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27-明報：星期日文學‧生態批評與自然書寫：本地首批行山KOL，香港早期的自然書寫
明報：星期日文學‧生態批評與自然書寫：本地首批行山KOL，香港早期的自然書寫
2019年10月27日星期日
截自《廣東全省經緯地輿圖》
【明報專訊】現代人對自然的關注，往往源於自然生態遭受破壞，尤其人為的破壞。近半個世紀以來，急劇的科技發展與城市擴張帶來的環境污染、全球暖化、冰川消融、物種滅絕，科學家多次地球毁滅的警告，讓人無法對生態危機視而不見。不獨科學家本着專業良知大聲疾呼，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者也在各自的領域上嚴肅反省人與自然的關係。這一種對自然生態的關注與反省，也讓人重新檢視過去有關自然的作品，在文類上漸漸出現「自然書寫」這新文類。
指涉自然的寫作實踐曾出現過不同名稱，有稱為自然寫作、自然文學、環境文學、生態文學、自然導向文學、自然書寫等，都指具備文學性的作品。現在較多人使用的「自然書寫」（nature writing）一詞來自英美評論界。里昂（Thomas Lyon）在《無與倫比的大地》（This Incomparable Land: A Guide to American Nature Writing，二○○一年出版）一書中指出，涉及自然世界的寫作實踐相當廣泛，包含文學、哲學、科學、史學以至工具書等範疇，這些作品主要有三個向度：自然史料、個人對自然的回應，以及對自然的哲學省思。布蘭奇（Michael Branch）討論美國的自然書寫時，追溯此文類的歷史，把十五六世紀歐洲航海家的日記書信、十七世紀英國新教徒描寫美洲新世界的文學作品，以至十八世紀對大自然表達崇敬之情的或浪漫或科學的作品，都視為這一文類的遠祖，傳遞在這土地上生活的人的願望、恐懼與價值。吳明益在《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討論台灣的自然書寫時，參考上述英美傳統與台灣論者的觀點，進一步界定現代自然書寫的六個特質：①以自然與人的互動為描寫的主軸；②記錄作者的親身觀察、發現等「非虛構」經驗；③運用自然知識，具備知性理解；④以個人敘述為主（如日誌、遊記、年記、報道等）；⑤糅合文學、史學、生物學、生態學與民族學等跨學科知識；⑥包含人對環境的覺醒與尊重。這是目前中文學界對自然書寫比較全面與嚴謹的定義，其中非虛構性、作者親身介入等特點，無疑會排除了詩與小說等虛構作品；而文學性則把田野指南、自然圖鑑、導覽手冊等工具書拒於門外；跨學科知識與環境倫理也未必適合分析這些觀念還未流行的早期作品。這「現代自然書寫」的定義，是否只適合分析「現代」作品？下面我們再討論。
不關種族國籍身分的「地方感」
自然書寫近年在香港漸受注意，報章雜誌時有專題介紹：《字花》第三十二期（二○一一年七月）的「自然寫作」專輯，有莊棣華的〈博物學與自然寫作〉的討論、實踐者（城市農夫與導賞員）的訪問、作者對談（西西與何福仁），並且開列書單，向讀者推介中外自然書寫的重要著作；何阿嵐、陳奉京（《香港01》周報，二○一六年十月）嘗試簡單勾勒香港自然書寫的「開墾」歷程，文章提到香樂思（Geoffrey Herklots）、亥烏德（G. S. P. Heywood，或譯郗活）、葉靈鳳、也斯、葉輝，以及吳煦斌；《明報周刊》二○一八年有「發現春天」專輯，除了有剛出版《尋牠——香港野外動物手札》的葉曉文訪問外，還有觀鳥、賞蝶的介紹。個別自然寫作者出版新作，報章的報道與訪問比其他文類都要多。這大概與自然書寫的跨界別特性、受眾廣泛、與香港的閒暇生活較多接合之處等都有關係。台灣自然書寫作家劉克襄、吳明益來港講學，劉的作品並在港出版，以及香樂思的著作再出土也都有重要影響。
