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20-未來城市：諾獎窮人經濟學 香港學到什麼？
未來城市：諾獎窮人經濟學 香港學到什麼？
2019年10月20日星期日
MaD最近在深水埗進行「行多兩步實驗室」，亦與運輸署合作，參加者先到社區實地考察，收集居民的故事。（MaD提供）
【明報專訊】這幾天大家都在想像，如果買800萬樓，申請九成按揭只需付80萬首期，但要月入6萬，究竟是怎樣一回事，是益你還是玩你？不如跳出香港想想另一個情景題：你是摩洛哥一個偏遠村落的窮人，如果給你一點錢，你會用來買多點食物，那如果再多給你一些錢，你會用來做什麼？買更多的食物讓自己更有氣力工作？還是買部電視讓自己的生活不必那麼苦悶？剛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夫婦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迪弗洛（Esther Duflo）在當地視察看見，村民會選擇買電視。在發展中國家親身研究窮人的行為，以在地實驗了解扶貧措施是否真的有效，他們發現，扶貧人人都說，但並沒有多少人真的理解窮人的想法與計算。如果知道只吃香蕉和蛋都夠熱量，多給你一點錢，你不會甘於多買香蕉和蛋啃飽便算，而是想買點好吃的，可能是糖果，貴些但未必更有營養。兩人亦觀察到，在印度村落常見一些小店，會將洗頭水拆成小包出售、香煙一根一根分開賣，窮人懷疑未來會否比現在好，不會把錢都用來買必需品，而是讓自己當下過得快活些。雖然研究聚焦全球最貧困地區，但這樣的心理，在香港的我們又好像能明白一點點，當你預視將來不可能月入6萬……
經濟諾獎得主 研新方法扶貧
得獎者簡介形容，「短短20年間，他們（經濟學獎得主）以實驗為基礎的嶄新方法改變了發展經濟學，成為興盛起來的研究領域。」在印度烏代浦，為了讓兒童接種疫苗，班納吉和迪弗洛做了一場小實驗，在當地30個注射營以送2磅木豆（當地的主食）作為誘因，結果接種率由6%提高到38%。當地人其中一個不帶小孩打針的原因，是相信攜小孩外出會遇上邪眼（evil eye）而夭折，這個實驗破除的迷思，是提供措施的人總認為信仰的阻力很大，但其實「邪眼並沒有恐怖到讓他們放棄木豆」。而有時我們為窮人的一些行為生氣，例如有錢不買食物而去買電視、為健康打疫苗這麼基本的事都不願做，是因為沒了解他們面對的處境，如電視是村裏唯一的娛樂、發達地方的學校會規定學生一定要打針，我們根本不用費心考慮窮人日夜計算的事。
打疫苗送食物 接種率大增
班納吉及迪弗洛用的方法稱為RCT（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隨機控制實驗），港大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趙耀華說做實驗在自然科學很常見，但「在經濟學的方法學上是很重大的突破」，「以前我們不做實驗，直至1980、90年代，經濟學家做的研究是蒐集數據，做統計分析；另一種是建立數學模型。他們的方法新在嘗試說服政府，如以蚊帳防止蚊患，什麼方法才讓人願意用，這無法靠估，便說服政府用不同方法，做了之後就可以對比，如何實行才是好」。做實驗不是很簡單的求真途徑嗎？何以新奇？趙教授說：「係呀，你可以咁講。其實經濟學很多的貢獻在於說服行內人，不是行外人，如我們做些統計學的分析，往往花很多力氣，將做出來的成果跟一般人說，他或許認為理所當然，但我們要用很多精力說服行內的群體，行家會細心去看是否做得周延，沒有錯誤。」
微觀研究 不只着眼大論述
在《窮人的經濟學》一書中，會看到班納吉及迪弗洛的小心辯證，如面對其中一個脫貧的大哉問，外來援助是對的手段嗎？發展經濟學一直分兩派，一派認為有「貧窮陷阱」，需要外力推一把，窮國才可走上發展大道；另一派則認為這會造成依賴，最重要是開放市場。兩名得獎學者就提出，先看清楚實情，別一味着眼大論述。如台大經濟學系教授林明仁提出「微型借貸」的例子說明二人的貢獻，借點小錢給窮人做生意，是很多人相信的美好故事，但二人以實驗得知，這個做法雖然提高了窮人借到錢的機率，但家庭消費沒有增加，班納吉作出結論，微型借貸是有些效果，但不是扶貧的萬靈丹。
