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27-安徒行傳：下放段崇智去牛棚
安徒行傳：下放段崇智去牛棚
2019年10月27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中大校長段崇智日前發表公開信，詳述他與中大學生深情對話之後的見解和觀點，連日惹來鋪天蓋地的攻擊。上至前特首梁振英、《人民日報》，下至工聯會、藍色網媒、左派報章，甚至四個警察協會的主席都殺聲震天。有斥段校長「隨波逐流，不辯是非」，有指摘他「包庇罪行，自毁大學公信力」，有罵段「為暴動背書」，「中大已被暴徒騎劫」，不一而足。不過最為粗鄙無文的評論來自前任特首梁振英，他力指段崇智「縮骨」、「甩身」、「只為了個人解脫」，極盡人身攻擊的能事。不過最令人戰慄的還是他寫了過千字鴻文的最後一句：「近年香港的大學學生會都是玩政治的，當中還有無恥無敵的高手，但不是每個大學校長都是懂政治的，段校長，你有沒有入錯行？」
梁振英貴為前任特首，當今也是全國政協副主席。按照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的制度，梁在任特首期間，是香港所有大學的校監。他當然知道，香港所有資助大學的教授都是從全球招聘。在一個以研究成果和教學卓越掛帥的高等教育世界，各地求才若渴，競爭激烈。梁振英對段崇智的人身攻擊和無情羞辱，其實已經等於向全世界宣告，像段崇智這種「不懂政治」的學者，根本想也不要想來香港發展，因為香港已經回到「紅」大過「專」的文革時代。作為大學校長，一下子忘記了要緊緊跟隨「正確」政治路線，就會招來「國家領導人」級別的攻擊，身敗名裂，斯文掃地。如此一來，不單中大以後休想吸引什麼國際知名學者，在任的「老外」教授也不能不撫心自問，在這個「揸槍的」也會來教你如何管理大學的醬缸香港，究竟自己「有沒有入錯行」。
段入錯行？ 老外教授也要自問
查實段崇智的那封公開信，只是說了一些四平八穩的話，但已經扛上「包庇暴徒」、使中大變成「反中亂港的港獨勢力的基地」的嚴重罪名，說明今日在「緊急法」下的香港，有黨國機器撐腰的「武人干政」已經是特區現實的一部分。在「警察國家」（police state）狀態底下，大學，一如一切教育機構，都只不過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與警察與監獄這些「鎮壓性國家機器」本質沒有分別。在維穩至上的前提下，前者要除下「自由、中立、理性」的外衣，完全聽命於後者。無論是哪一級的教育機構，首要的任務就是對「維穩政權」效忠，認清舉報嫌疑罪犯，比什麼勞什子教育理念，「以人為本」的教育原則還要優先。
觀乎中國近代，軍閥武人最為忌諱的正是學生運動。最能考驗所謂知識分子風骨的自然是夾在軍閥武人和學生中間的大學校長。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中共爪牙及特區的武裝鷹犬對中大及段崇智的攻擊，實在是這五四一百周年最具諷刺性、但也別具歷史意義的紀念。
提起五四，人們每每想起當年也是背負「暴徒大學」之名的北京大學的校長蔡元培。查實當年五月四日發生火燒趙家樓、毆打章宗祥事件之後，北洋政府內屬安徽（皖）系的軍閥段祺瑞也主張強硬鎮壓，甚至揚言要解散北大、罷免校長蔡元培。他說：「寧可十年不要學校，也不可一日容此學風。」但其實當時蔡元培所做的，只是在五四事件發生之後，為保釋學生而奔走吧了。為此，他還曾經努力勸說學生取消之後為抗議逮捕學生而發起的罷課行動。但政府內的強硬派卻把他視作學運風潮的幕後操縱者，只有他本人離開北大，風潮才能平息。不旋數日，蔡元培就自動向政府遞交了辭呈，並在辦公室留下「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的字條悄然離去。看來更像梁振英所謂的「只為了個人解脫」。
蔡元培辭呈中的「道旁兒」