香樂思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年代任教港大生物系，課餘在香港野外觀察自然生態，並創辦《香港博物學家》（The Hong Kong Naturalist）、編輯《香港漁業研究站學報》（Journal of Hong Kong Fisheries Research Station）、出版《香港食用魚類圖志》（Common Marine Food-Fishes of Hong Kong）和《香港的鳥類》（Hong Kong Birds），是香港重要的博物學者，可是香港人普遍對他卻知之不多。他的 《野外香港歲時記》（The Hong Kong Countryside: Throughout the Seasons）英文原著一九五一年由《南華早報》出版，後來彭玉文把此書翻譯成中文，並花了大量工夫查證核實、重臨現場、拍照配圖、更新資料，做了詳細譯註與導讀，二○一八年出版，補白了香港自然書寫史上重要的一頁。
彭玉文的譯著一個重要貢獻，是釐清了香樂思與葉靈鳳的關係，對葉靈鳳方物志的地位提出商榷。廣義的自然書寫應該包括方物志，或者把方物志、風俗掌故等作品視為自然書寫的遙遠源頭或重要參考。然而傳統方物志較缺乏博物學知識，也缺少對生態環境的關注。因此，一九五三年葉靈鳳在報章上寫作「太平山風物志」專欄，運用了不少博物學知識，讓後來的研究者認為他符合上述嚴格定義的現代自然書寫傳統，把他結集出版的《香港方物志》視為香港自然書寫的先鋒，甚至認為文章中對香港生態的熟悉與情感，顯示一種「香港意識」的抬頭，把過去認為一九七○年代文學作品才出現的本土意識，大大推前了二十年。然而，彭玉文考證資料，發現《香港方物志》的不少內容，其實轉化自香樂思一書，甚至直接挪用香氏的手繪圖畫。姑勿論葉靈鳳是否有意抄襲，抑或是傳統文人徵引意識的薄弱，我們起碼知道，這種本土意識並不來自南來文人葉靈鳳，而是來自一位外籍學者、殖民地官員。吳明益與彭玉文都引段義孚的「地方感」，以證寫作者對香港這個空間以及其上的人事物有無限眷戀，視這空間有無可比擬的價值，今日我們讀來，自是百般滋味，卻也非常熟悉。而香樂思書中處處流露的對香港動植物的細緻觀察與愛惜、對本地野外環境倫理的關注與建言，又再一次向今日的我們證明，本土身分與種族膚色沒有必然關係。事實上，我們在不少殖民地官員身上都看到這種對久居的殖民地的熱愛與認同，這種認同反而較難在民族思想強烈、文化優越感高漲的南來文人身上找到。
寂寂無聞半世紀的香港最早方志
這種本土認同，我們甚至可以在年代更早的土生土長旅行家黃佩佳身上找到。一九○六年出生於香港鴨脷洲的黃佩佳自皇仁書院中學畢業後，進入庫務司工作，閒暇熱愛郊遊，「雖風雨如晦，亦不中止。日積月累，足迹遂幾遍新界」。一九二八年起在《華僑日報》撰寫專欄。這類報紙專欄文章本來散佚不全，近年幸有熱心旅行愛好者與研究者積極整理，目前已整理出版的，有寫於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間的《新界風土名勝大觀》（二○一六年出版），及寫於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一年間的《香港本地風光》（二○一七年出版）。《新界風土名勝大觀》結構嚴整、行文嚴謹、分條縷述、巨細靡遺，正如他在序言中的介紹：
書中先述新界之概况，後及各村落之風土人情、居民之來源及其生活，以至於名勝古蹟、園林別業、樓閣亭臺、橋樑碑版、地方史實，與乎該地名人之史略等，苟力之可逮，當為翔實之記載，細膩之描寫，使讀者如得臥游，聊為探風問俗之助。