假設在現實不一定對
「大圍來說，經濟學假設人的行為是理性的，但有一批少數的行為經濟學家認為，人並非真的那麼理性，在日常生活有自我控制的困難，如早上打算做些事，下午忘得一乾二淨；夜闌人靜時決定明天不要用那麼多手機，翌日做不到；每年新年願望最後都沒有實行。我們對自己的了解並不那麼多，以為控制到的沒我們想像多。」趙教授說，假設人是理性好簡單，行為都有目的，可以建立放諸四海皆準的簡單模型，解釋人類行為，「但如果接受人並非那麼理性的觀點，便會有困難，理性的假設好簡單，但偏離理性就有很多方面。他們二人做較微觀的研究，因為宏觀看法是有假設的，在現實上不一定對」。
「Think small是他們的研究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鄒崇銘就說二人的工作在挑戰宏大論述，「宏大論述會將人類社會的一些現象，用好大的理論去涵蓋，高度概括來形容，其中一個例子是市場經濟，好似很powerful的解釋全世界的事，壞處是沒辦法因地制宜」。他說這些實驗工作的啟示是貼地去研究政策措施，「不會變成學者憑空想像，或距離受眾遙遠的地方去設計他們想當然的方案」。
不先入為主 貼地實驗推政策
這個啟示，在香港也適用。「說到這裏，我即時想起的是特區政府，現在的決策都集中在政府總部，三司十三局的AO缺乏地區經驗，不需接觸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如何從普通市民的處境去理解他們面對的問題及提出解決方法？」鄒崇銘提到在扶貧機構工作的經驗，都會強調微觀介入，「如何在具體的生活，設計具體的工具、生活或管理方式，以至政策。從微觀每天面對的衣食住行出發，又要將其放在很大的政策環境來看」。《窮人的經濟學》的前言說「終極目標是藉由窮人的生活與選擇告訴我們如何對抗全球的貧窮問題」，「為什麼挑戰看似巨大，而我們還要堅持下去不能放棄？回答這些問題的目的，就是要告訴大家成功絕非遙不可及」。脫貧人人都會說，但落實時的真實景况，施行決策的人未曾認真審視，卻困在大論述之間，視扶貧是個大難題。兩位學者的嘗試，在於消除一些無力感，從小處帶來改變。
香港社區實驗 從市民處境理解
得獎學者的理念，鄒崇銘說，香港亦見類似的嘗試，結合實地研究、跨持份者的合作、小實驗幾個元素。他曾在賽馬會「創不同」社會創新實驗室（Jockey Club Make a Difference Social Lab）一些項目的活動中提供意見，他說該機構2015年在深水埗做過為期8日的實驗，以五步實踐，先在社區收集故事，了解當區的需要，構思方案再收集意見，「這是design thinking的過程，通過大量的田野研究或第一手的經歷、故事，在當中抽取重點，從重點設計實驗。大量個人經驗，如口述歷史是沒有任何規律的，跟問卷很不一樣，基本上沒有先入為主的結構，沒有預設結論，這個方法更open end，或會得出沒人想過的結果，目的也在此」。不過他指出8天不足以完成循環驗證、重複審核的工夫，後來機構發展出「實驗圖書館」、「公園實驗室」等長達數月的項目，項目另一重點是與政府部門合作，如康文署是「實驗室伙伴」，康文署亦採用計劃部分構思，在今年1月推出「寵物共享公園」試驗計劃，在6個公園試行。
第三人倡發達國家基金預購疫苗
「在全世界都有很多social lab，或稱為behavioral insight，行為洞察的實驗室，這是世界的主流，發達國家政府都有這些實驗室。」英國就有The 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與學者、政府、在地機構等單位合作，解決政策問題，至今已進行超過750個計劃，包括在不同國家進行的400個隨機控制實驗。班納吉及迪弗洛有份創立的「貧窮行動實驗室」（The 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雲集181名教授加入打擊全球貧窮問題。今年經濟學獎第三名得獎者，哈佛大學教授克雷默（Michael Kremer）亦是當中成員，趙耀華介紹，克雷默提出名為Advanced Market Commitments的方法來處理落後國家疾病問題。「藥廠對製造疫苗不太感興趣，大部分的研究是針對發達地區一些甚至稱不上是病的問題，如脫髮、改善膚質，原因好簡單，因為受眾付得起錢。他的建議是在發達國家有些基金有興趣幫落後國家，如蓋茨夫婦的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就可以作出承諾，針對落後國家某種病如瘧疾，宣布哪間藥廠研製出疫苗，提前講明願用多少錢買幾大量的藥物，當藥廠知道成功研發後一定有人買，有生意為何不做？」