「殺君馬者道旁兒」之句源出古書《風俗通》，意謂一匹跑得快的馬原是好事，但路邊旁人不停鼓掌，騎馬的人不斷加速，卻有可能把馬累死。當日有人猜測，蔡元培所指的「馬」及「道旁兒」究竟指的是誰？近來有不少評論人（例如張文光）引用蔡元培借用的這句來警告社會運動的旁觀者，不要只懂得向青年喝彩叫好，以免推他們走向死地。此提醒本意並非不可取，但卻非蔡元培當日的意思。因為學者其實早已考證出，所謂「道旁兒」乃指政府與學生對抗的整個社會氛圍，合力使他置於政治漩渦的中心，像一匹馬一樣「馳驅不已，至於死」。蔡元培感嘆自己竟然成為這悲劇的磨心，毅然求去，希望盡早平息風波。當然，事與願違的是，他的請辭不單沒有平息風波，反而學生相信蔡元培是因為受壓於政府而「被辭職」，爭取要他復職的風潮也使五四運動之火愈燒愈烈。
梁振英歹毒 遠超北洋軍閥
今日中大的段崇智校長，所做的事遠非蔡元培那種為保釋學生而四處奔走，但挾在夾縫之間兩面不是人的處境，卻與當年的蔡元培十分相像，甚至比他更為惡劣。原因是五四當日全北京被捕的學生不過三十餘人，但今日被補的，只是中大同學就已經到達此數，他們所遭受的更是駭人聽聞的侵權與虐打。而另一方面，今日的梁振英之流，其歹毒與惡劣，其實已遠超當年的北洋軍閥，長期茹素的段祺瑞好像更和藹可親一點。何况，當年北洋政府內既有段祺瑞這類每愛稱示威學生為「暴徒」的強硬派，但也有總統徐世昌這類溫和派。
在五四事件發生後兩日，政府不但有親日派官員陸宗輿、曹汝霖請辭而被挽留的姿態，而為了平息不安，政府頒布了命令要依法逮捕懲辦糾眾擾亂秩序者，籲勿再疏緩，但命令內文竟然首先就承認，五四事件中警察「事前調動失宜，殊屬疏誤。所派出之警察人員，防範無方，有負職守。着即由該總監（吳炳湘）查明職名，呈候懲戒。」觀乎今日特區政府，由林鄭到盧偉聰，又有誰有片言隻語，像當日北洋政府般肯反躬自省，公開承擔自己把局勢搞壞的責任？
北洋政府尚能反省警察失誤
古語云：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沉迷於槍桿子出政權的，骨子裏都是反智，因為他們只知道權力就是一切，從不相信教育有什麼內在的目的。在他們眼中，教育的首要和最終目的還是控制思想。敢於在權力機器面前，不畏權勢，以維持知識分子良知和教育者責任的，每每需要無比勇氣。而說到可以在強權面前，夠膽不假辭色的大學校長，其實無論蔡元培和段崇智都數不上。
民國時期，夠膽頂撞蔣介石的要數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劉文典是文史大師，校勘學和莊子的專家，師從章太炎、劉師培等，亦曾參加過同盟會。1927年蔣介石上台不久，主動要去安徽大學參觀，但劉文典並沒有為他安排「歡迎儀式」，令蔣介石大為不滿。1928年，安徽大學發生學潮，蔣介石召見劉文典問話，斥責他對學生管教無方，要劉交出在學潮中鬧事的共產黨員名單，並嚴懲罷課的學生。劉說：「我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管。」蔣指着劉怒斥：「看你這個樣子，簡直像個土豪劣紳！」劉也大聲反罵：「看你這個樣子，簡直就是一個新軍閥！」史書更有傳言謂兩人曾發生短暫的肢體衝突。
劉文典頂撞蔣介石 留傲骨傳奇
結果，劉文典被蔣介石軟禁，安徽大學的學生於是集會遊行，後來又有幾個學校響應，舉行罷課，高呼「打倒新軍閥！」「釋放劉校長！」蔣介石又採取了鎮壓行動，逮捕了一批學生。一個月後，在蔡元培、胡適、蔣夢麟等人的多方營救下，蔣介石始肯釋放劉文典，但劉不肯出來，並謂：「我劉文典豈是說關就關、說放就放的！要想請我出去，請先還我清白！」
劉文典校長浩氣干雲之處，說明那真是一個革命的年代。
可悲的是，這些傲骨錚錚的大學校長傳奇，似乎只能在民國歷史中找到，而利用這些學潮而冒起的共產黨，掌權之後反而更絕情而殘酷地馴服知識分子。段崇智校長稍有一點本着良知與事實作一些公允之言，黨國機器立即開動攻擊，齊齊否定其作為大學校長的基本資格。恐怕那姓段的再敢多言為「暴徒」說項，就會把他下放到牛棚去，接受再教育，讓他好好地反省自己究竟有沒有「入錯行」。
「五四」就這樣過了一百年，遇上的卻是更為乖張荒誕的年代。