這些連載文章曾經他整理增刪，參考新界書籍與後來的旅行見聞，成較有系統之書。《華僑日報》的吳灞陵一九四八年曾再整理結集，但一直沒有刊行出版。後來葉靈鳳、吳灞陵等人寫的香港掌故風物志，也不見提及黃佩佳，香港早期方志文獻難以傳承，不成影響，可見一斑。沈思因緣重新編校此書出版，我們始得見此書的規模與格局，都甚可觀，是香港最早一部地方志。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時局動盪，黃佩佳深受當時主流的民族主義影響，文章中時常流露出憂國憂民的思想，這位吳灞陵眼中「最愛國家、最愛民族的志士」，一九四三年**竟拋下妻兒，獨自赴廣州參與抗日戰爭，此後音信全無，家人朋友都估計他已殉難。我們在《新界風土名勝大觀》中的確看到黃佩佳的家國一統觀念，書一開始敘述新界的沿革，即追溯新界乃舊時新安縣，據《廣州府志》考究至秦，為南海郡，一直下來在各朝代傳承沿革，皆有迹可尋，他視新界為中土一部分自無異議。他對中土風景名勝的仰慕，可見於他在書中「風景」條目，援引西湖十景與羊城八景之例，自創「新界十景」。然而細看十景的名目：浪打金鐘、雲蒸鳳嶺、望夫化石、觀音坐蓮、潮灣秋月、杯渡晚鐘、昂平禪地、鞍嶺朝陽、帽山俯瞰、娘潭飛瀑，除了感受他的文學感性，又分明看到他對本地風光的自信，絲毫不覺比中土勝景遜色。他畢竟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仔，沒有南來文人的過客心態，對香港沒有諸多不滿，反而處處流露出他對新界鄉土的熱愛與自豪感。在「沿革」一條目最後一段即這樣寫道：
然今日之新界，自經英政府之經營，開荒土，築馬路，改進農業，增建洋樓，而九廣鐵路自南而北以貫其中部，環繞新界之公路亦達五十六英里半，至溝通各村落之山徑亦密如蛛網。餘如電汽、郵政、教育、醫務各項，增設改良，長足進展，使新界日趨於繁榮，至若達官貴人，遯迹是間，闢園林，肄別業，有增無已，又使新界山水添些情侶。噫！新界乎，今日之新界，非復舊時新安縣之沉寂矣。
對殖民政府的施政建設滿意之情溢於言表，這也許亦是他身為公務員一員的身分定位。這種對新界郊野的熱愛，對殖民政府建設的肯定貫穿全書。
《新界風土名勝大觀》畢竟以方志文獻為職志，內容力求翔實，行文嚴謹，少了幾分從容感性。寫於早五年前的《香港本地風光》則是「不理三七廿一，想到就寫，隨隨便便，不拘束，不粉飾」（〈序二〉）。這種率性見諸不拘一格的題材，也見諸輕鬆活潑的文字，與正經八百的《新界風土名勝大觀》大異其趣，無疑更接近自然書寫的感性個人敘述性質。它的幽默有趣地方，尤見於其體例：文章內每一條目後，多半有「中原大俠按」。黃佩佳自己介紹他出場，指中原大俠毛遂自薦要給他的文章加按語，「開開頑笑」。沈思認為此中原大俠是黃佩佳的友人，真實姓名不詳。然而，看中原大俠按語的內容與行文，也許是黃佩佳一人分飾兩角也說不定，「二人」有時吐槽，有時附和，有時補充資料，除了增添趣味，也提供多一個閱讀角度。
然而，一九三○年代畢竟距今相當遙遠，現代的生態環境觀念在那時的華人文化人圈子還不流行，黃的此二書寫及郊野自然，還是以人為中心，對生態環境的反省幾乎沒有着墨。這要到晚近積極參與自然書寫的年輕作者如葉曉文、趙曉彤等人身上，才可看出有趣的對照，值得另文探討。
（自然文學系列之四．完）
**沈思在《新界風土名勝大觀》〈編校者序〉中引吳灞陵謂黃佩佳是一九四五年乘船赴廣州後失蹤，然而黃的外孫葉世廉在《香港本地風光》〈序〉中卻指黃是一九四三年赴粵抗日，沈思在〈序二〉中亦指黃的《絕命詩》自題為民國三十二年，即一九四三年，並謂吳灞陵一九四四年在報章上也說他失蹤了。可見《新界風土名勝大觀》的一九四五年應是誤植。
文//陳燕遐
統籌//林凱敏
編輯//關曉陽