過程慢 不能照辦煮碗
說得RCT如此貼地，這帖藥方有沒有被過度神話化？鄒崇銘認為「當然係啦」，2015年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Angus Deaton就批評RCT只能釐清特定脈絡下的因果關係，無法推論到更一般的樣本，鄒解釋，類似在深水埗做一個實驗，貼身設計有效的方法，未必可在天水圍照辦煮碗，而是要在天水圍再逐步實驗，「過程是很慢的」。但他見到學生以參考social lab形式做研究後，會真正認識社區問題，而非以大學生身分憑空想像，「基於真人具體生活處境、大量故事，來建立知識」。趙耀華認為RCT受諾獎評審青睞，近年亦有行為經濟學家得獎，突顯了經濟學更多元化的發展；鄒崇銘就說，一些經濟學主流學說「表面上是嚴謹的科學方法，但建基於太多原有假設或研究的程序，諾獎過去10年似乎轉軚覺得呢班人唔掂，要找新方法，行為經濟學就回到群眾、普羅市民身邊」。台灣《製造低收入戶》作者洪伯勳說，《窮人的經濟學》談的是謙卑，政策制定者如果說不出窮人為何這麼做、這麼想，就算善意推行的政策，也可能是個災難。這個信息，相信能應用的不只是扶貧問題了。
文 // 曾曉玲
圖 // 法新社、曾曉玲、MaD提供、網上圖片
編輯 // 林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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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0日星期日
MaD最近在深水埗進行「行多兩步實驗室」，亦與運輸署合作，參加者先到社區實地考察，收集居民的故事。（MaD提供）
【明報專訊】這幾天大家都在想像，如果買800萬樓，申請九成按揭只需付80萬首期，但要月入6萬，究竟是怎樣一回事，是益你還是玩你？不如跳出香港想想另一個情景題：你是摩洛哥一個偏遠村落的窮人，如果給你一點錢，你會用來買多點食物，那如果再多給你一些錢，你會用來做什麼？買更多的食物讓自己更有氣力工作？還是買部電視讓自己的生活不必那麼苦悶？剛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夫婦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迪弗洛（Esther Duflo）在當地視察看見，村民會選擇買電視。在發展中國家親身研究窮人的行為，以在地實驗了解扶貧措施是否真的有效，他們發現，扶貧人人都說，但並沒有多少人真的理解窮人的想法與計算。如果知道只吃香蕉和蛋都夠熱量，多給你一點錢，你不會甘於多買香蕉和蛋啃飽便算，而是想買點好吃的，可能是糖果，貴些但未必更有營養。兩人亦觀察到，在印度村落常見一些小店，會將洗頭水拆成小包出售、香煙一根一根分開賣，窮人懷疑未來會否比現在好，不會把錢都用來買必需品，而是讓自己當下過得快活些。雖然研究聚焦全球最貧困地區，但這樣的心理，在香港的我們又好像能明白一點點，當你預視將來不可能月入6萬……
經濟諾獎得主 研新方法扶貧