文//安徒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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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7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中大校長段崇智日前發表公開信，詳述他與中大學生深情對話之後的見解和觀點，連日惹來鋪天蓋地的攻擊。上至前特首梁振英、《人民日報》，下至工聯會、藍色網媒、左派報章，甚至四個警察協會的主席都殺聲震天。有斥段校長「隨波逐流，不辯是非」，有指摘他「包庇罪行，自毁大學公信力」，有罵段「為暴動背書」，「中大已被暴徒騎劫」，不一而足。不過最為粗鄙無文的評論來自前任特首梁振英，他力指段崇智「縮骨」、「甩身」、「只為了個人解脫」，極盡人身攻擊的能事。不過最令人戰慄的還是他寫了過千字鴻文的最後一句：「近年香港的大學學生會都是玩政治的，當中還有無恥無敵的高手，但不是每個大學校長都是懂政治的，段校長，你有沒有入錯行？」
梁振英貴為前任特首，當今也是全國政協副主席。按照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的制度，梁在任特首期間，是香港所有大學的校監。他當然知道，香港所有資助大學的教授都是從全球招聘。在一個以研究成果和教學卓越掛帥的高等教育世界，各地求才若渴，競爭激烈。梁振英對段崇智的人身攻擊和無情羞辱，其實已經等於向全世界宣告，像段崇智這種「不懂政治」的學者，根本想也不要想來香港發展，因為香港已經回到「紅」大過「專」的文革時代。作為大學校長，一下子忘記了要緊緊跟隨「正確」政治路線，就會招來「國家領導人」級別的攻擊，身敗名裂，斯文掃地。如此一來，不單中大以後休想吸引什麼國際知名學者，在任的「老外」教授也不能不撫心自問，在這個「揸槍的」也會來教你如何管理大學的醬缸香港，究竟自己「有沒有入錯行」。
段入錯行？ 老外教授也要自問
查實段崇智的那封公開信，只是說了一些四平八穩的話，但已經扛上「包庇暴徒」、使中大變成「反中亂港的港獨勢力的基地」的嚴重罪名，說明今日在「緊急法」下的香港，有黨國機器撐腰的「武人干政」已經是特區現實的一部分。在「警察國家」（police state）狀態底下，大學，一如一切教育機構，都只不過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與警察與監獄這些「鎮壓性國家機器」本質沒有分別。在維穩至上的前提下，前者要除下「自由、中立、理性」的外衣，完全聽命於後者。無論是哪一級的教育機構，首要的任務就是對「維穩政權」效忠，認清舉報嫌疑罪犯，比什麼勞什子教育理念，「以人為本」的教育原則還要優先。
觀乎中國近代，軍閥武人最為忌諱的正是學生運動。最能考驗所謂知識分子風骨的自然是夾在軍閥武人和學生中間的大學校長。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中共爪牙及特區的武裝鷹犬對中大及段崇智的攻擊，實在是這五四一百周年最具諷刺性、但也別具歷史意義的紀念。
提起五四，人們每每想起當年也是背負「暴徒大學」之名的北京大學的校長蔡元培。查實當年五月四日發生火燒趙家樓、毆打章宗祥事件之後，北洋政府內屬安徽（皖）系的軍閥段祺瑞也主張強硬鎮壓，甚至揚言要解散北大、罷免校長蔡元培。他說：「寧可十年不要學校，也不可一日容此學風。」但其實當時蔡元培所做的，只是在五四事件發生之後，為保釋學生而奔走吧了。為此，他還曾經努力勸說學生取消之後為抗議逮捕學生而發起的罷課行動。但政府內的強硬派卻把他視作學運風潮的幕後操縱者，只有他本人離開北大，風潮才能平息。不旋數日，蔡元培就自動向政府遞交了辭呈，並在辦公室留下「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的字條悄然離去。看來更像梁振英所謂的「只為了個人解脫」。
蔡元培辭呈中的「道旁兒」