電郵// literature@mingpao.com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9年10月27日星期日
截自《廣東全省經緯地輿圖》
【明報專訊】現代人對自然的關注，往往源於自然生態遭受破壞，尤其人為的破壞。近半個世紀以來，急劇的科技發展與城市擴張帶來的環境污染、全球暖化、冰川消融、物種滅絕，科學家多次地球毁滅的警告，讓人無法對生態危機視而不見。不獨科學家本着專業良知大聲疾呼，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者也在各自的領域上嚴肅反省人與自然的關係。這一種對自然生態的關注與反省，也讓人重新檢視過去有關自然的作品，在文類上漸漸出現「自然書寫」這新文類。
指涉自然的寫作實踐曾出現過不同名稱，有稱為自然寫作、自然文學、環境文學、生態文學、自然導向文學、自然書寫等，都指具備文學性的作品。現在較多人使用的「自然書寫」（nature writing）一詞來自英美評論界。里昂（Thomas Lyon）在《無與倫比的大地》（This Incomparable Land: A Guide to American Nature Writing，二○○一年出版）一書中指出，涉及自然世界的寫作實踐相當廣泛，包含文學、哲學、科學、史學以至工具書等範疇，這些作品主要有三個向度：自然史料、個人對自然的回應，以及對自然的哲學省思。布蘭奇（Michael Branch）討論美國的自然書寫時，追溯此文類的歷史，把十五六世紀歐洲航海家的日記書信、十七世紀英國新教徒描寫美洲新世界的文學作品，以至十八世紀對大自然表達崇敬之情的或浪漫或科學的作品，都視為這一文類的遠祖，傳遞在這土地上生活的人的願望、恐懼與價值。吳明益在《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討論台灣的自然書寫時，參考上述英美傳統與台灣論者的觀點，進一步界定現代自然書寫的六個特質：①以自然與人的互動為描寫的主軸；②記錄作者的親身觀察、發現等「非虛構」經驗；③運用自然知識，具備知性理解；④以個人敘述為主（如日誌、遊記、年記、報道等）；⑤糅合文學、史學、生物學、生態學與民族學等跨學科知識；⑥包含人對環境的覺醒與尊重。這是目前中文學界對自然書寫比較全面與嚴謹的定義，其中非虛構性、作者親身介入等特點，無疑會排除了詩與小說等虛構作品；而文學性則把田野指南、自然圖鑑、導覽手冊等工具書拒於門外；跨學科知識與環境倫理也未必適合分析這些觀念還未流行的早期作品。這「現代自然書寫」的定義，是否只適合分析「現代」作品？下面我們再討論。
不關種族國籍身分的「地方感」
自然書寫近年在香港漸受注意，報章雜誌時有專題介紹：《字花》第三十二期（二○一一年七月）的「自然寫作」專輯，有莊棣華的〈博物學與自然寫作〉的討論、實踐者（城市農夫與導賞員）的訪問、作者對談（西西與何福仁），並且開列書單，向讀者推介中外自然書寫的重要著作；何阿嵐、陳奉京（《香港01》周報，二○一六年十月）嘗試簡單勾勒香港自然書寫的「開墾」歷程，文章提到香樂思（Geoffrey Herklots）、亥烏德（G. S. P. Heywood，或譯郗活）、葉靈鳳、也斯、葉輝，以及吳煦斌；《明報周刊》二○一八年有「發現春天」專輯，除了有剛出版《尋牠——香港野外動物手札》的葉曉文訪問外，還有觀鳥、賞蝶的介紹。個別自然寫作者出版新作，報章的報道與訪問比其他文類都要多。這大概與自然書寫的跨界別特性、受眾廣泛、與香港的閒暇生活較多接合之處等都有關係。台灣自然書寫作家劉克襄、吳明益來港講學，劉的作品並在港出版，以及香樂思的著作再出土也都有重要影響。
