部分供港蔬菜或自給自足的農地，必須為發展而讓路。繼菜園村之後，還有新界東北發展、明日大嶼等命題，無時無刻販賣城市發展再發展才是社會唯一「民心」所向。Choy的說法指出，以社會學的框架壓在自然的頭上，對理解社會及自然的獨特性均不可取，反之，社會發展若能視自然生態的模式為學習對象，可能更有效開放城市的想像。自然作為一種可能，為城市人提出了必須處理的生存命題，以下的討論以三位香港年輕藝術家的作品為思考的出發點，他／她以鏡頭、文字、畫筆把香港置身在更多元的討論架構中，提供了對資本主義掛帥的城市的另類思考。
自然與人共存，人是自然的一員
黃進曦與楊學德的《城外》展覽剛剛完結，當中二人通過香港的山脈對話，以不同的進路面向自然、山水，以及我城夏天的變幻。黃進曦繪畫香港的景觀已有不短的日子，當筆者一方面把多幅明媚景象盡收眼底時；另一方面卻被一種複雜的時間向度所吸引。畫家以平靜的自然作為主角，一幅幅風景宜人的山水在安穩的位置中穿插及收藏了不同的節奏：在《城門水塘主壩》中有在行走的人、被風吹動的水影；在《南丫島的一天》中有被風吹起的樹葉及梢頭、波光粼粼的夕陽與在遠處濺起的水花；在《卜公碼頭》中在行駛的船與被吹動的棉絮般的雲，在互相對照。風景的形態是畫作的重心，在鮮明的顏色的拱照下輕易成為了作品的主角，並以延展的方式，貫穿了不同的作品。風景不指涉真象，卻是畫家想像與現實中的結合，並以自由的節奏拉闊了空間。空間其實是時間的聚合，是多元的時間面向的拼貼，既有人也有自然，在不同的節奏中各自平行運作，恍似是一種提示也是一種隱喻。黃進曦作品中的自然呈現了人的參與及互動，但沒有誰支配誰。人的出現提供了進路，但在自然之內，也需刻意地尋找，始能看到。不同層次的時間，由畫中各類進行中的活動聯繫上；人的事件／行動、社會制度（工業化的標誌如運輸工具、工廠），以及廣闊的自然生態。他／它／牠各自承載不同的時間，把不同的時間脈絡在同一平面上展現，豐富並解放了線性的閱讀；以並置的形態展示時間的互疊。
葉曉文往往被定位為大自然的居民，對自然有着不一樣的關注與熱愛。她以插圖及文字演繹及介紹植物及生物，把本來呆板的資料以出人意表的方式推展，提高可讀性。她的《隱山之人In situ》短篇小說集輯錄了不同的故事手法，或以奇幻寫靈性，或重寫歷史故事描繪動物，也有以當下的城市背景寫被隱藏了的人和自然。《隱山之人》的故事以生態學家方宗柏的研究作為背景，帶領讀者進入城市最隱蔽及最幽深的角落，遇上了為着逃避城市繁瑣而到自然當中尋找自我的奇異女子夏花。故事中有着把自然女性化的策略，「迷惑人心的妖魅」既寫傳說中的山魅，也寫象徵逃離城市的女孩。主角二人在自然之中作為觀察者，同時也認清了人也是被自然不停地塑造及再塑造之物。故事提到在面對垂死的蛾時感受到生命的存在，在靈貓的出現中體現了與環境共生的烙印，在昆蟲的覓食求生中見證了自救的必要。文中最為重要的是把女孩定形成患有「解離症」，會「突然跌入夢境中，感到虛幻」；「我開始感到整個世界並不真實，外界事物都像幻影」。這種「病態」令她「身處一種持續的哀傷中，確實感到世界和她之間出現一道巨大的裂縫；枯坐在某時空裏，是一株正在死亡的植物，而又彷彿早就分裂出另外一個她，靈魂出竅似的，在旁邊見證並哀悼着自己的凋萎」。夏花的時間錯落，成為了一種現實與幻想的分割，同時也是一種對自我的重新想像。這種抽離是痛苦的，也同時展示了時間的多重割裂，在面對人對自然造成的災害，必須在斷裂的基礎下才能認清自身的崩壞。這種痛苦成就了對線性時間的割切，在裂縫中在停頓中，始能反思。但這種陣痛在敘事中並非個人意志，反之只是生而存之的病。夏花在抽離時看：死亡有時，凋零有時，生存有時，有效推展了一種面對消逝的自省。「你們在老樹和山魅眼中永遠童稚。你們是大山吹過的一粒塵。」