得獎者簡介形容，「短短20年間，他們（經濟學獎得主）以實驗為基礎的嶄新方法改變了發展經濟學，成為興盛起來的研究領域。」在印度烏代浦，為了讓兒童接種疫苗，班納吉和迪弗洛做了一場小實驗，在當地30個注射營以送2磅木豆（當地的主食）作為誘因，結果接種率由6%提高到38%。當地人其中一個不帶小孩打針的原因，是相信攜小孩外出會遇上邪眼（evil eye）而夭折，這個實驗破除的迷思，是提供措施的人總認為信仰的阻力很大，但其實「邪眼並沒有恐怖到讓他們放棄木豆」。而有時我們為窮人的一些行為生氣，例如有錢不買食物而去買電視、為健康打疫苗這麼基本的事都不願做，是因為沒了解他們面對的處境，如電視是村裏唯一的娛樂、發達地方的學校會規定學生一定要打針，我們根本不用費心考慮窮人日夜計算的事。
打疫苗送食物 接種率大增
班納吉及迪弗洛用的方法稱為RCT（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隨機控制實驗），港大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趙耀華說做實驗在自然科學很常見，但「在經濟學的方法學上是很重大的突破」，「以前我們不做實驗，直至1980、90年代，經濟學家做的研究是蒐集數據，做統計分析；另一種是建立數學模型。他們的方法新在嘗試說服政府，如以蚊帳防止蚊患，什麼方法才讓人願意用，這無法靠估，便說服政府用不同方法，做了之後就可以對比，如何實行才是好」。做實驗不是很簡單的求真途徑嗎？何以新奇？趙教授說：「係呀，你可以咁講。其實經濟學很多的貢獻在於說服行內人，不是行外人，如我們做些統計學的分析，往往花很多力氣，將做出來的成果跟一般人說，他或許認為理所當然，但我們要用很多精力說服行內的群體，行家會細心去看是否做得周延，沒有錯誤。」
微觀研究 不只着眼大論述
在《窮人的經濟學》一書中，會看到班納吉及迪弗洛的小心辯證，如面對其中一個脫貧的大哉問，外來援助是對的手段嗎？發展經濟學一直分兩派，一派認為有「貧窮陷阱」，需要外力推一把，窮國才可走上發展大道；另一派則認為這會造成依賴，最重要是開放市場。兩名得獎學者就提出，先看清楚實情，別一味着眼大論述。如台大經濟學系教授林明仁提出「微型借貸」的例子說明二人的貢獻，借點小錢給窮人做生意，是很多人相信的美好故事，但二人以實驗得知，這個做法雖然提高了窮人借到錢的機率，但家庭消費沒有增加，班納吉作出結論，微型借貸是有些效果，但不是扶貧的萬靈丹。
假設在現實不一定對
「大圍來說，經濟學假設人的行為是理性的，但有一批少數的行為經濟學家認為，人並非真的那麼理性，在日常生活有自我控制的困難，如早上打算做些事，下午忘得一乾二淨；夜闌人靜時決定明天不要用那麼多手機，翌日做不到；每年新年願望最後都沒有實行。我們對自己的了解並不那麼多，以為控制到的沒我們想像多。」趙教授說，假設人是理性好簡單，行為都有目的，可以建立放諸四海皆準的簡單模型，解釋人類行為，「但如果接受人並非那麼理性的觀點，便會有困難，理性的假設好簡單，但偏離理性就有很多方面。他們二人做較微觀的研究，因為宏觀看法是有假設的，在現實上不一定對」。
「Think small是他們的研究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鄒崇銘就說二人的工作在挑戰宏大論述，「宏大論述會將人類社會的一些現象，用好大的理論去涵蓋，高度概括來形容，其中一個例子是市場經濟，好似很powerful的解釋全世界的事，壞處是沒辦法因地制宜」。他說這些實驗工作的啟示是貼地去研究政策措施，「不會變成學者憑空想像，或距離受眾遙遠的地方去設計他們想當然的方案」。
不先入為主 貼地實驗推政策
這個啟示，在香港也適用。「說到這裏，我即時想起的是特區政府，現在的決策都集中在政府總部，三司十三局的AO缺乏地區經驗，不需接觸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如何從普通市民的處境去理解他們面對的問題及提出解決方法？」鄒崇銘提到在扶貧機構工作的經驗，都會強調微觀介入，「如何在具體的生活，設計具體的工具、生活或管理方式，以至政策。從微觀每天面對的衣食住行出發，又要將其放在很大的政策環境來看」。《窮人的經濟學》的前言說「終極目標是藉由窮人的生活與選擇告訴我們如何對抗全球的貧窮問題」，「為什麼挑戰看似巨大，而我們還要堅持下去不能放棄？回答這些問題的目的，就是要告訴大家成功絕非遙不可及」。脫貧人人都會說，但落實時的真實景况，施行決策的人未曾認真審視，卻困在大論述之間，視扶貧是個大難題。兩位學者的嘗試，在於消除一些無力感，從小處帶來改變。