香樂思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年代任教港大生物系，課餘在香港野外觀察自然生態，並創辦《香港博物學家》（The Hong Kong Naturalist）、編輯《香港漁業研究站學報》（Journal of Hong Kong Fisheries Research Station）、出版《香港食用魚類圖志》（Common Marine Food-Fishes of Hong Kong）和《香港的鳥類》（Hong Kong Birds），是香港重要的博物學者，可是香港人普遍對他卻知之不多。他的 《野外香港歲時記》（The Hong Kong Countryside: Throughout the Seasons）英文原著一九五一年由《南華早報》出版，後來彭玉文把此書翻譯成中文，並花了大量工夫查證核實、重臨現場、拍照配圖、更新資料，做了詳細譯註與導讀，二○一八年出版，補白了香港自然書寫史上重要的一頁。
彭玉文的譯著一個重要貢獻，是釐清了香樂思與葉靈鳳的關係，對葉靈鳳方物志的地位提出商榷。廣義的自然書寫應該包括方物志，或者把方物志、風俗掌故等作品視為自然書寫的遙遠源頭或重要參考。然而傳統方物志較缺乏博物學知識，也缺少對生態環境的關注。因此，一九五三年葉靈鳳在報章上寫作「太平山風物志」專欄，運用了不少博物學知識，讓後來的研究者認為他符合上述嚴格定義的現代自然書寫傳統，把他結集出版的《香港方物志》視為香港自然書寫的先鋒，甚至認為文章中對香港生態的熟悉與情感，顯示一種「香港意識」的抬頭，把過去認為一九七○年代文學作品才出現的本土意識，大大推前了二十年。然而，彭玉文考證資料，發現《香港方物志》的不少內容，其實轉化自香樂思一書，甚至直接挪用香氏的手繪圖畫。姑勿論葉靈鳳是否有意抄襲，抑或是傳統文人徵引意識的薄弱，我們起碼知道，這種本土意識並不來自南來文人葉靈鳳，而是來自一位外籍學者、殖民地官員。吳明益與彭玉文都引段義孚的「地方感」，以證寫作者對香港這個空間以及其上的人事物有無限眷戀，視這空間有無可比擬的價值，今日我們讀來，自是百般滋味，卻也非常熟悉。而香樂思書中處處流露的對香港動植物的細緻觀察與愛惜、對本地野外環境倫理的關注與建言，又再一次向今日的我們證明，本土身分與種族膚色沒有必然關係。事實上，我們在不少殖民地官員身上都看到這種對久居的殖民地的熱愛與認同，這種認同反而較難在民族思想強烈、文化優越感高漲的南來文人身上找到。
寂寂無聞半世紀的香港最早方志
這種本土認同，我們甚至可以在年代更早的土生土長旅行家黃佩佳身上找到。一九○六年出生於香港鴨脷洲的黃佩佳自皇仁書院中學畢業後，進入庫務司工作，閒暇熱愛郊遊，「雖風雨如晦，亦不中止。日積月累，足迹遂幾遍新界」。一九二八年起在《華僑日報》撰寫專欄。這類報紙專欄文章本來散佚不全，近年幸有熱心旅行愛好者與研究者積極整理，目前已整理出版的，有寫於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間的《新界風土名勝大觀》（二○一六年出版），及寫於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一年間的《香港本地風光》（二○一七年出版）。《新界風土名勝大觀》結構嚴整、行文嚴謹、分條縷述、巨細靡遺，正如他在序言中的介紹：
書中先述新界之概况，後及各村落之風土人情、居民之來源及其生活，以至於名勝古蹟、園林別業、樓閣亭臺、橋樑碑版、地方史實，與乎該地名人之史略等，苟力之可逮，當為翔實之記載，細膩之描寫，使讀者如得臥游，聊為探風問俗之助。