人的生命與自然的時間相依
黃進曦的畫與葉曉文的敘事，同時具備了對時間的尖銳觸覺，並強調時間的多樣化，既展現了自然的時間，也以自然作為拆解線性歷史的平台。陳浩倫的《稻米》三部曲：《稻米是如何鍊成的》、《收割、開路！》及正在拍攝當中關於香港鄉土人文的紀錄片，也有相類似的思考。前者記錄了反高鐵運動過後，「生活館」的成立以及一群新手農夫與自然的競賽。而後者《收割、開路！》 中三個中年農夫的故事，直接寫時間與自然的關係。三位農夫因着不同的原因決定回歸田野，面對的是各式各樣的新挑戰，當中對於他／她們最大的啟迪是，與自然共存是一輩子要不斷學習的事；另一方面，他／她們的故事各自見證着資本主義在城市發展中的高與低、悲與喜。何滿義曾是中港司機，他的故事涵蓋了多重的時間性，包括：生命的流逝（個人的時間）；前半生成為中港司機，見證了風光的日子也承受過制度的黑暗，以及人事的變遷（社會的時間）；潛行於密密麻麻的貨櫃箱中，他同時是參與及成就香港在全球的競賽中的一員（世界的時間）。紀錄片三個主角的孤獨身影穿越於稻田之間，他／她們還需要迎向自然的韻律。或是在仍未破曉的暗夜工作，或是在滂沱大雨中等待，他／她們的生命時間與農田的自然時間相依。陳浩倫的鏡頭同時重複捕捉農夫黑夜中的手，展現白天光明以外的故事。黑夜中的手不單是勞動的印證，手上的皺紋更是時間的標誌。同一鏡頭也超越視覺的限制，捕捉肉眼以外的小生物。昆蟲在嚼食菜苗，昆蟲在生存。人與自然的共生性，在黑暗中得到了和應。
三個農夫承載不同的故事，卻同時以挑戰人生的時間限制為出發點，見證香港經濟起飛的階段。何滿義的故事起點是中港融合，黃如榮是電子產業騰飛，洪愛珍是年輕時所短暫參與的香港工業；最後大家也決定回歸田園，是因為自然解放了生命，超越了現代社會的標籤及成就感。在面對生命的終點，或是時間之有限，三個主角像《隱山之人》的夏花一樣，在自然中成為了抽離的靈魂，意會到即將逝去的自己，意會到一己在資本主義倒模生產下凋零的軀殼，重新明瞭生命的意義。自然作為一個重要的媒介，既成就了這種對時間的認知，也開啟了多種繁雜的時間面向。德里茲（Gilles Deleuze）及瓜德里（Félix Guattari）在討論如何與萬物共生時，指出理解時間之不可控制是褪下主體性（desubjectification）的重要過程。我們一覺醒來發現時間一去不返，而世界不在我們掌握之中的謙遜，是鼓勵我們重新認識自己的重要契機。在面對自然，尤其必須理解這種希望踰越時間而不可能的困惑，唯有認知以及明白必須摒棄線性想像，才能找到新的可能。閱讀文本如是，閱讀城市也是一樣。這三位年輕的藝術家以各自的方式，展示了社會的多元想像，並通過對時間的處理，批判了資本主義架構對自然的狹隘定位，開啟了把自然從屬於社會議題以外的可能性。開放想像，開放可能。
（自然文學系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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