香港社區實驗 從市民處境理解
得獎學者的理念，鄒崇銘說，香港亦見類似的嘗試，結合實地研究、跨持份者的合作、小實驗幾個元素。他曾在賽馬會「創不同」社會創新實驗室（Jockey Club Make a Difference Social Lab）一些項目的活動中提供意見，他說該機構2015年在深水埗做過為期8日的實驗，以五步實踐，先在社區收集故事，了解當區的需要，構思方案再收集意見，「這是design thinking的過程，通過大量的田野研究或第一手的經歷、故事，在當中抽取重點，從重點設計實驗。大量個人經驗，如口述歷史是沒有任何規律的，跟問卷很不一樣，基本上沒有先入為主的結構，沒有預設結論，這個方法更open end，或會得出沒人想過的結果，目的也在此」。不過他指出8天不足以完成循環驗證、重複審核的工夫，後來機構發展出「實驗圖書館」、「公園實驗室」等長達數月的項目，項目另一重點是與政府部門合作，如康文署是「實驗室伙伴」，康文署亦採用計劃部分構思，在今年1月推出「寵物共享公園」試驗計劃，在6個公園試行。
第三人倡發達國家基金預購疫苗
「在全世界都有很多social lab，或稱為behavioral insight，行為洞察的實驗室，這是世界的主流，發達國家政府都有這些實驗室。」英國就有The 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與學者、政府、在地機構等單位合作，解決政策問題，至今已進行超過750個計劃，包括在不同國家進行的400個隨機控制實驗。班納吉及迪弗洛有份創立的「貧窮行動實驗室」（The 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雲集181名教授加入打擊全球貧窮問題。今年經濟學獎第三名得獎者，哈佛大學教授克雷默（Michael Kremer）亦是當中成員，趙耀華介紹，克雷默提出名為Advanced Market Commitments的方法來處理落後國家疾病問題。「藥廠對製造疫苗不太感興趣，大部分的研究是針對發達地區一些甚至稱不上是病的問題，如脫髮、改善膚質，原因好簡單，因為受眾付得起錢。他的建議是在發達國家有些基金有興趣幫落後國家，如蓋茨夫婦的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就可以作出承諾，針對落後國家某種病如瘧疾，宣布哪間藥廠研製出疫苗，提前講明願用多少錢買幾大量的藥物，當藥廠知道成功研發後一定有人買，有生意為何不做？」
過程慢 不能照辦煮碗
說得RCT如此貼地，這帖藥方有沒有被過度神話化？鄒崇銘認為「當然係啦」，2015年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Angus Deaton就批評RCT只能釐清特定脈絡下的因果關係，無法推論到更一般的樣本，鄒解釋，類似在深水埗做一個實驗，貼身設計有效的方法，未必可在天水圍照辦煮碗，而是要在天水圍再逐步實驗，「過程是很慢的」。但他見到學生以參考social lab形式做研究後，會真正認識社區問題，而非以大學生身分憑空想像，「基於真人具體生活處境、大量故事，來建立知識」。趙耀華認為RCT受諾獎評審青睞，近年亦有行為經濟學家得獎，突顯了經濟學更多元化的發展；鄒崇銘就說，一些經濟學主流學說「表面上是嚴謹的科學方法，但建基於太多原有假設或研究的程序，諾獎過去10年似乎轉軚覺得呢班人唔掂，要找新方法，行為經濟學就回到群眾、普羅市民身邊」。台灣《製造低收入戶》作者洪伯勳說，《窮人的經濟學》談的是謙卑，政策制定者如果說不出窮人為何這麼做、這麼想，就算善意推行的政策，也可能是個災難。這個信息，相信能應用的不只是扶貧問題了。
文 // 曾曉玲
圖 // 法新社、曾曉玲、MaD提供、網上圖片
編輯 // 林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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