這些連載文章曾經他整理增刪，參考新界書籍與後來的旅行見聞，成較有系統之書。《華僑日報》的吳灞陵一九四八年曾再整理結集，但一直沒有刊行出版。後來葉靈鳳、吳灞陵等人寫的香港掌故風物志，也不見提及黃佩佳，香港早期方志文獻難以傳承，不成影響，可見一斑。沈思因緣重新編校此書出版，我們始得見此書的規模與格局，都甚可觀，是香港最早一部地方志。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時局動盪，黃佩佳深受當時主流的民族主義影響，文章中時常流露出憂國憂民的思想，這位吳灞陵眼中「最愛國家、最愛民族的志士」，一九四三年**竟拋下妻兒，獨自赴廣州參與抗日戰爭，此後音信全無，家人朋友都估計他已殉難。我們在《新界風土名勝大觀》中的確看到黃佩佳的家國一統觀念，書一開始敘述新界的沿革，即追溯新界乃舊時新安縣，據《廣州府志》考究至秦，為南海郡，一直下來在各朝代傳承沿革，皆有迹可尋，他視新界為中土一部分自無異議。他對中土風景名勝的仰慕，可見於他在書中「風景」條目，援引西湖十景與羊城八景之例，自創「新界十景」。然而細看十景的名目：浪打金鐘、雲蒸鳳嶺、望夫化石、觀音坐蓮、潮灣秋月、杯渡晚鐘、昂平禪地、鞍嶺朝陽、帽山俯瞰、娘潭飛瀑，除了感受他的文學感性，又分明看到他對本地風光的自信，絲毫不覺比中土勝景遜色。他畢竟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仔，沒有南來文人的過客心態，對香港沒有諸多不滿，反而處處流露出他對新界鄉土的熱愛與自豪感。在「沿革」一條目最後一段即這樣寫道：
然今日之新界，自經英政府之經營，開荒土，築馬路，改進農業，增建洋樓，而九廣鐵路自南而北以貫其中部，環繞新界之公路亦達五十六英里半，至溝通各村落之山徑亦密如蛛網。餘如電汽、郵政、教育、醫務各項，增設改良，長足進展，使新界日趨於繁榮，至若達官貴人，遯迹是間，闢園林，肄別業，有增無已，又使新界山水添些情侶。噫！新界乎，今日之新界，非復舊時新安縣之沉寂矣。
對殖民政府的施政建設滿意之情溢於言表，這也許亦是他身為公務員一員的身分定位。這種對新界郊野的熱愛，對殖民政府建設的肯定貫穿全書。
《新界風土名勝大觀》畢竟以方志文獻為職志，內容力求翔實，行文嚴謹，少了幾分從容感性。寫於早五年前的《香港本地風光》則是「不理三七廿一，想到就寫，隨隨便便，不拘束，不粉飾」（〈序二〉）。這種率性見諸不拘一格的題材，也見諸輕鬆活潑的文字，與正經八百的《新界風土名勝大觀》大異其趣，無疑更接近自然書寫的感性個人敘述性質。它的幽默有趣地方，尤見於其體例：文章內每一條目後，多半有「中原大俠按」。黃佩佳自己介紹他出場，指中原大俠毛遂自薦要給他的文章加按語，「開開頑笑」。沈思認為此中原大俠是黃佩佳的友人，真實姓名不詳。然而，看中原大俠按語的內容與行文，也許是黃佩佳一人分飾兩角也說不定，「二人」有時吐槽，有時附和，有時補充資料，除了增添趣味，也提供多一個閱讀角度。
然而，一九三○年代畢竟距今相當遙遠，現代的生態環境觀念在那時的華人文化人圈子還不流行，黃的此二書寫及郊野自然，還是以人為中心，對生態環境的反省幾乎沒有着墨。這要到晚近積極參與自然書寫的年輕作者如葉曉文、趙曉彤等人身上，才可看出有趣的對照，值得另文探討。
（自然文學系列之四．完）
**沈思在《新界風土名勝大觀》〈編校者序〉中引吳灞陵謂黃佩佳是一九四五年乘船赴廣州後失蹤，然而黃的外孫葉世廉在《香港本地風光》〈序〉中卻指黃是一九四三年赴粵抗日，沈思在〈序二〉中亦指黃的《絕命詩》自題為民國三十二年，即一九四三年，並謂吳灞陵一九四四年在報章上也說他失蹤了。可見《新界風土名勝大觀》的一九四五年應是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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