「殺君馬者道旁兒」之句源出古書《風俗通》，意謂一匹跑得快的馬原是好事，但路邊旁人不停鼓掌，騎馬的人不斷加速，卻有可能把馬累死。當日有人猜測，蔡元培所指的「馬」及「道旁兒」究竟指的是誰？近來有不少評論人（例如張文光）引用蔡元培借用的這句來警告社會運動的旁觀者，不要只懂得向青年喝彩叫好，以免推他們走向死地。此提醒本意並非不可取，但卻非蔡元培當日的意思。因為學者其實早已考證出，所謂「道旁兒」乃指政府與學生對抗的整個社會氛圍，合力使他置於政治漩渦的中心，像一匹馬一樣「馳驅不已，至於死」。蔡元培感嘆自己竟然成為這悲劇的磨心，毅然求去，希望盡早平息風波。當然，事與願違的是，他的請辭不單沒有平息風波，反而學生相信蔡元培是因為受壓於政府而「被辭職」，爭取要他復職的風潮也使五四運動之火愈燒愈烈。
梁振英歹毒 遠超北洋軍閥
今日中大的段崇智校長，所做的事遠非蔡元培那種為保釋學生而四處奔走，但挾在夾縫之間兩面不是人的處境，卻與當年的蔡元培十分相像，甚至比他更為惡劣。原因是五四當日全北京被捕的學生不過三十餘人，但今日被補的，只是中大同學就已經到達此數，他們所遭受的更是駭人聽聞的侵權與虐打。而另一方面，今日的梁振英之流，其歹毒與惡劣，其實已遠超當年的北洋軍閥，長期茹素的段祺瑞好像更和藹可親一點。何况，當年北洋政府內既有段祺瑞這類每愛稱示威學生為「暴徒」的強硬派，但也有總統徐世昌這類溫和派。
在五四事件發生後兩日，政府不但有親日派官員陸宗輿、曹汝霖請辭而被挽留的姿態，而為了平息不安，政府頒布了命令要依法逮捕懲辦糾眾擾亂秩序者，籲勿再疏緩，但命令內文竟然首先就承認，五四事件中警察「事前調動失宜，殊屬疏誤。所派出之警察人員，防範無方，有負職守。着即由該總監（吳炳湘）查明職名，呈候懲戒。」觀乎今日特區政府，由林鄭到盧偉聰，又有誰有片言隻語，像當日北洋政府般肯反躬自省，公開承擔自己把局勢搞壞的責任？
北洋政府尚能反省警察失誤
古語云：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沉迷於槍桿子出政權的，骨子裏都是反智，因為他們只知道權力就是一切，從不相信教育有什麼內在的目的。在他們眼中，教育的首要和最終目的還是控制思想。敢於在權力機器面前，不畏權勢，以維持知識分子良知和教育者責任的，每每需要無比勇氣。而說到可以在強權面前，夠膽不假辭色的大學校長，其實無論蔡元培和段崇智都數不上。
民國時期，夠膽頂撞蔣介石的要數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劉文典是文史大師，校勘學和莊子的專家，師從章太炎、劉師培等，亦曾參加過同盟會。1927年蔣介石上台不久，主動要去安徽大學參觀，但劉文典並沒有為他安排「歡迎儀式」，令蔣介石大為不滿。1928年，安徽大學發生學潮，蔣介石召見劉文典問話，斥責他對學生管教無方，要劉交出在學潮中鬧事的共產黨員名單，並嚴懲罷課的學生。劉說：「我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管。」蔣指着劉怒斥：「看你這個樣子，簡直像個土豪劣紳！」劉也大聲反罵：「看你這個樣子，簡直就是一個新軍閥！」史書更有傳言謂兩人曾發生短暫的肢體衝突。
劉文典頂撞蔣介石 留傲骨傳奇
結果，劉文典被蔣介石軟禁，安徽大學的學生於是集會遊行，後來又有幾個學校響應，舉行罷課，高呼「打倒新軍閥！」「釋放劉校長！」蔣介石又採取了鎮壓行動，逮捕了一批學生。一個月後，在蔡元培、胡適、蔣夢麟等人的多方營救下，蔣介石始肯釋放劉文典，但劉不肯出來，並謂：「我劉文典豈是說關就關、說放就放的！要想請我出去，請先還我清白！」
劉文典校長浩氣干雲之處，說明那真是一個革命的年代。
可悲的是，這些傲骨錚錚的大學校長傳奇，似乎只能在民國歷史中找到，而利用這些學潮而冒起的共產黨，掌權之後反而更絕情而殘酷地馴服知識分子。段崇智校長稍有一點本着良知與事實作一些公允之言，黨國機器立即開動攻擊，齊齊否定其作為大學校長的基本資格。恐怕那姓段的再敢多言為「暴徒」說項，就會把他下放到牛棚去，接受再教育，讓他好好地反省自己究竟有沒有「入錯行」。
「五四」就這樣過了一百年，遇上的卻是更為乖張荒誕的年代。
文//安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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